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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回顾 | 写作诸历史:书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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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9日,HOW联合独立项目【无尽的写作】呈现了一场题为“写作诸历史”的当代写作生态圆桌讨论。此次讨论会由两场主题发言及相关讨论构成。本文根据上半场嘉宾围绕申舶良与戴章伦的主题发言《书的变形:从阅读到展览书写》所做的讨论内容编辑而成。


讨论会现场,昊美术馆,2018


在主题发言中,策展人申舶良和戴章伦首先介绍了他们去年策划的展览“寒夜”,与观众分享他们是如何以巴金1947年出版的小说《寒夜》为起点,策划了这场同名展览。在此之后,申舶良和戴章伦与学者刘文瑾、策展人刘畑一起,在更宽泛意义上就“书”、“阅读”以及“书写”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书的变形:从阅读到展览书写》

发言内容回顾请点击此处查看 申舶良&戴章伦:书的变形——从阅读到展览书写|写作诸历史

 

提案发言人:申舶良、戴章伦 (发言时间45分钟)

讨论嘉宾:申舶良、戴章伦、刘文瑾、刘畑

讨论主持:贺婧

 


关于“写作诸历史”


贺婧:我想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写作诸历史”这个活动。它实际是【无尽的写作】项目所包含的线下活动部分,另一个线上的部分是“不规则文集”,主要在于发布和讨论实验性的写作。【无尽的写作】希望关注、追踪和研究“写作”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思考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所呈现的多样模态。

 

讨论会主持:贺婧 


缘起在于,无论是芬雷还是我本人,在长期的工作经历中——大家也知道“泼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翻译和写作的关注与支持,包括专门设立“泼先生”写作奖等等,——我们意识到“写作”作为一种观念通道和工作形态,正在以越来越显性的、持续扩大和渗透的姿态出现在今天当代艺术的创作视域之内,而这种现象的生发原因可以归结到与我们生活和创作相关的很多个层面。当然这里所说的写作不是作为媒介或者手段,而更多是作为一种观念框架或者思考创作的方法;同时,我也不认为项目的主旨在于所谓的“跨界”,因为当我们说到“跨界”的时候,界限的概念已经存在了。而在【无尽的写作】这个框架下所讨论和展示的很多案例,恰恰体现出了是从一个不存在预设框架或界限的起点出发的特征。这是值得被强调和被关注的一点。

 

整个项目很像是一个样本采集的过程,从两个月前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提案讨论会,到“不规则文集”里形态各异的写作的诞生,再到今天下午的两场讨论,芬雷和我一直都在遭遇各种各样由“写作”所激发出来的创作模态,它是一个丛生的综合平台。

 


“书”成为规定人之存在的

非常重要的形式。


讨论会嘉宾:刘文瑾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副教授


刘文瑾: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书的变形”,这是我比较熟悉的词汇。我长期研究的列维纳斯就非常关注“书”的问题。展览“寒夜”带给我一个惊喜。从形式来说,是要把书的重要性纳入到艺术世界中来。

 

这让我想起了徐冰先生的《天书》和《地书》,它们跟今天舶良和章伦介绍的展览有相似之处,都是将书跟人的关系纳入到艺术经验的直观感受中,让书跟现实世界产生一个对话。这里的“书”成为规定人之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形式。《圣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被卷起好像书卷。犹太人有一种育儿的方法,会让小孩子去吃书,书是一种粮食,对人的存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人是语言的动物,而列维纳斯说人是书的动物。“寒夜”作为一个展览,把人是书的存在这一点纳入到感受和体验里面,这是我感觉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书”作为互文性的存在。德里达有一句话说“文本之外别无一物”,这个翻译稍微有一点错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切都在文本之中,没有什么是在文本之外,一切一切都被文本这个东西所规定了。我们的命运很多时候已经被书写了,你的前文本已经规定了,你来到这个世界带有诸多的背景、诸多被写成的东西、规定未来将怎样生活,你的未来将跟你已经被写下的东西展开一场对话和博弈。我们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互文性的存在。这个展览揭示这一点,既通过里面几个扮演者之间的互文、扮演者同原作以及所演角色之间的互文,也通过观众进入到展厅观看时,跟原著以及这几位作为扮演者作品之间进行的对话。与此同时,巴金先生这个作品也在跟他的时代、他时代之前的时代、跟他时代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之前的文本进行着一个对话。我们在文本构成的宇宙当中,这是我感受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展览的解读不是传统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再现,而是把哲学概念带入到对这本书的再现中。对名著的再现方式有很多种,最直接的是影像;但通常的影视再现手法,即便以非常后现代解构的方式,也都没有办法像这个展览一样开放。比如展览以一个女性的形象来呈现男性性别角色,这具有很强的颠覆性。我们可以看到,展览从形式到内涵都颠覆了原著的意思:不论是文宣的扮演者、树生的扮演者还是奉光的扮演者,他们的作品一个比一个更深地颠覆巴金在这本小说中提出的自由概念。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年轻人来诠释这个小说的时候,对那个时代的困惑仿佛已经有点看透了。

 

陈轴,《蓝洞》,2017,UCCA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UCCA

 

刘诗园,《最好的时刻还未到来》,2017,UCCA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UCCA


由此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个东西,书写出来是非常脆弱的。任何文学作品,包括巴金这个小说,在今天看来都有其脆弱的一面。但这种脆弱也向我们揭示:书是需要不断地被再解读的。如果以过去的观点来看这本书,会觉得它好像没有意义了;可是如果人们带着今天的问题再去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发现也许巴金写《寒夜》的时候,对于自由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发现《寒夜》本来就写出了自由的两面。书的脆弱性包含着一个点,一个期待人们再来解读,从而使书滋生出新的生命力的点。

 


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

尤其是文学作品

实际上都是一部“有待完成的作品”。

 

讨论会嘉宾:刘畑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博士


刘畑:我们首先看章伦、舶良的题目:《书的变形——从阅读到展览书写》,里面正好有两个“书”字,对应了书的两层含义展开:一个是作为名词作品的书Book,一个是书写的书Write。当然如果用繁体字“書”就看得更清楚,这个字中,上面是write动作的“书”,下面是作为book的书。而这个展览,给我最核心的感受:这看似是一个“主题”先行的展览,但最后是一个呈现“方法”的展览。看到刚才放映的“角色扮演”四元结构图的时候,在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另一个四元结构图:文本—展览(包括了作品)—艺术家—策展人。从我所理解的作为方法的展览,展开的是这样一个结构图。从文本到展览和作品,经过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联合工作、一个动态过程:从book到write,到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text。

 

对我来讲,有一个理解它的比较朴素的方式,一个参照系,就是今天前卫戏剧(不是话剧)的方式,也就是先在文本和当下的剧场演出之间形成的阐发关系:在新的媒介和新的社会环境、议题的添加卷入中,进行了再次的演绎,重新进入到当代。但是,以展览的方式,可能在最终的产出上更加开放和发散,所谓“开放的文本”更加开放了。

 

那么,《寒夜》的文本,曾经在巴金那个年代,是一个“绽开”的状态,周遭的一切、一个作家的内在切身体会、巴金自己也在做编辑工作、和周围时局的紧密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与时代的诸多牵连。而一个展览或者一场戏剧在当代所进行的书写和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当代的牵连。这个四元结构图里面,核心的显然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文本到展览,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艺术家和策展人都是这两个事情的中介或者艾略特意义上的催化剂,让一些东西运动和产生。



我这里想提一个问题:巴金的文本,在他的那个时代所感应到的东西,和他用文本所要去抵达或者说揭示出来的某些东西,和今天用展览想揭示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作用力”?简单来讲,我认为存在一个担忧:策展人和艺术家在今天的工作,本来恰恰是可以像巴金当年书写他的文本一样,去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但是,由于有一个几十年前的文本存在,它反而形成了某种牵制,使得你与当代的关联,被这个文本像消音器一样,可以在这里被收纳掉了。当艺术家可以在文本和作品之间,进行貌似有关无关的自圆其说的时候,好像用一个遥远的文本找到了一个支点,但本来,依托这个文本,可以有个更大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当代的一个穿透。

 

仔细分析,我自己感觉可能是在“扮演”的这个操作上发生了问题:小说中,有角色,于是产生扮演,但这里艺术家不是演员,艺术家没有直接讲述台词,艺术家是阐释者,直接把文本“开放”掉了,这导致一个结果:对于原先文本的能量可以置之不顾。第二,在角色扮演之外,文本自身还有很多能量,文本在“角色”之外的某些能量是角色扮演不能容纳的,这部分东西如何被一个“扮演”作为方法的展览引入到今天的情境中,对今天去产生意义?

 

李然,《拔摩岛的夜》,2017,UCCA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UCCA

 

娜布其

《下过雨的傍晚...倾斜的阳光...大小不一的光斑......退去, ......被冲刷... 蜿蜒延伸...... 终点, 尖利的汽车鸣笛声...消失了》,2017

图片来源:UCCA


戴章伦:我与刘畑相识是在十年前广东美术馆吴山专的个展“国际红色幽默”,吴山专是85新潮时期在书写方面具有独特创作实践的艺术家,我认为他的小说《今天下午停水》是“汉字书写”的一次极为独特的尝试。刘畑对吴山专有着深入研究。刘畑近年的策展实践,我认为是他对一系列他所关切的各种文本的创造性阅读与书写。比如他在2017年上海双年展策划的“理论剧院”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是“表演”,但这些表演实际上是各种纷繁的阅读之后的一系列重写动作。参与此项目的表演者包括了诗人、艺术家、设计师、剧场工作者、学者等等,项目所涉及文本更是涵盖了哲学、诗歌、戏剧,层次相当丰富,面向极为开阔。其中的一次名为《达-da宣言》的表演,刘畑与他的“开放问题研究所”团队选择了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的音韵学、古文字学去与欧洲的达达主义对话。除了策展之外,刘畑本人也写诗,创作艺术作品,这种多重的创作者身份我想也是他进行不同书写实践的方式。

 

回到刘畑谈及的文本的问题。在我看来,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一部“有待完成的作品”,巴金的《寒夜》就属于此类作品。我倾向于把此类“作品”理解为是一个具有“可再读性”与“可再写性”的开放文本。在这点上,我十分赞同德里达的观点,即文本处于不断被“编织”中。或者如列维纳斯所说,“书是沉睡在灰烬之下的炭火,火焰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向吹送的气息”。我想,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列维纳斯,他们都强调的是文本本身极强的再生产性。而这种动态的再生产,我理解,不是去挖掘或者复原文本的历史属性或者所谓的“本意”,而是通过读者的动态时阅读去打开、去拓宽一种新的维度。因此我们在与艺术家沟通文本与作品方案时,十分强调艺术家不是去图解、解析原文本、而是必须关联自身、关联自己当下所处的境遇。“扮演”是起点与切入点,“创作”才是核心。

 

主题发言人:戴章伦,策展人、写作者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展览中艺术家都需要面对“他者”。如果说传统群展中,一个展厅里,艺术作品之间是“我与你”的关系,那么在“创作|扮演”的维度下,作品与作品、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更像是“我在你身边”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要在一定程度上关切、考虑其他创作者的创作,考虑与他所“扮演”的角色相关的其他角色间的关系。我们期待他们是一种“入戏”状态。

 

而作为策展人,我们在考虑展览的整体空间结构时,也首先从人物关系入手来考虑作品在空间中的关系。总之,“他者”在这里很重要。所以我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谈谈20世纪法国哲学对“他者”的发现,从德里达到布朗肖,再到列维纳斯,以及这种发现对于书写的意义。谢谢。



列维纳斯关于“他者”


《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现场

昊美术馆,上海,2018年9月


刘文瑾:先补充一点刚刚所说的,文本是永远不能被完成的。因为我们的文字,比如说一句诗——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在这样一句文句中,文字已经在这里了,但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是永远没有被完成的。我们读了,结合自己当时的感觉来理,然后教给孩子,他们会有他们的感受,未来人也会有未来人的感受。这个就是经典。经典作品是能让人们在阅读时一直被激发出新感觉的。因此我想,做“寒夜”这种类型的展览很重要,文本一定要跟当下时代碰撞出火花。这些文本的生命力,在于它总有一部分是留给未来人创造。在这个层面上,列维纳斯认为,“书”是非常开放、非常具有解构性的。

 

《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现场

昊美术馆,上海,2018年9月


下面回到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问题。为什么在“五月风暴”的时候,他者成为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概念?“五月风暴”到现在是半个世纪,如果它没有发生,那么学术界、思想界、艺术界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五月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旨趣就是呼吁人的解放和自由。像德里达、福柯、布朗肖这些都是“五月风暴”中引领前沿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他者”很重要的含义是在于推翻黑格尔主义哲学——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概括就是逻格斯中心主义,这种哲学相信理性的发展或者说精神的螺旋式上升,能够成为一种统领我们感性、统领他者性的东西。这种思想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性战争。

 

“五月风暴”的旨趣在于,要用“他者”来推翻逻格斯中心主义大写的主人的统治,完成对他者的反思。列维纳斯批评黑格尔哲学是对他者的大写的不——当以西方的理性传统来看待他者的时候,其实是对他者的统治和奴役。在这个传统中,我和他者有貌似平等、对称的结构。但列维纳斯批评说,这种貌似非常理性、人人平等,利用法律精神构建的支架,其实在暗暗进行对他者的奴役。列维纳斯对“他者”与自我之关系的颠覆,由此成为西方激进左翼的资源,然而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却本源于圣经的启示传统。


主题发言人:申舶良,策展人、写作者


申舶良:之前刘畑提到《寒夜》的原始文本是否有可能形成某种限制。在策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四位艺术家对小说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解方式。在书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汇处,他们作为读者的状态各不相同。同时,遗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维度。我们很早就确定了艺术家,他们早早读完了小说,之后过了大约三个月展览才正式启动,他们说已忘掉了很多内容,要回去重读。我们就说不要重读了,现在还记得什么,对你们来说就是小说最重要的部分。在不同的现实处境影响之下的记忆和行动,可以产生全新的局面。巴金的小说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起点,而不应该是一种限制。



《寒夜》文本的选择


贺婧:刘畑提到关于限制性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听到展览的名字,知道是从巴金的文本而来,这和到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展览,两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寒夜》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叙事性的故事,但展览现场呈现出来的可以说是比较“解构”的一个结构,完全不是你想象当中从一个故事发展到与它相应的展览的状态。舶良刚才也谈到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给你的感受,这个当然很个人化,也很重要。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们选择了这个其实很传统的故事?因为如果是以策展人的角度来做这个展览,在文本的选择上可能会是更具有解构性的、更加后现代的或者是剧场化的文本,而不是拿一个相对传统的文本来做。   

 

申舶良:《寒夜》正符合我们当时的心境,我们就以它为起点。接下来将陆续以“创作|扮演”的方式策划“文学三部曲”,会选用不同类型的小说文本。

   

戴章伦: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比较感性与个人化,为什么是巴金?为什么是《寒夜》?我想,就是缘分吧。它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触,是你跟文本之间很私人的秘密。就像写作时,选择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我大概也不会说得清原因。就像如果你问我,作为策展人,你为何选择与这位艺术家合作而不是那位,我想我也只能回答,这是一种直觉认定,一次心动……



展览的本文状态和书写状态


UCCA展览现场,图片来源:UCCA


刘畑:刚刚更多是从“文本到展览”的角度来谈,但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展览,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包括一个关键词是:隐喻。艺术家、作品、展览对隐喻的依赖和限度与发挥到了什么程度?艺术家很多时候和文本建立的关联,都是依赖于隐喻这个基本手法。


从策展的角度,再对比戏剧:一个导演依然是导演,所有细节的掌控者,也就是director方向者,但是展览中,策展人似乎是一个解体的director,不是操控一个单纯的“方向”(direct)的人;他可能是conductor——又是“指挥”、又是“导体”,而且,更重要的是“导体”这个方面。

 

《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现场

昊美术馆,上海,2018年9月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从“角色”的角度说,艺术家和策展人本身就是角色,我们成为艺术家和成为策展人的这个过程中,已经历了一个角色扮演的进程,这个进程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我非常赞赏策展人和艺术家形成的那个微信讨论群。我自己做“开放问题研究所”,把它定义为一个“共同-临时”的组织:把“当代”(contemporary)这个词拆开了,con-temporary。每个人的共同临时,每个人的part time(部分时间)的拼凑、加和、交集、抵消,最终形成了所有个体之外的某种东西。这个是真正策展所发挥出的对人与人之间调动的意义,所以微信群、前在文本,可能给出的就是一个“共同阅读”的机会,所有后续发生的一切,都依赖于这个机会。而“角色”是一个“视角”的机会——拥有了站在这个角色位置上、作为一个坐标的原点,去看待文本和文本之外的世界的机会。这样一个观看的纵横交错和它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行动结果,才是最让人激动的东西。

 


 * 以上内容为讨论会发言节选,由嘉宾修订而成

编辑:胡斯琦

排版: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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