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大移民——一段沉痛的往事
2009年1月，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以下简称《新安江大移民》)一书的问世，一段淹没在美丽千岛湖底的沉痛往事，终于浮出了水面。
本书作者童禅福，是身历其境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他在13岁那年，从昔日富庶古朴、铺满石板路的淳安威坪松崖村迁到开化县青阳公社的血吸虫疫区，“一家6口人，祖孙3代,男女老少,住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屋里……”
《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樊国安认为：“这部书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真实的原则，记载、叙述了新安江水电站从设想到行动的一幅幅历史画面。”
“开卷一读，便欲罢不能，这本书迫使你用心去读，用情去读，甚至用泪眼去读。亲历者感叹往事不堪回首，旁观者难以置身事外。”浙江财经学院副院长、经济学者邵鸿烈撰文感慨。
一位新安江移民在读这本书时写满了批注，他说：“我总觉得，我们的移民故事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很值得代代传颂。”
省政协常委鲍钢在《联谊报》上撰文说：“我含着眼泪读完了此书，这是一部极具史料性、真实性和公民心的著作。”
看完此书，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慨然写下：“这本倾注了20年心血的巨著，将以其特有的价值载入史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一位中国高官对这本“说真话”之书的肯定。
3月18日下午，《新安江大移民》的作者童禅福在杭州文晖大厦接受了衢州日报记者长达3小时的独家专访。
64岁的童禅福精神矍铄，不时爽朗大笑，但每每谈到移民的辛酸往事时就会叹气，陷入无尽的沉思，他说：“许多时候，我只能默默地流泪，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只能呐喊，把移民们心中的话设法说给天下人听！”
《新安江大移民》报告迟到50年的真相（节选）
我常想，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新安江水库移民，是在特殊背景下的国家特别行动，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如果不遇到那三年自然灾害，新安江的移民们也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我的目光在千岛湖的水下，为了父老乡亲的重托，我必须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1988年，43岁的童禅福被任命为浙江省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闻风而动，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找他了。老乡们说，盼了多少年，总算盼到我们的移民当了官。他们把童禅福当成了“救星”，渐渐的，童禅福的家几乎成了淳安移民的上访中转站。
虽然帮不了太多的忙，但童禅福每次都会认真倾听，很多时候，他的思绪也会不自觉地回到那段非常岁月。新安江水电站开工那年，他只有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童禅福出生在淳安县松毛岭脚下的松崖村。这个如今已沉睡水底的村庄，在他的心底曾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
松崖村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村内的大巷小弄全用青石板铺砌，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童氏是这里的最大宗族，童氏宗祠第一大厅的柱子要两个成年人才能环抱，雕梁画栋，极尽辉煌。
安详宁静的千年松崖古村，直到1959年3月25日才被惊醒，当晚，村里召开了动员会。说是动员，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传命令。可是，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留给我们只有短短的20天，能做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的，何止是松崖村，对生活在新安江两岸的农民来说，大水几乎瞬间就漫上来了。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向祖宗道别。
1958年，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在农业领域全面铺开，原先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却被批准，安置经费一降再降。
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谁敢讲真话？后来，水电部和浙江省委又提出，要与规模相仿的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比速度。于是，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比原计划提早了20个月，为了这超常规速度，移民们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和牺牲。
你要知道，仅从1958年到1959年的两年时间里，移民时间只有7个月，但却完成了12万人的搬迁任务。怎么搬？每天都是军事化的“大行军”，从新安江街口到富春江、钱塘江，尽是白帆点点，公路上，扶老携幼的移民肩挑背扛，来去匆匆，烧木炭的大篷车不时地穿梭往来。
我的开化中学的班主任厉汉杰于1959年10月应邀去淳安中学观摩运动会。他告诉我，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一片凄凉，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都是被遗弃的各种各样的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又像临潼斗宝。厉老师还说，那天的运动会，没有欢笑，只有悲伤，因为运动会一结束，淳安中学就要搬走，老县城贺城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座废城，一座水下之城。
移民们匆匆告别故乡，什么故土，什么亲情都丢弃了。
无奈的离家，可迎接他们的是什么：未完工的劣质安置房，无孔不入的血吸虫，与接收地居民不断激化的矛盾，重复的迁徙，望眼欲穿的安置费……疾病、饥饿、死亡、赤贫、纠纷、上访，从此如影随形，伴随着大多数移民的后半生。
我赞同鲍钢书评中所说的，新安江移民工作，是那个特别年代的“国家特别行动”，为了经济快速发展，早日建成新安江水电站，千万普通的农民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考虑的时间，更没有诉求的地方，他们举家的走向，全都无条件地服从于电站大坝的建设进程，服从于发电机组工期的严格要求，那是国家意志、领导人的决策，一个普通百姓只得听从上级的安排。
30万移民，这么多的问题不断地叠加，总有一天会引起党中央高度重视的！
我开始搜集有关问题的材料，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水电站开工那年我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
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小船穿岭而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们村里，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讲：“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昔日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昔日淳安，有耕牛开春尝鲜的习惯，我六岁开始放牛，立春之日，全村百头大小黄牛被赶上东山尖，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
24万移民，几乎人人都对故乡怀着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故土难离。20多万水库移民，近10万个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写一本移民的书。我家，就是10万家庭的一个缩影。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只给20天时间准备。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一只大橱柜，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
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那一晚，村里家家点着灯，家家一片呜咽声。半夜，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淹到他爷爷啊。”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
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在爷爷坟前，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替代香纸。我们拜了，念叨了，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
我们扶着小脚的奶奶，走上了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如果换个年代，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庐寻访第一批移民时，他们反映，当时移民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来时，移民的房子都没有造好。但移民说：“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么是有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的。”
当时的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山区移民移山区，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从此，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无序的一团乱麻。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又叫“行动军事化”，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那段时间，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我们提出要和美国比速度，结果比原计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7个月内要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让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
我从淳安移民办的档案里看到，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内，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当天晚上开会动员，会要开到天亮，早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富阳。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告诉我，1959年10月初，他去参加淳安中学运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平时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明清两朝的千工床，
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地遗弃在干结的泥田里——当时提出，移民要“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
我们全家八口人，七人得了血吸虫病。爸爸的棺材起杠了，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翻开当时的记录，真叫人心头沉重：原计划五年完成20余万移民任务，压缩到四年完成，原来确定移向金华、嘉兴、建德三地29个县，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开化、桐庐、建德的4个县。从1959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病的五万多新安江移民，被安置到了最贫困，又是重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开化、常山等地。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几个自然村里。我家和五六户人家，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间房。一日三餐，五六个灶头烧起来，整座屋里黑烟弥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无奈的小虫”。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我们蜀埠山清水秀，泉水丁冬响，人人都健康。到了这里，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也不晓得怎么防。不到半年，我们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
1971年，是一个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前一年，我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我知道他们是在开化待怕了，穷怕了——除了奶奶，我们父母兄妹7人，全都得了血吸虫病！直到今天，我的肝脏里还有血吸虫卵。父母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也不知为啥，田里就是不长粮食，我妈挺着肝硬化的身体，风里雨里地摘野菜。一年下来，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只为从嘴里省下米饭，供我们上学。我的知识，是父母用血泪堆积的！
迁到江西，生活并没有好转，母亲却在1971年的8月9日，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她才48岁，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这次是我父亲，他才50岁！
父亲是突然死去的。奶奶向我哭诉：你妈死后，你爸像丢了魂，特别是9月份开始，村上的移民开始建房，而你爸自从医了两次血吸虫病后，身体就彻底垮了，他看到别人上山砍树，背回来一根根屋料，他就坐立不安，想自己背不动屋料了；又经常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费，不停地数，不停地自言自语：只剩下二三百元钱，这房子怎么造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大前天早上，天还没亮，你爸点起煤油灯，又拿着那叠钱数，后来就靠在床沿上不动了。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身为长子，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可怜我父母，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那天早晨，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
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火车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50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不论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缺山少地、穷山恶水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开化县树范大队有个“大炮轰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个富裕村，当年全村移民到开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妇女十月怀胎、皮肤像杉树皮一样粗糙的血吸虫病人，吓得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拦了回去。没有了退路，他们下定决心要灭钉螺，拼了命开出三百亩田，消灭了血吸虫病，把芒草沙洲变成了良田。邻村的当地人眼红了，想用土炮把他们轰走呢。
互联杂谈后记：
为了大多数人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利益吗？如果少数人自愿，其他人当然可以接受，也可以赞扬他们。但是如果少数人不愿意，其他人可以强迫他们吗？更进一步，如果直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说是为了整体国家利益或者子孙后代的利益呢？谁又有权力做这样的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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