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店报道两篇：《隐于幕前》、《国王在领地》

两篇报道均刊于《人物》五月刊，欢迎购买杂志，手机阅读无法充分感受排版与图片的精良。

隐于幕前

横店群演故事，光影世界、阶层落差与明星梦

文｜谢梦遥

关于横店群演行业，有些事情是订立在演员公会的文件上，有据可查的：群演每个工80元；超过8小时，每小时加10元；没穿戏服就地遣散算半工，一旦穿上戏服，就算全工；演清宫戏要剃光头，加40元；剃鬓角（往往要把两侧的头发推光），加10元；躺尸费10元；抬轿费10元；淋雨10元起；脸上抹灰涂血10元起；超过午夜12点，10元；转剧组，30元；披麻戴孝，10元；导演临时加戏或者换人，要群演开口说话，30元，但「冲啊杀啊」的水词不算。所有费用，公会提成10%。

有事情不在明面上，需要身在其中才知道。10元只是起步，淋小雨、淋大雨、夏天淋雨、冬天淋雨，脸上是涂一点灰，还是把那种黏稠的血色糖浆抹得到处都是，价格肯定不一样，看群头怎么和剧组谈了。今年大年初三夜里，横店降到零下几度，剧组要拍淋雨戏，40多号群演集体反对，最后只有靠把地上打湿，在镜头前拿喷壶洒水实现效果。过年时候人少，什么都涨价，40块钱没人愿意剃光头。80，100，提价到150元，《如懿传》剧组最后才凑够了脑袋，先前就剃头的人可同样拿150元。

女孩剃光头价格又不一样，演尼姑，一颗脑袋价值6000或一万元，但这种情况肯定有近景，要挑人，个子要高，长相也要过得去。那些打算攒一笔钱就回家的女孩会报名，因为短发很难接戏，但凡宫廷戏都要盘头。公会对女性注册一刀切，必须长发过肩。不够长，去接发吧。

而有些事情，需要经历很久之后，才能体会。不是所有人都能抵达这种感受。

新鲜的，过瘾的

齐传永低着头，懒洋洋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刀摆在一旁。刀柄是木头的，刀身是刷了银漆的塑料，颇为逼真。整天都在飘着毛毛细雨，地上湿漉漉的，身上也黏糊糊的，全是汗。他非常困乏，这真是漫长的一天，几十号人天还没亮就集合出发，来到这片山拍外景。时至下午4点，看起来远未结束。像他一样包着头巾、身穿乡勇服饰的男人们，零七八落地或坐或躺，兵器散落一地，有如经历了一场败仗。这一天下来，他们已经在山路走了多个来回，拍下山出征的戏。而作为本场戏主演的刘佩琦、曹云金下午才从宾馆来现场，拍了几个镜头，就去棚里喝茶了。

这是2016年的8月，齐传永来横店两个月了。他刚刚30岁，但粗看起来年逾四十，严重谢顶。这样倒好，报光头戏的时候，完全没有顾虑。

雷胜财也报了这部名为《龙之战》的古装片，他不肯剃光头，只肯剃掉鬓角，去演那种戴着斗笠的清兵。他的戏份主要在一座庙里，烟饼点起来，环境立马有了一种年代沧桑感。每个人都假装很忙，有喂马的，有擦兵器的，雷胜财最惨，负责扛麻袋。同一个麻袋做着两点一线折返运动，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工种没得挑，导演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成为一名群演，几乎没有门槛。办好本地银行卡和电话卡，拿到暂住证，去演员公会注册就可以报戏了。适应于这个行业的流动性，本地租房也是一月一续。从前日子苦，镇上青年客栈的老板惠祥意对《人物》回忆，他2002年来横店当群演，每天才12元工钱，饭都吃不饱。那一年距离「故宫」（即影视基地明清宫苑）全部完工还有4年；距离尔冬升以横店为素材启动拍摄《我是路人甲》还有11年。这让他有了某种优越感，觉得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是为艺术来献身的，现在「社会闲杂人等都来了，你都不知道她在哪个洗头房、红灯区干过」。

群演中确实「藏龙卧虎」。一个浑身纹身、有吸毒前科的「社会人」，开着奔驰陪着老婆来了横店，老婆有抑郁症，他只想满足她的戏瘾。一个自己不抽烟，但随身带着好烟逢人就递的山西小伙子，天天住高档酒店，他家里是开煤矿的。一个口音奇怪的香港人。一个身高两米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一个名片上印着「张艺谋的小舅子」，自己带把导演椅去片场坐着的家伙。以上都是惠祥意遭遇过的人。一位副导演告诉《人物》，有次面试角色，他添加对方微信，竟然发现，「不止认识，我消费过」，好友备注显示，那是杭州夜店的一位坐台小姐。

但一般而言，更多的群演是像齐传永、雷胜财这样的普通打工者。齐传永是安徽人，做过汽车装潢，在芜湖工厂干过，「流水线一站就是18个小时」，想着来横店散散心。雷胜财是来自广东的电子厂工人，也曾干过餐馆服务员，看过《我是路人甲》的电影后就萌生了亲自试一把的想法。横漂故事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驱赶他们的是好奇心与一时冲动，而非企图心与周密计划，然后，他们畅通无阻地一路进入到这里。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第一天演戏，齐传永的角色是个日本鬼子。服装要自己穿，他连打绑腿都不会。好几次，他在拍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笑起来。「不许笑！不许笑！」导演气得直骂。再多拍一遍两遍，也就过了。

那些只能出现在荧屏的明星，可以在现实中见到了，尽管只能远远地看。「文章应该没有超过1米7吧。」齐传永说。像他一样，群演们普遍致力于明星的身高打假。「像那个张睿，具体的身高都不知道。但那天我们去，这么高的增高垫。」齐传永把食指和拇指尽力地伸长，为了补上《人物》记者的知识点短缺，他善意提醒：「张睿是新版《还珠格格》里边的五阿哥。」

短短几个月，雷胜财已经见过了吴秀波、刘涛、柯震东，「我还见过鹿晗，够火了吧，火得炸天了。我觉得他长得也不怎么样。」本场拍摄的曹云金，在他眼里根本不算明星。目前而言，赵丽颖是他的女神。他下定决心，女神在场的通告一定要报。报戏就像买彩票，不到现场的一刻，群头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戏。但他摸到了门道。通过公开的组讯，他可以知道女神的剧组在哪个宾馆，只要集合地在那里，尽管报名就好。

一个叫张超超的胖子说，他最过瘾的一场戏，是跟着一群人围着冯远征骂。「平时谁能够骂明星啊。」他心里乐开了花，但还要假装很生气。他挤到最前，得到镜头的正面拍摄。

相较以往，如今是横店群演最好的时代。几年前还流行「打白条」，拿着群头签名的条子，等着结算日才能领钱。现在工资都打到个人账户了，半月一发，从不拖欠。拍戏超过晚7点，如果没有车接送，就要发车补5元。钱虽少，几个人用滴滴快车拼一单，也足够了。更何况，今年还冒出了共享自行车——与大城市里主流颜色有所区别的绿色本地版，一块钱就够了。放在以前，黑摩的是主流，2013年来横店采访的记者杨林记得，车身上尽是堕胎和整容广告。

达成，等待

轿夫，达成。狱卒，达成。死囚犯，达成。武僧，达成。进京赶考的书生，穿皮靴的日本军官，手握砍刀的侩子手，达成，达成，达成。

随着时间推进，齐传永完成的角色清单在不断增加。他本来只是打算来横店晃一圈就走，但他现在留在了这里。众多角色中，他最喜欢演嫖客，「两个女孩子这么一搂，多舒服啊。」有人会趁机揩油，他从未这么干过。他是个老实人，手轻轻地搭着女孩。

他记得清清楚楚，至今总计演了3次嫖客，年代戏一次，古装戏两次。谁不想演嫖客啊，但不是想演就能演的，雷胜财又黑又瘦，看起来实在不像有钱人，他一次都没演过。

分配角色自有套路。个子太矮的人，别想演大臣了。太监要皮肤光滑白皙——脸上坑坑洼洼的海南人吴育波说他从未演过太监。但他演过尼姑，那天本来是演和尚，但女生不够，他个子又小，就让他站后排。有场抗日剧，导演让群演站两堆，1米7以上演伪军和八路，1米7以下演日本鬼子。

来这里的第一天，齐传永谁也不认识。现在，他有了十几个朋友。晚上凑三四个人打牌，不是难事。但他愿意借出200元钱的人，不超过5个，如果金额提到2000元，就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行业，人转眼就可能从这流水席上抹嘴而去。他吃过亏，有人管他借了50元，一直不还，后来还想再借更多，他索性不要钱了，将他拉黑。

雷胜财住在近乎贫民窟的房间里，没有空调与热水，网也靠偷蹭邻居的。卫生间公用，脏得令人作呕。门锁和窗户都坏了，但他无所谓，家里除了一个脏兮兮的床垫，就只剩几件破衣服了，他把钱包带在身上。齐传永的房间是精装的，空调热水网络全部都有。这两个房间的月租差了近3倍，但其实也非常接近，220元与600元。

短信和QQ报戏的年代已经远得仿佛一个世纪了。现在，报戏通过微信群进行。群演们的微信名大多为实名。略显怪异的是，他们的名字后面，跟着一长串的数字。雷胜财的是9001180698024；齐传永的是8601178549884。看起来毫无规律。

一定意义而言，这组数字就是群头在挑人时需要知道的全部。前四个数字是出生年月，接下来三个代表身高，最后是演员编号。群头发通告时仅短短几句话，需要人数，集合时间地点。特殊要求包括剃光头或鬓角，以及身高。同一个群头，会建立好几个群，群名极其简单粗暴，顾名思义，「光头群」是为了拍清朝戏的，「帅哥靓女群」则对颜值需求较高。想报名就说话，如果被挑中，群头会@你说，来吧。就这么简单，没有废话。不要在群里随便聊天，话多的人会被踢出去。

齐传永自始至终是「光头群」的忠实成员。虽然明显不够标准，他还是混进了「帅哥靓女群」。他尽可能地多加群，这样挑选通告的机会可以握在自己手里。微信名里他的身高显示为1米78，但其实与明星一样，这里面有水分。不同之处在于，那短短几厘米，正是他赢得一个工作机会所需要的距离。

虚报身高其实非常普遍。女生165，男生180，是横店报戏的理想身高，但报称符合的人远远大于真正符合的人。「很多1米55的女孩子，真的敢往资料上写1米65。」导演李海鹰说。虚报的风险在于，到了现场，可能会被退回，白跑一趟还一分钱没有。

横店有很多游客。但对于当过一阵子群演的人来说，想分出大街对面走来的人是不是自己人，一点不难，那不仅仅是一种直觉。如果是女生有黑色长发（群演不能染发），男生晒得黝黑，那就多半是了，如果还提着一把折叠椅，那就一定是了。

在片场，等待是常态。角色演员尚对何时上场以及演多久，有大概预期，群演则是随时待命。而且作为「移动道具」，他们往往会被使用到最后。最多一次，齐传永一天换了四套戏服，扮演四个不同的路人。他也买了一把折叠椅，他再也不用像初来乍到的那个夏天，傻乎乎地坐在石头上了。

他也总结出一些规律，「人多的用得多，人少的用得少。」具体来说，一堆群演领戏服，有人演士兵，有人演侍卫，有些演太监。如果演士兵的人多，使用率就会高，想轻松点就别领士兵服。这也许只是他的迷信，但另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排队领衣服往后站的，都是老油条，因为服装有时不齐，排在最后的人就用不上了，坐一天照样拿钱。雷胜财承认他经常这么干，但齐传永不会。

不要偷懒，他告诉自己。「来了嘛，就是要拍戏嘛。」

来了横店半年以后，第一部他参演的片子《骡子与金子》上映了。他兴冲冲地去找自己，根据剧情介绍，估出所在的集数。这部戏里，他演过国民党、红军、老百姓、土匪、小偷和商贩，多数在镜头外，或者远景里，根本看不到。所以，当他终于找到自己的那一刻，他非常激动，还截图发给朋友。其实镜头不过一扫而过。「模糊的那种，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

粗粝的，煎熬的

并不全是美好。随着新鲜感消退，那些更加粗粝的、煎熬的体验出现了。

夏天穿盔甲是所有人的噩梦。横店的夏天跨度长，最高超过40度。那盔甲虽是塑料的，但也重达几十斤——单手难以提动，严严实实把人包裹起来，汗全沤着，真是难熬。雷胜财参演过的盔甲戏，至少有两人晕倒过，「就像中枪一样。」水是管够，有的剧组还提供绿豆汤。盛汤时候，人像苍蝇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叮上去，有汗直滴落锅中。

爆炸戏同样恐怖。初次经历的人，都会被吓到半死。有的剧组为了造成逼真效果，一些炸点不会告知位置。土弹还好，崩出碎草与泥渣，火弹比较危险，火能蹿几米高，周围空气都会变得极其灼热。有场爆炸戏，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全部炸完后，过了十几分钟，又有一个坑炸了一次。

最要命的是，你无法避开这些戏，通告里看不出踪迹，基本只能靠运气。

「老师」是横店的高频词。所有人都可以互称老师，服装老师、化妆老师、场务老师、群众老师。群众和老师连在一起，一位群演自己都觉得好笑。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客气，作为群演，被人吆喝、催促是经常的事情。齐传永被骂过十几次，也许几十次。有时确实是他做错了，有时，做对也会挨骂。有一场单膝下跪的戏，他和另外一人姿势完全相反。导演骂他笨，但他是按礼仪老师先前所教而做。最后搞清楚，导演确实骂错了人，他向齐传永道歉。

但更多时候，骂你是不需要理由的，只源于指挥混乱。「现场管理的很多，这个人叫你这么做，那个人叫你那么做，你到底听谁的，这做错了到底算谁的。」齐传永长得面善，也非常听话，倒是从未出现有人对着他鼻子指骂的现象。

与其他工作环境相比，剧组的人似乎特别喜欢骂脏话。脏话是一种魔法，带来恐惧与臣服，令骂人者自众人之中升腾而起。少了脏话加持，那种权威感就消失了，他变成了和群演一样的普通人。

一部戏刚开拍时，衣服鞋子都是新的，但很快就变得脏臭了，为成本考虑，剧组很少换洗。有时，衣服鞋子发下来，里面还是湿的。好几次打斗，都肇始于群演要换装，管服装的人不让，口角而起。

有一次，雷胜财感觉自己将要窒息在一张臭鼬的皮里。那衣服散发着巨大的狐臭。「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了。」他嚷嚷道。在他坚持下，对方给他换了一件。另一次，衣服全是湿的，时逢冬天，他转身就走，钱也不要了。「对谁不好，要对自己好啊。」他说。六七十个群演，像他一样走掉的只有六七个，其他人选择忍受。

「看到各种不公平啊什么的，你不能计较。」齐传永说，他从未因为服装问题而离开。衣服确实没办法，至少鞋子可以自备。通过淘宝网，他买了一双靴子和一双布鞋，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需求。拍清朝戏用靴子，拍年代戏则用布鞋。只有汉朝戏例外，那种布鞋款式，网上根本没有，他只有忍着得脚气的风险，去穿那些臭鞋子。

忍气吞声可以找到各种原因，齐传永脾气好，能吃苦，耐力强，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悬殊。片场是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差别对待非常明显。据导演李海鹰说，以前群演只能坐地上，特约演员才能坐椅子。「群众拿椅子坐，群头要骂你。那时候特别守规矩，不像现在。」

明星是在权力链条顶端的人，想要合影很难。一般而言，只有杀青那天可以名正言顺地合影。但雷胜财的一个朋友还是遭遇了挫败，当他想上前和刘诗诗合影时，被助理拦了下来，理由并非时间有限。「你长得那么丑，就不要合了。」这件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雷胜财那位朋友的笑柄。

外界很容易把武行与群演混为一谈。但在横店，前者是私人承包，不归演员公会管辖。武行极为反感被误认为群演。「群演他敢摔吗？因为他没有武术的基础。」武行史中鹏的话具有典型性，更何况，「（剧组）不能跟我们发脾气，我们练武术的脾气很大的。」

关于场务和群演谁地位最低，是一个可以永远辩论下去的话题。「场务是剧组里面最低一层，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他，所以他是最累的。」齐传永说。但场务日薪一般有200元，还是比群演高。

进阶之路

对于群演来说，特约演员（特约）是他们力求进入的更高阶层。特约每天150元起，按照价格不同，又分为小特、中特、大特。

齐传永早知道特约的存在，但很少看群头在微信中发特约通告。直到在横店待了3个多月后，他才搞清楚，这是要靠给剧组副导演送资料才能获得的机会。

所谓资料，就是一张A4纸，印有个人信息与剧照。横店有大量的照相馆提供这种服务，一块钱一张，还可以提供剧照造型拍摄。拍好照片不难，送出去却要再做一次心理建设。雷胜财也做过一次资料，他做完就后悔了，觉得还不如买几瓶饮料。「你说你是北影毕业的，有点演技的，过来试一试，有可能导演能给你活个一两集的那种小角色。」

最终他一份也没有投出去，他决定「安于现状」，不要给自己施压。「明明不可实现的东西，非得要去实现吗？明明扛不起的东西非得扛吗？这样活的不是很压抑嘛。」

在2016年9月底的一天，齐传永拉上一个朋友，开始行动。剧组都住宾馆，副导演的房间贴着告示，接收资料时间一般在下午1点半到晚7点之间。

「你可以剃光头。好。」有人在资料上做了记号。

有人打量他和他朋友。「你1米78，他1米75。你怎么比他矮啊？」

「先放在这里吧，有合适的联系你。」有人连台词都没让他试，就对他说。后来他知道了，这句话就等于拒绝。

等了两个星期，第一个机会来了，开价500元，让他演一个和尚，而且还要说几百个字的台词。头天晚上他拿到了一段并无前后背景交代的台词。他背了一晚上，自认为记得极牢。但第二天一开拍，还是磕磕绊绊。他不可控制地紧张，眼神也飘得厉害。喊咔了两次，录了一个半小时总算录完了。好在不是同期声，导演要求也不严，表情、动作做到位了就行。那个角色的要求也解救了他，他演的是一个言语闪烁、怯生生的和尚。

大多数人发的资料都会石沉大海，齐传永首次发出的10份里却中了两份。这得益于他可以演中年人——这个年龄段的竞争小得多，得益于他「1米78的身高」，但更多是运气，他后来没再拥有过这种几率。

2016年他获得了十几次特约机会，今年头4个多月，就几十次，多是扮演大臣。他逐渐有了个外号，「陈佩斯」。他五官确有几分像，剃了光头更像。他觉得这样挺好，更容易被人记住。成为特约后，他享受到了甜头，绑腿不需要自己打了，负责服装的人会帮他。

一个尴尬在于，即便当特约，在镜头前调动他的那个口令仍然是，「人走」，而非「开始」。这两个词先后发生，当执行导演喊「人走」，场景中的其他人就行动起来，喊「开始」，才轮到主要人物，戏才算真正开始。他最高的一笔收入，停留在第一笔收入，500元。而且，后来的这些特约，几乎都是没有台词的「哑特」。

齐传永用心经营着他的微信朋友圈，常常更新拍戏的剧照与视频。他解释说，目的仅仅是让圈子里的人看到，未来有合适的戏可以找他。其实，这个微信是单独注册的，是个仅限于横店的闭环。他在这里的人生，只有几个家人知道，从前的朋友并不知道。「拍戏怎么说，感觉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不务正业。」他随后又补充道，「既不光荣，也不丢人。」

一定意义而言，特约与群演的分水岭，是在你跨入横店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演艺专业的学生来当横漂——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这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几乎无需经过群演历练，很快成为特约，进而是角色演员。齐传永已算是群演中的突围者。

而调转视角，从导演李海鹰的角度看，从群演到特约的进阶，不过是小圈子之内的自我实现，「300到500，我们一听到这个价位的人，我们就知道这是说一两句台词的人。基本上我们会放在不会演戏的那个（类别）。」

「他是有形象的群众，但他演的还是群众戏。」他说，「什么群众啊、特约，在剧组人眼里，都是统一喊群众。」

只有群众，没有演员

一次又一次的，人们提到《我是路人甲》，那部全部启用群演当主角来完成的电影。很多群演说，那部片正是令他们出现在横店的原因。2016年，横店群演人次达到57万次，日均可调度人数保持在2500人以上。

横店群演中从未出过真正的明星，作为该片男二号的沈凯，现在却是横店的明星。与《人物》记者吃夜宵时，他背坐于饭店一角，接连有几波人认出他来，喊他「凯哥」。他是横店的名片。演员公会频繁请他座谈，还两度将年度特约演员奖颁给他。雷胜财极为关注他的新闻，知道他在《三少爷的剑》里出演了几秒。

沈凯当过网剧的主角，但更多的身份是一名特约。在采访中，「这个圈子非常现实」，是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好好地谈恋爱啊，这个地方会碰到很多像（电影中）我这样热情的人啊。哪有这么多热情的人啊。」他笑着说。

人们很容易忽略故事的全貌。大概出于某种危机感，沈凯至今住在300元月租的房子里，和雷胜财一样，没有空调，没有热水。他的薪酬超过一般特约，但却不是能够天天有戏。他与大明星一对一搭戏，但同样也会在镜头移开后被对方完全无视。他也曾幻想过，成为院线大片的主角，但那些虚幻的泡泡已经破灭了。真诚地相信一件事，并不代表这件事就是真的。沈凯非常努力，而演艺圈的残酷真相从来都是，努力并不能必然带来成功。

「毕竟来横店拍戏，主要角色都在北京定完了，跑到这边全是小的。」他说，「其实横店还是有挺多人会演戏的，但是在外面所有的人眼里面，横店只有群众，没有演员，这就是现实。」导演李海鹰估计，不算空降者，横店起步的演员单日片酬能在1000元以上的不超过50个。

但离开横店并不是那么容易。徐小琴也是《我是路人甲》的主演之一。片子上映后，她想过去北京，但现在她还在这里拍网剧。她对自己说，如果未来离开，再也不会回来。

沈凯与徐小琴离北京还有一段路。而齐传永和他们的距离，是「人走」与「开始」的距离，是在电视剧露个脸和活上几集的距离。这个距离比横店到北京更远。

问群演们，拍过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他们给你的答案，一般都不会是他最满意的那场戏，而是最艰难的一场戏，或者赚得最多的一场戏。两者多数情况下是一回事，时长与酬劳成正比。

一年下来，齐传永攒了七八千块钱。他将5000元寄回老家。他春节都没回家，在这边拍戏。参演电视剧播了，他不再从中找自己。当他看到明星的时候，他感觉内心平静，「跟我们一样拍戏的，就是钱比我们多一点，比我们舒服一点而已。」他不想成为他们。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想演皇帝，这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梦想，如果只是一个镜头不多的昏君，特约就可以演，酬劳基本等于一个台词多一点的店小二。他有一次很接近这个机会，但因为不够白胖而作罢。

雷胜财极为节俭，但他在横店的日子没攒什么钱。他也感到，自己越来越懒散。早上起床，下午收工，不接夜戏。不用对角色负责，也没什么精神压力。至今他也没有获得过说台词的机会。但至少，当初他那么想见的女神赵丽颖，已经见到了，而且是好几次。他做着打算，今年底之前一定离开这里，回工厂打工。

就像一茬茬的青草，旧的去了，新的又生长出来。4月底的晚上，在一个名为「晓马云演艺工作室」所开设的群演培训班上，30多位年轻人坐满了课堂。这类工作室通过提供影视周边服务营利，免费课程助其扩大影响力。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坐进来。对于未来，每个人显得又激动又期待。马云的头像印在墙上的海报上，好像这位巨富也是从群演中崛起。

当老师大声地问所有人，来横店的目标是什么，有人首先说，「演好明天的戏」。在当时的场合下，这个答案竟然有一种答非所问的错觉。尴尬的气氛持续了几秒，然后，其他的声音出现了。

「进入娱乐圈！」「出名！」……

他们的正前方的那面海报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红字，「主演非我莫属。」

（《博客天下》记者裘雪琼、实习生黎诗韵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王在领地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审美、趣味、商业敏感与民族主义驱动的宏大野心。

文｜谢梦遥 采访｜谢梦遥 单琦 编辑｜赵涵漠

在横国

这里被称作横国是有原因的。红色的城门打开，是开阔的广场，穿过中庭，巍峨恢弘的秦王宫出现。护卫、宫女穿梭其间，如果运气好，你可以见到公主。

古代与现代，刀枪剑戟与自拍神器，王侯将相与游客，铜板与人民币，衙门与快捷酒店，所有矛盾对立物混为一体。依靠步行（或者出租车）而不是时光机器，你可以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穿越。横国是魔幻的，最多的「皇帝」在此登基，无数「史诗级战争」在此发生。

古装戏的拍摄集中地，并不是横店——这个浙江东阳辖下的小镇被称为横国的唯一原因。拥有影视城的横店集团，某种程度上看来，是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型王国。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医院到党委，集团创立并拥有这一切。横店集团不只是一个民营公司，它是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路灯照明，道路铺设……最新项目包括一座机场。

如果不是被问及，很少有横店人会提到，屡屡登上中国富豪榜的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也是出自横店。此处几乎没有他的印迹，一个横店人对郭广昌的最近印象停留于郭母的白事，不论是谁，只要去鞠躬就发红包两百块钱，「群众演员全挤到那里去」。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出现在许多能长久存在的事物上：横店影视文荣奖、文荣医院、文荣中学，文荣基金会……他的家在这里，他所有的创造在这里。事实上，长子徐永安已经在2001年接班横店集团，但作为创始人的徐文荣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几个儿子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徐文荣。太厉害了。」在横店漂了9年的武行演员史中鹏说。

现在，83岁的徐文荣坐在他挂着「中国梦」牌匾的办公室里。他没有名片，名片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与预设的那种不怒自威的长者形象不同，他感觉上更像一个负责调解的居委会干部，嘴角时常浮现微笑，话多且密。在《人物》的采访中，他用了20分钟谈论对清朝三位皇帝的看法，他想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坚持说完，自带设问与回答。他认为清朝是最伟大的一个朝代，因为「中华民族的版图是清朝定下来的」。他痛恨和珅这样的贪官污吏。

交班之后徐文荣创立并领导着社团组织「四共委」（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四共委」不属于集团，不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投资与慈善的功能。这是一个名字略显奇怪的机构，但他是来自于那个「公优先于私」时代的人，时代影响着他的生活与思考方式。

这个横店最著名的人，也可能是全横店最勤奋的人。早上8点半，他一定准时坐进办公室，直至下午5点半离开，其间医生隔几个小时为他测量一次血压。等着向他汇报的人，有时会在办公室外排起队来。一周七天，他天天上班，按点吃饭。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他事实上的贴身助理，因此也没有周末一说：每天早7点就赶去老爷子家中见面，陪他与妻子「打老K」——那是老爷子最爱，一起吃早饭去上班，晚饭后再打一阵牌，9点离开。这一点上，长子徐永安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日常，他工作日经常加班，晚饭时间很不固定，但假日一定属于自己。

如果没有对古代建筑的规模化复制，横店将会怎样？也许这里依然会有五星级酒店与星巴克，但横店远不会像今天这般鼎鼎大名。倒退至1997年，徐文荣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4年，他独创的社团共有制被经济学家热议了好几年，褒贬不一，为电影《鸦片战争》打造的广州街也建成了，但中国地图上仍找不到横店。那一年，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邀请陈凯歌来横店，后者从未听过这个地名。「那东阳知道吗？」「东阳也不知道。」直至说到东阳隶属的金华市，陈凯歌才有了概念，「金华出火腿。」

时至今日，「横国」一片欣欣向荣，不同朝代的城池林立。大量剧组来取景拍摄，而在此基础上，横店又衍生出文化旅游产业。不少街道依据周边场景而来，清明上河图路，都督街，秦清路，长征路……路上撞到明星可遇不可求，但房车随处可见，根据车的豪华程度，你可以猜出里面坐着的大腕量级。2016年，横店有271个剧组入驻，实现旅游人次1782万。这很容易让人忽略横店集团是个年营收达631亿元、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航母型企业，重点板块在于制造与金融，影视与旅游的产值不及整个集团的10%。

远离影视城的具体事务多年，徐文荣对相关话题仍然颇有兴趣。他本身是个电视迷，以前喜欢看古装戏，现在则对历史年代剧充满热情，最近在看《海棠依旧》。至于玄幻剧和穿越剧，他了解很少，只能说到《聊斋》。几年前，抗日剧大量涌现，不乏剧情离奇粗制滥造之作，但徐文荣似乎对媒体的嘲讽缺少感知，对于横店变成抗日剧的生产地这一事实，他认为「应该骄傲」。

谈起中国影视的未来，徐文荣雄心勃勃。「美国的老大，你们已经走下坡路了，」他用第二人称语气对《人物》说，仿佛对面坐的是一个美国人，「你们做的内容没有号召力，没有思想性。至于高科技，做也不是你们美国人做的，犹太人比较多，中国人也有。」横店已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影棚，徐文荣打算建到50个以上，他表示横店绝对要超越好莱坞。

硬件或许值得自豪，但不可否认，中国影视的整体口碑正在滑向谷底。滥用替身、抠像合成正在毁灭表演这个行业，电视剧的主演档期紧，就只能用这种方法解决；网络大电影的风行降低了拍片门槛，但粗制滥造之作也大量涌入。《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就有相似题材的14部「网大」在横店开拍，蹭热门IP。一个「网大」导演承认他拍的都是烂片，「99%的评论都在骂」，但短短几年靠视频平台流量他已赚到500万元。至于那些比着烧钱的院线电影，票房的确不断刷出新纪录——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亿元，但鲜有经典之作，对大牌导演持嘲讽态几乎成为网友们的政治正确。

对于现实中的种种荒诞，徐文荣并非没有察觉。「我们没有理由禁止。因为拍戏是他们都批准过的，他有他们的权利，我们只提供景。」他对《人物》说。

农民造城

徐文荣的官方介绍中包括有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经济学客座教授——多种荣誉职务加身对所有功成名就者不会例外，但他乐于称自己是农民。相比那些虚高的名号，农民才是一个可靠的标签。如果你只是看他的现状，很难把眼前这位有着大量随同人员环绕的富翁，与那些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徙，或者在田地中劳作的劳动者视为一体。

他对外国媒体保持警觉。曾经美国记者采访中数次问他是不是横店的「皇帝」，徐文荣勃然大怒：「什么意思？横店不是我个人的，是大家的，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横店。」

他的创业之旅开始于1975年，由横店大队书记（相当于现在的村支书）调任，靠借款办起的一间丝厂。他确实有着乡镇企业家们的惯有特质，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热爱书法，向他求字者甚众。他的字颇具辨识度，永远歪向一边。横店一处人造景观「瑶台胜景」的碑文就是徐文荣所题，经他人稍微加工摆正。

徐文荣乐于开会，即便耄耋之龄，每次开会都兴致勃勃地发言一两个小时。最近一次的「四共委」有几百人参加的全体大会，他讲话到一半，太太打来电话，他在台上接听，就连坐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老婆，快结束了，我马上就回家吃饭。」全场大笑。

1996年，北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张大帅作为《鸦片战争》剧组成员，参与建造横店第一处拍摄基地——广州街。那年底，临近退休的他回到北京后，徐文荣登门拜访。「你当厂长」，徐文荣说，他请张大帅到横店「搞文化、搞旅游」。

「我说我怎么当厂长啊，我又不是搞工厂的。他不太了解电影这方面的事，他是企业家。」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回忆说。

他将见识到真正的「厂长」。当他加盟横店后，在徐文荣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一屋子的电视，每块屏幕对应一个工厂的实时监控。「哪个厂子什么情况他都知道。他每天骑自行车，后来自己开车，每个工厂去转一圈，事无巨细，全都亲自为之。」

这些都是表象，最终指向的问题只有一个：农民徐文荣，是如何造出影视城的？毕竟，很多过往的经验都显示，农民野心勃勃的创造，在审美与工艺上并不符合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期待。

现成的建筑图纸。至少对于最先修起广州街，这才是答案的关键。广州街是《鸦片战争》的美术师邵瑞刚早设计好的。

关于横店影视城的起点，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谢晋想拍香港回归献礼大片《鸦片战争》，在全国各地造景无门，最终求助于徐文荣，双方一拍即合。横店所在的东阳，正是盛产能工巧匠的木雕之乡，不愁人力。上百个工程队同时开工，3个月后，广州街拔地而起。除了官府、民宅、当铺、赌馆、妓院、烟馆等160多座建筑，还包括珠江口岸，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广州的市井风貌。

在张大帅对《人物》的讲述中，过程大致如此，只有一些小小的偏差。1995年底，他随谢晋去东阳卢宅选外景，消息被徐文荣得知，主动邀请他们顺道来横店。那时，徐文荣已经建起封神演义宫、大智禅寺等旅游景点。这些景点对外吸引力有限，名字也不伦不类，比如大智禅寺所在地被徐文荣命名为「天堂村」。

在酒桌上，徐文荣非常热情，承诺为谢晋造景。双方相谈甚欢，但张大帅回忆，离开时导演一上车，就双手一甩，「这地方怎么拍啊？没法拍啊。」

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结束了，但徐文荣视锲而不舍为一种美德。他原本不知道谢晋是谁，但他知道香港回归是件大事。「人家紧着来追，紧着问。他们追到了北京，又到了上海，咱们谈。」张大帅说，「谢晋个性也很要强的。结果呢，就谈妥了。」

只有一点小小偏差：一个版本里，徐文荣没有拒绝送上门的机会；另一个版本里，他用尽最大努力去抓住机会。

广州街的真实建造时间超逾半年，当然按徐文荣的计算方法也没有错，除去风霜雨雪等恶劣天气影响，他对外宣传用时3个多月。事实上，1996年8月，开机仪式启动后，广州街外观已成，内部修建还在进行。因为电影要求同期录音，一旦拍摄要拿着对讲机喊话，让施工队暂停。

谢晋心气极高，每个部门都要调用业内最好的人选——这也是张大帅被选中的原因，他与导演分属体制内不同电影制片厂。在制景细节上，谢晋也近乎苛刻，筑墙只能用青砖，红砖不可以，屋顶瓦片要用木柴烧制。道上的石板，一定要真的、旧的，新烧好做旧的不可以。

徐文荣唯有派人去偏僻田野挖旧坟，去到各个乡里购买砖瓦。「当时都开着拖拉机，还翻下去十来个人。」他回忆，「实际上青砖价格又高，筑起来以后，只露了一点点出来，不要那么多。我说你们真混蛋。」他承认，后来由他主导造其他古城，不必要的细节可以变通。

广州街之后，他创造的第二个景观是为电影《荆轲刺秦王》量身打造的秦王宫。本质而言，这仍然关于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1997年，张大帅刚刚入职徐文荣旗下，他从北影厂一个朋友处听说，导演陈凯歌的团队，用4年时间考证、制作图纸，但由于资金出了问题，河北易县的景没造起来。汇报后，徐文荣让张大帅马上去见陈凯歌。当时交通尚不方便，张大帅坐班车去杭州，结果没有航班，他再去上海，买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去的北京。

有了《鸦片战争》的先例，陈凯歌对于由横店来接手造景的提议，表现出兴趣。徐文荣知道后趁热打铁，「他们不用来，我们到北京去。」在北京的一个宾馆里，双方见面，合作促成。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设计。我们负责建筑，出钱。」徐文荣说。至于把场景「做旧」与内部陈设，是剧组需要考虑的事情。

秦王宫占地800亩，包括99级台阶的四海归一殿，和周长2.5公里的城墙，比广州街难度更大，需要炸掉8座山头。工程到了一半，水渗出来，炸药放进去总是变成哑炮。「后来大家想办法，有人提出来，用避孕套。」说到这一段，徐文荣忍不住地笑，「男子用的避孕套，懂吗？三个县的避孕套全部买光。一炸就炸开了。」

「我们这个老板是经常下工地。他儿子不是，有领导来了，他才陪一回。」张大帅说，「他跟我谈事也是，不在纸上谈，现场谈，到那儿谈，看过之后，这么办这么办。」

秦王宫用了8个月造成。开山期间，地貌每天在变，炸出的土石填去低处。有一个夜晚，徐文荣一个人开车去现场，回家时发现路堵上了。那晚伸手不见五指，他辨别不出方向。转了一个半小时，都没转出来，「我不相信鬼的人呢，说今天晚上见鬼了。」他下了车，撒了泡尿，想着把鬼吓跑。

81岁的张大帅至今仍留在横店工作，他拍过近60部电影，《鸦片战争》是他参与的最后一部。特有的政治意义令其登上当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但如今，这种现象几无可能，市场性才是院线排片的首要考虑。陈凯歌近年的作品饱受批评，但不妨碍《荆轲刺秦王》被影迷视为良心之作。这部1999年上映的电影票房只有1000万元，放在今天不值一提。徐文荣的造城运动，从最初被动地跟随导演需求，到后来主动有意识地规划、自建，时至今日，再也没有其他影视基地对横店形成挑战。而20年前那个在山间迷路的夜晚，他终于找到微弱的灯光方向，加大油门，越过沟壑，在午夜前冲了出去。

徐氏风格

人们对徐文荣的评价是，行动力极强。造广州街时候，张大帅深感震惊，第一天谈方案，第二天现场看景，「第三天推土机就上去了」。

启动的一刻是没有批文的。「横店有一个好处，徐文荣说一句话，底下照办，不要经过这个批那个批，没有这些事情，速度快。」张大帅说。为了抢时间，唯有先开工，但同时进行申报。

先批后建，是循规蹈矩的做法。「但是谁批呢，不知道。政府不敢批那么多土地。」徐文荣说，「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那我就创造个理论，边批边建，先建后批，不批也建。」

这种风格贯穿了徐文荣创业的始终。早在七八十年代，他大量办工厂，上报政府批准，推来推去的，没人敢批。资金尚好解决，土地实在没办法。他信奉「干起来再说」。「他们很多领导干部（感到）很好笑的，（说）徐文荣在乱来了。但是我也建起来了。」2000年时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了70亿元。

徐文荣说，由于经济成绩有目共睹，金华市分管农业领导曾给横店集团下了一个文件，授权集团享有土地的征用、处置权。那个阶段，横店发展极快，「我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征地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他承认，即便有文件护航，换做他人也未必敢像他这么做。这个特殊政策如今早已收回。

「先建后批」不仅存在于工厂和影视城，就连他在1990年代建起的医院、大学，最初也处于灰色地带。那时乡镇企业不准办医院，徐文荣以职工疗养院之名，行医院之实。至于「横店大学」，后来改名「横店科技专修学院」，听起来是一种降格，实际上是因为后者是经过省教委批准的，而「横店大学」并不是一所真正大学，没有批文，「自己起的名气」，牌子也自己挂的。

批文姗姗来迟，但最终总会下来的。木已成舟，反而能形成倒逼之势。徐文荣创办横店高中，本不想报批，但后来由于规模扩大，唯有上报。省计委派一位处长实地评估，看到施工已经在进行，大发雷霆，「土地都没批过，房子造好了，叫我来，你想干什么？」徐文荣赶去向他解释，处长还是直接走了。

徐文荣之后去找省计委主任，两人均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早就认识。「我今天晚上找你来告状的，你这个处长混蛋。你总有个交代啊，修还是不让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屁股一拍就走。」

「你肯定土地没批过。」主任说。徐文荣承认了：「很多孩子上不了高中，我们出发点是好的。」

「好了好了，我叫个人给你解决一下。」主任说。「你写个检讨书，我们呢，同意你好了。」

「你只要批，不要说一张检讨书，一百张我都写。」

 「你还有一个问题。」主任说，「你的国际商贸城，占地500亩。你也没批过。」

「我再写张检讨书可不可以？」

绕过障碍找上级，是徐文荣擅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2003年，横店影视城已经小有名气，打算申报影视产业实验区，成功后有税收优惠，势必吸引大量影视公司入驻。省委非常支持，操作机构是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等部门，但最后需要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申报卡在这里。分管的那位副省长不同意。其他领导去做工作，也是行不通。

所有人都打算放弃了，徐文荣出手了。他给多年的老朋友、广电总局某位领导打了电话，说要去见他。「我明天要开会。」「我不管你开会不开会，明天早上我肯定出发。」「你什么事啊？」「一下子讲不清楚，到了再说。」

第二天他飞去北京，在那位领导的办公室一直等到晚上6点半。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既然影视城已经造好，不涉及用地问题——那需要报批国务院，广电总局就可以批。走之前，徐文荣特地交代该领导秘书，明天一早打电话给浙江省广电局，让他们直接上报，以防再生变故。

故事的情节就像谍战电影般惊心动魄。次日他赶回浙江，让广电局的人把材料准备好。「没那么快吧？」「叫你赶快报就赶快报，他秘书的电话会打下来的。」「没打下来啊。」「会打的。」对方还在犹豫，电话来了。

现在，你已经了解徐文荣的脾气了。他是有棱角的。中国商人讲究慎言，而徐文荣似乎站在传统的对面。另一方面，他自有处理政商关系的方法，他将前任地方领导招募到旗下，委以重任，比如集团宣传负责人担任过金华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一位党委成员曾经是磐安县团委书记，圆明新园的董事长是退休的县电视台台长。不可否认，他们带来了人脉与管理经验。

某种程度上，「社团共有制」在保护他。「为老百姓服务」，很多企业家会将类似的话挂在嘴上，但至少就形式而言，徐文荣治下的横店集团更接近这句话的实践。上世纪90年代，乡镇集体企业纷纷进行改制，当时横店集团规模已经达到亿元级别，按照政策，徐文荣可以获得至少10%的股份，但他抗拒将股份量化到个人。他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社团共有制」，按照他的说法，在集团之中的劳动群众，才是集团资产的终极控制人。但批评者认为，集体只是个空泛概念，作为其中员工并没有享受到特别的红利。

总体而言，这个制度延续至今，但在儿子徐永安接班后有了一点变化，增量资产上市后，一定比例的股份分配给高管个人，而存量资产依然是社团共有。徐文荣称自己只领取工资和「一点奖金」。他从未公布过资产，也拒绝入选慈善榜与富豪榜。

他兴办的工厂带动了就业，很多横店人曾在他的工厂上班。而影视城的崛起，带动了整片区域的繁荣。客栈老板惠祥意回忆，2004年前后，有个老头儿开着挂有「横店人民感谢你，徐文荣万岁」条幅的三轮车，满大街天天溜达。「他后来消失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徐文荣找人跟他说，你别搞了，你再搞就把我搞完了。」

说起10多年前的那桩轶事，徐文荣笑了，「个人崇拜是不能弄的，像我们农民，你去崇拜干什么？」

一切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耿直与鲁莽只有一线之隔，政商关系微妙而复杂，名望与权力有可能反而带来危险，在他的领地上，徐文荣必须实现恰到好处的平衡。放在更广的时间维度，时代先行者与偷步者往往是同一个人。

匠人与推销员

在张大帅最初来横店的3年里，他只有一个人，当影视城开始规模化自主建景，他搭建起了自己的班子，主导设计。清明上河图、江南水乡、明清宫苑（即「故宫」）等景均是出自他手。

没有真正去过横店的人，很容易将这里预设为一个粗陋山寨物的集合地。这不是事实。影视城的起点是爱国主义与商业敏感，但过程却是工匠们日复一日的锻造。资本只是助力。

一般而言，徐文荣亲力亲为，关注细节——他会叮嘱员工食堂的菜不要太油腻，但在造景上，极为放权。「你是直接对我负责的，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他对张大帅说。信任的线头埋在相识之初，两人曾去北海公园御膳坊吃饭，结账时予以免单。徐文荣好奇，张大帅告诉他，「这里好多景是我设计的。」

如果你去过张大帅的家——那也是他的工作室，你能感到为了建景而准备的资料有多浩繁。在那个两层别墅里，书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建筑图纸贴得满墙都是，每一个他曾经的建造，都能在这里找到书面来源。为建圆明新园，资料塞满了5个房间。不要说上百组景观，就连12生肖铜像，每一个都配有厚厚的文件架。

他的员工都用电脑绘图，但他还只懂手工绘图，「比较慢，要很细致」。他有着老派匠人的风范。2005年，他无意看到一张图片，一个年轻人因祖坟被占，忧伤地坐在木头堆上，那是圆明园设计者「样式雷」的第11代后人雷超。他极为动容，找到雷超家，后者当时是一名送水工。他邀请雷超加入了他的工作室，教他设计，还出资10万元，供他上大学学习园林艺术。

「不要断掉，要传承。」他想着。

建造与运营，是影视城的一体两面。2001年，影视城在徐文荣的要求下，整合成新公司。殷旭在那一年入职成为运营的一把手。那时主体景区已建成，对剧组免场租的政策也已推行，徐文荣想带动剧组入驻，以影视为手段推动旅游，但剧组一年只有十几个，游客当年也只有50万人次。

殷旭曾任东阳市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开发过很多旅游产品。他脑子活络，上任后就意识到，不能让游客只看剧组拍戏，而要让「空房子里面有内容」。他将横店拍摄过的电影桥段摘出来，制作成一系列的演艺秀。他还将棚拍完成的电影场景，搬至景区内，「摆设、道具，全是原汁原味的，一点没差」。这项工作需要未雨绸缪，因为剧组一定会在离开前拆掉所有场景。以电影《英雄》为例，他和张艺谋达成协议，在电影上映后，请美术师霍廷霄专程回来在秦王宫内复建场景。以上改变，再辅以重订的市场策略——将团队旅游的提成奖励归在各个出发城市的营销人员头上，2002年影视城实现盈亏持平，2003年开始每年盈利。

他负责解决剧组遇到的困难。一名马队的骑手摔死，几十个家属围堵剧组，他负责调停，以自己人身作保，很快达成赔偿、遣散人员，令拍摄继续。张艺谋拍《英雄》时，需要很多人来演大臣，普通群演即便岁数够了又缺威严，殷旭主动介入，去东阳老干部局拉了一车退休公务员过来，问题解决了。这种协助，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一站式服务，有协拍经理专门对接剧组。影视城拥有一个巨大的道具库，但并无自己的马队、武行、服装、灯光等配套服务，这些服务交给民间，由影视城统一管理。

与其他所有影视城不同的是，横店有演员公会，于2002年成立。早期横店的群演多是村民，他们按地域划分势力，剧组换景就必须重换一批人。剧组与村民、村民与村民的冲突时有发生。

打破一个既有的利益格局从来不容易。「我们一家家做工作，每个村的村长、书记，先做通工作，也要给他们利益考虑。我们还是用你原来村里的这些人，我们想一年考评一次，不合格换掉。」殷旭回忆。基础打好，徐文荣是那块定海之石，由他出面组织开会。「老爷子还是很有权威的，他一来，定调了，那就实施了。」从此，由影视城管理的演员公会作为剧组与群演的中介。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群演秩序越好，就有越多剧组被吸引而来，而剧组越多，公会才有生存的空间。

群演是可以有序组织的，旅游市场是可以运作的，对于殷旭而言，真正难掌握的是政策。

抗日剧最火的时候，红军长征博览城用景需要排队。但热潮过去，造起来的景如果坚持原用，将大量空置。殷旭唯有作出调整，泸定桥、侗族鼓楼这些长征路上的景物本属中国西南，他将整体风格更加强化地域特色，街景与装饰做了许多改造。解放战争的戏，日后更难有拍摄机会，他将革命战争博览城改成民国街。

殷旭总结，最终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古代的景上。「大家都愿意拍，这是最没有风险的。万一这次卡住了，我再放个10年，古装戏又不会过时的，再拿出来还能拍。那你要拍成其他的有些剧的话，过时的就过时了。魔幻剧啊，网络剧啊，其实也都是跟古装有关。」为此，影视城在后山造了数个宋代府衙，去年新造了唐城和春秋园。

他承认，即便风向难料，他也会做一些「因势利导」的事情。营销团队使用的宣传语包括：「横店是中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一年杀死一亿多鬼子，你想不想到横店来看看杀鬼子？」宣传手册上的漫画是，一个鬼子在逃跑，后面追着一个拿着大刀的八路。

圆明新园

如果以世俗意义的标准来看，徐文荣早已是个成功者。在儿子接班之后，他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很快有了新的目标，追寻的过程为他带来痛苦，他曾在自传中用「伤感暮年」来形容这段经历。

徐文荣在2005年提出要在横店重建圆明园。这个想法源于他听说法国一个历史学家倡议重建圆明园来赎罪。他想，「法国人都承认错误了，为什么不重建起来呢?」他领导的「四共委」负责推进这项工作，与明清宫苑、秦王宫等以拍摄为初衷建立的另外12个外景基地有所不同，爱国主义是圆明新园追求的最大意义。但在外界看来，关键词是一致的，复制。

争议四起。一种官方的主流意见是，废墟才是圆明园对整个民族起到警醒作用的价值所在，而重修，不仅浪费资源，还涉嫌侵权。2008年，施工尚未展开，就被国土部门认定违规用地而叫停。他认为，核心原因在于舆论的反对。

徐文荣没有停下来，指示张大帅继续收集资料。大学、图书馆、私人收藏者，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实地测量也去过无数次。徐文荣在自传中也提到，他的高层关系也动用了，中央办公厅同意中央档案馆帮忙提供资料。

他遭遇过轻视。他告诉《人物》记者，当他听说建筑学家郭黛姮有47张图纸，他去找她。「你卖给我也可以，租给我也可以，最好是送给我。」郭黛姮拒绝了：「你们乡镇企业建不好的。」她指出，珠海也做过尝试，她给了10个景的图纸，但建得一塌糊涂。「故宫我都建起来了。」「你故宫建得起，不一定圆明园也建得起。」「你带到棺材里去吧。」徐文荣愤而离开。他始终对这次拒绝耿耿于怀，后来郭黛姮要写书，反过来向他要资料，他不肯提供。

2012年，项目另行选址，重新启动，通过申报。圆明新园仿建了84%的原有建筑，还扩建了40%。某种程度上，它是妥协的产物，也体现出某种市井智慧。省领导建议「多做点外国的」，徐文荣就造起八座外国建筑，代表八国联军。他的说法是，侵略者以野蛮方式摧毁圆明园，中国人以文明方式重建他们国家的标志建筑。圆明新园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分布于横店四个不同区域。这是因为，「主题公园2000亩以上都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我不麻烦他们。我们拆零，多个项目立项，就是把大的项目变成小的项目。」

圆明新园在2015年建成。相比其他横店景观，这似乎是一个转折。园内景观极为宏大华丽，目前尚未有剧组得到许可进入。

他过往对景区甚少干预的作风在改变。他嫌路旁6米一株树木的间距太宽，要求统统改为3米。他至少看过《火烧圆明园》实景演出4遍，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在墙身颜色上，他与张大帅发生了冲突。在真实历史中，圆明园宫墙分红白两色， 他认为「白色像老百姓的房子，不像皇家园林」，执意刷成黄色。

张大帅至今不能认同这一点。他是严谨的「教条主义者」。事实上，张先春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大帅」是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给他起的外号，导演服他，听他指挥。他肯花心思，把看似不可能的想法付诸实践。有场戏要拍张丰毅拿茶壶拍脑袋，他下了很大功夫，做出了道具，并当着所有人面拍在自己头上，壶碎了，茶水流了一脸。「我要不自己试验，演员敢拍吗？导演敢导吗？」另一次，他指出戏中「号外」年份有误。

电影产业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危险镜头可以通过电脑特效完成。人们更在乎视觉感官冲击，恪守历史细节的人越来越稀有。资源高度集中的年代已经过去，电影不再是神圣的艺术，现在它是商业买卖，是娱乐消费，更讲究投入与产出。为拍一部电影造一座城，几无可能。

无论如何，横店难以复制了。

徐文荣说，圆明新园将拍一部「能上央视播放的爱国主义」的剧。他也打算做一点点退让，考虑让一部宫斗剧进入拍摄，他理解剧情没有政治意义，但对方说能上湖南卫视，那将是对圆明新园的巨大宣传，他心动了。

他的下一步计划，包括复制布达拉宫、兴建中国尼泊尔佛教文化园、在杭州建起南宋古城。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商人，宏大的民族主义成为他的叙事主语。他长时间谈论清朝历史是有原因的，他的逻辑是自洽的，他看起来是真诚的。

接受《人物》拍摄这天，徐文荣将地点选在圆明新园。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很滑，但他坚持不要人扶。他已经老了，只能佝偻着慢慢地走，但这里是横店，只要一直走，往前走，最终他能够踏上他想去的每一处地方。

「这一大片都是大枫树，」他指着一处绿植，回过头来说道，青砖红墙的背景之下，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年代飘来，「已经开始出芽了。」

（实习生车灏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