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崇敏：母亲的故事
（母亲和父亲）
母亲节，我和任何一个做儿女的一样格外怀念我的母亲。
昨天上午，我打电话问我的妹妹，妈妈的忌日是哪天？妹妹说，你老记不住妈妈的忌日，妈妈的忌日是2007年2月26日凌晨三点。是的，我记不住母亲的忌日，是因为我不愿意记住。因我始终认为我的母亲一直在我身边，她的音容相貌、她的灵魂精神一直陪伴着我。特别是我近久喜欢读自然哲学和量子力学方面的书，更强化了母亲的灵魂和精神在我的意识中存在的感受。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一生只愧对过一个人，这就是我的母亲。她为了我，为了一个家，历经磨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她应有的报答和感恩，她就走了。特别是到母亲患病医治期间，时任红河州委书记的我整天忙于工作，没有完全尽到儿子的责任，拖延了她的病情，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今年清明节，我和家人到墓地祭拜母亲，我的女儿笑着问我：“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已经买好自己的墓地，老爸你想不想买？”我笑着说：“不要了。有一天我去世了，就把我的骨灰放在你奶奶和爷爷身边，我来生还要选择你的爷爷奶奶做父母，我来生要好好的对爷爷奶奶尽孝道，我来生要把你奶奶辛酸苦辣的故事变为幸福快乐的故事，讲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听。”
“我的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教育”。这是我写在我母亲墓碑上的墓志铭的全部内容。小时候，我母亲常对我说，我的命是“老天”给的。现在理解母亲当年所说的“老天”，在哲学家看来也许就是宇宙和自然，在西方宗教看来也许就是上帝，在东方宗教看来也许就是天神。
一直到我成年后，我才听六大妈（大伯母）讲，我出生几个月就得了天花，我妈认为我已经死了，用草席把我裹好放在大门背后的猪食槽里，准备第二天埋葬。但第二天清晨我妈扫地看到草席有动静，把我又抱回来了。我奇迹般的活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的死亡过程。但我母亲从来没有给我讲过。1960年初，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生产队开展扫盲活动，安排我教我妈认字，我妈问我，“生命”两个字怎么写，当时我只会写“生”字，不知道“命”字怎么写。第二天我到学校问了王老师，晚上我教我妈学“生命”两个字，其实是母子两个一起写“生命”两个字。这时候，我妈说，任何时候保住命就好。这就是母亲的生命观，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价值的生命观。1967年初，我给我妈讲云南省委书记自杀一事，我妈说：“留的青山在，哪怕无柴烧。这大的官怎么也会自杀，真值不得。”
1968年，16岁的我因家庭出身不好和“反动标语事件”的牵连，被批斗，家乡生产队和公社领导要把我从学校要回家乡劳动改造，我很绝望，在油菜田里坐了一夜，想到自杀。这时母亲的话萦绕在我的脑际，“你的命是老天给的”、“任何时候活着就好”、“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是母亲的生命观使我有今天的存在。我在化肥厂工作时，曾经救过一个溺水的孩子，我在江川一中工作时，曾经救过在路边临产的母子两人，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所救的人在哪里，但我知道我践行了母亲的生命观。有好多记者朋友问过我，你为什么能提出三生教育（生命、生存、生活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我说，也许与我的母亲有关系，与我的生命经历有关系。三生教育就是使人认知生命的价值，增长生存的能力，培养生活的信仰，实现人生幸福的教育。这是教育的本质，也是教育的常识。三生教育中的生命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认知生命，热爱生命，保护生命，敬畏生命。
我的母亲是农民，她给我的是大地胸怀。从我记事就知道，左右邻舍、上下村庄的人都叫我的母亲“七妹”、“七姐”、“七婶”、“七嫂”、“七奶”。因为我爸排行老七，他们就按这个排行叫出对我母亲的尊称。我母亲去世时，我没有按农村红白喜事的举办规矩邀请亲人朋友参加送葬，但亲人朋友、周边村庄农民、县城机关干部近千余人闻讯赶来为母亲烧纸进香。母亲身后获得的哀荣，并不像当下很多名人生前的虚荣，而是母亲大地般的胸怀收获的尊重。《易经》里所讲的“地势坤，厚德载物”，在我母亲的身上也得到了证明。
我母亲是农民，但她也没有逃脱历史的劫难。1951年土改、1964年四清运动、1967年二次土改，曾被生产队组织批斗，原因是出身不好，是要她交出“肥财”，其实，母亲已一贫如洗。但母亲从来不给我讲被批斗的事，更从来记仇那些曾经批斗、打骂过她的人。我也曾经问过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事，她只是一笑了之，并且跟我说，过去的事了，不要听别人说这些事，过就过了，今天好就好了。我从来没有听母亲抱怨过哪一个人，抱怨过哪一件事，抱怨过任何一个时代。母亲晚年信佛，修炼善心，周济施舍，连我给她的零用钱，她都用来施舍和济助他人。我从小很少听到母亲说别人的不好，好像都是说别人怎么怎么好。母亲是农民，一生耕耘在大地上，大地海纳百川，孕育万物，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一生做了十几个岗位的工作，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我都力求做一个使人喜欢的人。记得我们在江川化肥厂用茶点方式举行结婚仪式时，除了上班的员工外，其他的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并且是自带小凳子来参加。这说明我们和全厂员工和谐共处，使人喜欢。从政二十多年，不管是在哪一个班子，我能用情感、价值、人格、愿景凝聚人心，合作共事，做成一些事情，实现一些价值。尽管离开这个地方和这个岗位，但人们还是很难忘记那段经历。
有时候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伤害和不公，受到这样和那样的不理解和误解，但我总是心存善意和爱心，工作上要求十分严格，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周围的同事和下属。我经常讲、也是这样做的：领导干部要有医生的心态，不要祈求别人的感恩和回报，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领导干部关心帮助同事和民众也是天职。有的人利用我的善良和爱心欺骗和伤害过我，但我也理性对待。我不埋怨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时代。我始终面向阳光，喜欢从熟悉的环境里面走出来，走向明天，发现新的开始。我有这样一个好心态，也许就是得益于母亲大地般胸怀的滋养。我担任领导职务后，每年春节回家，我母亲总会带着我，买些糖果酒水去看村里的长辈，包括曾经批斗打骂过她的人。
我的母亲很弱势，她给我的是坚强的意志。我的母亲除了和一般农村妇女一样很弱势外，她还有一个清瘦的身躯，但她却在农村支撑了抚养三个孩子的家。我父亲是公职人员，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不敢回家探望家人，偶尔托人送点钱和粮票给我妈。1962年十月初七，我妹妹降生，头天晚上，我母亲还在生产队干背稻草的活到十点多，妹妹降生时，我母亲一个人自己烧水，自己接生，自己清洗，自己包扎好妹妹，还给我热冷饭带上按时上学。现在看来，这种接生不科学，甚至是愚昧的。但在哪个时代，我看到的是母亲的坚强意志力。人的身体的最高痛值就是生孩子，可见我母亲的意志力峰值有多高。大饥荒年代，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姐姐，上山找野菜，刮树皮，摘野果，保住了我们的生命。我小时候遇到困难和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往往会叹气，这时，我母亲会很严肃的教训我，“人要活口气，任何时候都不要叹气”。1970年，我父亲受迫害，从玉溪行政专署的元江五七干校遣送回家乡劳动改造。我父亲出生在农商之家，从小读书很少参加田间劳动，除体力不济外，也没有基本的劳动能力。我母亲这样安慰父亲，回来了也好，总可以在一起过日子，你不要干活，你的那份活我来干。所以，我母亲每天要完成两个劳动力的任务，割草积肥要挑两担，挖地除草要干两份，但她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更没有对父亲有半点怨言。母亲跨越了生死的鸿沟，却独咽苦水，从不在我们面前唠叨半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总认为，男阳女阴，男刚女柔。但在我的母亲身上，我却看到了女人才真正有钢铁般的意志。自强不息的“君子”，应该包括富有意志力的男人和女人。我的生命旅行过程中，几经劫难，起死回生，几次从死亡的边缘上走过来，也许是遗传了母亲的坚强意志。
大串联我十四岁从西南边陲小镇江川，历时四个月二十七天，只穿一身单衣单裤，经历严寒冬天，徒步走到北京。在北京大病一场，送到协和医院抢救，回生了。还有大饥荒，由于营养严重不良，患上浮肿病，经抢救，保住性命。2012年心脏病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复生。这也许和遗传基因里的意志力有关，上天才会留我在人间。还有生活上的折磨，工作上的坎坷，使我越挫越奋，从不气馁。包括我的孩子，我的爱人，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从不叹气，从不埋怨，从不倾诉，自我消化，自我调整，这与母亲的意志力和我们的家风有密切的关系。我在给不同的群体演讲时，经常说，我们不但要有莎士比亚的激情，还要有康德的理性，更要有尼采的强意志力。始于激情，终于意志力。坚持到别人不能坚持的时候，自己就胜利了，做到别人不能做的时候，自己就成功了。
我的母亲一生清贫，给我的是幸福生活。我母亲出生在农耕生意家庭，我的外公外婆家除了耕种农田还经营烤酒坊，后来出嫁的也是农耕生意人家，我的爷爷奶奶家除了耕种农田，还经营菜油坊。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享受过“小姐的待遇”，更没有享受过富家媳妇的生活，她不但能干地里的活，更能干酒坊里的活、油坊里的活。她一生清贫，她吃糠咽菜，却把一碗米饭留给我和姐姐。在我的记忆中，有好几个春节我们没有吃上一口肉，好几个中秋节没有吃上一个月饼，但母亲从来没有我们很清苦、很清贫。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当了工人，我父亲平反了，时代变化了，我们家的生活也改变了，日子好过了。但母亲的勤俭持家和辛勤劳作没有变，一个人耕种一亩多责任田，养了猪和鸡。我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任了副县长，星期天还要回家帮母亲和姐姐家干农活。这时母亲年事已高，又有农转非的指标，我将母亲的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县城，和我父亲一块儿生活，她总是不习惯，总是念念不忘农村家里那一亩地，还是要回家劳动。当我们看到母亲收庄稼时脸上的喜悦，也许就是她的幸福；当我们看到家人逢年过节在一起相聚，看到母亲忙里忙外、高高兴兴张罗一餐饭吃，也许就是她的幸福；当我们看到早早在门口等候我的母亲，翘首以盼我回家看到我时的表情和眼神，也许就是她的幸福。逢年过节我会拿点钱给母亲，她总是不要，说你爸的退休工资够用了。你给我点钱，我也是送给那些穷人了。母亲经常对我们说，钱这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是身外之物，多也用，少也用。记得我任县委副书记时，有个朋友送几条大头鱼到家里，她却把人家拒之门外，搞得这个朋友很难堪。也许正是母亲这种清贫的生活和她的幸福观使我养成了生活节俭的习惯，使我们的家庭形成了常态化生活方式。从政二十多年，我始终把幸福看做是一种自我感受，别人不知道你幸福不幸福，但自己要知道要追求幸福，幸福生活。把幸福看做知足、快乐、有趣、付出、实现。保障基本物质生活，丰富文化生活，升华精神生活。在我的身上学习、工作和生活没有明显的界限，学习中有生活，也有工作，工作中也有生活和学习。努力探索和体验生命之真，生存之善，生活之美。我很珍惜我人生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我总觉得我是幸运的，是幸福的，我的家庭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也许是我母亲的清贫给我带来追求幸福的能量，也许是我母亲的清贫提高了我的幸福指数。珍惜今天的幸福，追求明天的更幸福吧，我们决不辜负母亲的希望。
母亲的故事还很多很多，一年半载讲不完；母亲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使我终身享用不尽。在母亲的故事中，我获得了人类最神圣的情感－－母爱；在母亲的给予中，我获得了世界最伟大的力量－一母爱的力量。希望我九泉之下的母亲，时时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妈，我爱你！
罗崇敏 于2017年母亲节
（本文来源于共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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