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底层为何要团结反抗？｜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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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18新年伊始，伊朗的一大批青年人团结起来走向街头，面对社会不公、失业率高，他们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伊朗的社会环境走到这一步，背景颇为复杂：有传统宗教力量、有新晋贵族和资本力量，也不乏美国等力量的介入，底层在层层围剿中生活越发不堪。这些压榨底层的力量是如何勾连起来的？
在新年之交，伊朗持续一周的群众示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根据各种媒体报道，迄今已经有约20人死于示威的冲突，预计约千余人在示威前后被逮捕。美国时间2018年1月5日，根据美国政府的倡议，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伊朗局势，美国面对俄罗斯、中国和欧洲的盟友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之中。
关于伊朗所发生的示威与骚乱事件，在媒体与网络世界中迅速成为热点，而且各种力量、群体和分析者出于各自的动机与目的对此有着各种诠释与预测，乃至演绎，但是谈之甚多，知之甚少。
▍群众示威背后的“黑手”——前总统内贾德？
1月6日晚，英文版的《巴格达邮报》（thebagadapost.com）与《以色列时报》（thetimesofIsrale.com）同时引用来自伦敦的阿拉伯语独立媒体《阿拉伯耶路撒冷日报》（Al-Quds Al-Arabi）的报道，根据“来自德黑兰的可靠信息来源，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已经被伊朗当局逮捕，处于软禁之中；指控的罪名就是‘煽动反政府的骚乱’” 。
同样来自《巴格达邮报》的报道，2017年12月28日——此次伊朗示威发生的第一天，内贾德在伊朗西部城市布什尔向自己支持者公开表态，“现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无视人民面临的问题与疾苦，对现实社会一无所知……这个政府自以为拥有国家的土地，并将人民视为一群无知的盲从者。”
2017年12月18日，内贾德和其支持者在网络上发布针对伊朗司法部长Sadeq Amoli Larijani的48小时最后通牒，并指控其违反宪法。因为伊朗司法部长Sadeq Amoli Larijani在与一些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座谈中指责内贾德是“煽动者”与“邪恶的”。
伊朗前民粹主义总统内贾德也被称为“中东的查韦斯”，颇为自负且煽动力极强。他的名字“艾哈迈德内贾德”（Ahamadnejad）就有“默罕默德之血族”的含义，因为他的母亲被认为是默罕默德的直系血亲后代（Sayyidda），当然类似的Sayyids和Sayyidda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如今已经不下数百万人。
作为政客，年轻的他在2005-2013年的两任总统任期内将自己打扮为“廉洁奉公的贫民保护者”形象而曾颇有民意，称要将“石油收入放在人民的餐桌上”。但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却与其政治口号大相径庭：他就任总统后迫于安全部门的压力他极不情愿地搬入总统官邸，不得不将自己私人官邸内昂贵的手工地毯全部出售，而换成廉价的普通地毯；并且将总统座机更换为普通的军用客机。
内贾德虽然严格控制国内能源价格、免费和低价给贫民分配食物，并且根据伊宪法强调能源国有化的重要性，但是在他任期内他也一定程度上推行私有化国企；由于这一期间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涨，使他的政府获取伊朗历史上最高额的石油收入，并重建基础设施、教育与公共医疗服务。但同时他的政府因为公共开支过高，也带来了1979年以来伊朗最严重的财政赤字以及极为严重的年通货膨胀（2013年他卸任时通胀高达31%），并且为维持国内廉价的能源供应而高价从国外进口精炼油，因而饱受争议。
同时也因为他在各种国际与国内政治上挑衅性姿态（但也不乏机会主义灵活性），而广受瞩目：
一方面他在国际场合演讲中高喊“真主伟大”和坚持捍卫《古兰经》；另一方面，他在参加查韦斯葬礼时，公然拥抱与亲吻查韦斯的遗孀，并宣称查韦斯将与耶稣和马哈迪尔一起重归人间，由此在穆斯林世界引起非议；
一方面主张伊朗的坚定拥核权而不惜遭遇国际孤立，但另一方面事实上，伊朗的核项目与计划并非由总统管理，而是由最高宗教领袖指定的专门委员会直接负责，内贾德曾被指责将核问题“个人化”与越权而被迫妥协，2012年之后伊朗改革派重新上台也就在于伊朗当局希望通过达成核协议而改善外交关系；
一方面，他控制伊朗内部的言论自由并限制女性权利（譬如，向议会提交议案要求取消在婚姻中丈夫娶第二个妻子的时候，必须要获得第一个妻子的同意）；但另一方面，他又允许女性前往体育场观看男性足球队的比赛，并且被保守派指责放任对女性着装的要求，甚至在他的内阁中出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第一批女部长；
他一方面严厉打击腐败，将上层亿万富翁乃至一些宗教领袖的亲属投入监狱，但同时又任人唯亲，将家人任命为内阁成员，重用过去他党内和任职时期的亲信朋友。
在伊朗国内，几乎人所皆知内贾德是现任“改革派”总统鲁哈尼最主要的政治对手，而且最高宗教领袖也早已疏远他。2013年总统选举中，改革派大胜，时年65岁的鲁哈尼接任内贾德成为伊朗总统。2017年伊朗总统选举期间，内贾德出马企图竞选总统，挑战鲁哈尼的第二个任期；但是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公开表示反对他参加总统提名（这在伊朗1979革命后从未出现过），而且保守派教士掌控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直接取消其提名；在这次选举中鲁哈尼以57%的高得票率再次当选。
1956年出生的内贾德在2005年担任第一任总统时年仅49岁，而2018年的今天他才62岁。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且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政治领导人而言，这种政治出局带来的感受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其在广大贫民与大城市之外地区仍然有相当影响力；但是，内贾德已经同时得罪了亲市场的改革派与坚持原教主义又充满腐败的保守派；目前他在伊朗统治集团上层与大城市中产阶层中并不受欢迎。
所以，除非政局和经济状况出现巨大变动与危机，在支持其民众的压力下，以“人民赋权”的名义，内贾德才可能重回伊朗的政治视野中，并可能成为危机下，伊朗政教合一政权与底层民众妥协的“代理人”。
也因此，内贾德在鲁哈尼政权遇到经济困难情况的问题下，各地奔忙，鼓动群众，刷存在感，也是应有之理；即使未必能带来短期直接和现实的政治效应，但是其政治角色仍然将“牢牢地”扎在伊朗政坛之中。事实上，内贾德之所以能在2005年竞选上台，很大程度原因就是在于当时的改革派的总统哈塔米未能解决经济下滑和青年失业问题，并且其推行的自由派改革政策只有利于城市受教育的中产阶层，而并不利于广大贫民和农村地区。
当然，这些分析并不意味着，这次伊朗持续一周的群众性示威都是源于“黑手”内贾德的幕后操作，不过无视这一原发性的因素和导致这一因素的伊朗的国内外政经间的关系，我们就无从去认识复杂现象背后的事实。
▍伊朗变局中的经济——要鸡蛋，还是市场繁荣？
当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和网络舆论将伊朗的示威与抗议同源性地约化为争取“民主自由”，并将之与2009年为支持改革派总统候选人而发动的“绿色革命”联系起来时；事实上本次示威的主要参与人群主要来自于贫困的外省与部分城市贫民阶层，与当初支持改革派的城市青年与中产阶层完全是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蓄意的扭曲涂抹就好比将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主要是依靠占领华尔街的青年群众的支持一样可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017年伊朗群众示威中，主流力量反对的正是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所主张的诉求。那些所谓关于巴列维王朝的王党支持者、海外自由派异议分子和学生争取民主运动等不过是此次示威的旁枝末节而已，而且很多时候是被外界媒体蓄意夸大。
当然大量媒体关于此次伊朗事件的讨论都提到引发示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而且有媒体将之称为“因鸡蛋而引发的骚乱”（由于禽流感爆发捕杀大量母鸡，而导致鸡蛋零售价格增加30%-50%），但往往未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因为事实上2013年，内贾德卸任时，当时伊朗的通货膨胀率高达31%，而在五年之后2017年鲁哈尼第二次竞选总统时，伊朗通货膨胀率已降至12%。通胀率明显下降，但是为何基本民生产品物价反而上涨了？而且，经过2015年的经济萎缩1.4%，2016年伊朗经济取得12.3%的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17-2018年伊朗经济仍然将维持4.2%-5%的增长（在内贾德任期内经济数据表现远不如鲁哈尼，甚至出现超过7%的经济萎缩）。为何伊朗整体经济蒸蒸日上，反而会出现民众因民生问题的抗议呢？
伊朗的物价波动
根据以下BBC报道的图表可知，伊朗民众在从1996年-2016年的20年间，家庭周主要食品消费都有严重下降，而食品价格增加了22倍。例如肉类从每周的1.5公斤下降到0.8公斤，面包从13.3公斤下降至6公斤；而在内贾德任期内的2006年，每个家庭每周仍然能消费1.2公斤肉类、4升牛奶和9公斤面包。
伊朗家庭的食物消费
而我们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这种经济变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我们更能发现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分化，对于处于维持基本民生的底层贫民伤害更为巨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显示，2017年伊朗名义人均GDP为5383美元（购买力平价达到19050美元，使伊朗经济排名世界第27位；但是在伊朗上层阶层约占总人口的4.3%，而中产阶层占人口的32%，一般意义的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15%，而广大农村与城市底层贫民占人口的约49%（约4000万人口）；而最贫困的49%的人口需要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收入用于日常食品消费，所以任何物价的变动（尤其是作为肉类替代品鸡蛋的价格）都会对这些贫困人群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鲁哈尼政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决定直接取消给予普通民众的众多补贴更是触发底层民众的愤怒情绪。伊朗政府原本每月会直接给与本国7700万居民每人约合13美元的生活补贴，鲁哈尼政府决定削减一半补贴，会直接影响到3500万人口；同时伊朗政府决定在2018年将国内原来每升0.3美元的汽油价格提升到0.45美元，提高50%。经过此次抗议活动，鲁哈尼政府已经宣布要重新审核这些政策，继续保障民生需求。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高出生率的伊朗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失业情况，尤其是青年人（15-24岁）的失业率在20年的时间内长期高达25%左右，而30岁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虽然这两年伊朗经济有明显复苏，但是主要复苏的领域在石油工业方面，而这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且需要有一定教育和技术水平。即使学习与石油专业相关的青年学生也很难在行业中觅到职位，除非能通过关系人行贿。
伊朗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是要消灭贫困，虽然在40年的时间，伊朗的经济总指标、人均教育程度与医疗条件等都有了巨大改善，但是贫困并未得以真正消灭，而且伊朗政府统治集团总是处于其统治目的与现实利益而在各种或左或右政策间摇摆不定。2012年内贾德在演讲中声称在伊朗300人控制了伊朗60%的财富，但是为了满足上层集团的需求，内贾德在其任内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以减少由其民粹主义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
虽然在内贾德时期，伊朗遭受国际社会的严重制裁，但由于有充足的石油收入和内贾德政府时期政府强行转移收入对基本民生产品的价格补贴，所以即使食物消费量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能维持民众需求。
但是，鲁哈尼政府时期石油价格大跌，大部分国际制裁仍然继续，而且鲁哈尼政府在放松对内部政治与宗教限制的情况下，为了缓和与西方政府关系，又要满足统治精英的利益，上台后推行的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他虽然也提出执政主要目标是消灭贫困，但是显然他更信奉市场化与“涓滴效应”来解决经济问题，譬如削减政府补贴、调整国有企业结构、促进民生品自由贸易、保护商业环境、吸收外部投资、降低通货膨胀率、然后提高社会整体购买力，最后实现消灭贫富差距，共同富裕。这副药方是否很眼熟？其实这就是西方惯常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图。
其愿景描绘很好，但问题在于如果具体实践；在伊朗这样贫富严重分化、青年人高失业率、且经济畸形依靠能源输出的条件下，带来的最好结果，无非是使经济增长使城市受教育的中产阶层受益，而将广大贫困人口置于经济增长之外；而最坏的结果甚至是政府丧失对能源与国计民生产业的控制，最后外国资本与少数私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无论是中产阶层与底层民众都成为资本掠夺的对象，而伊朗民族经济被摧毁。
而且，这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已经有所迹象暴露，网络上传播一些改革派领导人的子女家属通过各种便利与外部进行贸易获取高额财富、腐化生活和“个人成功”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引起众多（特别是保守倾向的）底层民众的极端不满。这显然也是内贾德等“煽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伊朗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口号之一是“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独立、自由、伊斯兰”，但是事实上以能源出口为主要收入的伊朗的经济状况从未能置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每一次的世界市场与国际政治的变动都对伊朗国内政经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伊朗的对外石油出口收入长期占据伊朗公共收入来源的70%-80%，所以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伊朗的国内的收入状况。
而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极为不公正的世界霸权体系中，由于伊朗核项目，国际制裁给伊朗经济带来沉重的影响，这又是在民族主权独立与遵从现行少数大国控制的国际秩序的两难问题。
根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2012年的报告，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每年减少600亿美元在石油产业的投资，减少500亿美元的石油出口收入，并导致进口产品价格平均上涨24%。这是导致这些年伊朗国内民生品价格持续上涨和失业率长期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伊朗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急于摆脱联合国制裁、与西方世界重新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虽然严重依赖外部能源与希望开拓市场的欧盟各国领导人对伊朗台上的鲁哈尼政府的改革措施深表欢迎，并希望尽快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进入市场；而伊朗政府的传统朋友俄罗斯与中国等也对伊朗的能源出口和工业品进口有很大期待；但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伊朗都需要面对其最主要的敌人“美国”和其地区盟友沙特与以色列的挑战。
首先，作为什叶派的主要地区强国伊朗一直也在寻求成为中东地区的领袖，无论是发展核计划，还是支持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都是其影响中东地区的基本对外战略之一，而且不会因为领导集团是改革派或者保守派而发生根本改变。解除国际制裁后的伊朗依靠其综合国力注定会在中东地区有更大的发展与对外部的影响力。
而美国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盟友逊尼派沙特和“十字军在中东的堡垒”以色列更是什叶派伊朗的死敌。双方在叙利亚、黎巴嫩与也门早已通过各自的代理人进行较量。石油价格大跌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增长乏力对同为主要能源出口国的沙特、科威特等国产生重大影响。
实在是因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所以沙特不得同样加大对内部异议分子的镇压与处决（沙特近年处决与逮捕的异议人士数量已经超过伊朗，但是未见到西方主要政客对其有任何批评），甚至向统治集团内部不听话的血亲开刀（譬如大规模逮捕王族成员）。而且，美国原本在中东的另一战略盟友政变后日益专制的土耳其厄尔多安政府也日益与俄罗斯和伊朗靠拢，更会给美国带来不少麻烦。
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此次伊朗示威活动爆发前，就已经宣布要重新考虑是否遵守当初世界强国与伊朗签订的协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的群众示威一爆发，特朗普更是在推特上连发六条声援信息（虽然他其实根本搞不清伊朗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的部分推特
美国政府并在1月5日提请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局势，但是由于欧盟和其他世界大国的抵制，使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空前孤立；并且由于伊朗的群众示威已基本告一段落，更使美国无法借题发挥。不过特朗普政府仍然会将伊朗视为其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敌人，无论现伊朗统治集团哪个派别上台。
事实上，美国等所吹嘘的期待的亲西方、主张自由化的中产阶层并没有积极参与此次抗议活动，他们仍然对于在台上的改革派鲁哈尼政府抱有期待，而且他们也不是鲁哈尼改革的主要受害者，而真正主要走上街头提出民生诉求的恰恰是底层民粹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他们深受鲁哈尼经济改革之害，并对其西方化政治与文化改革充满质疑。特朗普与美国的大敌内贾德站在同一战线上，而反对向西方伸出橄榄枝的伊朗改革派。这本身即是滑稽可笑，也说明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奇妙背离。
而最新报道的遭逮捕人员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来自改革派的国会议员对伊朗学生新闻社表示目前他们获悉安全部队逮捕的1000人中，只有90人是大学生，而其中58人来自首都德黑兰的各大学，其余被捕人员都发生在外省而非学生；而其中大部分人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被释放。
而即使鲁哈尼本人为维持民意和保持统治集团稳定而表示抗议民众的诉求有正当性，政府会做出妥协；而一些宗教领袖和革命卫队的上层更是只谈一周抗议活动的后期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蛊惑，而并未谴责最初三天的民众示威；这也是此次伊朗当局之所以应对形式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最后几天，在宗教领袖哈梅内伊鼓励下支持政府的游行示威与日俱增，并且通过焚烧美国与以色列国旗来表达愤怒。反而由于，特朗普和西方一些保守主义者对于示威的支持和蓄意扭曲，在一定程度重新团结了伊朗统治集团，并帮助伊朗当局拉拢民意平息骚乱。
▍别让你的舌头砍下你的脑袋
有一张近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照片，一名伊朗青年女性站在闹市区灯柱上挥舞着手中的白色头巾，以表达对伊朗宗教神权控制与对女性压迫的抗议；这张照片成为了此次示威的“象征”之一。完美的宣传，但是，很可惜这并非是“事实本身”，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
根据BBC报道，虽然这张伊朗女性挥舞头巾争取女性权力的照片本身是真的，但是这张照片事实上在2017年12月27日已经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而且照片拍摄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也就在照片拍摄当天，德黑兰市当局发布行政命令，在公共场合未遮蔽头发的女性不会再遭到逮捕，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参加相关的伊斯兰文化教育课程。
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最早是由“自我流放在美国”的伊朗女记者和女权活动者阿里内贾德（Masih Alinejad）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是其主导的“白色星期三”（White Wednesday）宣传活动系列照片中的一张。该活动已经持续大半年，鼓励伊朗及其他地区伊斯兰妇女每周周三在公众场合摘去头巾拍照上传，以挑战宗教神权和伸张女性权利；与该活动相伴的还有诸如男性在网上发布声明，将自己（根据伊朗法律规定的）所拥有的决定女性配偶外出工作与独自出国的权利过渡给配偶，由配偶自行决定。这些活动在2017年已经得到数以千计参与者的支持，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针对此次伊朗群众性示威，不少政客、媒体人与网络舆论的分析都颇有“五经注我”之风，有时甚至针对某些个别细节夸张解释，刻意扭曲，以服务于自身的立论与立场。在网络上从帝国的保守主义者到所谓鼓吹“西方化民主权利”的自由主义者们传播了大量不真实的视频与图片，有些内容在网络上传播之量达到百万级别。诸如将伊朗2009年抗议活动的视频当作2017年伊朗示威（一些著名的穆斯林世界的异议记者）、将2011 年巴林群众的抗议活动视频与照片当作2017年伊朗抗议活动的照片（例如美国的一些著名保守主义媒体和参议员John Mccain，而巴林政府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镇压了这场抗议活动），甚至有将2017年支持伊朗现政权的游行示威当作反政府游行示威（人权观察的执行总裁Ken Roth）作为宣传的。如果只是出于某种热烈的愿望，普通的网民误传尚可理解；但是这些最初的传播者本身就是巨大的舆论场发源地。
作为认真的思考者，限于条件、能力与资源我们也许无法穷究所有的真相，不过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地、客观地、审慎地、思辨地去看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事件，而不是立场先行的“刷姿态”，乃至为“博眼球”故意扭曲事实真相，并且在必要时要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愚蠢。正如波斯谚语所说“别让你的舌头砍下你的脑袋。”
▍骄傲的波斯人与真主的花园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公正的帝国主义霸权秩序之下的伊朗人民与其他众多国家的劳动人民一样，何去何从，只有他们自己通过与全世界广大进步人民的联合才能决定。而且这些选择必然会受到他们自身的客观环境、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的影响。
宗教神权对于政治与社会控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时代的发展，广大伊朗人民尤其是青年男女们必然会提出自己的变革诉求；而鲁哈尼政府推动的反对底层民众的资本主义政策在其执行中也将会遭到更多伊朗劳动民众的抵制；伊朗的危局并没有终结，但其变化只可能首先并主要来自内部，我们且拭目以待。
每一个在中国上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事物的发展由内因决定，受外因影响。” 每个看过“心灵鸡汤”的人都见过这句话“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是生命。”伊朗如此，中东如此；事物概莫无外。伊朗的未来在于伊朗人民。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危机在伊朗内部的扭曲反映，其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伊朗民众各种流派的反抗力量反抗专制与腐败的亲美巴列维王朝。但是，最后，由于宗教统治集团的组织力量与各种主客观条件导致其独掌大权，大量曾经和霍梅尼集团一起反对巴列维政权的左翼与民主反抗力量都最终遭到霍梅尼集团的残酷镇压。这是一种残酷的历史缺憾，但其在人类革命史上屡见不鲜，这是留给所有进步人民运动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今天在网络上有大量的（不分差别）仇恨穆斯林的言行，而在对于伊朗的示威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有些观点故意先通过定义今天的伊朗人为雅利安人（这种将人类学的研究强行与现实国际政治、民族与文化传统相联系，本身就毫无科学性可言）；然后根据历史与现实中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恩怨交错（这种矛盾确实存在），以及有部分示威的口号直接挑战现伊朗宗教神权统治，而最后推导或隐含得出伊朗民众示威中蕴含着强烈的反对伊斯兰宗教与反穆斯林文化的情绪。当观点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谬之千里。
这与今天由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构造的，并在中文网络世界中发酵的强烈的“排斥穆斯林与伊斯兰宗教”的情绪密相关，直白地说，颇有“坐井观月”的狭隘。这种将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机制强行联系的做法本来就是极为主观与偏见的，而且注定会成为笑话。
那些希望在伊朗群众示威与反伊斯兰之间挂上钩的人，务必需要重构来解释以下这些事实。
12月28日最早的示威发起地就是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宗教圣城”马什哈德，并且示威本身很可能得到当地宗教领袖的默许与鼓动。马什哈德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也伊斯兰世界的第二大圣城，9世纪什么派领袖伊玛目阿里·里扎葬于此地，并建有宏大的陵墓；在什叶派穆斯林中曾有“富人去麦加朝觐、穷人去马什哈德朝圣”之说，而什叶派信仰长期是底层民众反对上层阿拉伯统治者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在历史上，没有波斯人萨菲王朝的确立，本已势微的穆斯林什叶派可能很难得以复苏，没有波斯学者的长期研究与发展，不可能由今天的什叶派伊斯兰文化，所以毋宁说是波斯人重构了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就首先是这种波斯化的伊斯兰教。在今天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其中大学部的“13本经”（指定经书典籍）中有6本都是由波斯语撰写的，其中包括专门的波斯语语法书籍。
即使纯粹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根据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的说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路6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是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穆斯林信众人口占65个国家总人口近一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占全球70%的能源与50%的自然资源。一个拥有约15亿人口的宗教意识形态不是依靠排斥与歧视所能消灭的。
今天的伊朗不是因为有了宗教神权，而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而是因为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与其说伊斯兰文化渗透在伊朗文化之中，莫如说没有波斯文化也就没有今天的伊斯兰文化。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1979年革命，伊斯兰教总是民众反抗封建王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列宁曾说过，如果认为，在一个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产物和反映， 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末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
活在蛋壳里的鸡雏不知道另外的世界，壳壁透进来一片白茫茫，然而它不知道那是光，只是敲打着白壁，不明所以。它的心划过一道闪电，蛋壳破开了。
—— 玛丽·瑞瑙特《波斯少年》
本文转自土逗公社（tootopia）
一个反思常识的内容合作社
本文原载“土逗公社”，原题为“伊朗底层为何要团结反抗？这篇万字长文告诉你
”，经授权刊发。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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