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开启生态文明时代
中华民族以农立国。农业为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兴旺发达的根本基础。1978年开始，中西方进入快速融合阶段，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融合进程加速。仔细考察这一进程，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步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是农业陷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重危机之中。中国农业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中唯一独立遗存至今的中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万古长青树。其他如近东农业起源中心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期死在了西方文明之手，而中美洲农业起源中心则于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死在了西方文明之手。现如今的事实是世界仅存的农业起源中心遭遇到了农业文明起源中心“杀手”，仅仅30几年时间，我国农业便败象顿现，眼睁睁将根断树倒，连带着传统文明伤筋动骨。迄今为止我们在农业上节节败退，苦无对策，凡身临其境者无不惊心动魄！面对中华文明将何处去，世界文明将何处去的今日世界斯芬克斯之问，本文的回答是：唯有有机农业才能救中国，唯有有机农业才能救世界，有机农业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开路先锋。
1.1 食品安全危机
我国为世界第一大化肥使用国、第一大农药与添加剂使用国、第一大饲料蛋白质进口国。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调节剂、动物饲料添加剂生产种类长期监管不严，使用随意，新投入品入市程序简单，不认真，是食品安全危机泛滥的根因。部分菜地化肥年使用量甚至超过1吨/亩，违禁农药屡禁不止，饲料激素类、抗生素类、重金属类添加剂监管不严，屡屡导致蔬菜、水果、粮食、动物产品存在产品污染问题。加之多年来水土资源环境、生产过程、生产产品间轮番交叉污染，恶性循环，使食品污染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一种表现。
食物或食品在加工储运过程中，出于商业利益考虑，有时加入调味剂、着色剂、稳定剂、抗氧化剂、防腐剂、塑化剂、改性剂（如三聚氰胺）等，另外在鲜活农产品商贩销售过程中，出于保鲜考虑，间或加入各种违禁品，人为塑造虚假的商品外观。上述现象在行业内部或者习以为常，或者心知肚明，相互会意，日复一日，已孽生为市场行为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中参与劣化，甚至毒化消费链。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二种表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餐饮业迅速发展。餐饮业知识经验基本源于传统习惯，由于近期市场化动力驱动，使得食物生产指向基本为取悦于消费者即时的色香味感觉，新型调味剂时有引入。或用其名，异其实，或以古今中外餐饮食材、烹调剂为原料，随意组合，以娱消费者，从而导致食品质量问题时有发生。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三种表现。
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为食材种类结构与其数量结构变化问题。195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者合计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3.12%，1977年变为77.47%，2010年则为89.33%。此即主粮越来越成为人们食物构成的主要部分。而与此同时，杂粮作物产量比重由1952年的7.35%降低为2010年为0.76%，基本上退出了大部分中国人的食谱。此外，我国的蔬菜、水果、动物产品种类结构多样性已经迅速减少，形成宏观层面传统食物大遗失局面。从食物结构看，1977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297.7kg，占有植物油2.1kg，占有糖2.6kg，占有肉类8.2kg，占有奶类1kg，占有水产品4.9kg，占有蛋类2.6kg，占有水果8kg，占有蔬菜84.1kg。2011年有关9项指标则依次为416.8kg，19.5kg，10.2kg，58.1kg，26.7kg，40.9kg， 20.5kg，93.4kg，494kg，呈现出动物产品中奶类增加25.7倍，水产品增长7.3倍，蛋类增长6.9倍，肉类增长6.1倍，呈大幅度增长态势；水果增长10.7倍，食用油增长8.3倍，变化显著；人均粮食、糖类、蔬菜占有量分别增长0.4、3、4.9倍。膳食结构变化明显，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第四种表现。
我国历史上不曾使用棕榈油，大豆油使用量极少，动物生产中豆粕、玉米使用量稀缺。今天则大量食用、饲用或使用此类油料、豆类和玉米类产品；许多农药、除草剂、生长剂、抗生素、激素类、调味剂、调色剂、塑型剂等化学产品，未经长期严格考察就进入生产领域；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舶来快餐提供的食品则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上述生物资源、化学品、快餐店的大量引进，铺天盖地进入国内，不断变换色彩，交叉嫁接，混入民族食谱，大大增加了国人膳食结构的波动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这是食品安全的第五种表现。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短期内发生五方面激变，已经显著影响到公众健康。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超过2.7亿人，位居世界第一。每年心脑血管病（包括心肌梗死、脑中风等）死亡人数约300万人，约占总死亡人数的30%左右，为我国第一死亡因素；癌症方面，2008年4月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结果显示，与30年前相比，全国癌症死亡率增长80%以上，癌症在城市列为首位死因，在农村为第二位的死因。我国新发癌症病人占世界的20%，癌症死亡病人占世界的24%。每年死于癌症病人接近200万，死亡人数居世界之最。癌症是我国第二大死亡病因；糖尿病方面，1979年我国发病率为0.67%，2013年报道为11.6%，远高于6.4%的世界平均水平，另有1.482亿人为糖尿病前期人群。我国为世界第一糖尿病大国。
食品安全为社会公众健康的根本基础。我国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患病率和患者规模在短期内井喷式上升，同时上升为世界第一，呈突发、高发、普发、续发态势的事实举世罕见，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全局性食品安全危机已经客观存在。
1.2 粮食安全危机
我国粮食纯进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当年粮食进口规模占粮食消费量的3.7%。之后进口速度加快，2014年粮食进口规模达到10400万吨，2015年为13100万吨，2016年为11468万吨。国际市场依赖度分别为15%、17.4%、15.7%。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连续突破95%、90%、85%三道红线。受粮食进口关联影响，我国在植物油、动物蛋白质饲料方面已经形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局面。
1949年后我国粮食生产发生过两次大跌落。第一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产量比之前的1958年水平降低30.9%；第二次是在2003年，比1998年水平降低15.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2003年之后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但由于多种因素作用，恢复增长缓慢，年单位面积增长量、年增长绝对量、年平均增长率处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较低水平状态。国内粮食生产正在经历1949年以来难度最大的爬坡过程中，2016年已经止长下行，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水资源分布大体上南方比北方为81:19，自古形成了粮食生产南重北轻的局面。但这一情况已经发生永久性逆转。1980年南方与北方粮食产量比为57:43，2013年为42:58。其中，辽、吉、黑由11.1%增长为19.5%，冀、鲁、豫由18.9:%增长为22.6%，西北地区由11.8%增长为15.7%。水源丰富的东南、中南、西南比重则同步降低。上述总趋势加重了我国北方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
与果树、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我国每亩地粮食年收益约为300-1000元不等，相当于经济作物年收益量的1/5~1/10，约为近期3-10天的农民工工资。这种情况长期存在，致使大量农民放弃种植粮食，种粮成为了种植业不受欢迎的生产选项。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很少在粮食生产上投资。粮食生产只剩下了规模化一条路可走。而规模化、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复杂关联，难以迅速推进。此外，现行农地规模化经营师从欧美，因而必然走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机械化等石油农业道路。而这已被事实证明会产生系列副作用，走向不归路。两方面因素使得粮食生产规模化问题阻力重重。随着时间推移，国内粮食生产形势在持续恶化。
我国陆地面积占世界的6.4%，耕地占7%，草地资源占7%，林地资源占3.1%，湿地资源占6.7%，淡水资源占6%，磷矿资源占36.7%，钾矿资源占2.2%，煤炭资源占19.2%，石油资源占1.4%，天然气资源占1.1%。经历近代以来连续高强度开发，粮食生产后备土地资源、水资源濒临枯竭，同时荒漠化问题、水源紧张问题已经爆发。新增有价值粮田的难度在加大。加之粮食生产大面积增产的科学技术成果缺乏，我国粮食生产稳步增产的潜在技术储备不足。
综合上述5方面情况，我国粮食安全危机已经客观存在，如不进行战略性建设，近期内形势就可能进一步恶化。
1.3 乡村社会危机
乡村社会包括农村社会与牧区社会两部分。近期农村的巨变发生在1978年之后，牧区则基本在1986年之后。一直到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才上升到30.4%（中国城市化率（1949-2013年）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之后步伐加快，2011年达到51.27%，城市人口过半。《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何宇鹏，2013）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16-40岁占61.7%，41岁以上占38.3%，而同期农村劳动力中41岁以上部分占75%左右。我国城市化进程仍在行进中，现实形势已经明朗，即只要继续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城乡人口质量剪刀差趋于拉大，乡村总体活力就将降低。伴随乡村小学校撤点并校，乡村合作医疗工作弱化形势不易改观等多因素作用，乡村越来越只剩下家庭综合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工作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迟迟看不到接班人的“末代农民”群体，乡村社会生机趋向于弱化。
大量乡村青壮年带着生产技术、生活经验进入城市，开始认识新的环境并流动生活，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是在成长发展。但他们数以亿计、成十年在外，甚至永久离开乡村，“农二代”（指第一代农民工的子代）几乎100%转变为城市人的客观现实，相当程度上在丢失乡村文化传承载体，丧失文化创新主体。我国乡村如同正在经历一场长时段的“大出血”，乡村社会普遍陷入衰落之中。
世界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例小于1.6。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工业化政策，造成长期城乡收入不平衡问题。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1:2.36，1984年曾一度缩小为1:1.71，之后再度反弹。1992年与1978年持平，2011年为1:3.13。长期重城轻乡政策，塑造了全社会“贱农贱乡”的观念。本世纪初，资本势力成型，开始向乡村渗透，城乡矛盾随之尖锐化。《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社会群体事件呈继续上升趋势，其中征地拆迁引发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事件占30%左右。两类纠纷相当程度上属于城乡矛盾性质，在众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历史上社会矛盾多为阶级矛盾对立导致改朝换代，城乡对立问题从未真正出现。但从近期发展趋势看，我国乡村正陷入有史以来从未遭遇过、最深刻的城乡社会矛盾对立为基础的危机之中。这无疑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新的重大战略性挑战。
1.4 自然地理危机
国家级自然地理系统可分为耕地、草地、林地、湿地与水系、沙地、社区六个子系统。我国地理系统安全状况如下：
耕地能力包括耕地数量与质量两方面。2008年我国有耕地18.26亿亩。2013年完成的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高于这一数目。从发展趋势看，国家每年有约300万亩耕地被批转为建设用地。根据占补平衡政策，各地近期基本维持了总耕地面积不变状态。但21世纪初尚存的1亿亩后备耕地资源已告罄。受地方土地财政及有关建设影响（向市场出售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获取地方政府发展资金），保持耕地总量18亿亩红线正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受占水补旱，占近补远，占川补山，占优补劣行为影响，以及化肥、农药、除草剂不当使用，加之连年重茬生产，水利建设与需求不平衡，秸秆焚烧（指为节省农时，简化耕作，农民选择在田间收获粮食作物后，直接将其秸秆焚烧的操作行为），动物排泄物循环路径阻断，耕作制度失序，荒漠化，水源、土壤、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作用，耕地质量总体呈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近期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1251人的调查显示，认为土地退化处于发生、劣化阶段的人数比重分别达到37%、41%。（本文作者设计并组织问卷调查）
我国存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问题。地理空间分布错位，南方与北方耕地面积比为35:65，水资源分布比为81:19。年度内60%-80%的降水集中分布在7、8、9月，年际间旱涝变幅大。受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等影响，水资源危机呈全局性爆发态势，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
水体萎缩。1949年以来，已有500多个湖泊干涸，黄河、海河、淮河等大量河流减流、季节性断流，甚或永久性断流；
地下水超采。全国地下水年超采量44亿方，已形成100多个漏斗区，海河流域已经形成近1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的漏斗区。近期一项关于西部12省的调查显示，66.50%的认为近10年来当地地下水位在下降，其中内蒙古、新疆同一指数分别占79%和78%；（本文作者设计并组织问卷调查）
冰川消融加速。1962年至2006年间，乌鲁木齐一号冰川面积减少了14%，新疆监测的1800条冰川在过去26年内总面积缩小了11.7％。林业总局近期公布2003年我国有湿地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2013年统计减少了3.4万平方公里，减少了9%；
水源污染严重。2007年统计，全国主要河流水质超过Ⅳ类占13.5%，Ⅴ类占5.3%，劣Ⅴ类占21.7%。大量工业污水、农业污水、生活污水直排偷排，造成水质劣变；大量发生沿海地区海水倒灌、海水富营养化事件及南方经济发展较快地区酸雨问题。总体而言，水资源问题在我国已经暴露。从南方到北方，从西部到东部，从海洋、陆地到冰川，从地下、地表到大气降水，从水量到水质都已经客观存在危机。
草地资源是重要的地理系统成分，更是草地牧业生产者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为游牧文化为主的区域，草地资源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生产作用。1950年至20世纪后期，内蒙古草场面积由8800万公顷减少为7370万公顷；1980年至上世纪末，新疆草场面积减少了16%；1988年至今，西藏、宁夏、青海草场面积分别减少了4.5%、1.9%、2.9%。西北地区草地面积呈整体减少趋势。在草地面积变化同时，草场发生严重退化。2007年新疆草地退化面积为4580万公顷，与1980年相比，退化面积扩大近10倍，草地退化率增长15倍；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形势同样严峻，1947年后的50年中草场退化率从18%上升到73.5%；半个世纪前，青藏高原地区高山草甸覆盖率为85%，2005年西藏一半以上的草场发生重度退化，1/10的草场明显沙化。近期在西部地区进行的789人的调查资料显示，61%的部分认为植被退化主要发生在土地承包之后。（本文作者设计并组织问卷调查）
在我国耕地、湿地水系、草地面临巨大压力，在数量规模与质量结构发生不良变化的同时，沙地、林地与社区部分也在发生变化。沙地包括沙漠化、石漠化土地两方面，两者都属于荒漠化范畴。第四次荒漠化公告显示，2009年我国荒漠化、沙化最严重省份均集中在我国西北部地区，分别为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与2004年相比，200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2454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491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8587平方公里，年均减少1717平方公里。就当前局势看，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整体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从较长历史时段考察，过去的3000年中，我国北方地区沙漠面积向南扩张了约300公里。近百年间，新疆、内蒙古沙漠呈扩大化趋势；北方黄土高原地带沙地扩张，水土流失严重；西南区、东北区荒漠化形势依然严峻。1986年至2006年，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扩大了973平方公里；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在过去2000年间向南蔓延80～100公里；1996年至2002年，阿拉善盟全盟沙漠面积增加了24.7万公顷，年均增加3.53万公顷；2010年，我国喀斯特地貌区为44.99万平方公里，石漠化达到12.96万平方公里，所占比例为28.81%，比2005年增长6.5个百分点。其中2005年至2010年，云南石漠化面积增加了5953平方公里，增幅为20.7%。上述情况表明，对于沙地变异与石漠化，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清醒头脑。
林地是唯一发展较好的地理单元。近代发展过程中，我国林地资源经历了两个基本发展过程。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前，大量砍伐天然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第二阶段，1978年之后至今，持续大规模人工造林，林地面积恢复性增长。林地建设上目前存在幼龄林比重高，成材林少，南方林地相对较好，北方林地存在与耕地、草地、湿地争地争水，林地经济效益低，自我循环能力差，林材国际市场依赖度大等问题。
社区方面，近20至30年中，我国城市建设呈显著增长趋势。重庆市近25年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近11倍，内蒙古、西藏、宁夏、青海、甘肃、广西、四川城市建设面积分别增长1.1、1.65、4、0.87、1.38、1.35和1.69倍；新疆、贵州近30年中建成区面积分别增加了4、5.1倍；山西、陕西、云南近10年中建成区面积增加了0.44、0.61、1.35倍。同时，工矿建设用地也呈增加态势。1996--2004年全国工矿区增长量占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总量的48.5%。城市化高速发展加大了对水资源、土地、化石能源的需求，进而加大了对相关地理单元的压力。
我国六大自然地理单元同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显示地理结构不稳定，地理单元间关系紧张，自然地理系统潜在风险呈现积累上升态势。
1.5四重危机下的国家农业困境基本根源在境外
逐一分析四重危机性质与历史渊源可见，只有粮食危机一项基本类似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传统农业危机，对此我们可望按照历史上积累的基本经验尝试解决。剩余的食品危机、乡村社会危机、自然地理危机均属于近30几年中发生，迅速暴露的挑战。从其发生的历史过程看，这与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的历史时段基本吻合。因此判断发生在当今中国的农业危机总体属于思想与行为输入性危机，即问题发生在国内，但问题的基本根源在境外世界。医病必医病根。我们只有首先理清国际农业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医治国内农业危机问题。很显然顺藤摸瓜，我们应搞清楚当代世界农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与我们又是怎样的关系。
2、 当代世界农业危机状况
食品安全危机、粮食安全危机、乡村社会危机与自然地理危机提供了区域农业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此依序对全球农业状况进行列述。
2.1 世界食品危机状况
人类社会事实上已经处于食品危机的包围之中。2007年统计，世界8万种广泛使用的化学品中只有约1000种能通过完全的毒性检验，合格率约占1%。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婴儿体内都发现了过高的农药含量，美国人体内平均携带13种农药。2002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的一项6岁以上人员2200样本的化验共发现81种有毒化学物质。罗伯特·阿尔布里坦（2013）研究指出，美国过去20年在农业投入品方面，化学农药使用量增加了33倍，北美农药使用量占世界的20%。美国环境保护署曾指出，目前正在使用的60%的除草剂、90%的杀虫剂、30%的杀菌剂均含有致癌物质；目前广泛使用的8000到10000种化学品从来没有进行过毒性检测；通过检测的540食品添加剂中，有150种未经过安全性检测。此外也存在动物添加剂与抗生素用量超标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在公众健康领域发生明确反映。1980年到2008年全球成年人口中超重或肥胖人口比重由23%上升为34%，其中发展中国家从2.5亿增长到9.04亿，发达国家达到5.57亿（新华社，2014）。1985年到1998年，全球糖尿病增加了10倍（WHO，2013年12月12日）。2012年世界新发癌症病例1410万例，5年中新增11%。1978年美国肥胖率为14%，2004年为40%。由于美国1/3的儿童天天吃快餐，80%的儿童饮食习惯不合理，1980年以来，青少年肥胖率增加了2倍。2007年美国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指出，1980年以来，美国卫生保健支出增加了10倍。每年约有7600万人患有食源性疾病。主要受饮食营养影响，当代美国新生人口与父辈相比，平均寿命减少了5年。
食品安全危机本质上为食品质量与食物结构问题。具体表现为耕地污染、水源污染与空气污染引起的食物生产源头污染，食品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盲目或违规使用添加物、违禁药品造成化学污染，食品储运系统控制不良形成生物污染，违法生产的假冒、伪劣食品，食物多样性减少、总体结构简化、综合营养低值化等问题。综合全球公众健康基本状况不良发展态势判断，世界已经客观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从全球长期发展趋势看，这是世界农业自一万年前诞生至今，第一次遭遇规模如此巨大、原因错综复杂、演化后果难以预料的食品安全危机。如果没有了质量保障，一切农产品终将失去意义。因此，是食品安全危机，而不是其他东西，才是当今世界农业面临的第一大安全问题。
2.2 世界粮食安全危机状况
1996年世界粮食峰会通过决议，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上的饥饿人口（8亿）减少到4亿。2017年的今天我们回溯过去，这项计划已经失败。罗伯特·阿尔布里坦（2013）指出，全球目前约有12亿人日均生活支出不到1美元，28亿人不到2美元。世界有11亿多人饱受饥饿折磨，约有30亿人患有营养不良或相关病症。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1年一份报告指出，每年有260万五岁以下儿童因营养不良死亡—占全世界儿童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一。世界37个国家存在严重的粮食危机。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痼疾，也是发达国家的奇葩。由于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衡问题，尽管资源丰饶，美国仍然存在大比例饥饿人口与营养不平衡人口。1999年统计，美国10%的人食物得不到保障，到2005年饥民总量仍保持在高位的3510万。2012年美国有人口3.15亿，耕地总量为29.6亿亩。这样比例的人地结构关系，其农产品出口规模约占总产量的20%，而同时食物进口规模占其供给总量的18%。现有美国农业体系效率不仅不高，而且相当低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粮食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趋于接近。其粮食年均增长率为1.98%，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73%；90年代两项指标分别为1.16%、1.47%，粮食增长率明显弱于人口增长率；2000-2011年两项指标分别演变为0.9%、1.29%，人增粮减“剪刀差”进一步拉大。世界粮食增长率长期低于人口增长率，在以不可逆转方式走向分叉。2011年莱斯特·R·布朗研究指出：“世界正从食物丰富过渡到匮乏的时代。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粮食储备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世界粮食价格已经翻了一倍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土地抢夺，并迎来了一个以食物导向的新地缘政治。食物成为了新的‘原油’。土地是新的‘黄金’……食品的地缘政治效应快速盖过了石油的地缘政治效应。”观察发展大势，不能不使人怀疑，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在离开地球200多年后，似乎正蠢蠢欲动，再次悄然降临世界。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客观存在，有目共睹。
2.3 世界乡村社会危机状况
400年前，资本世界曾在它的万花筒中承诺带给大家一个更加经济高效地利用资源的美好世界，人类选择了她。恰无意间给全人类集体戴上了一幅近视镜，大家都沉醉在经济高效的想象之中，二几乎丧失了精心管理资源的能力，其中包括与人类文明生命攸关的农业的看护能力。
以下部分资料可以体味世界农业的变化趋势。1980-2000年统计，美国养鸡业的利润增加了两倍，其25万养禽工人工作强度也一直在加大，但工资没有增加；1997-2007年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最低工资一直为5.15美元/小时；1968-1990年间，美国最低工资实际价值降低了40%；50年前美国农民能从向消费者出售的食物中获得40%-60%的利润，今天仅为3.5%左右，甚至更低；在艾奥瓦州的调查中得知，一盒早餐燕麦片的超市价格为3.5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农民收入比重为1.43%。那些依靠举债而保留下来的农场日子并好过。张锦洪等（2009年）研究证实，像美国这样以土地私有和农场规模经营为特征的现代农业，……90%以上的农场不能获得美国家庭收入平均水平，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土地私有制和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实施农业支持政策。这就是全美每年约2万家小农场倒闭的经济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事实上已经消灭了农村。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体系的资源效率在大幅度下降。不包括家庭贮藏和烹调消耗能量，美国每生产和运输1卡路里的食品，需要消耗10卡路里化石燃料，生产1公斤早餐麦片比面粉需要的能量多32倍；生产1卡路里牛肉需要35卡路里，1卡路里猪肉需要68卡路里；每罐百事可乐消耗2200卡路里；1990年平均每公顷耕地需要1000升石油；农产品在到达超市前一般要经过2414-3219公里运输，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每个美国人年均需要400加仑石油来养活；过去40年间，美国化石燃料消费增加了20倍，1945-1994年农业生产投入化石燃料增加了4倍，同期农业产量增加了3倍；美国农业生产和运输所用化石燃料占消费总量的20%。上述情况反映了美国农业石油化基本特征。（罗伯特·阿尔布里坦，2013）
美国农业几乎就是世界农业的明星，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体系，纷纷紧随美国农业翩翩起舞。宋金文（2007）观察日本农业后指出，“21世纪现在的日本农村与60年前二战刚刚结束时相比，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4年，全国有8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只有7.4%，农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农业已经成为少数人从事的夕阳产业。”1985年日本全国有农户人口1563.3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6.9%，农户中从事农业的人口为542.8万人，其中65岁以上部分占比为26.6%,2010年的四项指数分别为650.3万人、34.3%、260.6万人、61.6%。从事农业的总人口剧烈减少，整体越来越老龄化，就是发达国家乡村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所有紧随其后的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均先后出现了类似趋势。全球每年在以3000万左右的人口规模涌入城市，近年来有加倍增加的趋势。此外，进入城市的人们并未逃脱厄运。今日世界每3个城市居民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民窟，预计2020年将有一半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或破旧的窝棚中。农牧业萎缩，农村社会解体，农村牧区凋敝，乡村板块沦陷，城市社会不安定，城乡关系紧张，全人类陷入了不安之中。这就是工业革命400年来人类两眼紧追着万花筒，获得的“竹篮打水一场空”般的结果。
2.4 世界自然地理危机状况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9）的一项报告指出，世界67%的农用地已经退化，40%的部分严重退化，在非洲有80%的农用地已经严重退化。全球25%的灌溉地退化。南美与东南亚等地每年滥伐森林面积达到3亿亩，主要用来养牛与种植大豆、棕榈等作物。荒漠化使世界每年减少农用地面积为1.5亿亩。世界农业粮食制度造成了33%的二氧化碳、14%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规模持续加大。全球气候不确定性增大，全球9/10的最热年份发生在1990年之后。世界6000种两栖动物中的1/3、20%的鸟类面临灭绝。（国际鸟类联盟，2014）
世界银行1995年一封报告指出，占世界人口40%的80个国家正面临水危机。发展中国家约有10亿人喝不到清洁水，每年约有2500万人死于饮用不清洁水。2003年加拿大与德国科学家研究指出，“在过去50年中，海洋中的大鱼已经消失了90%”；用于90%海洋鱼类产卵场地的海岸湿地、红树林、江河遭到严重毁坏；原始红树林已经消失了一半以上，珊瑚礁已被摧毁20%以上，剩余部分中有24%濒临崩溃，因污染造成的海洋死亡区超过200个，并且在以每年20个左右的速度递增。此外，捕鱼船消耗能量是渔获量的12.5倍，仅仅2006年比2003年捕捞鱼种就减少了29%，世界2/3的渔业资源已经充分开发。
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总结报告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正逐渐恶化，直接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大主要压力——生态环境变化、过度开发、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要么继续存在，要么在不断加剧。44％的陆地生态区域和82％的海洋生态区域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目标。据估计，地球上生物约有300万至1000万种以上，至今有案可查的有150万种。由于人类活动和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目前约有3.4万种植物和52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艾哈迈德·朱格拉夫说：“我们继续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让生物多样性丧失，地球上一些物种灭绝速度比以往快1000倍。
2017年参考消息报道，迄今为止全世界约有170个水库引发了地震活动。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可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数次引发6级地震。随着油气田日益枯竭，该产业及累死人为行为引发地理危机的危险系数越来越高。
2012年，乔根·兰德斯在总结1972年以来人类在全球气候变暖控制等方面所做努力的进展时指出：“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没有见到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迹象。人类仍然牢牢地处于“过冲”（overshoot）状态下（世界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海洋和森林吸收量的2倍），我们也可以逐渐辨认出即将来临的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的早期迹象—这一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大量生态服务是人类必须依赖的。”世界农业已经出离了安全区域，处在大灾变的边缘。2012年《自然》杂志6月版登载由15个国际研究机构组成的专家组文章称：人类已经使用了地球43%的陆地生物地理系统，养活70亿人口，如再增加7个百分点，人类就会走向不归路！全球自然地理危机在人类浑然无知中已经织就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厚实铁网，一天天逼近人类！
3、卷裹到农业危机漩涡中心的中国农业
中国农业属于世界农业。逐项比对中国农业危机与世界农业危机状况，很容易得出结论，今日中国危机是世界农业危机的一部分。世界农业危机始于400来兴起的工业革命，处于先发位置；而中国农业危机只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步引爆，处于后发地位。由此决定了这场全面农业危机的根因在外部世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业危机只不过是世界农业危机公鸡与中国农业母鸡“自然而然”地产出的一个异种、危种或坏种，是果。
由于以下十一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与特性，决定了中国农业在这场世界性农业危机中已经被裹挟到了漩涡中心位置。第一，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２０１４年统计，我国棉花、油料、肉类、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达到６１７万吨、３５０７万吨、８７０６万吨、２８９３万吨、６４５０万吨、７６００５万吨和１６５８８万吨，均居世界第一。2016年世界粮食总产量为25.77亿吨，我国为6.16亿吨，我国占世界总产比重为23.9%。因此，中国农业危机的轻重缓急对于世界农业危机的轻重缓急关系极大；第二，2011年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当年进口额超过美国，达到1447亿美元。到201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为1845.6亿美元，我国在谷物、大豆、食糖、棉花、植物油、饲草等进口大项目上几乎全部名列进口大国前茅，我国进口量的高低变化，直接影响世界相关农产品相关行业及相关生产国；第三，我国农业幅员巨大，内部结构复杂，遭遇农业危机时，往往可就近相互救援，渡过难关。这意味着抗农业危机能力强，回旋余地大，在世界农业体系中地位独特，闻名于世；第四，我国农业历史悠久，积累了世界范围内最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历经磨难，愈久弥新。面对今日农业危机，部分历史经验教训仍有积极意义，可资借鉴；第五，我国农业为世界范围内向西方开放最晚的传统农业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今日国内农业危机已经广泛存在，但尚处于潜在状态，在国际范围内受伤害程度较轻，尚保留有抗御危机，恢复生机的基础；第六，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7.35%，仍有5.9亿人留在乡村。而且已进入城市的2亿多农民工在农业危机状态下，仍可以进行反向流动，应对规避危机需要；第七，我国出于自我危机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加以重视，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发布13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业建设，对农村保持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把握，组织管理体系完备，应对挑战能力强。危机状态下的调整不存在政策障碍；第八，我国农业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中唯一的常青树，农业是中华民族根之所在，农业是母亲产业。历史上我国曾多次面临严峻社会经济与生态危机局面，每一次均依靠农业为基础的顽强生命力，克服危机，推陈出新，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全国人民对农业有着强烈的感情与自信心；第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社会经济全面接轨，向世界学习，积累了世界范围内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经济基础。2010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累有较厚实技术基础与经济基础，可为支援农业，克服危机提供保障；第十，我国已经与世界150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农业为国际交流最为重要的领域。在长期的相互支持中建立了友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面对危机时，可望利用这一网络，降低危机爆发强度，调节危机峰期，共渡难关；第十一，我国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近100年来，在国家独立，国民经济建设上屡立新功，享有崇高的威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能够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当机立断，团结全国人民一道克服困难，突破危机。
以上特质共同决定了当前中国在世界农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讲，只要中国农业健康，未来世界农业便无虞；相反，只要中国农业危机引爆，便意味着世界农业危机的大爆发。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农业既然被人类文明史推送到了今日全球农业危机的漩涡中心，那便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赋予了中国人克服农业危机，走向未来的历史责任。当代中国人只能选择当仁不让，勇挑人类文明建设的重担。
4、全球农业危机爆发标志着工业文明退场，生态文明登台
4.1 全球农业危机爆发期已经来临
工业文明下的农业尽管危机重重，但依然不乏许多人私爱。但有关工业文明已处于颓势的研究报告已经远远冲破了善良人们恋旧企稳的底线。康奈尔大学大卫·皮孟特尔指出，如果全球都采用美国粮食管理体制，所有已知的矿物燃料资源都将在7年内用完。90%的粮食以肉类与乳制品形式消费，意味着世界只能养活40%的人口；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预计，2025年世界将近一半的人口会生活在缺水地区；2016年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一年前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未来世界面临着47%就业岗位消失的危险；2017年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维尔报道，世界对于颠覆旧业市场的科技革命缺乏准备，他估计中国可能要丢掉2.5亿人工作岗位，美国为8000万人，英国为1500万人，这相当于是“就业大屠杀”；近期英国有人在试验“无人农场”；2009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贝丁顿在威斯敏斯特可持续发展会议上发言指出，世界2030年面临诸多问题的“全面风暴”，我们的粮食储备正处于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到2030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还必须再增加50%。那时我们对能源和淡水的需求将分别提高50%和30%。因此世界在2030年将遭遇一场全面风暴，因为所有这些都将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发生。
从历史发展趋势观察，欧美农业及其模仿者农业相当程度上是一座座依靠“现代科技”、化石能源与相关资源精心搭建起来的“海市蜃楼”。只要化石能源与相关资源断供，危机就将爆发，所有的空间结构就将不复存在。而世界化石能源与农业相关的若干资源断供事实已经不可避免，倒计时已经开始。对此，莱斯特·布朗（2006）曾经明确指出：“西方的经济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它在印度也肯定不适用……。对于也在做着‘美国梦’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亿人口，西方的经济模式也必然不适用。”而且，“现行的经济模式对于工业化国家也同样行不通……老经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2007年以来的世界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4.2 生态文明已经正在取代工业文明
农业之根深深扎入在原始农业之前的古文明躯体之中。自其诞生以来，农业在全球意义上始终与文明相伴生，共进退，两者几乎是人类社会的一体两面，从未分过手。今日世界全局性农业危机的大爆发，事实上就是人类文明总危机的爆发。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工厂的主要生产机器次品率上升、产量降低、生产线的前处理环节问题百出，厂房摇摇欲坠，原材料数量、质量双双反复报警，那我们给出的判断肯定就是，这样的企业已经陷入了重大、颠覆性危机之中，已经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如果推而广之到一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离淘汰的日子肯定不会就远了。
再假如一头奶牛生产的牛奶品质在下降，产奶产量在降低，母牛已经骨瘦如柴，而且牛场已经破旧，饲草饲料三天两头断供，这种情况如果扩大到整个奶牛场、或进一步扩大到全球奶业，那么这样的奶牛、奶牛场、奶业是不是在大难临头！
如果我们将全球农业比作护佑人类文明的参天大树，那么今日食品安全危机在表明这棵大树的果实品质总体在劣化、甚至在毒化；粮食安全危机意味着其生产总量也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乡村社会危机表征她的根部在萎缩、退化，甚至已经成片坏死；而自然地理危机则说明支撑大树的土壤、水资源、空气资源与环境在恶化。这样的事实如果与前两例相类比来看，今日世界农业四重危机同时存在，并且必将爆发的客观事实不能不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这是自约1万年前农业诞生以来，世界农业第一次遭遇到的全局性存亡危机，这是对人类文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提出的现实挑战，人类文明已经大难临头。这样的挑战意味着，工业文明因彻底背离人类利益，正在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所淘汰，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到来。
5、有机农业开启生态文明时代
农业与文明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工业文明的本质规定，必然地导致现代农业四大危机同步爆发，现代农业不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工业文明自身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与此相对应，生态文明时代在本质上规定了她的农业形态，必须能够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农业四大危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性质是衡量生态文明时代农业特征的唯一标准。
2008年，国际有机运动联盟对有机农业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有机农业是一种能维护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她遵从当地的生态节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而不依赖会带来不利影响的投入物质。有机农业是传统农业、创新思维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她有利于保护我们所共享的生存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的公平与和谐共生。这是国际有机农业发展近100年来重要的标志性理论进展之一。
根据国内外有机农业理论探索与实践进展，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与农业发展必须克服的农业危机根本任务，我们可以做出一下五方面判断。第一，有机农业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危机问题；第二，在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机农业保障技术目前已经取得部分进展，而且可望取得更大程度推进形势下，可望实现有机农业农产品生产基本不减产，甚至增产，能够保障克服今日面对的粮食安全危机；第三，由于有机产品价格更稳定，或者能提升农产品总体市场价格，消费者愿意为有机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意味着可整体稳定与增加乡村收入，从而在根本上可为解决乡村社会危机问题提供可靠保障；第四，有机农业大量使用环境友好技术，可望全面解决自然地理系统存在的安全威胁问题；第五，如果有机农业在一地、一国启动，先行取得成功，就一定能够此基础上推而广之，最终为解决全球农业危机问题提供可靠道路。
综上所述，当代有机农业就是针对农业四大危机建设任务而成长起来的开路先锋。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中，甚至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农业建设中长期思考与积极探索的理论结果与实践结果，我们仅对所有在工业文明不良环境下进行有机农业艰苦探索的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建设有机农业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有机农业就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基础。从长远历史发展的角度俯瞰，有机农业是未来人类社会突破常规现代化农业偏态发展模式，走向全面可持续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方向的可靠道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认识与建设有机农业，将成为今后数十年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任务。
1984年，人民科学家曾预见，人类在完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之后，将必然迎来知识密集型的农业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他明确预断，第六次产业革命在2020年左右在中国发起，2050年完成，进而推动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地理文明建设进入全新发展状态。这是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钱学森对人类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世界农业危机昭示出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到来，有机农业就是推动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开路先锋，而中国农业又处于世界农业的核心地位。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有机农业就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基本内容。知难于行。中国与世界农业发展的理论道路已经开辟，人类由此将满怀信心地进入生态文明时代；行难于知，世界围绕有机农业建设，围绕第六次产业革命，围绕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才刚刚开辟，人类仍将需要谨慎探索，一点一点地克服千难万险，去赢得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