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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山羊拉小提琴,就不算幸福

2017-08-28 一尾 世界遗产地理

新媒体编辑 / 新星

作者 / 一尾


艺术家与女人的暧昧关系总是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没有情人和精神疾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做艺术并不是为了搞女人,只是性爱的自由能给他们带来无数创作的灵感,尽管这也导致外界对艺术家们抱有“私生活混乱”这样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深情的艺术家数不胜数,他们对情感的细腻与敏感除了开放给自己的爱人,也映射到自己的作品中。


尤其对于以人为绘画对象的画家来说,画家与模特的关系向来十分微妙。在画家全神贯注的目光打量下,模特的情绪波动,暧昧的氛围顿然产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在成为小说家之前,立志做一名画家,在自传式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他提到与初恋女友相恋的过程。他们相约在画室里见面,女孩是他的模特,“为了好好地画,我研究她细长的鼻子,此时她的小嘴露出一丝微笑;她的额头宽阔,高个子,长腿晒成古铜色,但是她来看我的时候穿的是她祖母传给她的一条紧身的雅致长裙,因此我只看得见她小而直的双脚。画素描时,我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线和她雪白的细长脖子,她的脸上闪过难为情的深色。”


无数的画家钟情画自己的情人、妻子。莫奈从未画过人物肖像,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卡米尔,至此之后,画里全都是她的身影。


 ▲《撑洋伞的女人》 白裙飘扬的卡米尔浑身都在发光。


  ▲《红围巾:莫奈夫人画像》这幅画莫奈整整画了十年,为了纪念自己的妻子,他终其一生保留着这幅画。

 

  ▲《临终的卡米尔》凌乱的线条和暗淡的颜色无一不透露出画家心中的悲痛。

 

加拉是达利最大的灵感来源,她是他的密友、妻子、母亲、女神,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众多的角色。



如果有一个画妻狂魔的名单的话,夏加尔绝对以压倒性优势首屈一指。夏加尔是一个高产的画家,他的画经常呈现出梦境般的景象,他却说这是他记录下来的事实。他的画离不开漂浮、家乡、牛羊,还有他的妻子。

  ▲电影《诺丁山》中安娜与威廉讨论夏加尔的《新娘》



夏加尔画里女子是他的妻子贝拉,在他一生中无数的画作中,贝拉出现了很多次。


两人的身份差距悬殊,贝拉是富家女,夏加尔只是个穷画家。但两人初相识热恋之后便私定终身。1910年,夏加尔离开家乡维捷布斯克去巴黎发展,贝拉在家乡等他归来。五年后,在巴黎已经小有名气的他回到家乡与贝拉完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婚后,夏加尔的画中更是频繁地出现贝拉。


夏加尔在自传《我的画就是我的记忆》中写到,“她的沉默是我的沉默,她的眼是我的眼。她好像知道我童年的一切,知道我的现在、未来,她好像能一眼看穿我。”


贝拉也同样深爱着夏加尔,她也写过两本回忆性的小书,文字优美曼妙,堪称文字版的夏加尔。在纪录她和夏加尔的初遇,书名《初遇》中,她写到:“他的眼睛让我惊讶,它们像天空一样瓦蓝……看得我垂下自己的眼睛。我们谁都没说话,各自感觉着心脏的搏动。”


婚后两人的感情也并没有变得平淡,夏加尔用自己的画纪录他与贝拉的爱情故事,纪录他们生活的点滴。浓厚的感情在鲜艳的油画中一览无余,直白地仿佛全裸般向对方告白。


日常的幸福就是一起给孩子洗澡。


手拉手散步。



一起喝葡萄酒


庆祝生日时候的亲吻



哪怕是在贝拉生日时为她画的肖像,也忍不住将自己和女儿藏在画中。


然而他所生活的年代,远没有他画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些幸福。生于1887年的夏加尔经历的是战乱动荡的人生。


他的家庭是维捷布斯克的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夏加尔是哈西德派犹太人后代,本该特别虔信保守,但他很早就放弃了宗教,而且从未回头。但他又经常画家乡景观,画他的同胞。俄苏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夏加尔画中那些犹太人形象,代表了一个失去的世界:战乱,屠杀,种族清洗,上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基本都有过丧家背井的记忆,不是本人亲历,就是长辈的故事。



战争动乱下,夏加尔多次逃难,从维捷布斯克到莫斯科,再到巴黎到美国。他的画一直呈现湛蓝、漂浮等元素,别人说他的画是诗的、幻想的、错误的。然而目睹了战争和民族灾难的他这么评价,“我不喜欢“幻想”和“象征主义”这类话,在我内心的世界,一切都是现实的、恐怕比我们目睹的世界更加现实。”他的画中传递出来的,是反战,是抚慰人心的爱。



贝拉和女儿是夏加尔在战乱年间最大的心理安慰,妻子激发了他极大的斗志与灵感,贝拉也爱极了画家的单纯与才华,他们互相点亮了彼此的人生。


当一个画家的妻子是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的,要为不经人事的画家打点他的琐事,要为他挡住外界的闲言碎语,还要忍耐他心中排第一位的永远是画画。夏加尔也十分依赖贝拉。在流亡时期,他开始尝试画插画,1926年他受邀完成了一百余幅《死魂灵》插画,贝拉给他朗读了全书。然后他又涉足版画,他说:“要是贝拉不同意,我完不成任何一幅插画或版画。”



贝拉在她49岁的时候因病去世,对于夏加尔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沉浸于爱妻逝世的悲伤中,他甚至无法握起画笔作画。等他逐渐走出悲痛之后,夏加尔将贝拉的另一本小书《点亮》出版了,并在其中手绘了几十副插图;他将贝拉的笔记本藏了起来,在之后二十几年里,他在里面画他俩的回忆,画贝拉的笑容,画他们的家乡,那些纷乱的线条,围绕着贝拉的笔迹,正如他们一起支撑度过的三十多年日子一样。


他继续画他的新娘贝拉,在家乡维捷布斯克,人们拉着大提琴给他们祝福。



他画现在的自己回忆以前的时光,冰冷的蓝色与炙热的红色鲜明对立,孑然一身的画家钦羡地望着回忆里幸福相拥的二人。



画家消沉一段时间后,遇到了新的缪斯。1952年,在友人的介绍下,夏加尔与同乡Vava结婚,在Vava的鼓励下,他开始进行教堂彩色玻璃绘画。



他也为Vava作画像。



当夏加尔的双胞胎外孙女出生时,他给其中一个取名为——贝拉。他告诉她,等你初尝爱情的滋味的时候,你就更能明白我画的是什么了。


如今这个浮躁社会,你还相信自己会遇到那个彩虹般绚烂的人吗?在活出自我的同时,也能点亮对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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