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 1970 和 1980 年代末期，中国作家都在与过去历史所带来的伤痛做斗争，试图为他们的痛苦找到一个合理解释。……在那个时期，许多作家都写了后来被称作“伤痕文学”的作品，叙述了那个时代下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磨难。少数作家以内蒙古的广袤地域，或想象中西藏的浪漫主义情怀为背景，创作了包含情欲内容的作品。但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寡淡无味，还掺杂着一种自怨自艾的情绪。而创作这些作品的作家虽然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不满，却始终没能有效地反映出他们生存的，这个致使上百万人丧命的政治体系。

随后，在 1992 年，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发表了一篇十分怪异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被发配到了偏远的中缅边境地区的年轻情侣的故事。在那里，他们因为通奸而被逮捕，被强迫写下无数的忏悔信，并被勒令在村子里当众重现他们的罪恶行径。后来，这对情侣逃到了深山中，被再次逮捕后受到了比之前更多的惩罚。直到他们被释放的那天，这对情侣不仅毫无悔改，甚至还有些疑惑为什么要逮捕他们。

除了情欲描写之外，这篇小说最令人震惊的就是其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小说中，知识分子几乎和那些控制他们的人一样邪恶。小说的男主角是一个和虐待他的人一样狡猾的人，他不仅在工作中游手好闲、和当地人打架斗殴，还把他的情人装在麻袋里绑架了。更甚的是，作者为这篇小说起了一个极为荒谬的名字——“黄金时代”，不禁让读者疑惑作者笔下这个混乱的时代到底“黄金”在何处。

▲王小波, 北京, 1996; Mark Leong

而这篇小说的作者——王小波，又是谁呢？王小波并不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在发表《黄金时代》之前，他没有出版过任何的小说。然而，《黄金时代》在台湾上市后，中国各个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这部作品。一时间，《黄金时代》迅速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成功。此后，王小波又陆续出版了许多中篇小说和散文。由于欣赏王小波的幽默而又讽刺的风格，当然，也包括他对性爱的描写，他的作品在大学生之中最为受欢迎。

然而，在《黄金时代》仅仅出版五年之后，王小波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享年 44 岁。对于他的去世，并没有多少人给予关注。在中国多数作家的眼中，王小波只是一名没有受过专业写作训练的作者，他的成功也只是因为他粗鄙下流的写作内容。在国外，王小波没有一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王小波似乎注定只能成为那些没名气的作家中的一员，而他的作品也似乎注定只能被博士生们拿去研究某个时代的时代思潮。

就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这 20 年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西方国家，王小波的知名度一直不高，他只有一部作品被翻译成了英文。而现在，中国的读者和评论家们已经广泛地将王小波认作当代中国作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两部作品集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另外，还有一家咖啡馆是以王小波的名字命名的。目前，王小波的作品不仅被列入了近期的各种主流文学选集中，还被认为是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参考。

同时，王小波还是早期互联网的使用者。通过网络，王小波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其中就包括电影制作人贾樟柯、作家阎连科这些当时在人们眼里十分特殊的人。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了十分常见的公众形象。

▲全家福。1957 年春摄于人大铁狮子胡同宿舍。前左二为王小波。

1952 年，王小波出生在北京，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他的父亲王方名是一名逻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大学教授。那一年，王方名被错划为“异己分子”。他为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小波”，意在希望家族的遭遇能够就此平息，但事实并未能如他所愿。直到 1976 年，王方名才得以得到平反。

在王小波的回忆录中，他的哥哥王小平曾说，他们的母亲因为父亲的问题而整日惶惶不安，怀孕的时候，她每天都在以泪洗面。后来，母亲没法母乳喂养，以至于王小波的身体非常虚弱。他头骨有一些前凸，胸腔像一个圆桶。他的骨骼因为缺钙而过于柔软，走路时，兄弟姐妹们都得帮着他挪动双腿，然后小波就用两条腿推着身体向前走，那感觉就像一只螃蟹在走路。不过，他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吃甜的钙片。每次吃钙片，他都得吃下一把的量，其他的兄弟姐妹就在旁边羡慕地看着他。

如果不提家庭的不幸，王小波其实是在知识的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父亲藏有大量的外国文学译作。在学校的时候，王小波会忽略老师，冲着墙发呆。但在家里，他就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莎士比亚、奥维德、薄伽丘和马克·吐温等。家里兄弟估计他一个小时能读一百页书，即使是像马克思、黑格尔，或者中国古典作家这些比较难读的作品。

▲儿童时代的王小波与哥哥王小平在书房里

王小波十四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随后，国内迅速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知识青年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王小波也志愿加入了这个行列，去到了云南这个充满浪漫幻想所的边境之地。到云南时，王小波十五岁。在那里，王小波创作了无数的作品。他通常在半夜起来，拿着蓝色的笔在镜子上潦草地写着，写了又涂，涂了又写。他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于是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他的作品。

1972 年，王小波回到了北京。在此期间，他一直坚持着写作，却从没发表过任何作品，而是在一间工厂工作了六年。1977 年，中国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王小波得以进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他在一所高中教书。这些日子里，王小波始终默默无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曾经见过几次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直到近些年，我才意识到她是中国十分重要的女性性学者和社会学家，并向她采访了关于中国人在变革时期的性解放问题。（外国记者经常写到这个问题，几乎成了陈词滥调，但我们又是多久才能读到一次关于中国人性解放的文章呢？）事实上，对于普通人重新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私人空间这种意义深远的问题，李银河也是领先的纪年者。她曾对中国同性恋运动做过研究，近几年，她还站出来为跨性别者和双性恋者发声……

去年春天，我和李银河谈了谈她过世的丈夫。她说，他们成长的环境很相似，他们俩都是在受过教育的家庭长大，也都偷偷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的书。1980 年代在美国的时候，王小波读了米歇尔·福科关于身体的一些观点，但李银河认为王小波受伯特兰·罗素的自由主义影响更多一些。“他最常引用的人就是罗素，他提出的自由主义是最早的也是最基础的，小波童年的时候就开始读他的书了。”李银河说。

1979 年，王小波和李银河相遇了。次年，两人结为了夫妻。李银河是新一代社会学家之一，这一批社会学家是在这门学科被颁布禁令后成长起来的。在此之前，社会学被认为是一门多余的学科，因为那时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足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在中国社会学先驱费孝通的支持下，李银河于 1982 年到 1988 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在李银河求学的最后四年，王小波陪同她一起完成了学业，并在此期间跟随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学习。

现在，已经退休的许倬云告诉我，一开始，王小波让他感到不知所措。虽然王小波并不是一名正式的作家，但他表现出了写作的意愿。而且，虽然他住在美国，但他几乎说不了英语。许倬云说：“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在培养以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一个社会学家，而是在培养一个需要了解中国历史的作家。”随后，许倬云让王小波自学，让他系统地去阅读中国经典作品和中国近代史，而这些知识刚好都是王小波在中国教育制度中没能学到的。后来，王小波获得了东亚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但大部分时间，他仍旧在继续他的写作，虽然他并没有把他的作品拿去发表，而是统统留在抽屉里。“虽然他还没有做好发表作品的准备，但我尊重他，我的目标只是帮助他不断地进步。”许倬云说。

李银河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国，并一同投身于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同时，王小波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与社会学。自 1988 年以后的不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正因此，于是，保持沉默变成了王小波最著名的作品《沉默的大多数》的主题。这部作品讲述了“文革”时期，无处不在和缄默成了遗留在人们身上的伤疤。对于王小波来说，这种伤疤就是“他无法再相信任何一个属于社会话语圈的人”。因为彼时给人们造成的创伤，寻找一个敢于发声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个人的追求，甚至是一则遥远的寓言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王小波回去研究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原因，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所在。社会忽视这些群体，剥夺他们发声的权利，甚至不承认他们的存在。于是，王小波领悟到了一个真谛：整个中国社会都是沉默不语的。“随后，我又突然意识到：我曾是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的一份子，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份子。这个群体中的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保持沉默，有些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和机会发声而沉默，有些人因为有隐情不便说话，而另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对公共话语圈有厌恶之情，而我就属于最后这类人。也正因为我是他们的一员，我才有义务把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说出来。”王小波说。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的塞巴斯蒂安·魏简认为，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去支持反抗者这件事，王小波自己其实是非常震惊的。但震惊的同时，他也在寻找着一种新的改变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要远远胜过抗议和游行的。于是，在寻找的过程中，王小波终于有话要说了。1992 年，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的写作。自从 1972 年从云南回到北京，王小波就一直在写这本书。由于不清楚该如何出版这本书，他把这本书的副本发给了在匹斯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随后，许倬云将这本书送去了台湾《联合报》。由此，《黄金时代》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王小波也得以进入了他口中那个“声名狼藉的话语圈”。

由于王小波是家里的二儿子，因此他作品中的人物多用“二”取名。比如，《黄金时代》中的男主角就叫王二。王二 21 岁的就被送去了云南“插队”。在那里，他认识了 26 岁的女医生陈清扬，她的丈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了。后来，大家开始传陈清扬背着丈夫与王二搞破鞋，陈清扬就让王二帮她作证，证明他俩没有一起睡过。随后的情节，王小波模仿了他父亲的逻辑学套路。王二告诉她，如果要证明他们的清白，得先证明两点：第一，陈清扬是个处女；第二，王二打出生的时候就被阉割了，没有性能力。而这两件事都不好证明，所以没法证明他俩是清白的。王二本人更倾向于认罪。终于，这对情人跑到了山里去偷情。后来，他们几次被抓，还被勒令当众重现他们的罪行。然而，陈清扬不但没有为此而感到羞耻，反而觉得这是一次挑战。被迫写下他们的罪行时，他俩把他们最为尴尬的性爱场面都写在了里面，并把这次惩罚看成了一次文学创作实践。当他们从这些惩罚和欺凌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对情人情不自禁地在房中做爱，就算是政府也管不了他们。 

这次的经历让王二意识到社会不过是一系列权力关系的组成。在村子里，他看到，当地村民不仅把公牛阉割了，还在阉割之后把它们的睾丸槌烂，好让公牛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即使是最活跃的公牛也会乖乖地耕地干活。“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

这种“被控制”也反映在王小波的其他小说里。作为“时代三部曲”中的一部，《黄金时代》就像三明治的夹层一样，夹在《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中间。《青铜时代》讲的是发生在中国古代唐朝时期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其中的《舅舅情人》最近还被艾瑞克·阿布汉森（Paper Republic 创始人）翻译为了“Mister Lover”。而《白银时代》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未来小说，讲的是在社会的控制几乎达到顶峰的状态下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这也让“文化大革命”几乎成为了人民已经忍受了好几年的痛苦与磨难的代名词。在另外两部出版的散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中，王小波也同样把他的想法记录了下来。其中许多文章都曾在中国南方的某些边缘杂志和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几十年过后，这些杂志和报纸也像“挨了槌的公牛”一样变得温顺了。

我和王小波见面是在 1996 年，缘起于一篇他发表在《Orient》杂志上的文章，这本杂志专门为“文化大革命”十三周年做了一期特刊。在这篇文章中，王小波分析了历史上一些缺乏理性的时期，以及一些曾经不被认可的大人物，其中包括挑战古罗马教条的伽利略、反纳粹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以及反对偶像崇拜的中国作家老舍。但王小波并没有止步于此。通过写民族主义的兴起，他还平行对比了 1990 年代的中国。

▲王小波与李银河, 北京, 1996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王小波公寓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见面时，他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咧着嘴笑着，好像一个香港的生意人在度周末。啰啰嗦嗦地说了几个钟头之后，王小波回家找李银河，玩儿他的电脑去了。

那时候，王小波批评得最多的一本书就是《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是由六名青年作家编成的评论集，书中充满了有关美国及其对中国的压迫言论。本书的作者们痛骂好莱坞、波音飞机以及其他一切世界上中国无法逃避的事物。在王小波眼里，这本书是投机分子写出来的垃圾。“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过悲惨的经历，都见过事物的黑暗面，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一点。（这些作者）太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所以我不喜欢他们。”王小波说。

那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们一代的知识分子有着王小波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错误：他们渴望的是领导这个社会，而不是跳出来以一个独立的评论家的身份去看待这个社会。王小波说：“中国社会的弊病就在于其（……）过度集中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这次谈话后六个月，王小波去世了。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艾晓明帮他完成了生前最后的愿望。在王小波去世前三天，他的“时代三部曲”成功出版了，但王小波没能活着看到他的作品面世。在王小波的尸体被火化前，艾晓明将他的“时代三部曲”放在了他的身上。

随着王小波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评论家们也变得更为欣赏他的作品。在王小波去世五周年之际，前文化部部长王蒙为王小波撰写了一篇文章，说道“（王小波）这个人太明白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告诉我，王小波现在甚至超越了张爱玲，成为了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据李银河说，王小波生前对他的成就知之甚少。“那时候，主流文学界对小波作品的评论文章并是不很多，人们才刚刚开始对他的作品有了一些关注。我们也并不了解他作品的销量到底怎么样。”李银河说。

至于王小波受欢迎的原因，黄平有着与众不同的解释。在将王小波看作一名自由主义者的同时，他也可以被看作用一个幽默和讽刺的方式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开脱社会责任的人。黄平说：“对于社会责任的问题，王小波没有选择去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讽刺的语气告诉你这事儿压根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或许就是王小波的作品能够出版的原因。他作品中的幽默和讽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制造出了一种距离感，从本质上免除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罪责。但是，王小波的书读起来不会有林培瑞所说的那种“狂欢”（用幽默的手法来规避社会批判）的感觉。他的小说中，社会体系是受到误导的。他的文章也尖锐地批判了像民族主义这样的主题。1989 年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类似王小波这种对社会边缘人的支持已经很常见了。比如，艾晓明后来转去与其他包括胡杰、吴文光在内的独立电影制作人一起制作电影，并为历史运动的受害者拍摄了纪录片。李银河在后来也开始为 LGBT 群体发声，并公开声明自己与一位跨性别者交往。

在国外，没有什么人知道王小波。他的作品只有三部被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共同收录在一本书名十分傻气的 Wang in Love and Bondage 中出版，其中包括《黄金时代》和《2015》（《白银时代》中的小说之一）。这本书的封面更是一个败笔，上面画着一对男女在一间廉价酒店幽会的场景，整个画面透露出一种美国 1940 年代犯罪小说的怀旧感。另外，还有两篇作品在网上有电子版，但王小波 90% 的作品都没有翻译版本。这在众多出版商都在寻找一个中国声音来为中国崛起作出解释的情况下，是一个十分不合常理的疏漏。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说，王小波的作品译本少肯定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很难读。王德威今年的新作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中也包括了王小波的作品。此外，王德威也常在他的课程中向那些非中国专家讲王小波的作品。“他们真的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包括他作品的风格、内容、故事中所包含的喜与悲，即使他们根本对王小波和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王德威说，“但这些话题都是可以向全世界的读者传达的。”

今年 4 月，在王小波的去世周年纪念会上，一些中国最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借此机会聚集到了一起，谈论了他们对王小波作品的看法。纪念会上，李银河与其他六名王小波的粉丝一起在北京郊区祭扫了王小波的坟墓。他们将王小波生前最喜欢的酒洒在了他的坟墓上，并为他诵读了诗歌。他们还为纪念王小波特别制作了 T 恤，T 恤上印着王小波的画像，以及他的生卒年月。李银河说：“对我来说，能够遇到一段浪漫的爱情是十分不易的，王小波就是浪漫爱情的开启者，他让我拥有了一段很美好的经历。”

在李银河身后的是一名 30 岁的高中历史老师，这名老师经常会向学生们讲述王小波的故事。他说，学生们虽然会被王小波作品里的性爱描写所吸引，但他们最终会为作品里的表达的思想和社会批判的内容而停驻。对这名老师来说，王小波已经不仅仅是一名他喜爱的作家了，而是更多地成为了他的指路标，为他的精神生活不断地带来灵感与启发。这位历史老师说：“当王小波不能从尼采那里找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时，他就会跑去找一张叔本华的照片，然后大喊‘救我，叔本华’。于是我就拿着一张王小波的照片，思考着他能帮我做些什么。我想，王小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能为我指引方向。 ”

（本文刊发时有删改处理，原名“现代中国的性生活”）

来源丨纽约书评

作者丨Ian Johnson

翻译丨徐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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