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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文化纵横

2017-02-22 沈卫荣 文化纵横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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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卫荣  /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近年来,追随活佛和上师、信奉藏传佛教在中国两岸三地风靡一时,在网络上甚至流传着“朝阳有三十万个仁波切”的说法。在沈卫荣先生看来,藏传佛教从早先的边缘位置一跃而至全球舞台的中央,成为一种另类的“世界宗教”,这得益于全球化。但“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全球化同时亦使得藏传佛教彻底变了味道,人们尊奉上师、活佛,或是出于物质利益的满足,或是追求小我心灵之安宁。换言之,人们也很容易会接受西方主流世界对藏传佛教的想象和改造,自觉地自我东方化,遂将藏传佛教推上心灵鸡汤和精神拜金主义的邪路,万劫而不复。


本文旨在讨论藏传佛教在目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面临的困境、机遇和出路,特别是今日西藏的仁波切和密教一方面成了后现代社会广大小资、先进们的新宠或最爱,但另一方面却又被他们不断地误解、误导,遂使藏传佛教变成了心灵鸡汤,原因何在?其实,正是全球化让藏传佛教跨越雪域而走向了世界,使它成为了可供他人任意选择的一种另类的“世界宗教”,但同样也是全球化让西藏变成了香格里拉,让藏传佛教最终变成了别人家的梦想和希望。“成也全球化,败亦全球化”,全球化对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值得我们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如何理解全球化?


在展开主题论述以前,本文先概述下笔者对全球化的一些基本看法。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区、民族、资源、环境、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全球性运动,它来势迅猛、势不可挡,在短时间内即有可能瓦解世界现有的格局和秩序,并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迄今为止,全球化对世界各民族、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影响之大、之深远,实在还难以估量。


其中更有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征,一是世界明显地变小了,朝夕之间就沦陷为地球村,而世界不同民族、地区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从表面看来是变小了,甚至消失了,人类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单一。今天有人喜欢喝可口可乐,有人喜欢喝百事可乐,其中的差别实在是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二是世界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变得更加繁荣、和平与美好,相反它越变越复杂了,越变越麻烦了,地球村的出现反而使不同民族、地区、宗教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彰显了出来,并不断加剧,今天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以及各种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激进、狂热的恐怖主义行动的爆发,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两个标志性的特征。


为什么全球化会给世界带来这样可怕的后果呢?为什么全球化给时空带来的从观念到实践的双重改变,并没有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统一、和平和繁荣,让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呢?


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全球化对于那些弱小民族和非主流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它们的认同和利益的解构和破坏是灾难性的,如果对这种负面的影响不及时地予以预防和阻止,它们都有可能瞬间灰飞烟灭所以,构建和强化自己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便成为当下世界许多相对弱小和非主体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需要面对和为之拼搏的一项最迫切的使命,甚至可能是一场顽强的生死之战。而当他们坚守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努力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控制时,就很容易会走上激进、不理智,甚至暴力的道路,这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地球村所面临的一大困境。


全球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全球化到底给藏传佛教带来了哪些影响?其实,西藏早已经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因此,如何在快速实现现代化与维持西藏传统文化、保护西藏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到一条相对平衡和稳妥的前进道路,也早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已是当下西藏建设的重中之重,于是如何维护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西藏民族文化即面临严重的挑战,藏传佛教信仰也因为西藏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而不断地被动摇、削弱;另一方面,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又被作为维持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举措,得到了全社会的鼓励和支持,而藏族同胞建构自己之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努力也成为推动藏传佛教强势复兴的原动力这两股潮流有时可以并行不悖,甚至相辅相成,如建设藏传佛教寺院、开发藏传佛教的传统资源等,都可以成为推动西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但有时也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快速和过度的经济开发势必会影响甚至破坏西藏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难以抑制的世俗化、商业化也必然会给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实践带来严重的损害。


值得庆幸的是,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历史上又常遭贬损和谴责的宗教传统,它不但没有在全球化大潮中被消灭,相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使得藏传佛教在其原生地的生存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但它却在更广阔的舞台(全球化了的世界)上获得了新生。全球化使得藏传佛教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与束缚,走向了全世界,成为眼下世界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宗教”(an alternative religion),它是世界上,特别是西方世界,许多民族在其自己固守的宗教传统之外,最喜欢的、最可以接受的一种外来的、可供他们随意选用的另类宗教传统。从其目前流传和影响的广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藏传佛教为一种“世界宗教”,或者“宇宙宗教”。


藏传佛教在西方世界的较广泛的传播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那时就有人将它称为“可供选择的神坛”(an alternative alter),自此随着全球化的愈演愈烈并弥漫至全世界,成为世俗化时代异军突起的一种最有影响力的特殊宗教形式。而在今日之中国,藏传佛教于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之迅猛也同样令人瞠目,传说北京朝阳区有10万仁波切,虽然这听起来十分夸张,但至少表明今天藏传佛教在汉人信众中传播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与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热衷相比早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不得不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也与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有关,来自西方的想象西藏和神话西藏的热潮也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民众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立场


颇令人不解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观念的改变似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们人类“想象异邦”的欲望和能力,虽然现代交通的便利已使今天的西藏早已不再是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三极”了,但是像“想象西藏”这样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全球性的思想工程却并没有因此而消退,相反它依然是全球化时代一个愈演愈烈的世界性精神运动。在其影响下,今天的西藏再次变成了香格里拉,并从原本的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想象中的殖民乐园,蜕变成了后现代人自我设计、自我构建的一个主题公园式的绿色、和平的未来世界蓝图。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则被想象成为后现代世界的一个琳琅满目、任客人予取予求的精神超市,也是全世界民众都非常爱喝的一锅心灵鸡汤。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藏传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以前人们说什么“铁鸟腾空、佛法西传”,但“天鹅入湖”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及至20世纪70年代,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极其有限。即使是铃木大拙的“禅”(Zen)这样十分西化的伪佛教的冒牌货,它在西方传播和被接受的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藏传佛教的传播才会变得如此迅速和广泛,且势不可挡,这也是今日之世界会出现“Free Tibet”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运动的重要原因。我们常常忽略的是,形成这一运动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假如没有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被接受所形成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假如世界上没有像国际香巴拉(Shambala International)这样国际性的藏传佛教社团的出现和支撑,很难想象西藏会变成如此令世人迷醉并愿意为之抗争的一个后现代的乌托邦。而这种形式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纠结,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藏传佛教彻底地变了味道,原汁原味的佛教不见了,而心灵鸡汤则充斥于市、随处可得。目前世界上流行的藏传佛教,我们或可以称之为“虚拟的藏传佛教”(Virtual Tibetan Buddhism),它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事物,与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南辕北辙。从前,藏传佛教曾被西方学者们认为是离佛祖所传正法最遥远的、最堕落的一种宗教,根本就不配被称为佛教,所以只能称其为喇嘛教,甚至是萨满教。更有西方传教士曾把藏传佛教视作魔鬼的作品,或者说是上帝的恶作剧,因为它的外观太像罗马天主教了,可它所传的又绝不是上帝的福音,所以应该被消灭。但是,在今人眼里,藏传佛教却是最具慈悲和智慧的一种宗教,是可以达到物质享乐和精神解脱之双运成就的最高级别的佛法。


今天,藏传佛教流行于全世界,修行者可以是西方人,也可以是东方人,他们或坐在自家舒适的客厅里,或坐在精心装饰的禅房中,藏传佛教成为一种随时可以修行的极其时髦、高尚和随心所欲、即时成就的宗教。当然,与来世的精神解脱和成佛涅槃相比,人们更热衷的是从活佛、上师那里得到神通和加持,企求的是现世物质利益的满足和小我之心灵的安宁。他们不想对佛法有多深的领会,却对各种瑜伽修习和法事仪轨十分的向往。显而易见,这样的信佛和修佛偏离了践行佛法之正道,堕入了精神拜金主义的泥潭,有百害而无一利。


藏传佛教的发展俨然成为西藏传统文化复兴的支柱之一


然而,这种世界性的新形式的藏传佛教,也对藏传佛教在西藏本土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藏传佛教在今天能够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这一现象本身就给它在西藏本土的强劲复兴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和推动。可是,与此相随的是,外部世界对藏传佛教的重新设计和构建,也为它在西藏本土的重建和规划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和发展方向。就像人们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人对香格里拉这一后现代乌托邦的想象来设计现实西藏的未来发展蓝图一样,人们也很容易会接受西方主流世界对藏传佛教的想象和改造,自觉地自我东方化,遂将藏传佛教推上心灵鸡汤和精神拜金主义的邪路,万劫而不复。这就是全球化对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藏传佛教研究的“虚假繁荣”


在上述背景之下,世界范围内的藏传佛教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只是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今天如果我们上一家西方的购书网站,如Amazon.com,输入Tibetan Buddhism这一条目,或者走进一家西方的实体书店,寻找有关藏传佛教的书籍,即不难发现这类书籍的数量十分巨大。不幸的是,其中绝大部分只是心灵鸡汤类的“法本”(dharma books),而真正研究藏传佛教的学术著作则数量不多,且完全被前者所淹没。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西方传播藏传佛教的西藏喇嘛和他们的西方弟子们一起,撰写、出版了大量宣扬藏传佛教的作品,但为了迎合洋弟子们的口味,他们不遗余力地将藏传佛教改变成为符合“新时代”(New Age)或者后现代人口味的精神食粮,用藏传佛教的旧酒瓶,装入西方人爱喝的新酒,于是这种新时代的“藏传佛教”便大行于世。


1990年代中期,一本名义上由索甲活佛著作的《西藏生死书》开始风靡全球,这本书是一部专门为西方读者撰写的、充满了西方哲学、思想和灵异传统的冒牌货,它与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中阴闻解脱》,或称《西藏度亡经》之间的距离,大概正好是可以用来丈量当今西方流行的虚拟的藏传佛教与原汁原味的藏传佛教这两个不同版本之间距离的一把尺子。再譬如,近年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风靡全中国,成为数目越来越众的都市小资们的最爱,他的情歌不断被重新翻译、解释,甚至伪造、虚构,同时他的生平事迹也被不断地演绎、捏造和神奇化,可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六世达赖喇嘛,而每个六世达赖喇嘛又都不过是那些想象者们自己梦想和理想的化现和化身。


需要强调的是,藏传佛教于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虚假繁荣绝不只出现于社会大众层面。即使在西方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内进行的藏传佛教研究,也明显受到了上述这种倾向的深刻影响。例如,美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两位藏学家,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宗喀巴大师讲座教授Robert Thurman,一位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Jeffrey Hopkins,他们都属于“垮了的一代”(beaten generation)中的豪杰。1960年代初,他们相继从哈佛退学,随后进入卡尔梅克蒙古喇嘛格西旺杰在新泽西建立的一座藏传佛教小庙中,开始修学藏传佛教。应该说,他们原本只是藏传佛教的超级发烧友,Thurman还曾经削发出家当过一年多的喇嘛,但后来他们又都回到了大学,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学术界最权威的藏传佛教专家,培养出了一批很有出息的弟子。可惜的是,他们所做的藏传佛教研究常常严重偏离学术轨道,其中可见有浓重的发烧友式的气息和烙印,对西方世界想象西藏或者神话西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藏爱的艺术:性爱、性高潮和精神治疗》


例如,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西藏“疯僧”根敦群培撰写过一部与藏传佛教毫无关系的、专门讲述如何行男女之乐的《欲论》,Hopkins教授将其翻译、改编成了一部异性恋、同性恋者都可以受用的性爱指南书,并把它说成是藏传佛教最精华的一部宝典,是指导佛教行者同时获取身体喜乐和精神解脱的不二法门,可谓荒唐之极。而Thurman则把藏传佛教说成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尖端的心灵科学,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成就最高的心灵科学家,是心灵宇航员等。显然,尽管Hopkins和Thurman等人都具备极其出色的藏语文水准,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也相当透彻,但他们故意十分夸张地把藏传佛教抬举为超越时空的宇宙真理,可见他们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目的绝不仅是为了学术,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要神化藏传佛教,而他们自己则作为这种“宇宙宗教”的代言人,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学术顶峰。然而,正是通过他们的鼓吹和推动,才使藏传佛教最终成为了一种可供西方人自由选择的另类神坛。


在想象西藏或者神话西藏的背景下,西方藏传佛教研究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藏传密教研究的高度重视。曾有一位名为Geoffrey Samuel的西方人类学家在他的名著《文明了的萨满人》(Civilized Shamans)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藏传密教是西藏文明给世界精神文明作出的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贡献。因此,即使藏传密教的修行,或者说整体的印藏密教传统早已接近失传,至少在其发源地印度已难觅其踪影,而且传统上西方早期的佛教研究者们通常也把密教作为佛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亦即佛教衰亡期才出现的一种堕落、邪妄的形式,但是,藏传密教却成了今日世界上大量准藏传佛教徒们,或者说伪藏传佛教徒们最热衷的一种佛教修行方式。这种倾向也开始于20世纪的60-70年代,藏传密教曾经为风靡西方世界的性解放运动、新时代运动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曾对以暴力、毒品和滥交为标志的西方60年代经验赋予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意义,为其合法化提供了宗教上的帮助,一度成了打击基督教的伪善和假正经的有力工具,被认为是对西方世界的一个及时和必要的治疗。


与此相应,国际佛学研究界对藏传密教的研究也空前地重视和发展了起来。然而,不管是谈论世人对藏传密教的热衷也好,还是谈论学者对藏传密教的学术研究也好,呈现出来的也还是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今天如果我们在Amazon.com上输入Tantra, 即密教这个术语,跳出来的将会有成千上万个条目,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又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关,其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不少甚至与色情有关,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则是凤毛麟角。对藏传密教研究的发展速度和水准似乎远远跟不上人们对藏传密教之热衷的迫切程度。


以上所说就是全球化对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所产生影响的基本情形。前者对后者无疑有强有力的推动,甚至使其成为了一场世界性的宗教运动,但这种推动引出的结果并不都是有益和积极的,在虚假的繁荣景象背后也潜藏着误导信众,并致使藏传佛教变质变味的巨大危险。


全球化、神话西藏与藏学研究


当然,若我们尝试跳出嘈杂的大众视野,离开喧嚣的红尘世界,而把我们的视角投向同时飘逸出书香和酸腐之气的学术象牙塔内,则不难发现这里还是有着十分深入和学术的藏传佛教研究。虽然学术无法与现实政治、无法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物质上的侵略和精神、思想观念上的渗透绝缘,但学术终归还是学术,它毕竟是一种人类精神性的思想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为现世的世俗需要服务这一层面上。特别是西方佛教学者凭借其悠久和扎实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对藏传佛教文献所作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它们无疑是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一笔十分丰富和宝贵的遗产。


即便虚拟的西藏取代了现实的西藏,藏传佛教不再是西藏和藏族同胞们独有和信仰的一种佛教传统,而成了全世界人都乐于接受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另类宗教形式,但在东西方学术机构内也还总有一批“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学究们,他们孜孜不倦地整理、翻译、解释藏传佛教文献,探究中观、唯识等藏传佛教精义,解密藏传密教的种种瑜伽修习法及其象征意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使是在Hopkins和Thurman开创的美国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传统中,在他们之后的新一代藏传佛教研究者们,与他们的导师也已不再完全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了,他们中有的非常沉痛地反思他们的前辈和自己,即所谓“拜倒在喇嘛脚下”的一代美国藏学家们走过的心路历程,激烈地批判他们推动西藏神话化的错误,以及他们在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所作的学术研究之成果的种种不足;或者更多地回归学术研究的常轨,走上了欧洲学术传统所重的语文学研究道路;或者自觉地与美国学术传统中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接轨,藏传佛教研究渐渐与社会的精神和宗教文化运动脱轨,其于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可谓是可圈可点。


总而言之,全球化造就了神话西藏的诞生,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也促使了藏传佛教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在经历了对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及其对西方藏传佛教研究之影响的批判和反思之后,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也开始更加循行传统的佛教语文学的学术轨道,自觉地回归美国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范畴和轨范之中,其发展速度之快和取得成绩之多,是有史以来所不曾见到过的。


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国际藏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富和精湛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大众想象西藏,或者说对祛魅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影响非常有限,西方世界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那一套早已深入人心的话语的形成,本来就与作为学术的藏传佛教研究关联不大,它是在多种因素的交互、综合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西方自身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互动、地缘政治的演变等,它又与当今世界上几个最强有力的话语,如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环保、民族自觉、传统文化的保护等,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与此相应,今天我们若要尝试解构这套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西藏话语,当不是仅仅依靠出版一、二部研究藏传佛教的高大上的学术著作就能办得到的,人们宁愿相信他们早已习惯了的那套令人鼓舞和迷恋的西藏神话,而不愿意劳神费力地去研读藏学家们皓首穷经、费尽心力所撰写的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作品。


与20世纪最伟大的西藏学家、意大利学者图齐(G. Tucci)先生的传世学术名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首次出版于1949年)比较起来,来自奥地利的登山运动员哈雷( Heinrich Harrer)的自传性作品《在西藏的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首次出版于1953年)显然更受普通读者的喜欢,也对西方人了解和想象西藏有更大的影响;而若拿《在西藏的七年》与化名为洛桑然巴(T. Lobsang Rampa)的英格兰管子工、小说家Cyril Henry Hoskin于五、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的畅销小说作品《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来自拉萨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和《然巴故事》(The Rampa Story)作比较的话,实在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三部自传体小说的作者在其完成写作之前从未离开过英伦三岛一步,他用超级的想象力杜撰出的纯属虚构的故事,对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想象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任何严肃的学术作品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全球化并没有消除神话,相反它依然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神话,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这种新的神话传遍世界。如果我们无法识别这类神话,将别人设计的“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误以为是我们自己身处的现实,那我们就很不幸地落入了全球化的陷阱了。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系作者根据2016年12月17日在首届“全球史视阈中的宗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原标题:“全球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图片来自网络,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载,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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