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差异＝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再思考｜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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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纳 范丽珠/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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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2015新年伊始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以来，恐怖主义的阴影一直笼罩全球，欧洲诸国皆深受其害。2017年，恐怖袭击再次在全球多地造成恶性伤亡事件，土耳其、德国、埃及、俄罗斯、英国一一陷入紧张气氛。本文试图由此着手，讨论亨廷顿“文明差异意味着冲突”的判断，并提出在当下世界环境中超越差异，实践“和而不同”的可能性。
惨烈无比的系列恐怖大案，令许多人再度提起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和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下文简称为《文明的冲突》），试图从其理论中寻求答案。自亨廷顿著作于1996年出版以来，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就一再引起学界和媒体的热议，尽管也曾遭到多方批评，但仍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发展的预言性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政府的政策制定。
亨廷顿确实有敏锐过人的学术眼光，早在1992年，即前苏联解体的第二年，他就在一次演讲中探讨了文明冲突的问题。亨氏认为，1991年前苏联解体以后，冷战结束，世界的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原先在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或经济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性冲突，将要被以文明为基础的冲突所取代。他借鉴汤因比有关人类历史研究的理论，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世界大体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在这些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地理交接处形成了文化断层线（the cultural fault lines），未来世界的重大冲突将会沿着这些文化断层线展开。这就是所谓“文明的冲突”理论的大框架。
具体说来，亨氏认为，不同文明基于“历史、语言、文化和传统”等要素形成差异，核心要素是宗教，几大文明的划分主要就是依据宗教传统来划分的；差异性意味着冲突，尽管冲突未必总是意味着暴力，但是许多世纪以来文明的差异性确实导致了长期的和最为暴力的冲突。随着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人们对文明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性的去世俗化潮流所带来的宗教复兴，更强化了人群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身份认同。而且，亨氏认为，无论是文明的差异性还是基于文化传统的身份认同都是不易改变的。就此来看，结合今日世界之现实，亨氏的理论不能说不高明。但细细琢磨，也能发现其中存在许多冠以文化之名的陷阱。其中最值得质疑的问题也是其基本思想——“差异性意味着冲突”。
在很大程度上，亨廷顿将这一预设前提视为“不言而喻”的必然。但这个根据历史上宗教传统的差异和冲突推导出的当今和未来世界的“文明冲突”的理论，其逻辑是值得商榷的。汤一介先生就曾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针对亨氏关于“儒家－伊斯兰的联合以对抗西方”的说法指出，儒家传统中的“和为贵”和“普遍和谐”的观念与亨氏所强调的冲突说是不相容的，“表明他对儒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完全不了解”。 汤先生认为以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应对“今日世界的纷争”和“文明差异性”的问题“正符合当前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
面对同样的一个世界，中西方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本文认为，不论其文化基础与信仰传统的差异如何，“和而不同”作为一种观念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如前所述，亨氏所说的文明差异主要是指宗教传统上的差异。浏览历史可以发现，伴随着宗教信仰的差异确实发生过数不清的冲突和战争，尤其在中古的欧洲和近东地带。但进入现代，也就是亨氏在书中所说的“公元1500年以来”（348页），情况渐渐发生了的变化。宗教改革是这个变化中的重要环节。由马丁·路德等于16世纪初发起的新教改革，打破了传统基督王国（Christendom）在欧洲一统天下的历史，也谱写了宗教冲突的新篇章。改革者旗帜鲜明，从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直指罗马教廷，而教廷也毫不含糊，对改革者的“邪恶”行为表示零容忍并施以全方位的惩罚。狡黠的路德在教廷鞭长莫及的地方藏匿起来从事宗教文献的翻译并撰写令天主教会头痛的文章。教皇利奥十世则于1521年宣布对其施以绝罚（excommunication）。这种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两大派别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交锋，逐步从口水大战转化为暴力冲突，终于酿成腥风血雨的战争。
根据理查德·顿（Richard S. Dunn）在《宗教战争的岁月：1559-1715》 一书中的论述，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几乎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在这一时期卷入了战争，时断时续的和平时期加在一起也不到30年。在最初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主要战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敌对双方分别是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 尽管引发战争的因素往往并不局限于宗教，战事发生的过程也多种多样，有地方性的起义，有一国的内战，有跨国的征伐，但其核心原因还是归结于教派纷争。人祸加上天灾（其间瘟疫断续流行于欧洲各地）致使生灵涂炭，史书中对这一时期战争之残酷和世道之混乱有大量记载，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事件发生在法国宗教战争时期（1562-1598）的巴黎。交战双方分别是法国的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后者属于新教卡尔文宗在法国的教派。在最初十年，胡格诺派占据上风。1572年8月，战事暂时平息，胡格诺派上层的一批贵族精英汇聚巴黎，参加一场胡格诺派的顶层家族与天主教派的法国王室之间的重要婚礼。在8月23日至24日夜间，数以万计的天主教徒以午夜教堂钟声为号，大举屠杀集聚在巴黎的胡格诺派人士。一夜之间，胡格诺派的主要领袖、其家属、随员以及巴黎城中数以千计的胡格诺派的信众都死于非命。暴行很快扩展到法国城乡的其他地区。数星期内法国各地惨遭杀戮者达数万人。 这场惨案震撼史册，因为发生在天主教传统中圣人巴托罗缪纪念日（8月24日）的前夜，史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在讨论当下发生在世界各国的系列惨案时，重提四百年前的大屠杀，是一种痛苦的回忆和类比，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看，人类需要从灾难中汲取教训，从死亡中获得意义，以寻求和谐共存之途，避免所谓的“文明冲突”。
仅在16世纪后期发生于法国的近40年的宗教战争中，死难者就多达百万计，而整个宗教改革时期，席卷全欧的宗教战争导致的遇难人口难以计数。不可否认，欧洲宗教战争是一场与宗教信仰差异性直接相关的生死冲突。倘若借用亨廷顿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是否也要将之归类为基于宗教分歧之上的文明冲突呢？
本文尤其关注的是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的最终结局。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的战事有过许多次局部的或阶段性的结束，新旧教冲突双方或涉事多方签署了许多项协议、达成共识，其中有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例如，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签署的《南特敕令》，承认了法国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同时在法律上赋予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同等权利，由此开创了近代欧洲宗教自由、宗教宽容的传统，历史影响深远。再如，签署于1648年旨在结束三十年宗教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包含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条约，涉及到诸多宗教、政治、历史和文化关系的界定，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欧洲政治的整体格局奠定了基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从总体上看，当时产生的这些历史文献，除了结束战争、停止杀戮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宗教宽容，即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对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差异性采取认可和宽容的态度。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持续了几代人、以数百万人的生命为直接代价的欧洲宗教战争，并没有使交战的敌对方放弃或改变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但战争还是结束了。这些曾经因为宗教分歧而兵戎相见的世代仇雠，最终选择了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于欧洲大地，实现了宽容和妥协的结局，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对“和而不同”价值的高度肯定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个世纪的历史显示，这种对宗教差异采取宽容态度的“和而不同”并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尽管《南特敕令》这样的政令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种种曲折，甚至在颁布80多年后曾遭废止，但它开创了近代欧洲宗教自由、宗教宽容的风气，并且这种风气已经由基督宗教内部推向了超越基督宗教的范围。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利益妥协的结果，但其大前提还是对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原则的肯定，并以协议和制度的方式推广开来。在过去的三百年，欧洲和整个西方在宗教问题上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景象，这在宗教改革以前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宗教改革给世人留下的极为珍贵的遗产。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当今世界，这一遗产就显得格外可贵。
需要与亨廷顿商榷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几大文明的划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化断层线”的论述。亨氏的文明划分之说主要借鉴于汤因比。20世纪30年代中期，汤因比开始出版巨著《历史研究》（前后共出十二卷），提出一套新的历史研究理论。具体说来，就是如何确定历史研究中用于比较和分析的基本单位，汤氏称之为“可被认识的单位”（“intelligible unit”）或者“可被认识的研究范围”（“intelligible fields of study”）。汤氏将研究的基本单位拓展为文化或文明的范围，关注整个文明体系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并尤其重视宗教在跨越国家和地区范围的文明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
汤亨二氏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汤氏研究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初以前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分析历史上以宗教为重要特征的各大文明的发生和演化过程，提出一个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理论。如果要说“文化断层线”的话，那么，这些不同文化板块之间的界线在汤氏历史研究的框架下大体上还是相当明晰的，欧洲和近东的情况尤其典型。尽管由于历史上族群的迁徙、战争和动乱，尤其是自15世纪末开始西方列强的殖民运动和种种因素导致的大规模战争，时常在不同程度上打破或更新了所谓的文化断层线，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即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的时候，历史上形成的宗教/文化版图的轮廓和界线还是相对清晰的。
亨氏的研究则有气场关注现当代历史。然而套用汤氏的框架进行历史分析则带来了问题，因为《历史研究》发表以后，以宗教/文化为特征的世界历史版图发生着微妙且持续的变化。首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前殖民地人口大举向欧洲原宗主国移民。再者，冷战期间一系列武装冲突（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产生了大量的战争难民，许多难民也落户到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国家战后重建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西欧以外的国家（许多是伊斯兰教国家）引进了大量外籍劳工。自20世纪6、70年代开始加剧的全球化则带来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国界和宗教/文化区域的限制。90年代初，前苏联集团的解体，带来了新一轮移民高潮。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亨氏的著作《文明的冲突》问世以前。所谓宗教/文化的版图本是由具体的人——宗教和文化的载体构成的。当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的时候，版图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原先的文化断层线也会趋于模糊。
亨廷顿的研究展望性的，旨在为未来提出一个“世界秩序重建”的方案。尽管亨氏在《文明的冲突》中专门讨论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见第二章），尤其审察了20世纪世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迁，但从整体上看，亨氏的研究对二战以来全球化的进程重视不够，尤其没能把握世界人口的流动及其对文化/文明结构影响的大势。而这一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近二十年来，由于北非、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乱局，造成了新一轮的难民潮，涌向欧洲的难民（其中大量是信伊斯兰教的难民）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这给欧洲国家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社会压力和人道主义的灾难，同时也在继续修订着欧洲的宗教/文化版图。
新一轮难民潮修订着欧洲的宗教、文化版图
根据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的Conrad Hackett报道，早在2010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就已经分别占了总人口数的7.5%，5.8%，和4.8%。 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新移民数量持续增长，仅在2015年一年内，德国就净增新移民114万（约为德国总人口的1.4%）。 另据Hackett的研究，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欧洲穆斯林人口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群体，年龄中值仅为32岁（而欧洲基督徒人口的年龄中值是42岁），正处于生育旺期。再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多子女传统，欧洲穆斯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必然要远远高于其他人口。英国2011年的数据显示，虽然穆斯林在英国总人口中只占4.8%，但穆斯林在婴幼儿人口（0-4岁）中占9.1%，也就是说，英国穆斯林人口的出生率几乎是平均出生率的两倍。 目前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人口的数量都正在接近其总人口的10%，而且还将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此外，穆斯林人口在这些国家并非平均分布，而是主要集中于城市，尤其高度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城市。例如，位于地中海岸的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长期以来成了合法和非法穆斯林移民进入法国的桥头堡，穆斯林人口已占市总人口的30%～40%；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十多个选区的穆斯林人口占选区居民25%以上，有些选区甚至高达50%。 2016年5月9日，身为穆斯林的萨迪克·汗（Sadiq Khan）赢得竞选就任大伦敦市市长，就与穆斯林在当地居民中的比例较高直接相关。
在亨廷顿的分析框架中，北约边界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文化断层线，也是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发生冲突时的主要防线。面对全球化给欧洲人口结构带来的变化，这条画地为牢式的断层线岂不成了新时代的“马其诺防线”？如果作为其基础的宗教/文明板块和文化断层线的构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亨氏的理论体系似乎就无法支撑，亨廷顿似乎犯了一个错误——以相对静态、僵化的视角看待一个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缘于他简单套用了汤因比的分析框架，还在于他对宗教/文化问题持有高度的排他主义，即非此即彼的零和态度，因而生成了“文明的差异性就意味着冲突”的判断。
如前所述，对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汤一介先生从孔儒 “和而不同”的价值出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本文对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分析显示，作为基督徒的欧洲人在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以后同样选择和实践了“和而不同”，并为现代社会宗教宽容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今，全球化浪潮越发汹涌，不同“文明板块”正以空前的速度走向彼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思考如何实践“和而不同”具有重要意义。
譬如伦敦，欧洲第一大城市，是以基督宗教为传统的“西方文明”的千年古都，在今天也同时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最具文化多元色彩的城市，可以说，亨廷顿分析框架中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在此落户生根。尽管信仰伊斯兰教的伦敦居民只是少数族群，尽管伦敦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的重灾区之一，伦敦选民还是选择了一位“主流穆斯林”作为他们的市长。萨迪克·汗迎来其任内第一个伊斯兰教斋月的时候，他一面虔诚地把斋，一面利用这个节日组织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他致力于在伦敦这个文化多元的大都市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居民之间的理解和融合，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归属感。
伦敦的例子是来自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们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创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放大来说，伦敦的情况也是世界的情况。虽然在当今世界实现普遍的“和而不同”会是一个极其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除此以外人类还有其他的出路吗？在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提出质疑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和而不同”不仅是一种价值，一种愿景，同样也能成为现实。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4月刊，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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