坐月子听谁的？新老博弈与家长权威的式微｜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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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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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儿育女不仅是个体行为，还是一种代表集体性意义、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团体行为。坐月子既是产后护理措施的关键，也是一种仪式化实践，其中充斥着传统文化和家长照顾者的意志。商业化坐月子属于新生事物，其理念与中产阶级女性的期待以及现代家庭的需求不谋而合。在新老博弈之间，传统理念与家长权威从以往的核心位置被推倒边缘。
▍传统与理论：家长的权威
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孝通先生专门讨论了处于变化之中的中国家长权威问题。他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家长权威可以首先放入一个普适性的视角之中加以观察。这是因为，家庭这个父母子的三角结构，属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极重要的创造。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表述，父母相对于孩子的权威来自社会控制个人的力量：“在一个抚育是父母的责任的社会中，父母就得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换而言之，孩提时代是一个任性、不驯服、甚至因常常越轨行径时而触犯社会规范的时期。父母教育孩子遵守社会规范，也就是父母建立自身权威的过程。这是中外家长权威不可缺少的一块基石。
费先生同时认为，中国家长的权威还来自一种比较独特的中国式期待，即家长们极力地将孩子视为自我生命的延续和传承自我理想的下一代人：“我们自己社会中用血统概念来加强亲子一体的信念，以致我们常不自觉地认为子女是父母生物上的支派。”费孝通借用同行李安宅先生之口表示，在“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父母如饥似渴地借用孩子的生命历程实现自己的重生，不断将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或自己的意志转移到孩子身上。虽然这是人们在理想和现实极为不合的时代中最常犯的大毛病，但是，既然孩子被视为父母的生物性支派，要求下一代尊重上一代的意志，也就变得极为自然。所以说，在高度重视血缘关系和传宗接代的中国社会中，长期被社会认定的两代人之间的生物统一性与社会期待的统一性，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中国家长权威的另一块基石。
在讨论家长权威之后，费先生将笔锋转向亲子之间的隔膜和冲突。他认为，亲子之间隔着一代的时间，有着不同的生活感触，更有可能发生新旧理念的冲撞。儿女们若是接受新理念，新与旧之间的差异一定会导致“世代之间的隔膜”。费先生认为，如果新理念比原有的理念更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它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接受，从而代替原有的理念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为了说明理念的兴替与父母权威式微的关系，费先生借用尼采传记讲述了一个精彩故事：尼采之母是虔诚的宗教人士，一心希望尼采也能皈依上帝，而尼采却是宗教信条的叛逆者，屡次想把真情告诉母亲，可他知道如此表白肯定会让母亲万分难过。受着内心煎熬的尼采，在风中漫步沉思，迎面见到一个卖气球的小商贩，拼命握住一捆已在天空中乱舞的气球的细线。一阵狂风袭来，吹断每一根线，吹起每一个气球，送它们直上天空。尼采仰望着在天空中飞远的气球感叹道：“要飞的，终于飞了。”
▍商业化坐月子：对家长权威的挑战
作为添丁进口的家庭大事及女性的特殊人生大事，坐月子既是产后护理措施的关键，也是一种仪式化实践，其中充斥着传统文化和家长照顾者的意志。但由于商业化坐月子仍然属于新生事物，与老一代女性普遍经历的月子有着很大的不同，费先生所说的“世代间的隔膜”难免地浮现在人们眼前。本文以费孝通有关家长权威和理念兴替的论述为参照，集中分析商业化坐月子与传统月子的理念差异对家长权威的冲击。
随着都市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全新的孕产市场在中国大城市逐渐形成，涵括私立妇产医院、月嫂、月子会所、月子餐公司、催奶师、育婴师、母婴用品电子商务、产后恢复中心等多重商业化环节。其中，月子会所算是月子产品中的“奢侈品”。月子会所，也被称之为月子中心、母婴护理中心或者产后护理之家等，名称尽管不同，均以科学且舒适为名，提供专业的产妇身体康复和新生儿照料服务。即便以月子会所为代表的商业化母婴护理服务因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明显呈现出准入资质低、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的现状，但仍被新闻媒体称为中国大陆“朝阳产业”之一。
追溯历史，月子中心兴起的源头在台湾。在过去10多年中，由于“龙年”（2000年）以及“马年”（2002年）在中国大陆导致的生育高峰，借鉴台湾经验建立的商业化月子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厦门、重庆等城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在北京，月子中心目前有30家左右，多集中在城市的东部和北部。
2012年至2013年，笔者选择北京一家中档价位的“蓝色港湾月子中心”，从事了半年的田野调查，期间陆续对20多名工作人员、40位产妇及其部分家属展开了深度访谈。在访谈中，笔者听取了工作人员、产妇及其亲属对坐月子的看法、期待，自身的健康观念，选择月子中心的原因以及对新式月子的体验感受等。通过访谈和田野观察发现，商业化的坐月子虽然保留大量传统文化成分，但也对传统文化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为了清晰地说明商业化坐月子实践对老一代家长权威的冲击，以下讨论将从三个纬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产后护理新旧知识理念的差异；第二个维度是新老月子对处理家庭关系理念的差异；第三个维度是新老月子里主体认同理念的差异。
▍月子知识信念的差异
坐月子习俗，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类似于现代医学所指的产褥期护理，但具备特有的中国文化内涵。坐月子实践是建立在传统医学体液理论的基础上，女性生产的身体被认为因失血过多而虚弱，容易风冷得病：
产后余疾，由产劳伤腑脏，血气不足，日月未满，而起早劳段，虚损不复，为风邪所乘，令气力疲乏，股肉柴瘦。若风冷入于肠胃，肠胃虚冷，时变下利；若人搏于血，则经水否涩；冷搏气血，亦令腹痛。随腑腹虚处，乘虚伤之，变成诸疾。以其因产伤损，余势不复，致羸瘠疲顿，乍瘥乍甚，故谓产后余病。
为此，一般来说，产妇在坐月子1个月左右时间内要遵守一系列有关饮食、身体行为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的规范和禁忌。如饮食上要多吃热性、高蛋白的食物，避免食用凉性食物，如蔬菜、水果、凉水、海鲜等；在行为上，产妇要避免出门，卧床静养，不做家务，不做针线活，不用眼、不梳头，并做好保暖措施，如穿长袖衣裤袜子，戴头巾等，防止风寒的侵入；在环境上，要做好防寒防风的措施，房间门窗都要紧闭，尽量避光，保持安静。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有所不同，具体细节上还有很多差别。
但由于现代卫生理念与生活条件的提升，很多年轻女性表示很难再接受传统坐月子的理念以及育儿方式，尤其是不能洗头洗澡刷牙、不能吃蔬菜水果，或者给孩子绑腿等等禁忌，一位27岁的产妇被访者这样描述传统月子，进而选择到月子会所坐月子：
我婆婆是西北农村的，我小姑子坐月子的时候，吃了整整两只羊，一个月没有洗过澡，没下过床，在火炕上坚持了一个月，躺着，人变得胖得不行，160多斤。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完全接受不了！
另外一位32岁的产妇，认为月子中心可以把科学的东西带进来，把一些老的观念去掉，比如洗澡和饮食问题：
你要在家老人帮你坐月子，肯定不让你洗澡。我妈就不让，说再忍两天，他们就怕受风，头疼那样，后来护士说没事，她也就没说什么 39 36769 39 14493 0 0 3704 0 0:00:09 0:00:03 0:00:06 3703了。其实也不会受风，没有风你上哪受去啊。过去那个环境它达不到这么高温度，比如说平房，它没有环境洗澡，一洗可能就感冒了，很容易透风，它就不适宜洗澡。然后让你每顿吃鸡蛋，那你说他们原来那条件没有东西，可不就吃鸡蛋吗？现在一天让你吃好几个，你也消耗不了啊。
月子中心倡导的新式月子的理念和实践，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医学知识和健康观念，从环境、饮食、身体行为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建构。如，在环境上，月子中心都装修得比较舒适明亮，取环保、纯天然的概念，安装空调，为母婴提供健康绿色的休养环境；在饮食上，月子中心不再拘泥于单一传统的月子餐，在中医“一清二温三补”的基础上，引入科学营养概念，去除月子里不能吃蔬菜水果等饮食禁忌，进行膳食调配，荤素蔬果均衡搭配，为产妇提供一天三顿正餐三顿副餐；在身体行为方面，是改变最大的地方，引用现代卫生观念，宣传传统产后禁忌的危害，倡导产妇产后洗澡洗头、刷牙，防止产后口腔及皮肤等疾病发生。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传统“不能着凉”的观念，在卫生间安装浴霸、智能加热马桶，保证洗浴的温度等。此外，月子中心还建议产妇多活动，做产后操。出于促进心理健康的考虑，同时也会开展各种产后疾病预防及育儿知识的讲座，在母亲坐月子的同时，增加母亲对自身健康和哺乳婴儿的信心，缓解转为新妈妈的焦虑、不安。
月子中心服务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则是新生儿的护理。蓝色港湾月子中心十分强调科学育儿，聘请儿科医生和护士进行医学护理，引用的医学流程包括测量体温、体重、身长，大小便次数、排量，红臀、黄疸、湿疹、腹泻等常规性新生儿疾病的检查预防，给婴儿喂奶、拍嗝，洗澡游泳，做抚触，做语言交流、智力开发等。
对于新式坐月子，部分家长表示支持，认可科学坐月子；部分家长采取折中的态度，比如同意产妇洗头洗澡，但要减少次数，“不然到老了落毛病，还是不能那么大意”，勉强放权。少数产妇家中的老人，不能认同新式坐月子和科学育儿的方式，即便产后女性搬到月子中心坐月子，代际之间的矛盾仍然出现。以下是一对母女关于科学喂养婴儿方式的争执对话：
母亲：他们（月子中心护理人员）把孩子两个小时就弄醒喂奶，太机械化了，对孩子休息不好，留下非常大的后患。
女儿：这是遵循科学喂养，在固定的喂养时间嘛。我妈传统带孩子的思想认为，孩子睡着是补脑的时候，不要弄醒，弄醒对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
母亲：他要是饿了自然会醒。搞得睡眠非常不好，一晚上要起三五次，那行吗？月子中心说是科学喂养，但我感觉不科学。而且搅乱正常生活方式，到现在还这样。
女儿：没哟，我妈妈指的是对孩子，对我们没有什么搅乱。
母亲：怎么没搅乱？你自己也休息不好了呀！
女儿：那我也要喂奶啊，我本来也涨奶了呀，也要起来喂呀。
上面短短的对话已揭示两代人在知识层面上的代际差异。每两个小时为孩子喂一次奶，在女儿看来是一种科学育儿方式，而母亲却认为，孩子在睡眠时被弄醒喝奶会伤害孩子的大脑。女儿表达的观点显然是对月子中心方式的接受，对制度化育儿方法的接受，但在母亲看来，如此的做法十分机械。女儿认为母亲的看法是传统意识的表现，没有科学根据；而母亲认为，养成每两个小时喂一次奶的习惯，打乱从会所返回家后的正常照顾生活。
可以说，商业化的坐月子，保留传统月子知识的“补养”理念，去除传统月子的卫生禁忌，符合现代人们生活的习惯，满足年轻女性对科学坐月子和科学育儿的需求，势必也冲击了传统家长的知识权威，不管家长是全权支持，勉强同意，还是非常不赞同，最终都还是对新知识和子代的选择妥协了。
▍月子权力关系的转变
传统社会以礼教为基础，呈现着很强的道德性质。腾尼斯提出，现代社会是从共同体转向联合体的过程，传统的家族、宗族等以整体为本位的共同体，逐渐转向工具性的社会关系，以个人为本位的联合体。列菲佛尔认为，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具有例行化特征，带有功利色彩，被剥夺了道德的意义，把经济的、技术性的东西置于首位。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导致家庭关系也随之变化，随着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城市家庭类型，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依赖性减弱，文化差异扩大，人们处理代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观念、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坐月子是一个有可能拉近家庭关系的过程，也是个极有可能导致家庭矛盾的过程。在笔者接触的产妇中，将这一过程视为矛盾重重且难以克服的女性为大多数。
在40名产妇中，平均年龄是32.9岁，最小的1位产妇24岁，岁数最大的1位产妇是41岁，其中11位产妇的年龄超过35岁。35位为初产，其中11位产妇至少怀孕两次以上才顺利生产一胎。在这些新生儿里，21位为男婴，19位为女婴。34人接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北京本地人仅有9位，其他人均是外地人，由于读书或者工作后定居在北京，另有2位产妇专门从外地来北京生孩子坐月子。14人就职于国家机关和大中型国营企事业单位，11人就职于私营企业，5人就职于教育机构，5人自己掌管私人公司，5人为全职家庭主妇。这些产妇的家庭年收入基本都在20万以上，而且家中都有房产。李强曾归纳，在国际上通常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主体归入中产阶级,当然不排除有少数高级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归入更上层。那么，显然这些被访者都属于我国的中产阶层。
前面已经谈到，有的产妇很难接受传统月子的禁忌做法，认为婆婆家的月子习俗“太可怕”。这位陈述人同时还补充说，婆婆有关坐月子的看法出于关爱，可以理解，但非要按照婆婆的心思办事，她表示难以接受，会生气、会对自己身体不好，而且一旦婆媳之间闹气，对家庭关系也不好，因而想到干脆选择月子中心。
在开放二胎之前，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引起中国家庭结构的整体变化，在产后护理和养育子女阶段，基本上成为4+2+1。即4位家长，2位年轻人共同抚育1个孩子的模式，导致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又复杂。此时家庭矛盾的发生不仅会牵扯婆媳关系，而且会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尤其现在的大城市，年轻夫妇多是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风俗理念，关系处理起来更加麻烦，用另外一位陈述人的话讲：
坐月子，父母他们肯定都要过来照顾，再请个月嫂，肯定有很大的分歧。老人家的（看法），月嫂的（看法），再加上你自己的（看法），我就怕这个关系非常非常难处理。我跟我老公说，这事我解决不了，哪怕花点钱，不然要因为这个，我再抑郁了就完蛋了。而且父母年纪也大了，都能省事点。
所以在经济条件支持，并具有现代消费观念的情况下，这些女性认同到月子中心坐月子。通过选择市场第三方机构服务来替代家庭照顾，既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代际冲突的潜在危机。用金钱购买商业化的产后护理服务，将家庭关系简单化，达到轻松省麻烦的目的。同时，这样的想法，也得到他们丈夫的支持。这其实与传统处理家庭关系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传统中“孝”文化要求子代要遵从父母长辈的决定，不违逆家长的意愿，但现在的核心家庭使得子代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自己决定处理家庭关系的方式，而非一再地顺从。就此而言，月子中心的隐性功能之一，即提供一个有可能回避家庭矛盾的产后服务场所。
当然在月子中心，也会导致家庭矛盾的发生。例如，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不认可现代喂养方式的老人，她用今昔对比的方式说道，当年她自己坐月子时根本没钱请保姆，如果花钱请“月嫂”会被其他人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即便有钱也不敢请。而如今，自己的女儿成为一名成功女性才能到月子中心享受特殊服务，但这种服务过于昂贵，甚至“比美国还贵”，是普通老百姓支付不起的享受方式，虽然最终还是尊重女儿的选择，但还是同女儿就到月子中心坐月子有无必要的问题发生了严重争执。
▍月子主体认同的新呈现
传统母职角色的主要特点是“牺牲”和“奉献”。Thurer从文化上进行分析，认为好的母亲都是文化建构出来的。Chodorow融合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认为促成女性母职代代相传的完全是一种社会结构。显然，这种文化语境或者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消费市场的出现和个体中心化的趋向，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于作为母亲的职责、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以及女性与丈夫、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看法。
她们认为，自己的身体绝不是一部传宗接代的机器，而是自我价值和自我意志的载体。女人不应该因为生孩子而亏待自己，丧失自我。“要对自己好一点”，不愿再为了孩子的奶水，盲目地遵从传统月子饮食禁忌，比如喝大量油腻的下奶汤，变成大肚便便的“奶妈”，而是更愿意通过科学的方式促进乳汁分泌，又能保持自己的身材。对于母亲这个“职位”，不该一再地以孩子为中心，而是“孩子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要通过更好的自我去教育孩子，影响孩子，女性的主体意识更加明确。这种理念，与部分家长尤其是婆婆的观点还是有所冲突的，有些婆婆认为这样的母亲不为孩子考虑，“太自我”，或者“太急于求成，以后有的是时间减肥”。
但很多女性认为，这种更好的自我体现包括形体上的、知识上的以及能力等诸多方面。成为一个全能的母亲，或者“辣妈”，也是当前社会推崇的新母亲形象。其中，体型恢复不仅对个人形象有利，增加自信心，体现自我的品位和要求，同时对工作也有影响。带着鲜活有力的状态回到工作岗位，是女性自我能力的一种体现，会得到领导和同事的欢迎。一名33岁的产妇这样说：
产前产后自身的形象，对职业女性都很重要。我4个月产假结束直接上班，那会儿只比孕前重6斤。领导会连带着你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状态，工作上敢于把一些任务交给你。再一个是同事，你怀孕的时候对你都很照顾啊，现在已经不是特殊群体了，要很快地融入了。包括我去见客户，好多人都不知道我生孩子了。
商业化月子将产后照顾的重心从家庭转移到家庭之外的盈利机构，以消费需求和服务提供的互换形成个体和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替代了传统家庭的产后照顾功能，通过补充家庭缺少的瘦身美容条件，提供产后美容塑身服务，如产后操、绑腹带、中医调理、中医按摩、美容、桑拿等，满足现代女性对自我形象管理的需求。在新式月子的形成过程中，女性身体被重新规训，女性本身也在运用这种资源，驾驭这种资源。月子中心的特别性，不仅在于其服务的功能性，而且在于产妇以消费者的身份提出个性化的要求，建构自我满意的月子体验，通过消费展现女性主体的自我认同，希冀达到社会期待的形象。女性并非被人宰割的对象，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参与的主动性并不排除以金钱的付出和炫耀的消费方式表现自我的成分。但正是这种转变，这些“自我”的理念与行为，变相削弱了家长在月子照顾领域内的话语权。
▍异化与重构：家长权威的外移
在本文开头，笔者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对家长权威的基础加以了解释。按照费先生的说法，理念的兴替是世代间隔膜产生的关键，也是家长权威式微的端倪。近现代中国在经历无数次理念兴替之后，家长权威在不断的社会变迁中日益削弱，不可与传统中国的家长权威同日而语。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潮，更使得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两性之间以及长幼之间关系日趋远离传统的家长权威意识。
尽管如此，我们绝不可认定家长权威在当代中国已是历史典故而已。例如，美国学者白鲁恂先生在《亚洲权力与政治》一书中提出，当代中国文化仍然是一种极其依赖权威的文化，表现之一即子女质疑家长权威的举止会被社会认定为对家庭的背叛。如此说法多少有些极端，但不无道理，而且有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为佐证。纳入针对坐月子的态度和行为分析之中，白鲁恂先生的说法则有更为具体的事例作为支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儿育女不仅是个体行为，还是一种代表集体性意义、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团体行为。家庭其他成员、尤其婆婆和母亲，在女性坐月子时表现出的重重考虑，既有恢复产妇身体的目的，更有帮助产妇成为合格母亲的意涵。在如此事关重要的问题上，个体的考虑会更多地让位于其他家庭成员的顾虑，年轻一代人的想法会更多让位于老一代人的知识和经验。在月子实践被商业化的过程中，新旧知识交替，有融合也有紧张。即便在月子中心提供的服务细节中，很多的传统禁忌和老一代人的看法被抛弃，如房间不能通风，产妇不能洗澡、吃水果和蔬菜等禁忌。但我们的确应该注意到，到月子中心的产妇深受新式坐月子观念的影响，并十分认同，可在实际坐月子期间，还是受制于传统的压力，面临着观念和知识范畴的代际冲突，只是它被控制在一套完整的制度化规定之中，有着更为强大的新式坐月子知识体系作为依靠。相比之下，老一代人的知识和经验只能在家中坐月子的过程中发挥出更多的能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家庭搬到会所坐月子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变动，也不仅仅是一个新旧知识的差异问题。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会所坐月子的女性大多是经济独立的女性，对自我认同具有特殊的考虑。她们认为不但要在产褥期带好孩子，学习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还要恢复自己的体形美，留有自己的成长空间，而非传统印象中为了孩子和家庭，将自己变成不修边幅的主妇。这一点，家庭之外的社会支持——月子会所正好满足了产妇的需求。
用消费方式获得产后照顾，标志着消费者的品位与地位，以及消费者对家庭关系简单化和平等化的期待。在会所坐月子的女性多为职业女性，在希望自己享受一个好月子，获得养育下一代知识和技能时，还希望能顺利重返孕前状态，希望同事和朋友都看到的自己是更好的自己，可以说生孩子坐月子，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一次新生。进而言之，月子中心的运作迎合以上愿望。月子中心追求的，并非是笼统的传统文化或现代科学，而是可以盈利的传统与现代组合。通过商业化的形式，强调科学坐月子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健康时尚和品味象征。所以，目前商业化坐月子的服务对象定位在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
总之，商业化会所坐月子的理念与中产阶级女性的期待以及现代家庭的需求不谋而合。这些女性和商业机构并没有刻意地挑战老一代人的家长权威，但却起到了引发家长权威式微的催化剂作用。由于产妇康复和育儿的新知识被商业机构视为法宝，同时被这些女性所接受，以产后知识和育儿理念作为标准的代际摩擦难以避免；由于这些女性渴望回避家庭关系的纠结，同时商业机构提供着减少家庭矛盾的方便，从家庭转到会所的地点变化进一步弱化家长权威；由于这些女性将有选择性的消费空间视为独立自主的产后生活场域，同时商业机构将这类场所巧妙地包装成为呈现女性现代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有偿的商业化月子护理取代了无偿的家庭支持。这三种力量组合的催化剂，将家长权威从以往的核心位置推到边缘。
本文原载于《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原题为“新老博弈：商业化坐月子与家长权威的式微”，网络版首发于“人类学之滇”，图片来自网络。版权所有，欢迎个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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