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老兵与美国移民清洁工（深度好文）
互联杂谈按：
两个事情放一起似乎有些不太合适，但文后《阿摩司书》这句：“唯愿这个世界上，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却一定会让你心有戚戚焉。
来华为已经13年了，级别还可以，因为绩效不错（基本都B+以上、偶尔A、也偶尔B、没有C），所以收入也不错（比上不错，比下有余，知足了。）。
上周被领导沟通要求内部退休，说是公司强制的，部门没办法。我再问：不是45岁才退休的吗？我还可以多奋斗3年。领导说：公司鼓励提前退休。经过部门AT会议商量：觉得你也是老员工了，为华为服务10多年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绩效非常不错。但是你现在年龄偏大，在部门也算是年龄数一数二的了，所以把内部退休的名额给你。我再想说：。。。没等我出口，领导又说：不是每个老员工都能内部退休的，这个你也很非常清楚，你应该感到庆幸，公司会给你保留部分股票。公司的政策说变就变，你现在不愿意退，公司说不定下半年就给你打C逼你走，到时候你年终奖没有、也不让你内部退休，你的损失更大。我不再多说什么了，对领导表达了感谢。
凭心而论：为华为贡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这13年我工作一直尽心尽力，别人干不了的活领导交给我，我也克服困难完成了。由于领导沟通退休太突然，我心里好几天都没平静过。
这几天问了周边的部门和朋友，有好多也被沟通退休，有几个已经退了，但是更多的老员工都没让退休，公司采用各种手段搞走了，我的心也逐渐平静了许多。其实这些不管是让退休的，还是被逼离职的，绝大部分都工作尽职，而且有不少是行业专家。
爸爸得知我被公司强制退休，很愤怒，非常不理解：华为公司真没人性，你才42岁，这么年轻，退什么休？老婆倒是很高兴，说：你终于有时间休息了，以后就做家庭煮男吧。妈妈赶紧补刀：这么年轻不工作坐吃山空呀？儿子还这么小，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做什么吧。
还在等公司的进一步通知，但是我知道离开华为的日子很近了，奋斗13年了。虽然也经常骂华为工作变态，但是此时心里有更多的不舍。难舍华为，但老板说过：公司不是家。希望回归家庭的我，开启新的人生。
42岁被强制退休，是福是祸？我回答不了，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回答。
在美国当陪审员(节选)
转自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
身着黑袍、须眉皆白的法官及时开口了：
“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 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
法官马可思温和地看着陪审员，如此给出了第一个法官指令。
你是否愿意聆听证据？
这是一个炎热的午后。一排排参天的棕榈树在热烈的加州阳光下摇曳。洛杉矶市中心的高等法院里，我正和十一个美国人一起，在一桩“工伤歧视案件”中，履行公民责任——当陪审员。
在美国，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陪审团，选择权在被告手里，被告可以选择法官判案，也可以选择陪审团判案——陪审团好歹由十二个人组成，总有个把人同情我这个被告的吧？所以许多被告都选择陪审团。如果是刑事案件，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需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所以，只要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被告就赢了。民事案件各州要求不同。在加州，需要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裁定被告败诉，或者说，只要四个人同情被告，被告就赢了。
陪审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是从当地公民里随机抽取。然后到法庭上，由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共同筛选。此案选陪审员就足足选了两天。凡警察、警察家属、和当事人认识的人、对移民（尤其是不懂英文的移民）抱偏见的人、生活中有过任何事情会影响此案判断的人……都被剔了出去。
... ...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当这个陪审员。要丢下工作三个星期，还要每天朝九晚五到交通最拥挤的市中心法院报到。所以，当被告律师问我：
“假如本案最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KBM公司有错，但是你心里对原告有好感，那么，你能不能直视原告的眼睛，对他说‘我不能投票裁定KBM公司赔偿你’？”
我回答：
“我不能！”
这样，被告律师就会把我踢出去了吧？我暗暗期望。
可是，法官插手了，他问我：
“你愿不愿意敞开心胸，聆听证据？
”整个法庭肃穆无声。正中央高高的法官席上须眉洁白的老法官，审判席上的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听证席上的五十多位候选陪审员，都在安静等待我回答。我知道，如果我回答“不，我做不到”，大概就可以如愿回家了。可是，望着宽阔墙壁上那架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审判”、带着绿色铜锈的古老天平，再环视法庭——这代表着人世间尚存正义和公理的地方，我忽然说不出“不”字来了——那实在超过了我的底线。于是我说：
“我愿意！”
就这样，自从我二十岁出头来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当选了陪审员。从这天起，朋友开始很开心地称我“蔡青天”！我笑着回应：若指望包青天以一人之勇气和能力惩恶扬善，海晏河清恐怕永远只是梦想。不如你们陪着我，一起体验一下，看能用制度保障多少公正吧！
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
每次开庭，原告、被告及律师都站立在法庭中央，面向门口，面带微笑，双手垂直，恭恭敬敬地迎接陪审员进入法庭，然后进入陪审席。
这个案子，根据原告律师描述，是这样的：
1990年，一个二十岁的萨尔瓦多青年“为打死”先生（Mr. Vds）来到美国。同年，他在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之一KBM（员工逾十万）成为全职清洁工。到2008年，他的薪水是每小时十三点五美元，也就是年薪接近三万。由于他工作了十八年，每年有一个月带薪休假及一周带薪病假。如果他再工作两年，也就是工作满二十年，就可以终身享受公司的退休金等福利了。
然而很不幸，就在这时，他因长年背吸尘器，背部严重受伤。医生要求他：不要背负十磅以上重物，不要持续站立、行走，亦限制他弯腰、扭腰、屈膝、举左手过头、伸展手臂，或推、拉、攀爬等动作。他把医生的证明递交给了公司，也报告了工会。过了几天，他的部门经理C先生告诉他：按照他现在的健康状况，给他换了一个清洁地点，去清洁某街道的444号大楼第十层。于是他去了。到了那儿才发现，那儿的负责人根本没有收到公司指示，完全不知道此事。他回到原来部门，C经理告诉他，已经把他转出去了，现在他不归那里管啦。
接下来几年，他一直试图找出他到底归谁管。他成了公司雇员名单中的“幽灵”——没有被开除，但也没有任何部门分配工作给他（即使后来他的工伤已经好转），当然也拿不到一分钱薪水。他给所有的部门打电话留言，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他的身体状况很难找到新工作。又因为公司没有真正开除他（不敢开除，他受工会保护），他也拿不到失业救济金。最后，他的车子、房子被贷款公司收回，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他得了抑郁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至今还在遵医嘱吃抑郁症的药……
在法庭上，原告律师就此质询了清洁公司的七八个部门经理。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只有两个经理，自始至终都用“我不记得了”来回答。
原告律师向陪审团出示了清洁公司经理之间的信件，这是公司按照法官命令，必须向原告律师提供的。其中法律顾问部门的经理写信给其他部门经理说：如果我们再不理睬此事，我们要吃官司啦（很不幸，还是没人理睬）！
当然，这是原告方的叙述。被告方同意吗？答案当然是：不！
被告律师抗辩的重点在于：原告受伤后，根本不能再胜任清洁工作。
“在清洁工的世界里，拿重东西、伸长胳膊擦洗东西、站立、行走、弯腰、屈膝、蹲下……是最基本动作。”
B副总经理，在征得法官许可后，用力拉过一个半人多高的大垃圾桶，拿出里面的拖把，弯腰示范清洁工如何拖地。他又拔出一个鸡毛掸子，伸长了手臂，去掸法庭墙上的巨幅油画框上的灰尘，以及法庭文件柜的顶部。他又指着墙和地板的接缝，说：
“这样的地方，绝对需要蹲下或弯腰，才能擦抹。”
“真的吗？”
原告律师哼了一声，也拿过一个拖把来。她直着腰，双手握住拖把，按照“8”字轨迹，摆动手臂，拖起地来，就像小蜜蜂跳8字舞。她一边拖一边问：
“我弯腰了吗？”
“没有。”
B先生不太情愿地回答——没办法，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弯腰，她直直站着呢！
“我屈膝了吗？”
“没有，但是……”B先生还想争辩一下。
“这是一个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
律师毫不客气地打断他。
“没有。”B先生只好回答。
“我下蹲了吗？”
“没有。”
“我扭腰了吗？”
“没有。”……
十几个“没有”回答下来，B先生开始头上冒汗，因为他意识到，医生不准做的那些动作，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做。也就是说，“为打死”先生并非“什么清洁工作都不能做”。
... ...
不得不说，被告律师也是很厉害的——能被一个超过十万员工的大公司雇为律师，肯定得有两把刷子！
法庭传唤了原告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到庭后，被告律师连续质问了他三个多小时。我发现被告律师有一个特点：每次面对敌方证人，会有意地使用一连串不歇气的排比句提问。结果是，一般问到第三个问题，证人的汗就下来了。问到第五个，证人已经完全结巴了。半个小时之后，证人基本上崩溃了。从第一次听过她的质询，我就开始在心里称她为“金发灭绝师太”了。
这次，她把可怜的医生问得几乎嘴歪眼斜，简直是一副中风模样。医生嘟嘟囔囔地说：“我下次给病人开证明时，一定更谨慎些。”
... ...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每逢原告律师慷慨陈词，被告律师就激昂反驳。两个律师之间，总是拼命地互相干扰。一个律师刚问了证人两句话，另一个就大喊“objection”（抗议）。法官随即会说sustained（抗议有效）或者overruled（抗议无效）。
有个陪审员不明白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书记员。书记员再递给法官——按照法律，陪审员不能和法官、律师、原告、被告等所有人有任何私下的接触。
法官当庭读了纸条。他首先感谢陪审员的认真态度，然后解释：
当一方律师质询证人，另一方律师提出抗议后，法官会有两种裁决：
一是sustained，等于Stop，法官不允许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二是overruled，等于follow the question，证人必须回答问题。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整个法庭天天都在“objection” 、“sustained”、 “overruled”中度过。
... ...
当陪审员几天后，我学了一个词——Jury Nullification，陪审团的拒绝，就是陪审团故意拒绝接受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这有各种原因：
一、陪审员集体任性。据说曾经早年有一个美得倾国倾城的女人，谋杀了丈夫，证据确凿。可是十二个男性陪审员（当时陪审员全是男的，女性无权担任），啥理由也没有，硬是判她无罪。后来，案件上诉，法官命令将这个女人的脸蒙起来受审，才最终判以绞刑。
二、陪审团认为，相关法律本身不公正，违反了自然正义，是为“恶法”，陪审员可以按照良知拒绝。“陪审员不需要懂得法律，只需要按照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断案。”所以陪审员可以听从良知召唤，拒绝恶法。
三、陪审团要对某些超出案件本身的社会问题传达某一信息。
四、歧视和偏见等等。
... ...
当人民认可一个体制的时候
案件审到第二个星期，二号陪审员的丈夫因疝气动腹部手术。我以为她会请求退出陪审团，回家服侍丈夫，但是没有。其实，她可以回去的。在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之外，还有两个候补陪审员。但是她认为，她家情况没有那么紧急，不必动用候补陪审员。她真的一路坚持到底。
陪审员规则也很有意思：只要有一个陪审员缺席，就不能开庭，所有人都得等。规定很有效。如果迟到要罚款，或许还有人迟到。但如果迟到会导致所有人等待，这样的惩罚其实更严厉。所以，三个星期下来，从没有一个人迟到，更没人缺席。有一个陪审员因害怕交通堵塞，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到。开庭后，陪审员也有权随时要求到法庭外休息或上洗手间。不过同样，只要缺席一人，整个法庭就要停顿。所以没有一个人动用过这样的权利。大家都很克制，尽量少喝水。腰酸背疼也忍着。
其实好多人不愿意当陪审员，因为影响正常工作，有的人还会损失工资（政府机关和大公司会照旧支付薪水，但也有很多公司不付）。可大家明白，这是公民责任。大家都不当陪审员，美国的法律体系就崩溃了。
当人民认可和尊重一个体制时，他们是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它的。
... ...
幸福来得太突然啦！
一天上午，毫无预兆地，案件进入了结辩，就是律师做最后陈述。
一开庭，就“子弹”横飞，尸横遍野，中弹的有被告、原告、双方律师、原告的护士、清洁公司的经理……全都被律师“骂”得惨不忍睹。法官曾经告诫过陪审团，结辩是“声明”, 而不是“证据”。所以双方律师可以不讲求证据，随意发挥。
果然，原告律师说：
“你看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B，他得意洋洋地走进法庭，声称自己是专家。结果你们看到了，他什么都不懂……你们再看看地区经理S，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要问四遍，他才回答‘是的’。这样的人品，能信任吗？……再看看部门经理M，没有任何理由，他就给员工捏造罪名……”
被告律师：
“你们看看这个原告，他一面要医生开证明，说他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却要求公司赔偿他，因为公司不给他工作。这样的人有信用吗？你们能相信他吗？……”挨骂的人就坐在法庭里，被骂得脸色发白，但是一声不敢吭，免得被赶出法庭。
结辩之前，法官首先给出了法律引导说明，分两部分。第一是普遍性的法律知识，比如什么叫做“观点”，什么叫做“证据”，什么叫做“直接证据”，什么叫做“间接证据”——证人看见飞机坠落到地上，就叫做直接证据；看见飞机坠落时划过天空的白烟， 那叫做间接证据。第二部分则和本案直接相关：在本案中，原告需要证明什么，被告需要做到什么……法官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十六个问题，我们必须逐项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结辩的程序是：原告律师先讲，被告律师后讲，最后是原告律师做简短回应。
原告律师在大屏幕上展示了法官即将给陪审团讨论的十六个问题。像老师讲解题目一样，她逐项给出“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她希望陪审团选择的）：“问题一，你们应当选择‘是’，因为……问题二，你们也应当选择‘是’，因为……问题三，很明显的，应该是‘大大的是’！”她以非常夸张的表情，连说带表演，加强陪审员印象。
法官则提醒我们：
“律师所讲的，是她的观点。既不代表事实，也不代表证据。”
讲解到最后一道题，原告律师眼中流出了泪水，她走到原告身后，扶着他肩膀，哽咽着说：
“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男人，他自年轻时候起，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八年！他什么也没做错，只因为受了工伤，公司就毫无怜悯心地把他踢走，甚至对他说：你可以换一份工作；也许，你可以去上学进修……多么可怕的说法啊！……”
灭绝师太在一旁大叫：“抗议！”
法官裁决：“抗议有效！”
原告律师收起眼泪，用力擤了擤鼻涕，面对陪审席说：
“陪审团，接下来，被告律师会力图证明清洁公司是对的。请不要被她愚弄。我相信你们的智慧。我把当事人交在你们手中，只有你们能给他伸张正义！”
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下午两点半，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法庭一侧墙壁上，像魔法一样，突然开了一扇门——门上挂了一个牌子，陪审团室。我们十二个正式陪审员，走了进去（可怜两位候补陪审员，不能进入，只能坐到法院的过道里等待）。
陪审团室有一条长方桌，十二把椅子，有男、女洗手间，有饮水器。居然还有一张床，供躺下休息……总之，满足陪审员一切生理需要，就是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送我们进去的法庭书记员一向搞笑，她说：
“在你们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吃心脏病药的，赶快吃。曾经有陪审员因为争论太激烈了，心绞痛和脑溢血发作。医院离这儿可远。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会先来急救，做点儿人工呼吸、心脏挤压什么的……”
陪审员们看着她貌似四百磅的体重，想象着她来给自己做心脏挤压术，那画面太美不敢看……于是大家纷纷表决心：“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她离开房间、把房门关上后，陪审员开始了闭门研议。
我们每人有一叠文件，是法官给我们的十六道题，就像是一份考卷，要我们按顺序回答。另外，桌上有一本法官给出的指导，以及两大本被法庭确认为证据的资料。每位陪审员自己还有一个笔记本，是法庭笔记。陪审员要藉着这些材料，凭着“证据、常识和良心”，做出最后判决。
法官给的第一道问题是：
以原告的身体状态，当时他能否完成基本的工作？
陪审员斯哥特首先表达意见：
“医生认定原告不能屈膝、不能弯腰……他怎么可能完成清洁工作？答案当然是‘不能’了！”
另一位陪审员马修马上反对：
“医生已经在法庭上证明他不是不能做这些动作，而是要有限度地做。”
第三位陪审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说：
“伙计们，咱们先看看法官的指导是什么。”
翻到第一题，说明是：
原告求偿的是2010到2015年，所以陪审员要考虑的是原告在这段期间的身体状况。
于是大家赶快翻开“证据”，找到了医生在2010年开的证明，说被告健康状况有好转，可以回清洁公司试试，看能否继续担任清洁工作。
斯哥特马上又发表意见：
“按照医生的证明，即使到了2010年，原告的身体状况还是百分之五十二残疾。怎么可能继续当清洁工？”
马修皱眉说：
“的确，如果当时KBM公司允许他回去再试试，大概也是会发现他做不了清洁工了。问题是，KBM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我也发言：
“重点在于，我非常不喜欢清洁公司对待他的方式。他二十岁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一心想把他踢出去，不在乎他能不能生活下去，甚至还羞辱他！”
我右边的陪审员马上赞同说：
“是的！任何公司这样对待自己多年的员工，都是可耻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直到法庭下班时间，陪审团中的“Yes”派，仍然没能完全说服“No”派（主要就是斯哥特老兄），还有几位是中间派。
根据本州法律，民事案需要九位陪审员同意，才能达成决议。刑事案则需要十二位陪审员一致同意。如果达不到要求的人数，陪审团就得日复一日地讨论下去。如果最后实在达不成一致，就变成了Hung Jury（失审），那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这算啥理由啊？
第二天，一进入陪审团室，就对前一天讨论过的第一题，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十一比一的绝对多数，决定答案为“能”。
这第一题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此题答案为“不能”，就表明陪审员认为原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当清洁工，原告就输了，后面的问题也不用讨论了。陪审员会直接到文件底部签字，然后法庭宣布原告败诉。
既然第一题答案是Yes，那么接下来当然要讨论第二题。第二题举手表决的时候，斯哥特老兄突然声明：
“我不必投票！因为第一题下面写着：如果你第一题回答No，你不用再回答下面的任何问题。”
大家都怔住了，是这样的吗？好在有一个人以前当过陪审员，赶快解释：
“哥们，这个you（你），不是指你一人，指的是投票时的多数人（英语中you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你们’）。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投了No，那就不用回答下面的问题了。”
“But it says you!”（“但是题里面说的是‘你’！”）斯哥特老兄坚持。大家纷纷劝他：
“这个你不是指你一个人啦，是大家啦。你必须投票啊！不然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
“可说的是‘你’!”他老兄就坚持。
大家劝他劝得口干舌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按了墙上的铃，把书记员叫了进来，请她解释，这个you到底是谁。
书记员像一座巍峨大山（大家没忘记她的体重吧），矗立在斯哥特面前，对他说：
“这个you是指majority（多数人）。如果第一题多数人投了Yes，你就必须继续投票。”
斯哥特屈服了。
第二题其实是一道很明显、很容易回答的题，大家都选择了“是”。但是，但是，斯科特老兄又选择了否定的No。“斯哥特，为啥呀？”大家纷纷叫起来。他回答：“我第一题选了no，第二题我也得选no。我不能一会儿选yes，一会选no。”这算啥理由啊？
要说人家斯哥特老兄，还真有骨气。后来在整个讨论和投票过程中，他坚定地和所有人作对，以每次一比十一的勇气，坚持到结束。
幸亏这是民事案，假如是需要全票的刑事案呢！？
怎么下手计算赔偿啊？
一路“是”、“否”地做下来，碰到了一个指示：如果你第一题和第二题选了“是”，并且第五题或第八题选了“是”，接下来请跳去回答第十二题。
大家翻到第十二题一看，原来是要陪审员计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多少钱。大家面面相觑：这怎么算呀？
仔细一看，这题目下面，又分了四道小题，要陪审员决定：
一，原告过去的金钱损失；
二，原告过去的精神损失；
三，原告未来的金钱损失；
四，原告未来的精神损失。
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我问那个当过陪审员的人：
“如果我们随便填一个赔偿额上去，法官会问我们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吗？”
他回答：
“不会。陪审团决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个陪审员弱弱地说：
“要不我们凭感觉填一个数额上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确实，三个星期下来，陪审员每天直挺挺地坐七八个小时，早就腰酸背疼，腿也肿了。坐在我前排的陪审员，脚背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
然而，就是她，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对大家说：
“We've come so far, we got to make it right（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得把事情做对，善始善终）。”
大家都同意了。
看看面如苦瓜的美国同胞，身为理科生出身的我，认命地翻开了自己的法庭笔记，看了看当初做的记录，向大家建议：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10到2014年底，原告由于没有工作，损失了多少工资。再减去他打零工赚来的钱，应该就是他这五年的金钱损失了。”
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我掏出手机，转到“计算器”一档，边说边计算：
“他最初的时薪是每小时十三点五五美元，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因此每周的薪水为五百四十二美元。每年五十二个星期，因此年薪为两万八千一百八十四美元。再乘以五，就是他的五年工资损失了……”
“等一下，”有一位陪审员突然叫停，“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公司通常每年都会给员工涨点薪水。我们应该把这部分考虑进去。就按每年薪资增长百分之三，如何？”
大家都回答：“Fair！”
于是我们算出了2010年到2014年每一年的工资。把这五个数字加起来，再减去原告这两年打零工赚的钱, 等于十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美元。
我们把这个数额填进了第十二题的第一小题。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原告的金钱损失。
第二小题是精神赔偿问题。精神损失值多少钱呢？有一位陪审员，是菲律宾移民，说：
“哪有精神损失这种东西啊！”
陪审员亚伯拉罕则说：
“应该按年薪的百分之五十计算精神损失。”
我说：
“百分之五十太少。百分之百才比较合理。”
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陪审员，对我的话表示反对，说：
“我虽然同情原告，我不会把全世界给他（意即我不会给他太多）。我认为应该给他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
亚伯拉罕问我：
“你同意吗？”
我想了想回答：
“我随大流。”
大部分人都同意络腮胡子的意见。于是我开始计算。结果为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一点五美元。我们把这个数字填入第二题。这就是原告能得到的精神损失赔偿。
接下来“未来的损失”，大家都认为，既然官司打完了，原告应该重新开始生活嘛。于是在未来的“金钱”和“精神”损失两个空格里，都填入了零。
把以上四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为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七点五美元。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应该给予原告的全部赔偿。
我提出了异议：
“我觉得赔偿数额有点少。”
“你觉得接近二十万美金还不够多吗？”亚伯拉罕问我。
“是的。我觉得这个数额不足以惩罚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员工的大公司。”
一位陪审员说：
“那么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说吧。”
他打开“法官指导”，翻到这一道题的说明，写着：
“陪审员只要考虑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可，不用考虑惩罚被告。”
我接受了。
案子判完了吗？没呢！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计算了原告应该得到多少赔偿之后，陪审团开始讨论下一道题，也是争论得情绪最激烈的一道题：
KBM公司是否有意歧视原告？
激辩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位陪审员说：
“我内心认为KBM是有意歧视原告。可惜，没有证据！假如有人能证明，B副总经理告诉各部门：嘿，伙计们，咱们一起把那家伙踢出公司去！那就证明了那个副总经理真是asshole……然而，原告未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所以，这道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应该是‘否’。”
证据至上！于是陪审团以十二比零的票数，认定该公司不是有意歧视（斯哥特老兄终于和大家同步了一回）。
填上答案后，看下面的说明：
“如果你选择了no，不需要再回答任何问题。请到本文件的底部签字，交还法庭。”
天哪，案件就这样审完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每个陪审员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当初书记员把我们送入陪审团室，告诉过我们：
“如果你们有事情找我，就轻轻按一下墙上的铃；如果你们达成了判决, 那就死命按铃。”
我们指定的首席陪审员，就是那位以前当过陪审员的，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墙边，死命地按铃。
两分钟后，我们十二位陪审员排着队，在双方律师团队、原告、被告和法庭工作人员的站立迎接下，庄重地走入久违的陪审席。
穿着黑袍的法官，转向我们，温和地问：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首席陪审员回答：
“是的，法官大人。”
“那么请把判决书交给法庭。”
书记员走过来，接过判决书，大声逐项读出问题和回答。听到那一连串的yes，原告的律师简直喜不自禁。而被告律师，很遗憾，居然还没有到庭，在座的只有她的三个助理，脸色凝重。快要读完时，被告律师才姗姗来迟。她一进法庭，听到的就是赔偿数额，脸顿时黑了。
审判书读完，应双方律师要求，法官又读了一遍判决书上的所有问题，并在每一道问题之后，问陪审员：
“这道问题，谁投了‘否’？”
每次都是斯哥特老兄咬紧牙关举手，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坚持到底。
我要说：我愿意！
最后，法官转脸，面问两位律师：
“律师们，你们满意了吗？”
两位律师同声回答：
“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放下手里的判决书，把脸转向陪审团：
“非常感谢陪审团这段时间的辛苦，你们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特权……不像太阳每日东升，不是每一个社会都有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始于公元前九世纪（以下省略五千字的陪审团历史介绍）……”
最后，法官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并不是国会把权力赋予人民，而是权力从来属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使权力保持在人民手里。”
结案后，两造律师及助理在交流。
我和其他的陪审员列队走出法庭。一个不懂英文的萨尔瓦多移民，一个清洁工，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而且赢了。虽然我们纳税人为此付出了大约十万美元的代价（据我后来的一位律师朋友估计），但我要说：我愿意！
回想着法官提到的“我赞同托马斯•潘恩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我下了火车，回到我住的城市。正遇到火车站旁每周一次的农夫市场。黑人歌手在大树下弹着吉他，人们随意地坐在草地上吃烤肉、烤玉米……
我买了一只西瓜，抱着，走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微笑，内心默默地祈祷：
“God！ Please hear my prayer！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
微博：@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邮箱：shanghaishuping@qq.com
微信公号：shanghaishuping
长按下方二维码打赏
金额随意
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长按下方二维码加
小编无名个人微信
防止失联，朋友圈更精彩！
长按下方二维码打赏
金额随意
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长按下方二维码加
小编无名个人微信
防止失联，朋友圈更精彩！
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全版《在美国当陪审员(幽默风趣，最后看到我愿意，却把我看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