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管锥编》释“言”与“暗思维”文体——其文体生成及特征
夏中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 要
对比《管锥编》文体(兼涉《宋诗选注》)与“毕达哥拉斯文体”之异同，就“同”而言，因彼此皆取“融诗性于思辨”，这就不约而同地疏离了独尊“教材式”书写的呆板无趣。就“异”而言，则《管锥编》“暗思维”文体之生成及特征，与其给定历史语境的凝重纠结以及对著者学思贞洁的人格依赖，怕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难以想象亦难以践履的。尤其《宋诗选注》(撰于1955—1957年)“暗思维”文体所呈示的“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诸特征，后被《管锥编》(撰于1972—1975年)从中提炼出“当世学人伦理”的链式秘籍，更足以令后世高山仰之，且浩叹钱锺书无愧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伟大学者暨思想家。
近年学界始议“毕达哥拉斯文体”者渐多；也有人直白钱锺书著述（下简称“钱著”）颇近此“文体”。这段开场白，两句话，含两层意思。第一句，它若纯属理趣，则无论是将此“文体”憧憬为突破当下“教材式”书写之流行的未来学“命题”，还是上溯到公元前600年末的古希腊，欲考证毕达哥拉斯学派如何将美融汇于数理思维（比如勾股定理），怎样说皆不为过，皆在为学界文风之“百花齐放”而祈福。第二句，因牵涉当世学术史案，是一个须承受“硬碰硬”（沪语）证伪的论域，故不宜放过未经核实的表述。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钱锺书集》含书10种，其中《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计8种，辑为六书（简称“钱著六书”），大体可看作钱锺书（1910—1998，下简称“钱”）生前审定、呈示其学术史峰值的卓越建树。故若谓钱著之述学文体颇近毕达哥拉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究竟哪部钱著述学迹近“毕达哥拉斯文体”？有识者皆知《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四书，其学科归属大致根系中国古代文学史暨批评史，前二书诉诸典雅文言，后二书诉诸现代白话，彼此述学文体之迥异不言而喻——那么，究竟是文言版文体，还是白话版文体，才迹近“毕达哥拉斯文体”呢？这是一道逻辑难题。还有一道历史证伪题也很难：《谈艺录》《管锥编》皆用文言撰写，前者脱稿于1942年、初版于1948年（钱时年38岁），后者脱稿于1975年、初版于1979年（钱时年69岁）；前者是钱民国时的处女名著，后者是钱共和国时的巅峰巨著，前后遥隔三十余年（钱谓“三十年即一世代”），谁敢轻言钱契阔了半辈子的述学文体竟都类似毕达哥拉斯呢？
为谨慎计，本文只拿《管锥编》（不泛指钱著）来说事，以期通过翔实考辨此书“文体”特征及其历史生成，来为学界检视“毕达哥拉斯文体”落脚中国的可能性或现实感，提供值得一阅的参照。所以让《管锥编》当此“文体比较学”角色，理由有二：除了此书属钱学的扛鼎之作外，还因为此书在海内外享有的崇高声誉，与其在中国学界所遭逢的诸多悬疑（以至酿成阅读障碍）之间，堪称“不对称”。这一作为学术史现象的“不对称”，与其说源自先哲与晚辈在阅历、才学层面的“代沟”，毋宁说更来自彼此思想史视野之落差甚殊。何谓“思想史视野之落差”？或许细读《管锥编》释“言”，便可体味一二。
释“言”之思想史路径
《管锥编》释“言”有两条路径。其一，通向批评史，具专业性。如在陆机《文赋》语境探讨“意、象、言”的三角关系：若谓“意”是创作欲表达的“意旨”“创意”，意近西学之“思想”或“提示”（interpretant，thought or referenco）；“象”，则指在作者脑海浮动的、赖以寄寓“意旨”“创意”、尚待文辞传达（外化）的内在心象；“言”，当指已落在纸面、可供读者分享，甚至令其入心泪目的韵文或叙事。简言之，批评史论域的“言”，大抵指“形式－表意”功能上的“文体”当无争议。其二，当《管锥编》将释“言”路径拐入思想史，则此“言”内涵大异，它已不再囿于“形式－表意”之单向定义，而分明像老子《道德经》的那个“道”，不只涉“道白”之“道”，更关涉“道理”之“道”。《管锥编》说得很清晰，“‘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又曰“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可以相参”。
“言”因涉足思想史而注入“道理－道白”这双重含义，须在《管锥编》关于“立言－受言”之对立中更得彰显：“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若引入《管锥编》撰于1972—1975年这一背景，则如上“受言之人”很容易被联想到“千夫诺诺”，而在那废弃小屋负荆疾书《管锥编》的“立言之人”，则无愧为“一士谔谔”。这般看来，“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当不尽圣贤古训，亦分明是当世人格丰碑。
或许只有让钱于困厄撰《管锥编》等史实回炉后学心境，晚辈方能体认钱在划清“立言－受言”之边界时，为何决绝得冰炭不容。想必“受言之人”在“品格－智力”上的苍白及虚妄，已令钱不忍目睹，否则，《管锥编》也很难呕出那串不屑：如南郭“亦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也”；又如“言满天下而仍无言”；再如“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更如“言虽辨而解则曲矣”。钱看破，芸芸众生之“受言”骨子里是权力膜拜，然权力话语再傲慢恐也无计标高其智商，否则就无须让“帝王好用臣下著述为御制”，这恰证明权贵聪明得颇有限。
相比较，《管锥编》品鉴“立言之人”时，却温情得像从陌生人身上发现亲兄弟，更像从圣徒身上发现上帝。钱所青睐的“立言”者大抵是被时势所逼而不得不言者，却又大多能少言、巧言、妙言，足见品格高洁，心智超迈。他（们）要么像庄子《寓言》所谓“终身不言，未尝无言”即“渊默如雷声”；要么像王维（摩诘）默然似颜回之“终日不违如愚”。近世大画家吴昌硕（1844—1927）深喜一印，印文“听有音之音者聋”；反其意，当“闻无声之声者聪”。这又恰与《管锥编》想到一块。如上“有音之音”在钱那儿，无非官话之“统一口径”，所谓“笔于书之官话视吐诸口之官话愈整齐划一，官话笔于书之训诰雅颂者又视笔于书之通俗底下者愈整齐划一”也。你纵然说了也形同没说，因为唇舌吐出的官话已化约你的独特心声，这又回应了《管锥编》另句“言满天下而仍无言”。吴昌硕、钱锺书等巨匠都“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此即“闻无声之声者聪”之本义。《管锥编》则又命之为“有闻无声”且心荡不已——
谢贞《春日闲居》亦云：“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杜甫《题张氏幽居》则云：“伐木丁丁山更幽”；雪莱诗又谓啄木鸟声不能破松林之寂，能使幽静更甚（That even the busy woodpecker/Mabe stiller with her sound/the inviolable quietness）；皆所谓“生于此意”，即心理学中“同时反衬现象”（the phenomenon of simultaneous contrast）。眼耳诸识，莫不有是；诗人体物，早具会心。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
钱戚戚同心于古贤“渊默如雷声”，并非其“字”亦谓“默存”，其内驱力是在“古为今用”，让古贤为今世发言或代言。这叫钱对古贤常怀“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韩愈语）也。究其因，无非古贤是人，时贤亦人，只需彼此襟怀、心境、才学相差无甚，很可能对有涉人类公共命题的终极思索，也就未必不契。钱甚认同的那段朱子语录说得好：“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也便到那里。……虽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念才发，便到那里。”钱按：“原始要终，按班就部，虽洋洋千万言而若通体同时横陈于心目之前，一瞥视而无遁形者。”这就导致钱对韩愈名言“惟陈言之务去”也别具心裁，指出对古贤“陈言”亟需区别对待，并非古贤的话皆“陈言”，而须考量对比同类事物、事理；今人有否说出比古贤更精准更睿智更美丽的话，若无，则此古贤“陈言”再旧也是新词不必“务去”，今人“新语”再新也多此一举理应“务去”；钱谓此“一如朝华之尚未披，一如夕秀之能久振；譬之于果，则均熟而未烂”，这诚属后世须珍惜之瑰宝。
综上所述，思想史路径印记有两。一是“立言－受言”之对峙，与其说仅流于“论述文体”，毋宁说更植根于“学思取向”，亦即《管锥编》之“言”确如《道德经》之“道”，也兼有“道理－道白”二义，“道白”对应“论述文体”，“道理”对应“学思取向”。二是钱予“立言－受言”这对角色，是竭诚热捧“立言”，一味冷嘲“受言”，这不免惹人猜测：这是否“自我暗示”？钱从1955年至1975年撰《宋诗选注》《管锥编》时所亲历的那段思想史，其背景也交织着“立言－受言”之间的高度“不对称”或“不确定”。这就意味着，若真将“立言－受言”这一逻辑建模挪回思想史现场，则《管锥编》那堪称“暗思维”文体的特征不仅能得以清晰界定，且其历史生成亦望觅得经得起证伪的根系及土壤。
“暗思维”文体生成
将“立言－受言”纳入1955—1975年思想史框架，进而界定钱的“暗思维”文体特征，尚需澄清如下疑点：第一，何谓“思想史”？为何将“暗思维”文体之历史生成，植入1955—1975年这一时段？第二，将钱撰白话版《宋诗选注》（1955—1957）、撰文言版《管锥编》（1972—1975），视作“暗思维”文体赖以孕育且分娩的两个关键期，这是否说“暗思维”文体拟含“白话－文言”两种版本？第三，这是否又在提示，既然钱撰《宋诗选注》及《管锥编》是先后置身于思想史的两个时段，那么，钱所亲历的“立言－受言”之历史语境也就迥异，这将导致其“立言”在应对不同“受言”背景时，势必酿成“暗思维”文体的两种版本，然为何彼此特征却归一？
析疑一，何谓“思想史”形同“受言”背景？
本文拟将思想史分成两类，“不带引号”与“带引号”。“不带引号”的思想史，是指历代（含断代）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警世之声的历史；“带引号”的“思想史”，则指“受言”背景排异或遮蔽“警世之声”的历史。思想史无论“带引号”或“不带引号”，皆具公共性。常规语境中的学术研究（学科“立言”）非具专业性不可，然不苛求有公共性，故其著述“写什么”“怎样写”，纯属学者的自由选择，不宜承接“非学术指令”。钱青年时撰《谈艺录》即如此，谁也没让他须在1939—1942年间（抗战年间的危难时刻）写一部“古典诗学今释”的处女作，诚然谁也没承诺他一俟脱稿，初版将包在某身上。事实上，《谈艺录》1942年杀青，延宕到1948年才在沪上出“开明”版，此书从动笔到问世，耗时十年。这是钱所以奇崛为“学术史的钱锺书”的横空出世，这也是钱何以演示为“学术史的钱锺书”的人格序幕。苦难族国当时已忧患得“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故几乎无人关切钱撰《谈艺录》这事儿（冒效鲁除外），自然也未见任何“非学术指令”去规训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表明，钱当初经历的以《谈艺录》为标志的那段“学术史”，拟与“思想史”无涉，也与思想史无涉。
重在探究“知识生产与学理构成”的创意性学术，是以“知性运演”来建构学者予其对象的独特认知，这是“学术”本性，也是其边界。这不免让颇多学者因痴迷学业、皓首穷经，而不闻窗外风雨、天下大势。这也在无形中为“思想”腾出地盘。“思想”，是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所发出的警世之声，它虽也诉诸“知性运演”，然其“知性运演”所蕴结的正义情怀暨社会担当，当比单纯学术所扮饰的知性（技术性）角色要凝重得多。不难设想，若单纯“学术”被“思想”所深度浸润，而成“有思想的学术”暨“有学术的思想”，这对升华学者的人文品格及专业品质，怎么预期也不为过。但这也是“非学术指令”所忌讳的。于是，当钱1955—1957年撰《宋诗选注》（姑且将1972—1975年撰《管锥编》置后）时，犹深感其面临的“受言”背景，已与撰《谈艺录》时“风气”遽变。
析疑二，《宋诗选注》怎样应对“受言”背景？
当年撰《谈艺录》谁也不管钱“写什么”“怎么写”，而今撰《宋诗选注》则被告诫须恪守两个“务必”：一是在“选什么诗入书”环节务必经集体审核（此谓“写什么”）；二是在“方法论”环节务必遵循“反映论”为哲学指针的苏联模式，从而将此书撰写纳入“宋诗是对宋代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之轨道（此谓“怎么写”）。这在当时已被公认为“思想史”上最先进、最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思辨原则。这是《宋诗选注》须直面的“生死考验”，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选择第一条路，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史）等名宿，不约而同地用苏联模式来改写其民国版名著，以换取时势之青睐。要么选择第二条路，如陈寅恪（中国史），是学界罕见的硬骨头。其诗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又云“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在1954—1964年间，他以《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来践履其为王国维所撰的血色碑铭，最后于“文革”期间逝去（1969年）。钱不步冯友兰、郭绍虞、刘大杰之后尘，也未取陈寅恪路子。他深知若走第一条路，就可能诀别他最想做的那个清高、睿智而博学的“学术史的钱锺书”；若走第二条路，则他又怕痛失借《宋诗选注》来探索“宋调是如何从唐音的母腹分娩、断脐而独立”之宝贵机缘。谁也没想到钱竟走出了“既尊严又不无安全地书写”——堪称“暗思维”文体——这第三条路。
具体到《宋诗选注》一案，钱对“非学术指令”的两个“务必”玩了点“太极拳”或“迂回术”。不是在“写什么”环节规定“选什么诗入书”须经集体审核吗？钱就刻意将他不看好的诗与看好的诗混搭，一俟过关后，他就在“注释－品评”时自由书写，对“不看好的诗”尽量少注少评甚至不注不评，对其“看好的诗”则逸兴与奇思俱发，大发古圣时贤之未发，遂使此书成为那年头鲜见独树一帜之经典。“非学术指令”不是又在“怎么写”环节规定，须遵循“反映论”为哲学指针的苏联模式吗？钱为此书撰序18000字含四章，有意在第一章让“反映”这关键词频频曝光九次，并巧妙设置四级台阶渐行渐下“逻辑递退”，悄悄消解“反映”作为诗性研究方法论之正当性。这就像表演一出古彩戏法，眼看此书长序乍登台时身披一袭红袍，前襟后背皆光闪闪地缀了九个“反映”金字，结果从红袍下变出来的却是与民国版《谈艺录》理路归一的诗学专书。有趣的是，此书1958年问世后，谁也没发现钱戏谑了苏联理论之权威，只批判钱走了“形式主义”老路，这就将钱偕妻逗得乐不可支，私下口占七绝以庆幸。
“暗思维”文体特征
有了如上“暗思维”文体生成之史述，再来界定“暗思维”文体之特征有三（实谓述学策略），也就水到渠成。
特征一，“微判断”。判断，本是学者对其学术对象的“价值－思辨”裁决，而结论则是对此裁决的终端呈示。故学界常将结论视为著者裁决的最后定型。这是学界历来通行的规则，但当语境遽变，“写什么”“怎么写”已不让独自选择；相反，另种主流却诱迫你舍弃娴熟的学术对象及方法，这就令钱碰上一个难题。但钱孤傲而狡慧，当他不想割舍写《宋诗选注》，又不愿独尊反映论时，就发明了“微判断”。“微判断”，不是搁浅判断，更不是违心地收起内在维度，而只是不将内心所执着的密码说得旗鼓喧天，既不径直表白“是”，也不吐露“不”，乍看扑朔迷离，实是会神凝思，精心铺垫后路，一步步“合逻辑”地告辞反映论，竟像金蝉脱壳得神不知鬼不觉，谁也看不破。
特征二，“隐理据”。若回到“思想史”，《宋诗选注》如此“去反映论”不啻“艺高胆大”。因为那年头未见第二人能这般缠斗苏联方法论且“虎口余生”。当然，若是1957年前，钱未必会把此书的“暗思维”辨识为“思想”，其动机更在于他作为纯正学人，尚能守住从学涯中汲得的专业尊严，羞于将此缴给那个架势唬人、学理粗硬的思辨法则。钱那年头投射在“思想史”背景的奇倔造型，未必属自觉为之，毋宁说是时势无意赋予他的。准确地说，是反映论突然被追捧为权威方法论后，钱对反映论的机智回避，才可能在后世被追谥为极具公共性的奇迹。上溯钱的个人学术史不难发现，促使钱“去反映论”的三条知识学理据，在1949年前便已积学凝思了。秘诀在于，这是钱的述学策略，而着意“隐理据”。这就意味着，若着眼于纯知识学，智者能看出这些理据，皆会对反映论说“不”；但钱则理智地不对反映论直接说“不”。钱审察现实的眼光特别深邃，在20世纪80年代尚且如此，也就遑论1957年。
特征三，“侧阐释”。这是钱的“脑洞大开”，他竟这般“述学”：他所以未将《宋诗选注》写成宋史的反映，却写了宋诗何以成其宋诗的那个艺术演化谱系，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的启发下，才得以奏效。1942年《延安讲话》的原意是宣示文学界要分清“源”不同于“流”，只有人民生活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钱受此启发认为，当宋诗更心仪“小结裹”（形式、技巧），对艺术方向缺失唐诗式“大判断”（风格、意境）时，它其实已陷于“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其毛病是热衷“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与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孽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与书籍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就愈变愈严密”。是“江西派”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大凡智者读文章，当不忘纸面功夫根在纸背，纸背是底蕴所在。别看钱板脸数落宋诗（不吝用领袖语录来装饰），就轻信钱笔下这样写，其心底也这样想。错，这只是钱在当年的特殊表达而已。其动机恐正相反，即钱当年怕比任何时候都更想说宋诗犯了毛著所谓“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错，这样，钱就能“将错就错”，漂流到那条形式论河道里如鱼得水地谈艺，说他1942年《谈艺录》远未说够、到1979年版《管锥编》仍在缠绵的诗学絮语。此即“侧阐释”：面对毛著，钱不从正面弘扬“要义”，却别有心机地从侧面对“非要义”作延伸和阐释。
《管锥编》后来还真说过“断章取义”有正当性，说“‘断章’乃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援引‘各有取义’，而不必尽符乎本旨”，其界限在于，要分清“性理之学”非“考据之学”，“不得混为一谈也”。若不属“考据之学”，另当别论。这是钱为其“暗思维”作姗姗来迟的辩护吗？钱真的太聪明了。他也不怕说自己“聪明”，在1988年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便坦承：“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所谓“侧阐释”，当数其“别出心裁”之三。另两个“别出心裁”，则指“微判断”与“隐理据”。如此，《宋诗选注》“暗思维”又怎会不“暗”？
行文至此，再来说所以将《宋诗选注》应对“受言”背景的述学文体冠名为“暗思维”，也就瓜熟蒂落。“暗思维”的提出，是受惠于“暗物质”（darkmatter）概念的启发。“暗物质”研究对宇宙学论域的引诱力有多大，“暗思维”研究对钱锺书学案的诱惑力也就有多大。这不仅因为若未能在钱学领域指出“暗思维”现象，就不能从正面阐明钱的“暗思维”是什么，那么，钱作为大学者是否属“思想家”这一论题也就形同无根；更重要的是，藏在钱学背后若干颇具公共性的重大命题（比如当代语境能否产生大师级“思想家”？进而，“思想家”在给定困境究竟怎么言说，才可以做到既守住尊严又不失生存智慧？），也很可能因错过这一极难得的“暗思维”文体范例，而使学界永远不识当代思想竟还埋着这片幽邃的深刻。
这般追思“暗思维”文体之历史生成，恐会引人省思以往对“学思取向－论述文体”关系之流行说法未免粗糙。此说法大体沿袭主流教材“内容决定形式”之公式，即把“学思取向－论述文体”之关系，简化为有怎样的“学思取向”（内容）势必有怎样的“论述文体”（形式）。然作为学术史绕不过的“暗思维”文体现象，却在此幽幽发问：就“学思取向”而言，《宋诗选注》实与钱青年时的《谈艺录》皆属“古典诗学今释”一脉，为何《谈艺录》无需像《宋诗选注》非拈一“暗思维”文体不可呢？可鉴“学思取向”并未在绝对意义上决定其“论述文体”究竟谓何，在此案中最起作用的，恐取决于“是谁”遭逢“何种历史境遇”，又准备“写什么”及“怎么写”。正是在此语境，可谓“暗思维”文体之历史生成，的确只有钱这位圣徒般“吾甘殉学”、哲贤般“贵身”“尚誉”的旷世智者。当他体认其“学思取向”与“受言”城墙的“不对称”抗衡后，才可能从极幽邃、将随时塌陷的历史断层之缝隙中，挤压出“暗思维”文体，故谓血钻般珍稀。故亦可谓“暗思维”文体是为思想史“立言”，来暗缠“思想史”之“受言”的智慧文体。
析疑三，《管锥编》怎样应对“受言”背景？
由《宋诗选注》“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诸特征所演示的“暗思维”文体，能否称白话版“春秋笔法”？或许在钱心中，事情正近乎此。因为《管锥编》后也确曾引言“《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这是一项高风险选择，故即使圣贤也讲“周身之防”，“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一个“微”字，一个“隐”字，恰与《宋诗选注》的“微判断”“隐理据”成古今互证。
以《宋诗选注》为参照，《管锥编》“暗思维”似乎更“暗”，缘由有三。一是《宋诗选注》再隐晦，终究诉诸白话；《管锥编》则用文言。习惯读白话的人撞上文言著述像啃外文书。二是《宋诗选注》“暗思维”主要聚焦于此书序（论），1958年初版是繁体竖排，计30页，不足1.8万字；然《管锥编》“暗思维”活像国宝名瓷碎片散落在繁体横排五卷本（1994年新版第五册属增订），计1835页，约136万字。这便似大海捞针，侥幸觅得数枚，也形同散钱失串，难判价值之虚实。三是《宋诗选注》“暗思维”旨在“去反映论”，这若置于常规语境只具专业性，是“独尊反映论”背景才让《宋诗选注》的专业性被“转换”和“注入”了公共性；但《管锥编》“暗思维”的公共性不是被“转换”和“注入”的。但也因为《管锥编》“暗思维”的公共性颇具冲击力，故钱在述学策略上会更倾心“春秋笔法”：“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意谓《管锥编》“暗思维”所以“幽”黯得令读者无计领略，是因为钱太“明”白其公共性对既定语境属于异数，以致写得迂曲隐晦，甚难传播，也未尚可惜。
积读钱近四十年心得，笔者愿说《管锥编》对学术－思想史的不朽贡献至少有二。其一，将其《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33年）已启动、《谈艺录》（1948年）已奠基的“古典诗学今释”，至《管锥编》（1979年）已提升到足以自成一体的现代学术高度。此即通过阐释，那串古词从“能文”至“修词”，至“才学识”，至“神韵”，至“格调”，至“探本”，而层层叠起从“诗性本位说”，至“诗语分子学”，至“诗人修养论”，至“诗贵清远论”，至“诗分唐宋说”，至“诗品伦理学”。这一整套既弥满国粹要义，又闪耀现代学理之光的诗学建筑系统，堪称“前无古人，后难来者”。其二，将《宋诗选注》所郁积的、关于知识者如何“贤而谐”地处世（有别于陈寅恪“贤而拙”）之刻骨体悟（积淀为“暗思维”文体），让《管锥编》从中提炼出一条有涉“当世学人伦理”的内在理路，拟称之为“伦理学链”。其逻辑构成分三段，从A“为何说”到B“怎么说”、C“说何果”。每段又由相关环节依次衔接而成：A“为何说”含四环（自A1“圣人不仁”，至A2“贵身尚誉”，至A3“不安于陋”，至A4“发愤著书”），B“怎么说”含三环（自B1“屈以求伸”，至B2“不言之言”，至B3“鳖咳”），C“说何果”含三环（自C1“待熟”，至C2“不怪所怪”，至C3“大音希声”）。笔者曾撰文详述“伦理学链”各环节，此处不赘。
结 语
有耐心将本文读到尾声的同人，怕已不再纠缠钱的“暗思维”文体若与“毕达哥拉斯文体”相比，彼此异同究竟何谓。简言之，若就“融诗性于思辨”即去“教材式”书写之呆板无趣而言，此当谓钱与“毕达哥拉斯”皆认同的大方向；然若就“暗思维”文体所沉积的历史凝重感及其著者为此而承担的道义圣洁感而言，“毕达哥拉斯”恐未准备好饰此角色。于是，“毕达哥拉斯文体”话题之不绝于耳，其根由与其说来自对古希腊精神遗迹的“考古”新发现，毋宁说源于有识者对晚近七十年文论“教材式”书写之无趣，却又见怪不怪之怪癖的不平之鸣。这无意中给人如下提醒：若同人索性转换其爱琴海视角，而去实地考察《管锥编》文体与“教材式”书写之间不无历史感的“内在紧张”，这能否成为“当世述学文体”研究的又一新视点呢？
〔责任编辑：廖先慧〕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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