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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报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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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40年所经历的,做得很正确?


前段时间,国内在讨论上海失去电子信息产业的机会。可是,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有知情者给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文章留言,40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电子厂。以此计算,上海曾经有近万家大小企业。上海曾经拥有中国最多的名牌,轻工业消费品名牌琳琅满目。


现在,除了美国汽车和一个美国脑白金,你能讲得出大上海有什么名牌产品?


今天看到的消息,上海制定“上海制造”三年计划,要重振上海制造。


我们不得不问,40年前那些上海名牌去哪里了,近万家企业为何关门了?


上海需要制造吗?


改革开放40年,大声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是否也可探讨一下40年走过的弯路和损失。


而上海制造的陨落只是中国制造陨落的一个缩影。


那么中国制造是怎样陨落的呢?多少企业被 我们抛弃?


4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挖了九个大坑,能活下来的制造企业可谓九死一生。


就让我们从40年考察中国制造的衰落轨迹。

一、850亿美元洋跃进


中国经济危机的源头是一场850亿美元的洋跃进豪赌。


毛泽东逝世后,有人就说毛泽东经济发展太慢了,要加经济发展,要大力引进外资。



三、拨改贷抽干企业血液


洋跃进的危机延伸到企业。洋跃进造成巨大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对企业下手,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企业身上。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四、中央权力下放,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洋跃进也让以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失灵,中央政府卸包袱下放权力。


1978年的850亿美元洋跃进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疯狂的洋跃进,疯狂引进落后淘汰设备和技术。


以电子工业为例。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无线电、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五、市场换丢技术冲击中国企业


放弃毛泽东坚持多年的独立自主,无底线地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当然受到人们的质疑,洋跃进的口号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冲击是根本性的。


现在的的资料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年产轿车19万辆。这个数据不高,但当时的韩国就没有什么汽车,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四。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典型就是汽车产业,被 吴建民这些人天天津津乐道。可是当今天中国汽车每年2500万辆的时候,我们却看不到中国汽车了。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车销售大国,但却是以比国外高三到五倍的价格买外国公司在中国组装的汽车。


汽车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市场全部沦陷,产业全部沦陷。


还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1996年7月,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瓦森纳协定》,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等九大类。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


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就变得非常困难。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占尽便宜。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 到1990年代末,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六、工人下岗企业失根基


4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分田单干开始的。借鉴农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城市企业开始搞厂长承包制,但效果不佳。因为城市工人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队伍,他们认为是党全心全意依靠的队伍,是工厂的主人,不像农民那样随意改革。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政府的索求加大,国有企业普遍陷入 困境,1992年起开始“砸三铁”,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出现了。对于这场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工人要求企业工人选厂长,而政府要把企业握在自已手里,派厂长还要承包,对立很大。工人下岗被说成是减员增效,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工人都下岗离厂了,就没人阻止改革了,政府想卖就卖,想改就改。但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就是根本性的,这些工人是30多年积累起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源。建国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积累起这样一只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可一夜被下岗,企业没了工人还能做出好产品?改革者们天真的认为,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安排到生产线上,工厂立即开工生产,生产效率立即提高。可事实是产品立即做不出来,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下降,企业失去了根本的基础,更别谈什么技术创新发展,朝夕不保,还有什么未来?企业既不是一包就灵,也不是一砸就活,最后只好一卖了之,一死了之。


到1997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


七、国家科技人才自生自灭


工人下岗了,哪么科技和技术人员呢?



1979年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联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处理器(编号5G8080)。8080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处理器,集成6000只晶体管,每秒运算29万次。自1975年第一台个人电脑诞生以后,8080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几年后占据了电脑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国西门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国还晚一年。日本也仿制过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上海当年的电子工业拥有良好产业基础。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电子工业全面破产倒闭。谁该承担这一历史罪责?


1989年4月30日,台湾省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早期的厂房。当台湾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时候。中国历时30年间积累起来的集成电路科研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所谓“春风”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员任其自生自灭。


八、崇洋媚外压制本土企业


这些年不断看到政府代表团到深圳和海外招商引资,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当地的企业呢?


本土企业基本消灭了,各地政府就希望国外投资者来建厂创造GDP。

看到一个数据,中国43个重要产业 外资控制。


看起来政府是市场经济不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投资让利,但却对国外公司花大本钱投资。

比如,在中国本土电子企业土崩瓦解之时,中国政府却在大力扶持国外企业。


2012年1月,韩国政府审批通过三星在华设厂项目。2012年4月2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在中国西安,建设闪存芯片厂。项目一期投资将达70亿美元,若三期投资顺利完成,总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西安市为此项目提供了巨额补贴,包括:一、韩国三星需要的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市建设,并免费提供1500亩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三、西安市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四、西安市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同时,西安市还承诺,将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总的补贴金额保守估计在300亿元以上。


面对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苛刻索价,西安市竟然全盘接受。三星西安项目,选址在西安市安区五星和兴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个村庄3000多户农民被迫拆迁改造,引发群众抗议。为了调解征地拆迁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农村,专门解决拆迁问题。


西安市这种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实际是用中国土地、中国资金、中国工人,来补贴服务外国企业,帮助它们占领中国市场,压制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这在其他国家是极其滑稽的行为。也无怪乎北京、重庆不要这种项目。


三十年来,看看中国尽数破产倒闭的本土电子企业,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费巨额资金,补贴扶植的无锡海力士、西安三星、大连英特尔、南京台积电,不禁令人感叹。


九、政府房地产运动


这40年,政府机构大跃进,官员公务员达到史无前列的膨胀。这么多官员公务员需要花钱养,聪明的中国官员发现了房地产。


中国企业开始了“退二进三”的改革,企业把城市的厂房土地卖给政府,政府用来搞房地产,有的企业就在城外在给一块地建厂,有的工厂直接解散,卖地的钱给工人一些补偿,城里的工人不可能随厂搬迁。


比如,中国最大电子基地北京酒仙桥就变成了现代艺术产业基地893,北京、天津、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就这样被 彻底消灭铲除了,被高楼大厦升级换代了。


请问,北京、上海、天津等当年名牌成堆的城市还有什么工业名牌产品,可能就剩下房地产。


接下来,政府城市运营和城市化,直接接管经济获取财政,政府成了一个权力公司,他们发现不需要企业了,企业成了累赘。卖一块地就赚几亿、十几亿,并且是无本生意,多少个企业才赚到这么多钱,要企业干什么用呢?企业就这么被 政府抛弃了,是生是死随你去,只要有房地产政府官员们活得很潇洒。


中国这一场长达十年浩大无比的房地产运动伴随着城市化和金融化,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偌大的工地,演变成全民炒房,可快说将中国实体经济冲击得所剩无几。


2016年中央去库存,地方政府卖地3.2万亿元,2017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更是炒卖土地5.4万亿。今年第一季度卖地1.3万亿,再增长42%。


不得不逼中央下决心出手严格监管地方债和银行,严控资金进入房地产,防范重大风险。


可以说,地方政府、房地产、金融联合谋杀了中国企业!


因此,在最近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举起振兴实体经济的旗帜:“一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又重新认识企业和实体经济。


但是历史的大坑是难以在一朝一夕填平的,何况权贵们的挖掘机还在日夜轰鸣,他们要挖走最后一笔财富。


为了彻底打垮中国制造业,特朗普也挥舞起了贸易战的大棒,他们不准中国制造业缓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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