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的唯一目标是征服群众
1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谁也不能把耳朵塞起来，因此，国民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这一点，把许多广播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就都能收听到广播了！即使当时你在咖啡厅或餐馆，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党的声音传到你的耳朵里。
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相当于浪费多少工时！但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外国报纸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就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美国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他们全都被捕了。
这样的政治环境，还有几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成为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这类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只有纳粹党一家，王婆卖瓜，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安德森爵士这样评价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跟美英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明知帝国已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戈培尔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没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极权政治的世界，有时候很难分清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威望，为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哪家报纸公开披露帝国的阴暗面，就是为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良心上的不安，免去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外扬了？
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美国小伙子加以反驳，话题就很容易引到美国也有私刑、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这样的国家，不疯才怪。
2、“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戈培尔的忽悠还真有人信。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何许人？帝国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谁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当局不仅没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监控，秘密抓捕，关押，驱逐，不让回国，判处死刑，劫持，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帝国活下去，就得清楚马王爷几只眼。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音乐协会、戏剧协会、文学协会、新闻协会、广播协会、电影协会。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这样一来，通过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有组织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不让写现实，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唱赞歌就行。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路德维格和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意志的胜利》剧照
3、“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对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政权使用，民间资本也间接为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反正它没有自个掏钱的风险。
因为管制，难免会有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二战爆发前，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报刊都是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通过购买、清洗、控股、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达到操控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创刊于1704年，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当局手里，忠心程度甚至比党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名下，无须为所有报纸的亏盈付费，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博士或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这两项规定不是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提到，因为偶尔把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处死刑，后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那是谁之过呢？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不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判处了一男一女死刑。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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