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野驴：曾经也不少，现在却成了牧民的眼中钉？
五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深刻改变了拉达克牧民与藏野驴（Equus kiang）的关系。
1962年10月，一场战争在中印边界打响。解放军迅速击溃印度军队，然后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战争之前，中印在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上冲突不断；战争之后，中印对峙多年，直到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才为边境问题重开谈话。
令人惊讶的是，这场战争也许是拉达克（Ladakh）东部的牧民与藏野驴冲突的起点。
拉达克位于印度北部，东与中国西藏接壤，是世界上最崎岖、最荒芜的山地之一。拉达克分为两个区，卡基尔区（Kargil District）在西，列城区（Leh District）在东。列城区幅员4.5万平方公里，面积与可可西里相当，海拔、地形和植被也与可可西里相似。
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当地的藏野驴数量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动物学者福克斯（Joel Fox）估算整个拉达克也只有1500头。这与历史情况相比差别很大。”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大英帝国的斯托克利中校（C. H. Stockley）游历拉达克时，藏野驴还到处都是。但似乎从八十年代开始，拉达克人觉得自家草场上的藏野驴越来越多。与他们的祖辈不同，这次，他们非常不高兴。
藏野驴是很有“个性”的生物：头大得出奇，鬃毛短而硬，耳朵竖直，毛色斑驳。藏野驴是最大的一种野驴，强壮而整洁。它的四肢和身体下侧，包括颈下方白色，耳朵内侧和口鼻端也是白色。在背脊上，一条深色条纹从鬃毛处一直延伸到尾端，它尾巴上有一簇黑色细丝状的毛。
乔治·夏勒曾这样描述藏野驴：“它们会疾驰于金色的草原上，尾巴在风中飘扬，脚步追逐着飞扬的尘土。突然间，像训练良好的骑兵一样猛地停了下来，排成一列看着我们经过它们。对于野外生物学家而言，藏野驴是一种令人感到愉快的动物。”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夏勒的观点。在英国冒险家汉密尔顿•鲍尔（Himilton Bower）的眼中，藏野驴不合拍的好奇心常会破坏狩猎者对这些高贵动物的追踪。另一位冒险家，亨利•萨维奇•兰多尔（Henry Savage Landor）也曾表示，藏野驴一点也不温顺好么！它们常装出温驯的样子，引诱毫无戒心的旅行者靠近它们，随后突然用腹部冲撞他。”
不管过往的动物学家如何描述，藏野驴自由又有点小机灵的形象已浮现在我们脑海。
2004年，印度动物学者纳贾尔（Y.V. Bhatnagar）对列城区东部的藏野驴做了调查。在春季的样线调查中，他记录到181群藏野驴，总共365头，平均每平方公里0.24头。而2004年该区域有21万头牲畜，平均每平方公里11头。在藏野驴和家畜组成的食草动物群体中，藏野驴只占2%，而光是山羊就占了57%。如果换算成消耗的草料，藏野驴不过吃10-11%，家畜吃89-90%。
吃的没有家畜多，为什么牧民还要指控藏野驴？牧民的心理在发生变化。
打猎、开矿和战争，导致藏野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数量大降。战后一代的牧民见惯了低密度的藏野驴，以至于八十年代初藏野驴数量开始恢复，就控诉藏野驴破坏草场。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量藏野驴为了逃避中国一侧的猎杀涌进拉达克。战争之前西藏牧民的涌入已经挤占了草场，藏野驴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牧民甚至要求政府“将藏野驴赶回西藏去”。
另外，在拉达克的草场上藏野驴的分布并不均匀。在大尺度上，藏野驴的数量不多，但在局部，集群的藏野驴可以迅速吃掉大量草料。藏野驴的后肠发酵效率较低，它们必须吃掉很多草料才能维持庞大的身躯。70头野驴在一天内可以吃掉199-254公斤的干草，相当于200头山羊。在干旱的列城区，河流湿地滋养的草甸是稀缺资源，对藏野驴和家畜来说都是重要栖息地。
种种原因，战后几十年里，牧区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藏野驴和牧民的冲突加剧。在列城区东部，羌巴人传统上季节迁移超过100公里，如今减少到40-50公里，人口和牲畜的增长是主要原因。特别是政府和军队在气候严酷的冬季提供的饲料，极大降低了牲畜死亡率，而在过去严冬可能是调节牲畜数量的重要因素。另外，战争后羌巴人不再能利用西藏一侧的草地，加上难民的进入，人均草场面积逐渐下降。
全球市场对山羊绒的需求也大大刺激了拉达克的畜牧业。传统上，95%的山羊绒用于和周边地区的物资交换。而在过去三十年间，拉达克政府着力发展山羊绒产业。兽医服务大大降低了幼崽死亡率，而山羊绒单产并没有多大提高。也就是说，要增加山羊绒产量，必须增加山羊数量。
一系列因素使得藏野驴栖息地上的牲畜数量显著增长，传统畜牧业正快速转变为与全球市场直接关联的货币经济。牧民认识到每一寸土地的重要性，并视藏野驴为破坏草地的祸患。无怪乎牧民不断丧失对藏野驴的容忍。
牧民与藏野驴之间的冲突集中在局部的关键资源，因而管理措施应该是小尺度的，针对局部的特定情况。办法可以有很多：监测藏野驴的种群数量变化，详细调查冲突高发的区域，设计合适的补偿项目、缓解牧民的损失，研究藏野驴竞争是否真的影响山羊绒的生产，停止在草甸周围建立围栏，等等。
尽管牧民和地方政府控诉藏野驴“太多了”，但藏野驴的问题根本不是“数量过剩（overabundant）”。其种群数量超出生物承载量（Bi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对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比如植被结构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外来物种的入侵等等。而在干旱的羌塘草地上，并没有证据表明是藏野驴破坏了草地，相反，过量的牲畜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藏野驴和家畜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两者之间的食性相似。问题不仅是藏野驴草地能养多少动物，还有牧民能容忍多少藏野驴。利益相关群体能接受的数量（Stakeholder Acceptance Capacity），或者说文化承载量（CulturalCarrying Capacity），是野生动物管理的另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往往被忽视，但往往决定了许多与牧民共存的野生动物的命运。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野生动物接触的经验，都会影响到牧民的容忍度。
战争之前，高原牧民与藏野驴共存了上千年；战争之后，牧民越来越难容忍甚至低密度的藏野驴。藏野驴的冬季集群，牧民心理参照系的变化，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牲畜，乃至不断攀升的山羊绒价格，都让双方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藏野驴有着拉达克同胞类似的经历。它们数量不少，没有灭绝风险，虽然种群数量并没有严谨的调查和监测；牧民普遍抱怨藏野驴与家畜竞争草料。任何一个国家成熟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都会在这时候去寻求解决方案。为牧民提供经济补偿？猎杀一部分藏野驴？藏野驴的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留给政府的一个难题。而任何管理措施，都不能忽视牧民的参与，如果割裂当地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不让他们参与到野生动物管理中，注定无法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
对藏野驴的管理会是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管理的试刀石吗?我们拭目以待。
（编辑：Sol_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