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主席时代载人航天被下马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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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号”飞船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老专家，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他们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
兽（作者自称，下同）这段时间被钱逼得有点疯，想想手里有不少资料，就想写点东西去骗钱花花，开始写了个关于640工程的提纲，后来想起早年写过一个关于载人航天的文章，所以有想再写点东西的冲动，于是就无意中看到了梁东元的《曙光号全解密》一书，读后感慨万千。
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也谈到了曙光号飞船，而且还采访了曙光号飞船的负责人，和大多数纪实作家一样，李鸣生也是以小说家的态度来写历史，读起来像在读小说，而梁东元则要严谨得多，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有很高的可信度。
兽原来是想在书中找到一些曙光号飞船的资料，遗憾的是书中对此着墨不多，不过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宇航员生命系统的研制情况，倒是意外之喜。即便如此，书的结尾对714工程（当年载人航天工程的工程代号）有个总结，这个总结和李成智编著的《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对714工程的总结文字上有不少雷同的地方，这应该是从官方的一些文件抄过来的，实际上代表了官方对714工程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对得起历史的：
几十年前的那些艰辛工作，都为后人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于财富，当年那些优秀人才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经过8年多的预研，“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取得了不少成果，培养了一批从事飞船的技术队伍。在飞船工程大系统方面，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推动了航天工程技术发展，刺激了相关配套系统向更高层次规划发展。在飞船总体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各分系统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构，能源，热控制，制导导航与控制，测控与通信，数据管理，环境控制与生保系统等进行了原理性探讨和技术攻关，其中不少分系统已通过地面试验，有的完成初样研制(兽补充《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还补充了一些内容：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有不少成果成功应用到卫星系统的研制中)。大型地面试验设备和航天员选拔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对多名锻炼员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科学试验，取得了“人-机-环”系统工程的应用研究成果，研制出了第一套舱内宇航服，以及独具特色的系列航天食品。此外，“曙光一号”飞船的高需求，在预研阶段向国内18个省市，部委提出425项协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光电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梁东元还采访了当时参与空间规划和管理工作的杨照得老人，杨老对714工程的评价则更高了：
从1967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曙光号”飞船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个是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老专家，设计队伍都是搞飞船的，当时60年代许多大学生都参与搞载人飞船，有很多技术储备，培养了很多人才。现在六七十岁的专家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出来的，当时主要搞“东方红一号”卫星，后来接着搞载人飞船。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经验，怎么选训宇航员，需要什么条件。在钱学森系统论的指导下，507所陈信所长和龙升照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人—机—环”系统工程，这是一个创举，你要研究宇航员的问题，就要研究“人—机—环”系统。宇航员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机械操作，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所以我们说，中国选宇航员，并不是像有些不懂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数据，有自己的经验。我们在1970年的时候就想，看了苏联宇航员挤牙膏，我们说中国人要吃大米饭，能不能压缩米饭，压缩饼干，这些东西后来都有了。像我们穿的衣服用拉锁，当时中国没有，是用纽扣的，那么就想能不能搞移动拉锁。宇航员食品问题，宇航员服装都要考虑，从小的方面提出课题。当时曙光飞船的贡献，在全国到处播种，安排了很多科研项目，全国当时有十几个省市100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了我们“曙光一号”的飞船工作，同时安排测量船，向测量船提要求，应该怎么打捞，救生，回收，这些是早期的规程嘛。另外也对火箭提出要求，用什么样的火箭，怎么发射，怎么返回，因此“曙光号”飞船任务带动了各大系统的一大批人员，也就是说在中国广为播种。虽然1980年以后飞船没有搞，但是对科技的带动是很明显的，很多新产品都出来了，尽管飞船没有用，在其他方面还是都用上了，效益也很明显。
关于714工程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1975年总理有个关于载人航天的指示，大意是：不与美苏大国开展太空竞争，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急需的应用卫星。李鸣生采访过不少老人，都谈到过这个指示，但有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也有人说是周总理说的，但有这个指示是确凿的。梁东元在书中对这个指示有这样的叙述：
情况反映到上头，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叫停，说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后来，周恩来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总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与美苏搞太空竞赛，要搞国家建设急需应用卫星。就这样，到1972年，“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开始减缓下来，到70年代末期，就整个停下来，主要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和开发。
兽认为，这个指示是有文件的，只要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找到源头了，这显然需要下工夫来考古了，不过有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问题主席和总理的意见是一样的。
这个指示普遍认为是当年载人航天下马的指示，但兽不这么认为，兽早年在那篇关于载人航天的文字中就认为：这个指示不是714工程下马或暂时下马的指示，而是拉长研制周期的决定，梁东元在书中也承认“1975年，中央虽然决定载人航天工程下马，但还保留了‘曙光一号’飞船的许多研制项目”，李鸣生在采访了一圈人以后，也承认没有下马的文件，所以当时工程不是下马，而是对研制周期和相关工作做了大的调整。当初，714工程要求在1973年发射载人飞船，这个进度追得太紧，就是到1975年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
但是到了1978年，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相关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虽然这中间差了也就几年，但恰好说明714的进度比较快，九一三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太大：首先，火箭已经不是个问题。要谈这个问题，还是要先了解一下我国1970年年代东5/长2/风暴的发射记录：
1东5导弹试验发射记录（不含长2火箭）
1971年9月10日，发射DF-5首发01Y1，取得基本成功。
1973年4月8日，发射01Y2，由于质量和可靠性问题试验失败。
最初两次和东4导弹的试验均发现弹头有严重的烧灼现象，由此展开了被钱学森钱老称为解决洲际导弹弹头烧灼问题的洲际导弹淮海战役。
02批改进Ⅰ级发动机点火线路，解决了导弹飞行中的非正常抖动现象，提高了产品质量；解决了弹头烧灼问题。
1978年10月，02Y2低弹道飞行试验。.
1979年1月7日，02Y3高弹道飞行试验。
1979年7月15日，02Y4飞行试验。
1979年8月21日，02Y5飞行试验。
1979年9月4日，02Y6高弹道飞行试验。
1979年11月26日，03Y1高弹道飞行试验。
1980年5月18日，580-甲弹。
1980年5月21日，580-乙弹。
2长2火箭发射记录
1974年11月5日，用01Y3号弹改为CZ-2火箭，用于发射FSW-0-0。因速率陀螺回路断线，失稳自毁。
1975年11月26日 酒泉FSW-0-1遥感 01Y4改CZ-2，1975年11月29日回收 。
1976年12月07日 酒泉 FSW-0-2遥感01Y5改CZ-2，1976年12月10日回收。
1978年01月26日 酒泉FSW-0-3遥感01Y6改CZ-2，1978年01月29日回收。
3风暴火箭发射记录
1972年8月10日，1050公斤配重飞行，基本成功。
1973年9月18日，113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游动发动机故障，失败。
1974年7月12日，11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二级主发动机故障，失败。
1975年7月26日，1107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近地点187公里，远地点474公里。
1975年12月16日，11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近地点184公里，远地点387公里。
1976年8月30日，11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成功。近地点191公里，远地点2145公里。
1976年11月10日，1208公斤技术试验卫星，游动发动机故障，失败。
1977年9月14日，3100公斤配重飞行成功，火箭新技术试验，低弹道试验。
1978年4月15日，3100公斤配重飞行成功，火箭新技术试验，低弹道试验。
1979年7月28日，一箭三星（实践二号系列），游动发动机故障，失败。
1981年9月29日，一箭三星成功，实践二号，二号甲、乙（30公斤）。
从以上的发射记录来看，1975年以后长2火箭的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失败的记录和发动机关系不大；风暴火箭的失败率较高，基本上是由于游动发动机故障造成的，后来使用了长2的游动发动机，性能也就稳定了下来。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长2火箭和风暴火箭所使用的发动机已经成熟，尤其是主发动机YF21(由四台单台推力为70吨的YF20组成，这是我国火箭的主力发动机，东5，长2，风暴，长3，长4均使用这款发动机，它于1969年完成地面长试车，此后10年大量使用在东5导弹和火箭上)，后来的长2C火箭也是使用了和长2火箭同样的动力系统，它的发射成功率接近100%，长2E火箭也就是以后的长2F火箭，就是在长2C基础上增加了一套YF21B发动机，YF21B除了推力稍大一点以外，其他的和YF21一样。另外，从上面25次使用记录来看，虽然失败的有6次，但有3次是风暴火箭的游动发动机故障造成的，长2和东5导弹的那两次实际上和产品质量，技术不成熟有关。从1975年到1978年的发射记录来看长2火箭连续3次发射成功，同时在这段时间，风暴火箭进行了6次发射和试验，其中5次成功，这说明火箭的其它分系统也是稳定可靠地。此外，东5零2批的试验发射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其器件，材料什么的在1978年就应该稳定下来，从此后两年多的时间的使用记录来看，试验一直很顺利，没有失败的记录，这说明东5零2批的技术状态在1978年就已经稳定，长2C火箭就是在东5零2批基础上按照火箭的要求做了些改进而已，所以兽有理由认为，我国火箭技术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后来的长2E火箭的研制周期只有14个月，就是使用了大量的成熟技术，这些技术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就算从1983年开始搞载人航天的火箭，有个3，5年的时间怎么也搞完了。另外1977年和1978年，风暴火箭成功进行了两次低弹道试验，这两次试验还进行了3100kg的试验配重，很多人认为这是为载人航天准备的，但考虑导曙光号飞船有3800kg，加上资料太少，所以也不能确认其真实目的。不管是否为载人航天准备，都说明风暴火箭的近轨道的有效载荷达到了3100kg。这些都说明用于发射载人飞船的飞船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二，1977年随着7010雷达和110雷达的相继投入使用，640工程陆基预警系统也就是卫星监控系统基本上建成，1978年远望号的投入使用，海基航天监控系统建成，直到今天，我国航天监控系统也还就是这些家当。另外从1975年开始我国返回式卫星的近呼完美的回收记录，也表明飞船的运行和回收在1980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其三，如前面所说，曙光号飞船的资料太少，要做出一个有效的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兽根据手里的资料 ，有下面一些观点：首先，到1978年曙光号飞船已经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防热技术，返回技术，控制技术，发动机技术进行了攻关，还进行了多次大型试验。兽认为，到1978年，曙光号飞船的气动选型和总体设计已经完成。其次，曙光号飞船的分系统已经完成或者有成品现货可以选择，如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不少技术还应用到其他卫星项目，随着火箭技术和卫星技术的成熟，实际上曙光号飞船有更多的配件可以直接从货架上去取。最后，宇航员生命系统到1978年，随着主要的试验设备陆续投入使用，取得了大量的数据，相关的产品和飞船环境的选择都已完成如舱内宇航服，太空食品，飞船空气环境选择等，实际上，宇航员生命系统所需要的关键数据已经基本上取得。所以，兽认为，到1978年，曙光号飞船的图纸设计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完全可以做样船，有个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出正式的产品（实际上神舟一号飞船就是一艘地面测试的样船）。
所以到1978年，兽有理由认为我国载人航天 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果投资强度能得到保障的话，到1985年我国完全可以进行首次载人飞船的飞行，而不是14年后。
因此，1975年714工程并没有下马，而是拉长了研制周期，进度不那么追得紧了，老人家和总理的这个指示是抓住了当时研制中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先做好地球上的事实际上就是要把航天监控系统做好，把火箭做好；搞国家急需的应用卫星，实际上1970年代我国卫星的重点是返回式卫星，把它做好了，飞船回收的问题不也解决了。老人家和总理显然很清楚714工程研制中的问题的，老人家在714工程研制之初就说过要搞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搞成，要搞你才能知道花多少钱。
像载人航天这种技术难度高于原子弹，对国家科技能力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的工程，如果要到条件好了再搞，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日本的条件够好的了吧，到现在还没有把载人飞船送上天。而且不搞的话，究竟有些什么技术难题，怎么解决，谁也搞不清楚。所以先做起来，一段时间后，有什么问题很清楚了，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调整研制计划，才是这个指示的真实意图。
既然714工程没有在1975年下马，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下马了呢？这是因为在研制过程中，资金经常被卡。李鸣生认为是四人帮在搞鬼，梁东元则说国家穷，乱，穷的揭不开锅，到处要钱，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主流精英的口径：这是一个崩溃的年代。但是他们的书中都提到了当时很多人反对搞载人航天，是因为这个没有经济效益。李鸣生引用负责曙光号飞船总体设计工作的范剑峰的话说就是：
中国应不应该搞飞船？为什么要搞飞船？为什么人要上太空？这些问题在专家内部一直有争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花那么多钱，把人弄上太空有什么用？我们就说，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呀，像半导体材料什么的。还有人说，人上去了，能有经济效益吗？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不清了，因为当时人都还没上去，有什么经济效益谁说得准啊？
梁东元引用神舟飞船的副总师刘济生的话就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也有这个记载）：
当时有人说，与其搞飞船，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
这才是无米下炊的真实原因：市场。中国历史上是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很多人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不是到了新社会，思想就转过来了，老人家在文革前后说很多人的思想是旧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市场的力量仍然渗透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毛主席在的时候，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干，只是暗地里下黑手，到死人终于挂掉鸟，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大干鸟。梁东元在书的结尾详细谈到了507所在1977年以后的命运。
实践系列卫星：1970年-1971年，也就是曙光号飞船刚上马的时候，实践一号就进入了攻坚阶段，1971年成功上天以后，这批人又接着搞实践2号卫星，一直到1979年，同年又开展实践3号的预研（也就是后来的资源卫星），这块可是长期占着一批人的。
返回式卫星：这个一直是军方强烈需求的东西，优先级一直很高，侦察卫星吗！这里是长期霸占着人力，物力和财力。
灯塔一号导航卫星：灯塔一号是1970年正式开始研制，方案类似于美帝的子午星导航卫星，1972年——1979年完成了模型星，初样星，热控星，结构星，电性星的模装和试验。按照我国航天卫星研制的流程，灯塔一号的地面研制和试验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就等着打试验星上天了（但在1980年下马）。这块得长期有人盯着，扔钱，不然不可能搞完设计工作。
通讯卫星：1970年开始进行方案论证，就要人来搞了。1975年331工程确定以后，这块就砸钱扔人进来大搞特搞鸟！ 所以，那时候不是没项目，什么都不做，而是项目太多了，空间研究院还是当时一半的卫星研究力量，上海还有一堆人在搞长空一号电子侦察卫星，风云气象卫星，640工程那块还有不少预警卫星的计划和反卫卫星研制。同时搞这么多项目，当时就是以财力雄厚，技术强悍而著称的欧洲，也没能力同时搞这么多卫星项目，还要搞载人航天？！实际上，到1980年欧洲人在航天监控系统上面是被我们甩开了的，他们的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成功率就不及我们，而且像7010和110这样的雷达，当时欧洲人还没有搞出来投入使用。当然人家在通讯卫星方面是比我们强，但问题是这30年兽这代人这么聪明，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赶不上去呢？
同时在研制这么多项目，不光载人航天这块，就是其他卫星项目也有资金人手紧张的问题，谁叫毛主席一下搞这么多的东西。更无耻的是，这些项目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完成或者突破了核心技术，快做完了。
在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论》就专门指出了物资与精神的联系：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建国后老人家更是对这个问题具体化，成为指导我们发展的一盏明灯：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老人家显然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命脉，这也是他老人家终身的革命追求，也是他最后岁月发动的那场革命的关键所在：他老人家显然希望通过一种合理有效的管理方式来推动社会真正和谐发展。不管我们如何批判文革的罪恶，但是面对文革期间进行如此众多的而且难度极大的科研工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再对比30年我们的作为，我们就不能好好的思考一下？
面对李约瑟之问，直到韩毓海老师的《500年来谁著史》，我们才开始找到真正的答案。兽认为，东西方的精英对利润的疯狂追求是一致的，但是对市场的认知带有很大的偏差，严格来讲，西方的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是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而中国对高度市场化得则有高度的诉求：中国财团和西方财团500年的投资理念是不一样的。通读韩老师的书，多年的一些思想碎片开始拼接起来，兽形成了一些固执的想法，这和很多左派的看法不一样，放在这里，提供批评讨论之用：
对于西方财团而言，主要是投资战争来获利，其必然要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国家能力，才能持续不断的进行战争。其标志就是中央银行的建立，国家统一金融和财政；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以及直接主导工业化。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国，俄国都是由国家主导工业化的（直到今天法国和德国还有不少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法国的雷诺，德国的大众有40%的股份在政府手里），后来的苏联更是做到了极致，直接取消了财团，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直接投资，国家厘定价格，形成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团队，也就是俗称的计划经济。所以在兽看来，苏联的成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总结和西方经济史的开端），而是500年西方投资理念的一种异化，是有深刻历史渊源和传统的。
中国古代农业和商业经济极度发达，政府掌握的财富比较丰富，即便财政有困难，也可以通过部分商品专卖（如盐，茶，酒）和征税来解决。大部分时间，财团投资战争没有太多好处（王朝更迭有例外），主要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易来获利，因此对于国家干预市场是很抵触的，我国古代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均输法（调控物价）和抑并豪强（反垄断），大商人是极不愿意看到这些。另外如果和外来势力勾结也可以获利，那么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倭寇。明朝的倭寇的首领大部分就是浙江和福建的商人（主要是福建），抢来的货物又是通过这些商人来交易，到了明朝末年，闽商就已跻身中国10大商帮之列。所以，在这种投资理念下，中国财团所培养并通过科举输送的国家管理者就必须无为而治，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从教育内容主要是文章辞赋可以看出来（相对而言，西方财团由于通过战争获利，对自然科学技术相反高度重视），这样国家的衰亡，国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毛主席在建国后所力推的教育革命和1960年代所强烈批评的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就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近代的买办集团的产生就不是偶然的，现在中国能够高度接受完全市场化的理论，是有历史习惯的。
对于714工程的下马，梁东元有着不同于主流精英的深刻认识：
当年毛主席有远见，拍板搞国防尖端事业，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现在国家虽然一时有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谁不知道做成一个东西多不容易？真要砸碎它，不过是顺手一下子就完了。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散摊子。而一旦把摊子给散掉了，将来想再搞，可就难了。
而我国载人航天的元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首任航天员生命保障医学研究室主任贾司光老人对当局几十年的无作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曙光号”载人航天工程的下马，可能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对载人航天认识不太清楚，觉得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再加上尖端的项目头绪太多，顾不过来。那些年西方给我们设了好多圈套，连诱带骗，一下子就把不少好东西给砍掉了，包括“运十”这样非常有希望的大飞机项目。这一砍，有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出于失策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想用讨好人家来改善关系，甚至幻想人家能够给我们尖端技术，后来又说，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他一万架飞机，结果是美梦一场，造成了非常大的遗憾，很长时间都弥补不了。中国历史上一直用仁义道德来对付魔鬼强盗，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后来南海撞机，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美国人一炸，才把我们炸醒了。
杂感走笔至此，行将结束，兽想起了贾司光老人对梁东元强调的一席话：
现在咱们国家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高精尖的东西，而是没有一心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人，尤其是在要害岗位的人。我不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国家的人呐。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必须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说话。
人啊人！
附 图
中国在70年代进行的早期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
注意上图中的模拟操作界面，颇似美国当年的航天飞机
（曙光一号）宇航员在试吃太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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