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野生生物学家乔治•夏勒访谈录（上）
为生灵万物探寻伟大准则的行者
“在人与动物、花朵等自然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至今罕有人知，但终会人所共知。”这是世界著名野生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他《与兽同在——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一书的卷首的一段话，这段话是维克多·雨果的名言。在阅读乔治·夏勒的作品和与他本人的交谈中，我都深深地感觉到，他毕生苦苦探寻的就是这种生灵万物之间存在着的“伟大准则”。
他在这本书的《前言：奇迹的回忆》中写道：“我最大的乐趣是，静静的观察，甚至仅仅是调查动物的踪迹、觅食地点以及它经过后留下的其他东西，记录它的日常生活。我喜欢写下自己在探索中的所见所闻，揭示其他物种的精妙之处，为它们立传。当然，我无从进入一只水豚的思想和欲望，但我至少可记录它生活的丰富性，为我有条不紊的科学研究添加直觉与感情色彩。”在《前言》的结尾他还写道：“倡导自然保护必须从感情而非仅仅从理智出发。保护的理由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它们都如此美丽。”
他可能是20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野生生物学家。
乔治·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1933年5月26日生于德国柏林，十几岁时随家移居美国。1955年获阿拉斯加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一些文字是这样介绍夏勒的：他是一位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长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在北美洲、非洲、亚洲、南美洲、北极圈都曾广泛深入地开展过野生动物及生物学考察和研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学研究学者之一，现任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副主席。
他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乔治·夏勒博士，PANTHERA基金会副主席，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资深保护专家，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字样。就我的了解和认识，他可能是20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野生生物学家，也是第一个受委托在中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展工作的西方科学家。
他的卓越贡献在于，他让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保护野生生物的极端重要性，让今天的人类认识到野生生物的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妥善保护，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只能在已灭绝生物名录里去查找它们的名字并想象它们的模样。而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永久的启示意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西宁就听青海省林业局的专家讲过他的故事。说他曾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在青藏高原调查雪豹，可是，最终他连个雪豹的影子都没有找到。据此，他断言，整个青藏高原的雪豹数量可能只有200只左右。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惊诧莫名。在随后的多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个结论。而且，我也一直在关注夏勒的动向，并不断听到他在青藏高原腹地长期行走、考察和研究野生动物的消息。有很多消息来自曾与他谋面甚至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因而对这些朋友肃然起敬。但是，我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与夏勒谋面的机缘。2013年夏日的一天，有朋友打电话说，晚上要与夏勒共进晚餐，让我也去见见这位名震世界的科学家。而我恰巧不在西宁，再次与他失之交臂，深感遗憾。
直到两年前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才有缘得见此君的“真面目”。记得，此前不久，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先生刚刚发表了他的长诗《我，雪豹……》——这是我所读到的最优秀的诗篇之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属罕见，堪称当代世界诗坛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因为，马加先生也出席了当晚的活动；因为，这首长诗还有一个副标题——“献给乔治·夏勒”；还因为，夏勒在从大洋彼岸飞抵西宁之前就已经读到了《我，雪豹……》的英译本诗稿。于是，那天晚上的聚会便有了一个主题：雪豹和诗歌。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当晚的聚会上一直充满了欢声笑语。当然，绝大部分人与夏勒的交流需要借助翻译，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交流，在座的每一位都很开心。谈到高兴处时，夏勒偶尔也会蹦出一半句汉语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始至终流露出来的亲切、和蔼和慈祥。作为一位誉满全球的科学家，他丝毫没有显露出想象中应该有的那种傲慢，他甚至不介意地随意开玩笑和扯闲谈。席间，我曾跟他开玩笑说：“您看上去就像一只雪豹。”当翻译把我的话告诉他之后，他先是大笑，而后叹道：“只可惜，我没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此后，他去了天峻，到祁连山麓寻找棕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踪迹。半个月之后，我们再次见面，这一次是我对他的专访。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从天峻草原回来，第二天还要去玉树，而次日凌晨还有巴西世界杯德国队和法国队的半决赛，那是他喜欢的一场比赛。要知道，他已经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我不忍心占用他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谈话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说，他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仅在中国开展此项工作的时间就超过了30年。每次出去搞田野调查，少则个把月，多则一年半载，而且，所去的地方大都在人迹罕至的山地荒野和丛林，他把那些地方称之为“荒野碎片”。他写道：“我们都在为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努力，我现在渴望一种超越科学的理想：帮助那些荒野碎片永存。”对这样一个世界科学界传奇性人物的一生来说，要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对他有所了解和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访谈结束以后，我又找来了我所能找到的他的两部作品和其他相关的著作进行深入研读，这些作品包括他本人所写的《与兽同在——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焦小菊译)和《西藏生灵》，还有他的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彼得·马修森的《雪豹》。还通过互联网搜索和浏览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这才对他的生平事迹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想要说的是，这篇访谈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不全是我们交谈时所了解到的，更多的是从包括阅读在内的其他途径得来的。
从1984年，他第一次来青海调查雪豹。之后，到底来过多少次青海，他记不清了
访谈的地点定在三江源基金会的一间会客室里。下午三点，他和他的同事准时出现在门口。我把他们带到会客室里坐定之后，我对他短暂的访谈就开始了。我简单地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希望能与他有一次愉快的交流。他笑了笑说，他很乐意。
我说，我知道，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球，但我重点要请他讲述的是他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接过话头，他说道：“两年前，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书《野性西藏》，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快就出来了。里面讲到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最近几年我在青藏高原上做野生动物研究的事情。”他建议我看看这本书——后来，我查询过这本书，直到写这篇访谈文章之前，书店里还没见到这本书，但我依然满怀期待。
我说：“前些日子，我们已经见过面了，知道你去了天峻。去天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夏勒：“刚回来。这次去天峻，主要是到托勒南山和疏勒南山一带调查雪豹的分布情况。明天去玉树，也是去调查雪豹和棕熊。”
我问：“据我所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你就已经到过青海，你是怎么来青海的？”
夏勒：“1984年，我第一次来青海。当时，我正在四川卧龙进行大熊猫的调查和研究，受国家林业局的委托，我到青藏高原对雪豹做一个调查。那次，我到过玉树的治多和杂多等地。从那之后，来的次数就更多了。”
我就早年听到的那件事求证于他：“我听说，你那次在青藏高原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调查雪豹，结果连个雪豹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据此，你估计，整个青藏高原的雪豹不超过200只。是这样吗？”
他惊讶地看着我说：“不是。我还是找到了很多雪豹生存的踪迹，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粪便。有田野调查的笔记为证，当然，还有大量的图片……至于当时的青藏高原上到底有多少雪豹，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一个谜。有关雪豹，所有的数字都是估计的。我估计，当时的青海境内大约有650只雪豹。”
这次访谈之后，我在读他的作品时，确实读到过很多描述野生动物踪迹的细节文字，尤其是雪豹的脚印和粪便。我惊讶地发现，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生态作家，一个在他这个领域无与伦比的写作者，并因此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在阅读彼得·马修森的《雪豹》时，我的这一判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后者曾与夏勒一同去寻访过雪豹，他们朝圣般走向兴都库什山，走向喜马拉雅山麓，并在那里仔细探寻。在不少文字中，马修森都生动地描述了每当夏勒发现雪豹的足迹和粪便时的惊喜。每发现一堆粪便，夏勒总是像发现了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装进了行囊，以备回去之后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马修森在《雪豹》一书中这样写道：“夏勒在一个湖泊上方的高处等我，手不知指着路面的什么。我跟上去，凝视着那些粪便和足印良久。四周都是悬岩，只长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柏树和蔷薇。夏勒喃喃自语道：‘它也许就在附近，正看着我们，我们却永远看不到它。’他捡起豹子的粪便，我们继续前进。到了高山垭口，狂风阵阵刮来，夏勒的高度计指着一万三千三百英尺。”
随后，他又写道：“夏勒搜寻多年，只见过两只成年的雪豹和一只幼豹。第一次见到雪豹是1970年在巴基斯坦的奇特尔高尔；今年(应为1973年——笔者注)春天在同一个地区用活山羊作饵等了一整个月，才拍下雪豹的照片，这是全世界头一遭。”当然，那之后，夏勒已经很多次见过雪豹了。
我问：“你是否记得，这是你第几次来青海了？”
他又笑了笑，先用双手捂着脸想了想，而后，“噢”地惊叫了一声说：“从1984年开始，我每年至少都来一两次，多的时候有好几次。到底有多少次，我真的没数过，也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每次来，我都会停留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出过一本画册叫《西藏的隐秘岁月》，记录的就是这一段生命之旅。还有，后来出版的《西藏生灵》讲的也是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这本书在中国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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