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电视女杰”陈晓楠告别凤凰卫视，她说转投腾讯是为了止“痒”
“唯一蠢蠢欲动的是，有一点不甘心或者不安分，那种新鲜东西对自己的吸引，让我觉得有种要试试的痒痒的感觉。”
刺猬公社 | 熊少翀
拥有近3万名员工的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首席主持人”这个职务。这名特殊的腾讯员工，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陈晓楠。
3月25日晚上，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的陈晓楠，突然出现在博鳌论坛的一个圆桌会议上。这场关于人工智能、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头脑风暴会，是陈晓楠今年3月加盟腾讯后的首秀。
为了准备这场主持，她三天啃了6本关于人工智能和未来趋势的专著。陈晓楠给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展示了她办公桌上放着的这几本书，上面画满了圈圈线线，还做了不少笔记。
陈晓楠在腾讯首秀
“只能用笨功夫了。”陈晓楠在接受刺猬公社专访时说，她以前一般要睡8到10个小时，从传统媒体跳到互联网公司后，明显要比以前更忙更累，陪家人的时间更少了。她现在感受最深的，也是新学的两个词是，“传播力”和“产品”——这是她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
陈晓楠的名字总是跟《冷暖人生》联系在一起。自2003年开播至今，这档讲述社会底层人物故事的周播纪实类节目，走过了13个年头，成为国内最长寿的电视节目之一。陈晓楠也承认，正是这档节目成就了如今的自己。
节目中，陈晓楠不只是一名坐在录播室的主持人，还是一名不化妆的记者，跑去现场采访。这档节目是专为陈晓楠个人定制的，如今已成为国内电视非虚构内容领域的一大阵地。
陈晓楠本人则凭借该节目数次站上领奖台。她也曾与柴静、闾丘露薇同被《新周刊》封为“真实电视三女杰”，收获了一波观众。
《冷暖人生》片头截图
陈晓楠在国内电视圈浸淫了二十余年。她觉得自己“命好”，从北京台到央视再到凤凰卫视，每一段职业旅程都“顺风顺水”，没有受到太多束缚，发挥空间很大，也有贵人相助。
1995年，北京姑娘陈晓楠没有像父母和姐姐一样从事化学科研工作，而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电视台。
在这段职业生涯最轻松的时光，陈晓楠对刺猬公社所回忆起的是，她当时的实习生撒贝宁给她即兴表演成语“五十步笑百步”，熬夜后一起去人民大学吃涮羊肉，刚毕业没多久还给一个国际资讯节目做制片人，连布景都要自己弄。
三年后，她被挖去央视，主持《世界经济报道》。看过这档节目的人一定还会记得，穿着职业套装的陈晓楠会在节目开始后，拎着一个文件夹从演播室外面走进来坐下，播完最后一段串场后走出去的镜头。这种充满形式感的走场方式在如今看来，已经成为了老黄历。
虽然并非经济专业出身，陈晓楠却在央视这个平台上有了多次专访经济巨子的机会，譬如美国传媒集团VIACOM总裁萨默·雷石东（Sumner Redstone），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等等，期间还获得了首届“全国十佳经济节目主持人”称号。
陈晓楠事业线的第一次大转折是在2000年底。当时她被凤凰卫视相中。
陈晓楠对刺猬公社说，凤凰卫视当时在大陆的名气并不大，自己也不了解，甚至对自己去凤凰后要做什么都不清楚，但她还是凭着直觉和好奇，从北京辞职去了香港。
在凤凰卫视，陈晓楠最初主持的是一档名为《凤凰早班车》的资讯类节目。她开始接触真正的直播新闻，经常在准备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快速学习材料，然后进行突发新闻直播。在“9·11事件”播报中，她那句“对不起，我没有化妆”成为电视突发新闻的经典开场白。
她也临时被派往伊朗、乌克兰、黎巴嫩、伊拉克前线采访。异国的硝烟中，陈晓楠采访了大骂“美国人是撒旦”的伊拉克小孩，经历了战地的婚礼，还有爆炸声中泰然弹钢琴的老头。
陈晓楠（右一）在伊朗德黑兰采访
正是在此期间，她开始明确了自己的方向：要做关于“人”的节目。这就有了后来的《冷暖人生》。
如今，陈晓楠在事业巅峰期再度转型。加盟腾讯后，她的职务是腾讯网副总编辑和首席主持人。
今年年初，陈晓楠在《一席》演讲时曾引用鲁迅的话说，“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陈晓楠告诉刺猬公社，她在腾讯将继续做关于“人”的非虚构视频节目，只是具体形式尚未确定，制作团队也正在搭建中。
这是腾讯新闻首次引入明星级主持人。这家不差钱的互联网巨头正在原创视频上发力，此前已经挖来了在央视供职长达22年的资深制片人李伦，担任腾讯网副总编辑。
此次陈晓楠转战腾讯，也是李伦从中牵线。李伦的兴趣正是研究制作关于“人”的非虚构视频节目，他在腾讯推出的《十三邀》、《听我说》等节目均属此类。
就像当初去凤凰卫视，陈晓楠说，她这次辞职加入腾讯，并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思考，也是“靠直觉做决定”。
她的直觉来源于生活中的变化，准确地说，是科技和互联网给媒体生态带来的改变——譬如，她看自己的节目都是在手机上看的。她越来越认同，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她想离这个趋势更近一点。
用陈晓楠的话说，这种新鲜的东西给她一种“痒痒的感觉”。去腾讯，是为了止“痒”。
或许，凤凰卫视和《冷暖人生》带给了她足够的光环。长久以来，外界已经对她形成了标签化的认知，这让她越来越意识到这其实是对她的一种限制。她想走出“安全区”。
当然，在薪酬方面，腾讯也“很有诚意”。
互联网已开始对传统媒体发起了从渠道到内容再到人才的全方位围剿。
从电视台移师互联网的媒体人名单上，除了李伦，还有前央视主持人马东、刘建宏，央视制片人郑蔚，前央广副台长王晓辉，前湖南台副台长王平等一众知名广电人。传统媒体被抛弃，似乎成为了常态。
电视台已经开始局限人才的发挥了吗？传统广电人进入互联网会有哪些优势和包袱？互联网视频节目究竟与电视台节目有什么不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非虚构视频节目应该怎么做？陈晓楠在她位于北京希格玛大厦的新办公室里，与刺猬公社聊了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冷暖人生》早期曾强烈不想干
刺猬公社：从大陆的两个顶级电视台，跳去凤凰卫视，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陈晓楠：我觉得我在北京电视台和央视的时候，是一个刚毕业进入媒体的那种学步的阶段。
我在北京台的时候特有意思，还当了一个英语节目的小小制片人。我们那个头儿特别好，没给我们什么特别多的限定。他说，你们想做什么就自己去做。我就自己做了个教老外学中文的节目，把中文字的成语表演出来。
那会儿撒贝宁是我的实习生（笑），他特别会表演，给我即兴表演成语“五十步笑百步”，棒极了。后来撒贝宁每次见到我都说，“晓楠姐我要杀人灭口！”我说，你要得罪我我就给你播出，带子都在北京电视台呢（笑）。
那会儿就是玩儿，特别快乐。跟撒贝宁一块晚上吃夜宵，他还在我们家写稿子。我对北京台的印象就是老熬夜，一个星期熬两三夜，大冬天的，熬了晚上就去人大吃涮羊肉。
特别幸运的是，我后来进入了北京电视台的国际部，它给了我们这些小孩一个创作空间，甚至让我去当一个小制片人，连布景都要我们自己去弄。从入行起，北京电视台就没有框定我的思维。只不过在那儿，我没有做太多专业主持人做的事。
后来我又特别幸运去了中央电视台。我觉得一路还是挺命好的，当时北京台也没有不同意。到央视，有团队有班底。
第一次上《财富论坛》那个是对我特别大的考验，因为我不怎么懂财经，非常多的外脑团队来给我们打知识，让我们去表现，现在想想真是太奢侈了。专家把问题都给写好了，我只需要吃透了用自己的小聪明把它表现出来。当时，《财富论坛》震动也蛮大的。
前面这两个阶段，其实是打了一些基础。它们对我的思维有一个特别好的训练，这两个平台也给我极大的自由。
我觉得我是进了凤凰卫视后才成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这里也没有人告诉你一定要怎么做，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想。我在中央电视台毕竟还有人告诉我们要做论坛，要把你的角色放在这个栏目里头，但是到凤凰就变成是你跳到一块巨大的海绵上，我可以撑托着你，你自己去想要怎么做。
刺猬公社：你是2000年底去的凤凰卫视吧，当时是谁找你的？
陈晓楠：程鹤麟（注：资深电视媒体人，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当时在凤凰卫视北京办公室，也就是人大的一个小楼里，那小楼可破了。我们现在叫“革命圣地”。程鹤麟气质跟痞子似的，找我聊。我心想，这是不是山寨电视台啊！
我当时挺孤陋寡闻的，就只听说有这么个电视台，他是不是真的凤凰人我也不知道。我问他，我去了要干嘛，他竟然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要先起个资讯台，你去了才知道干嘛。”
第一次谈完后，我特别没当回事。但是，凤凰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过两天就跟我说，“诶把你的简历和demo交过来。”过两天又说，“你来签约吧”。我就是这么被推着。
其实我内心还是有种直觉，觉得特别好奇，毕竟它在香港，是一个国际平台。我想做一个专业的主持人，虽然我以前接触了一点点新闻，但觉得不解渴。程鹤麟说他们这个是真正的新闻平台。可能是这个吸引了我。
刺猬公社：你在凤凰卫视16年，做《冷暖人生》13年。有人说，是凤凰卫视，尤其是《冷暖人生》这个节目成就了你。
陈晓楠：是，我必须得这么说。凤凰给了我特别多的尝试，比如说，我刚去凤凰几个月就让我上“9·11”的直播。当时凤凰资讯台已经演练了几个月，他们恰好是已经可以随时上阵了。我记得那次直播完了以后，在一个活动上，我们每个人都讲了一段话。我说，这就是在沙场上练兵的感觉。
陈晓楠（右）与胡一虎（左）搭档做“9·11”直播
我记得我做的第一场直播，是我刚去凤凰一两个月。王院长（注：王纪言，人称王院长，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跟我说：“晓楠啊，听说明天俄罗斯宇宙飞船要返回了。”我说：“几点啊？”他说：“不知道。”我又问：“返回哪儿啊？”他说：“不太清楚，你去看看报纸，反正给你配了专家，你俩聊，九点钟咱们开始。”
我简直要疯了，“那几点钟到啊？”他也说不知道，“你们先聊着”。我就赶紧去疯狂地看资料，因为我要填满时间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练就了迅速把东西吃进去然后吐出来的能力，迅速组织语言，还不能慌。
不久之后，王院长又派我去伊拉克，说伊拉克马上要被打了，让咱赶快去拍个片子。我心想，这是什么任务啊？！伊拉克也没有记者站，我从哪儿开始联系啊！
但后来，我们还是做出来一个大型纪录片。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纪录片，那十多天里我疯狂地采访。也是那一次，我明确了我的方向。我发现我对人感兴趣。
比如我们当时采访了一个老教授，他把自己珍藏的好多书给卖了，因为他买不起日用品。还有那些小孩，他们说，“美国人都是撒旦！”他们不怕美国来打，“一定能跟美国人对抗到底。”
我也去了黎巴嫩。当时在一个酒店，所有人都撤了，只有我们几个人。有一天我们下楼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一直在弹钢琴，就是酒店雇的，那场景特别像卡萨布兰卡 。我们每次在那儿接头谈事的时候，他都一直在那儿弹。整个酒店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街上跟布景似的。我们还采访了真主党，那人悠然自得跟我说了半天，说前几天几十米外掉了一个炸弹。
以黎战争期间，陈晓楠在黎巴嫩采访
所有这些人和事都让我觉得，我是一个记者。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了解这些人。所以我后来跟台里说想做一个关于“人”的非虚构栏目，台里很快就同意了。后来台里帮忙起了《冷暖人生》这个名字，我特别感激，因为这个名字确实可以装下很多东西。
刺猬公社：这个栏目一直都办得很顺利吗？
陈晓楠：并没有。名字定了以后，节目形式还是要自己去想。但当台里给你巨大的空间的时候，最初你会很痛苦，因为你要去找，可是这个找的过程不是找观众喜欢什么的过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找自我喜欢什么的过程。《冷暖人生》在早期经历了一段价值观混乱的时期，我曾经有过强烈的不想干的念头。
刺猬公社：为什么？
陈晓楠：就是找不着感觉。其实，我自己心里最初是知道我想做什么东西的。但是，在节目刚开始要做的时候，想的是怎么吸引观众，怎么讲故事，怎么找离奇的故事。比如我当时找了一个街边乞讨的，这种人其实是可以采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你在采他什么。我曾经有个阶段，问了一个问题后，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下一个问题该怎么问，只好借口说自己要去上厕所。
大概是半年后，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去伊拉克那种战地或者一线的感觉。把自己还原成一个记者，虽然很辛苦，但是一下子就找着感觉了。那时候手气也特好，一下子就出来很多非常好的题材，连续出击，反馈特别好。
刺猬公社：在凤凰，你有遗憾吗？
陈晓楠：真没什么遗憾。我想做新闻，也得到了最好的做新闻的机会。包括做莫斯科人质事件，包括大地震，我们都去了现场。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能做到这些已经很满足了。
陈晓楠在汶川采访
为什么离开凤凰跳到腾讯？
刺猬公社：看你在朋友圈里写，这次从电视台到互联网公司的转型，也是因为直觉？
陈晓楠：是的。我觉得时代变动的频率越来越大了。以前我对科技振荡或者是人们接受信息方式的改变这些振荡，还没什么太大的感受。现在我觉得已经太逼近你了。
我是个重度微信微博控，就连看自己的节目都很少在电视上看，而是在手机上看。要是手机丢了，魂儿就没了。而且我现在更奇怪的一个毛病是，即便我有电脑，我都不习惯用它打开看微信微博，还是拿手机看，只有写文章的时候会用电脑。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做节目来说，最大的成就感肯定是来自于与观众的互动。我后来突然发现这个互动竟然可以到这么及时的程度。在网络上，你还正做着节目呢，弹幕就直接甩过去了。我以前非常不习惯弹幕遮住我，后来他们说，你不被遮说明没人看！通过这些东西，你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最惨的不是你做得差，而是人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我对这些开始有了特别大的好奇心，蠢蠢欲动。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为了我女儿做的这个决定。
我有一个朋友，她女孩已经十几岁了，有一天女儿给她写了一个生日贺卡，上面就有一句话是，Thanks for your example，I can always find my way（谢谢你做我的榜样，我总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我女儿现在5岁，我生孩子又很晚，感觉和她差了好几代。她从3岁就能解我手机密码，是一个星球迷，恐龙迷。我给她下了一个科普的动画片，那里面都是英语，连Triceratops（三角龙）那么长的单词她都能记住。我就发现现在小孩的成长经历和我相比，简直不是一代人的变化。
所以我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前几年我还觉得，科技和互联网再怎么变化，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就紧守着现在的就行。我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开放心态的人，微信我都不是最早装的。都有微博了，我干嘛用微信呢？但装了以后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有了小孩以后，她会更快引你到这个面前。所以我觉得小孩现在是我心里一个很大的动力，我希望将来还能够跟她好好交流，好好做朋友。
刺猬公社：你在电视台工作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传统媒介平台给自己带来了局限？
陈晓楠：没有。我不觉得是它限制我，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限制了自己，陷入了思维惯性中。我之所以到在凤凰的最后一天都觉得非常幸福，也是因为我在自己的安全区里过得很好。
我其实特别沉迷于这种状态。你做了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也习惯了大家对你的设定，对于这些事情你已经很拿手了，非常省心，再说也想多花点时间带小孩。唯一蠢蠢欲动的是，有一点不甘心或者不安分，那种新鲜东西对自己的吸引，让我觉得有种要试试的痒痒的感觉。
刺猬公社：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在凤凰卫视感觉自己到了一个瓶颈期，没有再能突破的东西了？
陈晓楠：我也不知道用“瓶颈期”这个词合不合适，但我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痛苦和迷茫。我这人比较懒，本来也不是特别有事业心的人。
刺猬公社：如果继续做《冷暖人生》，你还会有像原来那样大的成就感吗？
陈晓楠：如果碰到好的选题，我还是会非常有成就感的。当然我无法避免重复。我们当时的一个苦恼就是，这种选题我们做过，那一类我们也做过了。
刺猬公社：加入腾讯前后的因缘是什么？是腾讯主动找你的么？
陈晓楠：是李伦找的我。他的方向也是做关于“人”的非虚构视频节目。如果不是方向一致，我肯定不会来。
李伦当时有两句话打动了我。第一句是，当我问他，“我要来这里做什么？”他说，“还是做‘人’啊。”因为我当时会有那种困惑，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要看什么？还看这样的东西吗？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目标受众，但是我不知道大众是什么样的。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研究人是永远的课题。
腾讯讲的两个字叫连接，这两个字我很喜欢。连接什么东西？我觉得人永远是群体动物，永远需要连接。从这个意义上讲，腾讯也始终在研究人，研究人的连接，研究用户的需求，它是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我很喜欢这种文化。我们的节目是精神层面的连接，它可以通过新的技术，产生更多的想象力。
第二句话是，我问李伦，“你来腾讯这么长时间了，适应吗？”他说，“我觉得我比以前更有信心了，我更坚定地认为，好的东西还是好的东西，还是有人看。”我非常怕他到腾讯后，也变得迷茫了。他这句话对我是一个方向性的触动。
首先，我还做我喜欢的，我认为有价值的。如果价值体系要推翻，我肯定就不做了，我不可能到这个年纪了还去重新建构我的价值观。
其次，什么是好东西的标准。如果彻底颠覆的话，我觉得我也接受不了。这个好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多层级、形式，是审美的好还是内容的好，还是传播的好。但是在底层，我想应该有一个标准。
如果是这两个秤砣没变的话，我觉得我愿意试一试。当然也不一定能成功，需要摸索。但是，干嘛不试一试呢？所以，我又把自己的退休计划延缓了几年。
腾讯为陈晓楠的加盟设计了海报
刺猬公社：腾讯为什么要找你来？
陈晓楠：腾讯希望我能够对他们整个腾讯新闻有一个塑造形象的感觉。我觉得更多有一种符号的感觉。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完全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我希望我也能够通过已有的经验，再加上跟他们学习，做些事情。其实通过这样的动作和这样的诚意，能看出腾讯在大力地发展非虚构这一块，做原创深度的内容，甚至有国际化的团队，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大的决心。
刺猬公社：腾讯给的待遇如何？有人说年薪近千万。
陈晓楠：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整个过程还蛮愉快的。腾讯很有诚意。
刺猬公社：来腾讯后，你有两个职务，其中一个职务是腾讯网副总编辑，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做媒体管理者的角色？
陈晓楠：其实我在电视台负责一档节目时，也有管理者的角色，只是相对来说，路径没有那么长。现在情况当然也不太一样。我要做的是一个完整的互联网产品，我不能只是在节目里说了几句话后，任务就完成了。就像我们这次做博鳌论坛上关于人工智能的圆桌会，其实从最初的创立和产品的设计到最后的执行，整个链条必须都要你参与布局，这个东西才能正确传达出去。
来腾讯到现在我还只是在摸索，还不知道它的全貌，只是每天知道一点点。我跟李伦说，我每天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它不矛盾，我每天知道多一点，我就更知道它的全局，当然或许我永远不知道它的全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参与全局的东西比以前多很多，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必要的事。它现在的链条更多了，我不能只在我自己的链条上，大家要整个融合在一起，参与到一块，把这个所谓产品打造出去。
刺猬公社：你另外一个职务是首席主持人，这是腾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职务，专门给你的。在这个职务上，你打算做些什么？
陈晓楠：我们还在探索当中。大的目标不变，我肯定还是做有关“人”的非虚构视频节目，不一定是访谈类的，我在节目中也依然是主持人，但具体怎么来表现还没想好。现在唯一确定的是它的内核，也就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上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但有些东西是没变的，譬如人性。
传统媒体人在互联网公司
会水土不服吗？
刺猬公社：现在跟你一样从电视台转型到互联网公司的人特别多，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晓楠：这是媒体人的一个探索过程吧。可能大家都在这个变动的时代想要找一个方式做出点改变，让自己觉得好像更接近理想状态，更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外我们也没法忽视媒体环境的改变。
刺猬公社：从电视台到互联网公司，如果说能胜任的话，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陈晓楠：那天我和李伦聊天，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挺好的。他说，“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我们的经验，什么是我们的包袱。”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经验的。比如说，我常年和普通人打交道。我现在就不怕任何一个人坐在我面前，我和他聊天。
曾经有几年，我很怕。每次采访都很紧张，不知道他说的东西能不能足够好，毕竟那种很能讲又讲得活灵活现的人是很少的。我现在就不会有丝毫的害怕。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一定有他能讲述的东西，他并不需要说什么高深的理论，只讲他内心里的东西。
另外还比如我在新闻方面的把控经验，快速学习能力，快速总结能力，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窠臼于自己过去的经验。
刺猬公社：那包袱呢？或者说，局限，是什么？
陈晓楠：我们都在找。你每天都能发现自己哪部分有局限。比如这次在博鳌的圆桌会，我之前想了一大堆，但那天我们开策划讨论会的时候，有个小伙子坐下就问，那传播力是什么？我一惊，什么是传播力？为什么要考虑传播力？他就是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而我首先想的是，我怎么把这个事儿谈透，怎么把这个事儿谈得特专业。
这就是我的局限。这小伙子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是啊，就算你谈透了，有什么用？人家都不知道你做了这个东西。
刺猬公社：就是说，缺少用户思维和产品思维？
陈晓楠：没错。我们总是习惯了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说，这开头不过瘾？那你看后面呀。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彻底丢失了自己的立场，一味去追用户，可能永远追不上。
陈晓楠的腾讯首秀
刺猬公社：你觉得做互联网视频和原来在电视台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陈晓楠：互联网视频的节奏要更快一些，当然现在电视节目的节奏也比以前快了，因为作为主流受众的年轻人来说，心理节奏快了。但这个节奏也不能是慌的，该快的时候快，不能老是四平八稳的，该有张力的时候，也不能略过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想怎么能够跟受众有更多的互动？他们想不想看这个东西？想看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及时做调整。相比于在传统媒体，互联网视频节目的这种互动频次显然会更高。
刺猬公社：像《冷暖人生》这样的节目，是不是95后或00后的观众比较少？
陈晓楠：也不一定，关键看你做得怎么样。很重要的两点是，是否跟他们有关联性，是否有趣。
刺猬公社：你刚才也谈到，电视节目也在整个市场环境的倒逼下改变自己。你怎么评价现在国内的电视节目？
陈晓楠：我觉得像综艺这类节目，真的是越做越好，不断有创意翻新。很多文化类的节目，比如《见字如面》，我也很喜欢。至于像访谈类的栏目，确实是有困境了。受众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大家都在争抢这段时间。在信息的海洋里，栏目要怎么做？确实是要思考的问题。
刺猬公社：这种困境体现更多的是外在环境变化，还是说节目自身的问题？
陈晓楠：我觉得主要还是外在环境。当受众被更多的事情吸引了眼球，那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综艺节目越来越好？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促使更多人投资或者更多的人去介入到这里头，那么竞争也多。媒体是一个传播的艺术，你不抵达观众，你就白做。
刺猬公社：在评价一个互联网视频节目和电视节目好不好的时候，标准是一样的吗？
陈晓楠：我觉得没什么差别。没有人在不同渠道看同一个节目时会抱着不一样的心态。而且，你觉得你分得清吗？我现在有的时候，都忘了我是从电视上看的，还是从手机上看的。《冷暖人生》也经常会有节目突然会在几年后被人翻出来在微博上引发疯转。这件事情更让我觉得，新旧媒体之间的评价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好的东西还是好的东西。
刺猬公社：电视台还有前景吗？
陈晓楠：传统媒体也在改，只是这种改变是非常痛苦的。根植于原来那种文化基础之上的改变太难了。现在真的是考验勇气和智慧的时候，你不打碎了，颠覆了，就没法重建。
熊少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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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业里钱‘大把大把的’，归根结底，在于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赚，你能否生产出这个时代需要的好故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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