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速递| 2018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开幕啦！冯惠玲论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与挑战
2018年11月23日，“2018中国信息资源管理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档案事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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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主持 张斌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副校长致辞
刘越男副院长主持第一时段报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率先作主旨发言：《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与挑战》。
所有与会者在万千感慨中一起重温了中国高等档案教育的健康成长与骄人成绩！事儿特意征得冯惠玲教授的同意，将发言全文转载如下，翔实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好一幅绚丽的画卷！！
摘 要
1978年开始的中国档案教育二次创业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本文用数据和实例阐述了档案教育在学科布局、体系建设、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国际化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并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信息化推动，与国家档案事业关联互动，学科共同体建设、档案学人的专业情怀与坚守等方面分析了学科进步的动力来源。
关键词
档案教育；档案学科；改革开放
Abstract
A new undertaking of Chinese archival education started in 1978 have achieved historic leaps and bound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This article uses data and examples to describe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archiv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scipline overall arrangement,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education reform,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power source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informatization promotion, the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archival undertaking with n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conviction of archival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archival education; archival disciplin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自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档案管理特种教席”的设立至今，中国档案教育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回首往昔，在前40多年萌芽、创业与坎坷之后，档案教育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走上一路向前，弦歌相伴的新征程，在后40年中取得了许多非凡成绩和有益经验，值得总结回味，昭示未来。[1]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吴宝康先生及一批被遣散十年之久的档案专业教师满怀激情地投入复校行动之中，是年10月，49名本科生从四面八方进入档案系，新中国档案教育的二次创业开始起步。弹指40年，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在探索中前行，在耕耘中收获，实现了专业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历史性跨越，绘就了桃李芬芳的发展篇章。[2]
1足迹与成就
1.1从1到38，规模攀升与平稳发展
从1952年创建到1978年恢复，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机构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一枝独秀，随着全国档案工作的全面恢复和高等教育的强劲发展，档案专业在全国开展了新布局。1978年末开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设置了档案专业，并引发档案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第一波，及至1985年的七年间，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等29所高校陆续设立了档案专业（含本科、大专和干部专修科），全国档案高等教育初具规模。[3]1985年原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后发布了《关于发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 提出“积极稳步地发展高等教育,有计划地大力发展中等教育, 积极发展在职教育，合理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的方针, [4]此后，经历了1986年的增长小高峰以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部分调整后，档案高等教育机构在小步增长中平稳运行，截至2018年，全国已有38所高等院校招收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学生，其中34所高校招收本科生，31所高校招收硕士生，9所高校招收博士生，遍布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全国范围的档案高等教育格局基本形成。
与档案教育机构增长相伴的是档案专业师生规模的扩大。1978年，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60余名档案专业教师，目前这支队伍的人数增加了5倍多，达到366名。1985年时，全国档案教师178人中只有教授2人，副教授12人，[5]截至2018年已有教授116人，副教授144人，共占教师队伍的71%，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238人，具有硕士学位的97人，共占教师队伍的91.5%。[6]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也有很大变化，除来自本专业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图书情报、信息技术、公共或工商管理、历史文化等专业背景，有2位外籍专职教师。学生规模近20年来大致稳定在每年招收1000至1200人左右，据不完整统计，40年来全国共培养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毕业生4万余人，其中本科生约3.6万人，硕士研究生（含专业硕士）约3700人，博士研究生约300人，相当于文革前14年间毕业生总数的22.4倍（文革前共有1784毕业生）。[7]档案专业教育机构数量和师生人数跃居世界之首。
1.2 从本科到本硕博全覆盖，
学科建设拾级而上
1982年，正当全国很多地区和高校酝酿成立档案学本科专业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档案学硕士研究生，1984年初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档案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了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档案保护技术，明清档案与明清政治制度三个研究方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浙江大学（1987）、四川大学（1987）、中山大学（1993）、苏州大学（1994）、国防大学政治学院（1995）、武汉大学（1998）、云南大学（1998）、南京大学（1999）8所高校陆续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1世纪以来全国进入硕士研究生教育扩展时期。截至2018年，全国28所高校招收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其中25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或硕士授予权，1所高校拥有档案学二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所高校挂靠其他学科点招收档案学硕士），16所高校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下开设档案学方向（其中3所高校只拥有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招生单位合计31所高校，占据所有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的81.5%。招生人数从1982年的2人增长到2018年的372人，研究方向也有了很大扩展。一些高校的档案专业仅开展硕士生教育，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规模超过了本科生，全国研究生教育的比例逐渐加大，以适应社会对档案专业人才规格的需求变化。
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档案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次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2000年以来，武汉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6）、国防大学政治学院（2006）、云南大学（2006）陆续开始招收档案学博士生，截至2018年，全国9所高校招收档案学博士研究生（其中5所高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4所学校挂靠其他学科点招收档案学博士），还有几所高校已经确定了即将招生的时间表。招生人数从1994年的2人增长到2018年的30人，这些高层次档案人才活跃在档案教育、科研和实际工作部门，发挥了重要的学术骨干作用。
这期间档案学科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学科归属的调整，根据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自1998年起，档案学从历史学门类调整到管理学门类，成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目前，在38个招收档案学专业的高校中，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单位11个（6校尚未招生），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单位25个，只拥有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图书情报硕士档案学方向）的单位3个，还有一些尚未获得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在其他学科点下招收档案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培育和提升研究生培养能力。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高校档案学科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得到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档案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档案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广西民族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吉林大学、安徽大学、湘潭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12所高校的档案专业先后被认定为省级重点学科、特色学科或教育高地，国防大学档案专业为全军特色学科；北京联合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黑龙江大学等4所高校的档案专业被认定为校级重点学科。省级以上重点特色学科在全部档案学科点中所占比例高达39.5%。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档案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计划，湘潭大学和黑龙江大学档案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省级创建一流学科计划，全国档案学科正在进入新的爬坡冲刺阶段，奋力攀登新高峰。
1.3从稳定体系到追踪变化：
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方式变革
改革开放的40年恰好伴随着信息化大潮的席卷冲击，处于这一潮流中心地带的档案和档案工作不断改变着存在状态和运行方式，对档案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处于动态调整中。一是毕业生去向从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档案馆变得越来越多元，近15年来就业于各类企业的比例高居榜首，其次是事业单位、深造等，而去档案馆的毕业生人数减少，如武汉大学2011至2013年的189名档案专业毕业生中仅有5人进入档案馆，这就要求毕业生具有适应全行业各类档案工作的能力；[8]二是对应就业去向的变化，毕业生需要更多掌握文件生命周期全流程的管理知识，更多涉及机构业务活动以适应业务驱动的文件档案管理以及与其他信息一体化管理的需求；三是信息化、自动化管理手段的普及要求毕业生能够掌握数字环境中文件/档案的管理方法。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档案专业很难维持稳定的教学方式和课程结构，只能在对现实需求的追踪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调适。
高校档案专业教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如下方面：一是课程口径加宽，除加强通识课程外，各高校都增设了信息管理类课程；二是信息技术类课程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管理类课程数量大幅增加，分布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截至目前，全国高校开设此类课程近40门，各校平均开设7.6门；三是选修课程的增加，以提高学生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弹性；四是加强实践教学，除了校内实验课程之外，加大力度探索校外实习，辽宁科技学院的实践课程占总学时的近40%。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高校已建立各类实习基地284 家，包括档案馆、企业、事业单位等，硕士研究生的实习单位和实习项目更加多样化；五是开展创新教育，鼓励学生开展实地调研，自主研究档案业务，开发档案科技产品，参与各类科技竞赛等；六是为满足不同类型档案专业人才需求，一些高校根据专业和地方特色定位开设特色课程，如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突出少数民族档案特色，黑龙江大学开设东北地方史、满语与满族文化等课程，山东大学和南昌大学关注地方档案史料整理与挖掘，南京大学突出科技档案、企业档案特色，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面向航空领域企业档案和工程领域项目档案资料管理，若干高校强化信息化课程等，形成了在共同专业核心课程基础上各具特色的办学格局；七是努力建设高质量课程，2003至2010年，在教育部启动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第一轮立项中有6门档案专业课程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9]还有一些课程成为省级、校级精品课程，有些课程已构建了立体教学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开设了全英文课程；八是教材的全面更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前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档案专业知识体系的自主性、迭代式演进发展。
持续的教学改革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坚实的保证，40年来，档案专业毕业生的高就业率从未被任何风潮撼动，平均就业率高于90%，博士、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就业领域宽广，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1.4从单兵突进到多元视角：
学术园地花繁叶茂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档案学术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目前，档案学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基金项目的目录，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二、三版中均为独立学科，档案科研成果越来越丰硕，档案学在栉风沐雨中自立于学科之林。
与中国社会科学很多学科相似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档案学除了少量应用哲学、史学思想方法之外，基本上是就档案说档案。随着观念解放，思维开阔，如今被置于多学科视角下的档案学术天地已大为宽广，除图书馆学、情报学之外，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政治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从多侧面切入，引发档案学日益广泛的学术话题，造就了日益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立体化学术结构，赋予其日益多元厚重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代档案学者大大增强了前沿意识。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技术进步、国民需要对于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影响，国际档案学术和实践动态，档案管理的现实问题都会及时转化成档案研究课题和思想观点，一些学者已经具有很强的国际学术对话能力。
从1996年档案学者承担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开始，截至2018年档案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计295项，其中重大项目25项，重点项目27项，一般项目166项，青年项目61项，西部项目11项，后期资助项目3项。这些项目中既有运用其他学科知识、方法研究档案问题的，也有利用档案研究法学、史学、党建、考古、民族、宗教、语言、国际问题的，围绕每一个项目都集结了一个研究团队，在形成项目成果的同时培育了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团队成长。相比而言，档案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较少，自1999年承担第一个项目以来共获得12个研究项目，包括重点项目1项，面上和委托项目11项。[10] 此外，1996年以来，各高校档案教师还承担了省部级项目720余项，其他项目780余项，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以来（缺少2003、2004两年数据），各高校教师出版专著525部，教材398部，发表论文11600余篇，其中境外发表250篇，境内核心期刊6099篇，一般期刊5266篇，[11] 这些成果不断丰饶着档案教育与学术园地的繁茂，映衬出档案学人的努力和成长，也为我国档案实践进步、事业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撑和理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档案学通讯》杂志于1978年创刊，全程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档案教育与学术领域的发展历程。这份学人杂志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确定的档案学、档案事业类首位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40年来该杂志累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6000余篇，成为档案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园地。
1.5 从关注吸收到参与贡献：
融入国际档案学术进程
1978年前，除了与前苏联档案专家的学科交流之外，我国档案学术界参与国际交流的记录零星可数，仅有1人参加过国际档案学术会议[12]。以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成为国际档案理事会C类会员为标志性开端，中国档案学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广度、深度和活跃度不断延展。从中外学者互访到双边合作协议，从师生境外参访实习到教师中长期访学和学生中外联合培养，从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角色到越来越多地走上讲坛发声，从国际科研项目的关注者到核心成员，从档案国际标准的参照学习到参与或主持制定，40年来档案学术开放合作之门越开越大，各高校档案专业教师将汲取的学术前沿养分注入课程教学和学生培养，同时在国际档案学术议题中注入中国档案话语和思想，对国际档案学术的融入度和贡献度不断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有200余人次档案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除档案领域的会议之外，还有信息资源管理、数字人文、数字遗产、历史文化、电子政务、数据治理、智慧城市等相关领域，其中90余人次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包括多名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我国高校以亚太地区档案教育、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数字时代档案管理、数字记忆、ITrust网络环境中文件与档案信任等为主题主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各高校档案教师先后有69人次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知名大学相关学科进修3个月以上，其中51人次进修一年以上。61名学生以中外联合培养方式在国外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博士生联合培养的外方高校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这些师生对国际档案学理论前沿和实践动态有了近距离深层次的接触，拓展了国际学术视野。还有一些学校开展了学生国际实习探索，学生们在世界银行、罗斯福图书馆等机构文件档案部门的实践中增长见识，获益良多。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所在学院先后加入国际信息学院联盟 (Information School，简称iSchool)，在国际教育平台上开展专业交流与资源共享。
自1996年中国举办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学者们对国际档案学术活动的实质性参与越来越频繁和深入。档案教师先后在国际档案理事会教育培训处、档案法律事务委员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信息技术委员会、电子文件委员会、著录委员会、会刊“逗号”编委会、新入职档案工作项目等担任委员、执行委员或通讯委员及至教育培训处副主席。各高校教师参与了多项国内外、境内外合作研究项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健教授、谢丽教授领衔的InterPARES国际合作项目亚洲团队，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已汇入该项目之中。武汉大学青年教师王玉珏经国际档案理事会授权，倡导设立了以高校档案师生为主体的“ICA NP中国项目组”及“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微信公众号，向中国档案工作者传递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活动进展，向国际档案界推介中国档案研究与实践动态，在国际档案理事会（ICA）与中国档案人之间架设了一座信息桥梁。中国人民大学安小米教授自2005年注册为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与文献技术委员会文件管理分技术委员会（ISO/TC46/SC11）全球专家，至今已参与13个已发布国际标准的制定，其中1项为主持人，参与17次国际标准专家会议，主持和参与多项国际标准向国家标准的转化，目前继续主持和参与多项国际标准的制定。张美芳教授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文档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171/SC1)4项标准的制定，并参与多项国际标准向国家标准的转化工作。还有一些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把中国档案理念和实践需求融入国际标准之中，同时推动了中国对国际标准的采标和应用。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北京学术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挂牌，该中心担负着研究和传播世界记忆项目的责任。
2 动力与经验
2动力与经验
40年中国档案教育的健康成长与骄人成绩来自哪里？有哪些经验值得汲取和传承？总体说来，是社会环境和档案教育资源的耦合叠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档案教育与学科建设的跨越性发展。
2.1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走向与政策环境
档案学科的巨大变化是国家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改革开放大势是档案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大动力。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给予档案学人创新学科、繁荣学术的开阔思维和变革勇气；改革开放的高等教育是档案专业格局扩展、质量提升的直接条件；改革开放的档案事业为档案专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的对外政策让档案学人有可能面向世界，走上国际学术舞台。我国档案学科的二次创业幸运地与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相同步，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档案教育和档案学科的今天。
2.2信息化进程的挑战与机遇
信息化是档案学科发展的另一重大机遇。几乎和我国档案教育二次创业同时期，计算机进入了档案领域，从起初的辅助管理到全流程电子文件，这一数字转型对档案教育发生的影响全面深刻并带有穿透性。当计算机管理系统逐步取代千百年的手工管理时，以往的专业知识便在很大程度上不敷使用，接下来多媒体、数据库、网络化、云技术、大数据、区块链，几乎所有的信息技术都与文件/档案的生成和管理直接相关，档案学知识体系更新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从而持续推高了档案学科的现代科技含量，引发档案学课程内容调整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宽。更深层的改变是数字环境中文件/档案在政府、企事业单位运行以及社会管理各方面中的资源价值越来越显著，一方面，档案的证据价值正在强化，档案管理从各种业务、事务流程的后端向前端延伸，覆盖全程，管理活动的科学性、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档案的社会价值更加凸显，档案作为记忆载体在社会记忆、身份认同、社会正义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社会化档案实践愈益普及。档案和档案管理社会角色的变化必然映射到学科定位与知识体系中，多学科视角的介入和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拉动了教育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大步进展。
2.3与国家档案事业的关联互动
档案学的应用学科性质决定了她的根系命脉所在，只有扎根于国家档案事业的沃土之中，档案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才有根基和保障。国家档案局始终高度重视档案教育，在政策导向、科研项目、专业实践、人才激励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1985年、1990年、1995年国家档案局先后在成都、鞍山、长沙召开了三次档案教育座谈会，部署档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3]1985年投资400万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系基础上成立档案学院，在国家档案科技立项评奖、标准研制立项等方面向高校开放，在首批评选的106名全国档案专家中有24名高校教师，占比22.6%，31名全国档案领军人才中有9名高校教师，占比29%。[14] 档案高校所在地的档案机构都是“学科娘家”，为高校档案专业提供了大量调研实习条件，很多地区双方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上海市、辽宁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局还为上海大学、辽宁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档案专业设立了奖学金，向优秀学生提供资助。很多高校参与了国家或所在地档案部门的事业规划、继续教育、业务研究、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学会活动等，在档案管理创新、档案人才培训等方面提供了咨询、评审、师资等智力支持。这种密切的联系和互动成为各高校档案专业发展的特殊优势和资源。
2.4学科共同体同舟共济
40年来我国档案学科的发展还得益于各高校档案专业的相互支持和携手努力，以一个学科共同体的合力面对发展中的难题与困惑，在相互交流与鼓舞中获得前行的思路与信心。上个世纪80年代，各地高校在酝酿开办档案专业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师资问题，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办了为期一年的高等学校档案专业教师培训班，为全国22所高校培训了39名教师，这批教师逐步成长为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全国档案学术骨干。1992年，原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高校档案系主任联席会议，此后每年一次会议。1997年，教育部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此后两个组织联合举办年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各高校档案专业负责人共商档案教育与学科发展之计。截至2017年已召开21届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和26届档案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以教指委名义开展了三次档案学科基本状况的全面调查，研制了《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规范（报批稿）》《档案学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报批稿）》，完成了《档案学专业发展战略报告》（2008），确定了档案学专业主干课程。年会先后就档案学专业发展战略、档案学人才培养创新、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档案学教育的国际视野、档案信息化课程建设、档案实践教学、档案专业人才需求、新技术背景下档案专业教育等主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大家共同的感受是，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系主任联席会议是全国各高校档案学科的纽带，一年一度的交流是前行路上的加油站，大家汇聚在这个团结向上的群体里，互相理解、互通信息，分享喜忧，碰撞思路，从中获取奋斗的智慧和力量。
2.5档案学人的专业情怀与坚守奋进
作为一个年轻而不显赫的小学科，各高校档案学专业的生存和发展之路都不平坦，遇到很多艰难坎坷障碍，然而，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特有价值让这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众多教师甘于为之坚守和奉献，用不懈的努力感染和带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走进并且爱上这个把过去留给未来的领域。黑龙江大学近三年对毕业学生进行了专业情感认同调查，本科生入学一志愿率平均低于45%，毕业前对专业与职业认同度达到85%以上。四川大学开展的“未来档案员”活动让年轻学生对未来科技环境中的神奇档案世界满怀憧憬向往，各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有很高的专业认知认同，档案学人的这种认同和坚守正是档案学科不断发展的力量之源。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和变革时期，档案学科趋向成熟并适应事业需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方还有许多艰巨挑战，相信全体档案学人会带着在改革开放中蓄积的巨大能量，继续在信息化大潮中搏击风浪、勇往直前。
本文刊载于《档案学通讯》2018年第6期
聆听与领悟
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发言：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胡忠良研究馆员：《改革开放40年明清档案工作》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曹必宏研究馆员：《改革开放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编研工作》
第二时段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徐拥军教授主持）
4.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张斌教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档案事业发展道路研究》
5.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陈永生教授：《从现象到本质：中国档案学学科发展的转向与创新》
6.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闫静副研究员：《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哲学反思 —— 以档案学的时空观和互动观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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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冯惠玲、朱菡雨
照片：档案那些事儿
编辑：朱菡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