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一种教养，我想重复一千遍

文｜赵凌（刊登于南方周末）

原南方周末记者 2005年至2009年参与报道聂案

我在办公室开着word文档，脑子里正盘旋着“青春”二字。这是我们正在准备的一个专题节目，蒋勋先生会来博雅小学堂解读青春版《红楼梦》。

朋友圈突然看到聂父号啕大哭的照片，“无罪”两字配着聂树斌青春的脸庞。大脑空洞。起身关上门，任眼泪流下来。

聂树斌的青春残酷地结束于21岁，他坟头的青草一枯一荣，到如今已是21载。而我也从一个激烈的年轻人步入中年，有了自己的孩子。

漫长的剧情安排在历史的此刻结尾，恰似一个致青春的集体告别。迟到的正义归还了聂树斌的声名，他终于能以清白之身告别青春。这11年也浓缩记录了我的青春与理想，最锐利的年华。我一直说，记者只是尽了本分，没有额外的功劳。

离开报社已经两年，如今我的工作和孩子有关，和曾经的记者同事一起给孩子们做些人文启蒙。我们也会给孩子们讲新闻。我想过要不要讲聂树斌，但很快就否定了，太残忍。

当时山东高院重审消息出来时，我曾说，信任已然耗尽，无力欣喜。和那些漫长绝望的沉重相比，翻案的欢愉过于轻柔。

过去一周，我体会到了巨大的能量，一些多年失联的同学朋友辗转找到我，向我了解案情表达敬意，还有几个已定居海外。我们博雅小学堂的好多个粉丝群都在讨论聂树斌事件，她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业，接受过不同层次的教育。有妈妈给我发来红包，托我转交聂树斌的母亲。聂树斌出人意料变成了全民话题。

我对这个事件因而有了积极的理解，它来自这些普通人身上的正义之光。我觉得，聂案能翻，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如此之多普通人在惦念关注聂树斌，在私人场域发表观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想致敬每一个表达过自己正义的普通人。

聂案中，人们在批判之后，也在反思平庸之恶。即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聂案从抓捕到枪毙，这个链条中的每一个案件参与者都有过说“不”的机会和权力。

我想聂树斌仍然要讲给孩子们听，但不会讲残酷的真实。我会说，如果你的老师诬陷了你的同学，说他偷了别人的东西，你会怎么做？你选择沉默，还是说不？

我想必须要给我们的孩子讲讲聂树斌。媒体人苏更生在看过美国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说，正义是一种教养。是的，正义是一种教养，我想重复一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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