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未来:“只要有毛 泽 东，我们总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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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四）
曹征路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 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沙州坝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各苏区省委的代表。
这次会议搞得很神秘，没有通知即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参加会议，而且也没有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筹备。
会议强调全党必须再“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
看到会议文件后才毛泽东明白，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两面派”，指的就是周恩来。
紧接着召开的“二苏大”上，毛泽东又被正式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会前，周恩来曾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一事，询问过博古，并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博古听后未予理睬，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不管日常事。
按照以往惯例，重大人事问题要向共产国际报批，本来博古想在五中全会上拿掉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但共产国际没批准。所以博古这次索性直接造成事实，连报告都免了，干脆不向共产国际报批。
“二苏大”后，博古还以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周二人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推行自己的“正确路线”，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只好作罢。
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后来回忆此事说，博古“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
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超出了正常思想斗争的范畴，年轻的博古完全被自己狂躁的宗派情绪所左右。
这在接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安排中央转移的一系列举措中看得更加清楚。
据党史专家金一南说，
三是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也记载：1934年10月7日夜晚，三巨头交换了对苏区中央分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转移。
四是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证实了此事：“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已无从考据，以正常逻辑分析，应该是不想带毛泽东更靠谱一些：
首先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那时也不知道要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只是要把中央机关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避开围剿的50万大军。
其次是转移一直是在犹犹豫豫中进行的，这个秘密仅仅是少数人掌握，周恩来也是在决定转移的前夕才参与了去留名单的研究。
三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总司令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
《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对话：
“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四是1934年９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宗派情绪异常高涨，尽量将他们认为有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是符合他一贯思想逻辑的，毛泽东显然更是错误路线的头。
第五点最关键：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项英是他们正确路线团队中的成员，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稳，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李德、博古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出现，带毛泽东转移利大于弊。
当时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也不可能预计到自己会遭受那么巨大的惨重失败而在半道上被解职，所以带毛泽东转移，置于自己的眼皮下更安全。
因此他们决定收回成命，批准毛泽东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发疟疾，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
历史的烟尘已经消散，从这些历史细节中可以体味当年既是同志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历史启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刚出校门不久、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年仅24岁的博古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几年之久？24岁的年纪在今天也许人生经验尚且不足，又没有经过大革命的实际考验，他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更为难以想象的是，他领导下的党政军负责干部都是当时中共最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也是20世纪中国顶尖的精英群体，为什么不能抵制他的无知和盲动？这种公共性缺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共产国际东方副部长 米夫
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直到9月，周恩来才实际参与了去留人员的研究，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干部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博古李德的个人好恶划线的。所以才会有带不带毛泽东走的问题。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就这样被葬送了。
共产党是不是一个现代政党？是不是一个担负着领导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时在理论上大家都认为是。
然而实际情形却已经偏离这个根本性质，说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它更是一种实践，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磨砺。一旦放弃了这个目标，现代性很快就会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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