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师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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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公认的军事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但是，很少有人将毛泽东与“经济学家”联系起来。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并不广为人知，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毛泽东是个实干家，他的经济思想更多的表现为直接与实践相结合而非空头理论；其次，很多人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偏见，无法理解或无法理解到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精髓，这并不奇怪，夏天的昆虫怎么可能理解冬雪的曼妙，池塘里的青蛙怎么可能理解大海的浩瀚；再次，出于你懂的原因，一些人并不愿意宣传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因为他们正想法设法的诋毁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成就，又怎么可能宣传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呢？
要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首先就要搞明白经济在于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而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只有发展好经济，民众才会满意，政权才会巩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中国必须发展经济，否则就要被人欺负，人民不会拥护我们，人民的政权也不能巩固。消灭落后，是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经济是否发展是关系到人民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
正因为经济如此重要，毛泽东才会多次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战略方针。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与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若民主革命不成功，生产力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认识，那就是民主革命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翻三座大山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共产党将赢得人民充满信心，因为，“若民主革命不成功，生产力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生产力能否发展取决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成功与否。
在1949年2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在这里（已经解放的北方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针对城市地区，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从以上左一个“中心任务”右一个“中心工作”，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已经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不敢妄言，读者自有公断。
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八大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同时指出，三大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应转到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结合国内矛盾。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好坏有着直接关联的，我们试想一下，在抗美援朝、土改、镇反的建国初期，我们拿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理，在改革开放后，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良好基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同样没有资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并理顺了在前三十年的很多政治和经济政策。如果没有“镇反”、“三反”、“五反”，我们拿什么在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苏自卫反击战以及波谲云诡的台海局势和国际形势面前发展经济呢？如果在我们正努力在夹缝中发展经济的同时，一些人跳出来公开发难，毫无道理地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打击民众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对于这些人，我们是该放任自流还是加以约束加以改造？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巩固政权、改善民生服务，同时，毛泽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样有着明确的认知。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带领部分同志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和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是最早版本的“四个现代化”的出处。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毛泽东才是“四个现代化”的“版权人”。
前前后后阅读《毛泽东年谱》也一年多了，越读越觉得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我虽不敢说自己已经了解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但要说自己连点皮毛也没学到那可真算是白读了，因此，本人才会不揣冒昧就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粗浅的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无论如何，觉得我说的好说的对的还请鼓个掌打个赏，至于对毛泽东经济思想有更深的理解的人，也不必要计较于我的肤浅，还请高抬贵手，一笑而过吧。当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概括的，今后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以及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建设的经典观点。
说毛泽东擅长“做蛋糕”，那并不是吹的，不管多么竭力否认毛泽东时代经济成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奇迹的根基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人口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9.3亿，27年的时间人口几乎翻番，如果经济形势不够好，“蛋糕”不够大，在工业农业都欠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养活几乎翻番的人口？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建国后，工业总产值从1952年的343.3亿元增长到1980年的4992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了17.9倍，年均增长11%。从分期数据来看，以1952年的工业生产总指数为100来计算的话，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598.6，年均增长11.2%。一连串的数据背后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为后续的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三十年举世闻名的工业项目可谓信手拈来，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级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国重器。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业成就奠定了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
大庆油田
毛泽东是重视工业的，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始终是毛泽东的心愿，不过，这并不代表毛泽东因此就忽视了农业，在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曾详细的阐述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指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工业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农业的支撑。
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50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亿多吨，28年间增加了1.3倍多。1.3倍是个什么概念，可能很多人不好把握，那么，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纵向对比，现在中国粮食产量的历史记录是5亿吨，也就是说，在后三十年间，粮食产量只增加了还不到0.7倍；横向对比，耕地比中国还多的印度直到2009年粮食产量也只有2.2亿吨。可见，无论是纵向对比还是横向对比，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的成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粮食产量与水、肥是分不开的，齐备的工业体系是化肥产量激增的基础，完备的水利设施同样与粮食产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统计数据表明，直到今天，中国农业水利灌溉系统的85%仍然是前30年修建的，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
红旗渠
一连串的数据难免会让人困惑，那就是为什么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在解放后短短三十年间就有如此耀眼的工业、农业成就？难道毛泽东真的有什么魔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去寻求答案。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工业落后、农业落后的局面，那么，要想“做大蛋糕”就只能首先从人入手，毕竟一切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激发民众的建设热情，唤醒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提高民众的政治地位成了毛泽东的“秘方”。在旧社会，中国的阶层已经完全固化，黄世仁永远是黄世仁，杨白劳永远是杨白劳，但是，到了新中国，在旧社会饱受欺凌的雷锋、焦裕禄们迎来了新生，陈永贵这样的普通农民、吴桂贤这样的普通工人成了高级领导人，邢燕子张秉贵王进喜成了众人学习的榜样，他们的事例说明了一个事实，在新中国“泥腿子也有春天”，任何人只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流汗就可以赢得荣誉赢得尊重赢得地位。
激发民众热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为了“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之后还有一个“分配蛋糕”的问题，可以说，“蛋糕”分得不好，做得再大也没用，甚至反而可能由于分配不公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为此，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大概可以归纳为：1、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国家、集体、个人；2、三个层次中，较低的利益层次要服从较高的利益层次，但较高的利益层次又要照顾较低的利益层次；3、解决三个层次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毛泽东关于“分配蛋糕”的设想是非常高明的。三级关系统筹兼顾，使得国家、集体、个人都不落空，并且明确了高、低次序，使得三者浑为一体又次序井然。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个人，那么就会出现国库亏空，国库亏空了就没有资金加大对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的建设，“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了幻影；相反，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国家，那么就会损害民众利益，降低民众生活水平，引发民众不满情绪以至激化社会矛盾。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如果利益分配过于倾向国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前苏联就是极好的例子。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在谈到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采取义务销售制等办法来积累资金，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的损害，因而提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当然，在前三十年，很多时候，个人作出的牺牲还是很大的。这就回到了昨天一个网友提到的问题：“既然毛泽东的很多经济设想很好，为何却有很多没有贯彻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昨天的文章中已经有所体现，那就是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因此，八大才会明确“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应转到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矛盾才是决定经济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根本原因。可以设想一下，在建国后，抗美援朝战争、三年自然灾害、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苏自卫反击战，各种国际国内矛盾纷至沓来，美苏核讹诈阴魂不散，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安心全力发展经济？
对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我觉得网友@虫虫 说的很好。网友@虫虫 认为：主席的社会经济分析和驾驭能力，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和经济理论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更因此使主席从马列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走上了领导适合中国发展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下大力气搞经济建设和发展，从早年苏区时期，主席已经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了。但与建国后相似的是，经济建设成果的滞后性，使人非常容易误会他辉煌的成绩。但通过简单反问即可让些个装糊涂的闭嘴：全党经过几次统一思想，终于走上了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若主席“不懂经济”，中华苏维埃政权何以越发壮大？何以建立这个国家？所以，说主席“不懂经济”的人，即便不是个蠢货，也是把人民大众当傻子的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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