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开放的新阶段、新境界与新格局

5月18日,“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论坛举行。国务院参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章获得者王京生发表题为《一带一路：中国开放的新阶段、新境界与新格局》的主旨演讲。

一带一路：中国开放的新阶段、新境界与新格局

王京生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是中国从陆路和海路接纳世界的手臂。直到如今，人们还对在东西方文明交往历史星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丝绸之路产生无限的遐想。毫无疑问，今天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对这份文明遗产的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讲述的新故事。而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是这个新故事的精彩主题阐述。

相比古代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已经不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陌生世界时，舟车劳顿、小心翼翼的探索，而是对整个世界了然于胸的顶层设计，是大国崛起的自觉选择。如果将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历程相联系、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倡议从提出到实践，昭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对外开放，正在跨入一个新阶段，开辟一个新境界，展开一个新格局。

一、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回顾中国开放的伟大历程，我们可以将它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打开国门、设立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沿海—内陆的梯度开放阶段；二是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为标志的全方位开放，以国内经济各大板块对接世界经济的新阶段。比较这两个阶段，会发现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和历史的延续性，也有相对清晰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梯度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所谓梯度开放就是：以经济特区的率先开放为引领，带动沿海省份的开放，再以沿海开放和经济的活跃，拉动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形成有重点有步骤的开放格局。这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外开放发展目标开始，其战略重点是打开国门，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学习。具体来说就是邓小平同志提的四个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其重心一方面是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先进管理、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冲破中国当时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搞出口加工，通过中外合资、外商投资等形式，向国际市场出口廉价的产品，使中国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很快成为世界工厂。当时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主要瞄准的是欧美国家、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技术、投资从对方那里来，出口也以之为主要匹配市场。当然也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相比起来，其总量和重要性相对较小。但现在这种情况有了重大转变。

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持续动荡，欧美发达经济体历经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等的冲击，经济复苏缓慢，市场相对饱和，全球贸易陷入衰退，这对中国的出口型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在后一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与之前完全不同，比如中国在2010年左右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额最大的国家。因此，能否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事关中国未来的国运。而“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施，可以说正是中国因应这一全新的国际环境，走出了新局，一方面继续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继续重视欧美市场，另一方面则要开拓更广阔的全球市场，把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深根固柢、谋求发展。这是中国根据自己国力做出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判断，是中国结合自身经济形势和比较优势，寻求走向世界的独特之路。

所谓全方位的开放，正如国家发布的《“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即以中国境内各区域有特色的经济板块，通过发达的交通、信息，直接对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尽所能，各展风采，各据优势，又相互配合地与世界经济相连结相融合。以对外的全方位开放，对应国内的全方位开放，沿海、中部、西部都有各自开放的重点和方向。

第二，从短缺经济向外溢型经济的转变。“短缺经济”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和揭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如产品尤其是生活消费品的匮乏。长期以来中国就是短缺经济的大国。而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时至今日，中国不仅告别了短缺经济，而且迎来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首位，不仅产能、产值巨大，而且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储备的丰裕程度也居于世界前列，由此也形成了与中国改革开放前一阶段主要依托外来投资不同的经济形态——外溢型经济。

而“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施，无疑正是呼应这一经济形态的转换，它既是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内在延伸，也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在需求：充裕的资金、产能、产品，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使中国走出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几十个国家的积极回应，正是国际社会搭乘中国经济列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这一现实需求的集中反映。大量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第三，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积极推动者的转变。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关于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行动等，先后被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直接彰显了这些主张和行为的正确性，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强化了我们的话语权，表明中国的角色正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迎来了历史上最壮阔的一波全球化浪潮。而中国恰好在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后来居上者——全球化极为充分地激发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于此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而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由于全球化本身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料的结果，尤其是在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之后，目前的全球化进程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其中就有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的“逆全球化”动向。全球贸易领域保护主义的兴起，英国的退欧，美国特朗普的当选等等，都是这一新动向的体现。事实上，从人类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看，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全球化问题有所后退的背景下，中国恰逢其时提出“一带一路”，接过话语权，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继续推进新的全球化进程。而这是最重要的软实力，标志着中国不仅成为当下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而且也驱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境界？

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的行动宣示。国强必霸、国强必武似乎是大国崛起的普遍逻辑，过去时代兴起的列强，无一不走过这条路，即通过殖民去掠夺资源、抢占市场。因此，当中国宣布要和平崛起时，无论是国际政治界、外交界还是学术界，质疑的声音都很大。南海局势的紧张、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此都不无关系，而我们之所以钩沉出丝绸之路，将其升华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让世界明白，一直以来中国是通过和平通商、互利共赢，共享贸易繁荣，使世界人民得到好处的，古代丝绸之路是这样，21世纪的“一带一路”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就是我们曾提出的“中国崛起例外论”。

“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人民探索出的连结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之路，作为中国最早从陆路和海上接纳世界的手臂，它见证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历程。“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是友谊之路，是贸易兴盛之路，也是多样文化共同发展之路。

在中国目前的十大贸易国中，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其余七个均在亚欧两大洲，这说明亚欧加强贸易和文化往来对于全球和平共荣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而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用意就是中国要走自己历史上走过的辉煌之路，在“丝绸之路”精神指引下实现和平崛起，而不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威胁。口说无凭，眼见为实，着眼天下，立足共赢。巨额的资金投入，诚恳地推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落实，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言必信、行必果”，看到了中国崛起的正能量及带给世界的希望。因此我们说，“一带一路”是以行动宣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标志。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责任宣示。如上所言，20多年来中国已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更在于中国认识到全球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对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根本性意义。因此，在目前出现“逆全球化”动向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决维护者，其标志就是“一带一路”。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近30位外国领导人参加圆桌峰会，1200名中外各界代表参加高级别会议。这说明，除了直接涉及者，有更多的国家与地区愿意加入到“一带一路”中来，也说明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的强大生命活力。尽管“一带一路”的实施范围与路线，在沿线部分国家的战略中也有不协调之处，甚至某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还存在领土争端，他们却并没有对“一带一路”表示反感或反对。相反，不论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对它的提出和实施表示欢迎。而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推者，它所宣示的中国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决心和意志，也正获得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

第三，“一带一路”是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宣示。表面看来，“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命题，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其实质或最终目标，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全球经济的战略构想，而是通过经济把世界有机联系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发展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开放的倡议，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抓住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为的是沿线各国实现共同繁荣，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使之成为沿线各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一带一路”所追求的不仅是一国复兴之命运，更是人类的共有价值。中国古语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用在“一带一路”上，就是“不谋未来者，不足谋当下”。“一带一路”集中表现了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国的大情怀，也呈现了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境界。

三、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首先是空间的博大。“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是面向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岛屿，同时向所有愿意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区域极其博大，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近70个，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涉及人口44亿，占世界总人口一半以上。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打通的路线是，中国经中亚、西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第二是内容的博大。它不但包括贸易、投资、交通等经济领域，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如政治上的求同存异，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文化的多元共存等。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第三是共同利益的博大。“一带一路”首先由中国倡导提出并积极推动，但这并不表明它仅仅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的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就是要将中国机遇变为世界机遇，也即通过致力于亚欧非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和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福祉。正如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全球共同繁荣的理念提出的，与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一致、理念相通，是一个共赢的倡议。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这恰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实质，是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思想解读，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境界的博大。

第四是视野的博大。一战前夕，著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欧亚大陆，第一次区分了陆权与海权的观念，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岛理论:“谁控制了世界岛（即亚欧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就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提出当然不是为了“控制整个世界”，而是一方面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政策协调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战略大迂回，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回归传统陆权的方式形成对近代以来处于强势的海权的对冲。由于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量，由于中国90%以上的国际贸易要通过海上运输，并严重依赖4条海上运输生命线，因此也面对了巨大的航路风险。因此，“一带一路”并举，既重新开辟欧亚大陆这一传统的贸易主通道，规避可能出现的海上风险，也通过加强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贸易往来，有效回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如果仍是坚持固有市场，就很容易产生摩擦。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最好的趋利避害。

四、建设“一带一路”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宏伟的系统工程，如何在实施过程中确保“行千里而不劳者”？

第一，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涉及到全球范围内众多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基于国际风云的瞬息万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之中，必然有很多的风险和潜在的对抗因素，有些现在没表现出来，但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这里既有经济、文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宗教、种族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世界的动荡变化，并对“一带一路”的实施和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冲击。但全球化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最终追寻的目标之一。而中国以欧亚大陆为重心的复兴之路，是谁也不能阻挡的，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畏浮云遮眼。同时，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一哄而上、拍脑袋决策，要投资与效益并重。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咬定青山不放松。

第二，必须确保建设重点。孙子云：“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其核心要义就是针对不同的地理状况，采取不同措施，确保建设重点。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再延伸到欧洲，其建设重点如南海，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经中亚、西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等建设重点和节点，必须深根固柢，确保不能出问题。

第三，“兴于贸易，成于文化”，必须打好文化流动这张牌。“一带一路”建设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的，而这个“文化论输赢”不是说中国自己独大，而是尊重、包容各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主权，促进各民族国家文化的自由流动和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多重信息：“这是包含着交流、多样性和跨文化对话的多重信息，也关乎着繁荣与发展。这些在当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教导人们从内心珍惜各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多元文化的支持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

以历史的眼光观察，丝绸之路对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贡献是巨大的，但相对于经济的贡献，它对文化的贡献更加伟大，它促进了东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使人类相互沟通了解，并在交流碰撞中产生出奇异而丰硕的成果，使世界的和平友谊、平等互惠在这条道路上实现持久发展。文化的空前流动，必造就更伟大的文明。这是古丝绸之路给我们的启发，也是结论。

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文化是创造力的源泉，文化的土壤越深厚，创新的大树越茁壮。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并转换文化元素、扩大文化流动的“创造的过程”。因而流动性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品性，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承认文化的流动性，才能涤荡腐朽的文化观，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才能树立文化自信，才能促进世界文明的和谐相处。

流动的文化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露其勃勃的生机与活力。文化的流动性决定了它只有在创新、交流中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古丝绸之路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考察一种文化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性，关键就是看它流动的能力、空间和程度，如果它不再与他种文化相碰撞相流通，不再有大面积的流动，那么它就可能停滞甚至死亡。

第三点启发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包容，而不是孤芳自赏。大唐气象之所以彪炳千秋，为世界景仰，就是它最没有华夷之辨，胡食、胡器、胡乐、胡旋、胡俗竞相开放于世界之都长安，其恣肆纵横、包容天下的气概，使得我们的文化更加雄浑深厚。

“文化因多样性而可爱，不因单一性而高贵”。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今天的“一带一路”，都是各种文明互相借鉴的地方，一方面它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使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得到滋养和发展，并因此而具有更多的创造性。这就是今天“一带一路”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第四，“一带一路”是否成功，关键是中国的产品包括公共产品的质量。一个民族的文明体现在各个方面，如民族精神、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文化艺术等，但最基本的是器物，也即产品。中国历史上开辟的丝绸之路，为什么受到世界的重视和欢迎?就是因为我们的瓷器、丝绸等产品的质量过硬，是四大发明的先进，它们的精美和先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人家愿意买你的东西，买了你的东西还说你好，并敬慕你的文明和人民，说到底大部分人是因为产品，而不是因为读“四书五经”才叹服中国的魅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如果中国提供的产品质量不过硬，不仅港口、铁路白建了，参与制定的规则、制度、机构失效了，而且还会带来不好的名声，弄不好还遭致骂名。所以决定因素是质量，“一国产品之质量，乃一国国民之素质；一国产品之信誉，乃一国国民之尊严”。解决质量问题是推动“一带一路”有效实施的关键，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本质内容之一，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要迈向质量时代，要以质量赢得世界的尊重，离不开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这三大精神的支撑。因此，要大力提倡三大精神，抓住质量不放，才能够确保“一带一路”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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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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