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38周年特稿——中越为何翻脸成仇（下）

早在1976年，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就有过这样一段谈话：“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当年7月13日，这篇谈话在美国的《防卫与外事日报》上发表。此时，毛泽东还在世。

真是一针见血。

越南要想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就需要控制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曾经和越南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也一起在50年代的《日内瓦协议》后获得独立地位。历史上，越南曾多次侵略过这两个国家，加上被法国殖民时期曾经在所谓印支联邦中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因而天然就有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历史民族心理。1930年10月越南共产党扩大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有意图要统一实施三国革命。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将党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独立出来，分别成立了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胡志明当时就说过：“越南劳动党将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南劳动党以解放三国人民为己任。”改名大会上发表的最终会议公告仍然强调“要在尊重三国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联邦。”由此可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思想在越共高层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越南和老挝的联系比较紧密，为反击法国、美国的侵略及右派军队颠覆而共同对敌作战，在此期间有大量越军进驻老挝以保卫革命政权。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老挝国内各派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然而越南却以所谓越老“特殊关系”为借口，逐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对老挝的控制。当时越南的宣传机构公开对外宣称：“越南人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是越南的土地！”越南不但不从老挝撤军，反而不断增兵，扩大对老挝的军事占领。到1978年年底，越军进驻老挝的部队已超过了6万人，而老挝本国的军队还不过4万人。越军占领了老挝的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沙湾拿吉、北汕、桑怒、丰沙里等战略重镇，还控制了纵贯老挝南北的12号公路等主要交通线以及万象、万荣、塞诺等主要军用机场。老挝已实际上沦为了越南的傀儡。

比较难办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个王国，在历史经常遭到越南的侵略，对越南深怀惧意。《日内瓦协议》后，柬埔寨成为了一个中立国家，不同外国缔结任何同盟。当时的国家元首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中国关系很好。美国在侵略越南和老挝的同时，也力图控制柬埔寨。1970年3月，美国策动柬埔寨的郎诺发动政变，建立亲美政府，美军和南越军队也侵入柬埔寨，当时在外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则被迫流亡北京。这时先前与政府军对抗而逃亡在丛林中的柬埔寨共产党乘机崛起，打出了抗美救国的大旗。柬共就是著名的红色高棉，后来因为名声太臭也就少有人称其为共产党了。为了民族救亡，反击美国侵略，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捐弃前嫌，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共同抗击内外敌人。柬埔寨的斗争得到了中国、苏联、越南的共同支持，因而开展的风风火火。后来美国从东南亚抽身，郎诺政权便再也无法支持，最终于1975年被红色高棉推翻。西哈努克携家人回到了首都金边，担任了短时期的国家元首，后被迫退休并遭到软禁，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柬埔寨政权完全被红色高棉把持，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人，当年都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执掌柬埔寨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立即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行全国农村化和集体化政策，强制将首都金边的百万居民全部赶到乡下而不管他们的死活。又在党内党外发动不断的清洗，残酷镇压旧政权留下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和反对派等。无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被逼迫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红色高棉执政不过4年，全国600多万人口就锐减170多万，实在搞得天怒人怨。

波尔布特曾在1957年、1965年、1970年、1975年、1977年五次前往中国，并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波尔布特非常崇拜毛泽东，自认为是“毛主席的学生”，乐于虚心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和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因而毛对他也是青眼有加。为了扶持红色高棉，中国先后派出上万名专家入柬帮助其整顿组织和培训军队，并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资金的援助。投桃报李，红色高棉在夺取柬埔寨政权后即采取了亲中国的政策。对于红色高棉在国内实行的“改造”政策，还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毛认为红色高棉更加革命，搞得更加彻底，不像中国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法权。1975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最后一次会见波尔布特时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并表示：“他们说得比我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继续对民柬进行大力援助，民主柬埔寨的宪法还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帮助起草的。不过，对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倒行逆施，中国领导人中也有谨慎的持保留意见者。当时已经病重的周恩来曾两次在医院会见了波尔布特，谈话中提醒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不能急燥啊。”不久，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了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和乔森潘等人，当时就给出了如下忠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了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是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无奈，波尔布特当时已经利令智昏，他踌躇满志地对他的同志们说：“我们有优势，我们在组织上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毛泽东。毛主席说中国的‘文革’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天天都在搞‘文革’，永远不会停。”于是，红色高棉在极“左”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越南在控制了老挝后，便也想对柬埔寨如法复制，以援助为名建议与柬埔寨“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效仿苏联的“经互会”搞所谓的“印度支那经济合作计划”。并且，越方还坚持已被民柬政权一再拒绝的建立“联合部队”的计划。表面上越南戴着一副“友好”的面具，实则是要逐步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为实现其意图，越南还迟迟不肯从抗美救国战争中无偿使用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出。民柬领导人对越南的企图心知肚明，深怀警惕，因此进行了坚决抵制。再加上两国之间还有极其敏感的领土争议问题，互不相让。双方进行了长期而无进展的谈判，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于是越南和柬埔寨频频互相指责，坚决拒绝对方提出的建议，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并发展成为边境上规模很大的武装冲突，双方军队多次攻入对方领土进行掠夺和屠杀。到了1977年12月31日，柬埔寨干脆中止了和越南的外交关系，关上了与越南对话的大门，惹得越南横下一条心准备动用武力推翻民柬政权。河内电台开始公开号召推翻民柬政权，并且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员，由越南训练的高棉共产党干部充任领导。同时加强了越柬边境的军事力量，煽动策反民柬官员、士兵叛逃到越南，为代之建立一个亲越的政权做起了准备。民柬政权觉得形势不妙，又向越南提出恢复两国的边界谈判。但越南决心已定，不加理睬。悲愤之下，民柬政权也在国内发起了仇越宣传，甚至提出了要以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的计划。同时，在被越军攻入过的柬埔寨东部大区开展了清洗越南人和与越南合作分子的运动，大批在当地的越南人及受越南影响较深的柬埔寨人还有红色高棉自己的干部、军人被处决，死亡总数达到了10万人左右。因为恐惧清洗，不少红色高棉的党政军干部叛逃到了越南，其中包括著名的洪森、韩桑林、谢辛等中高级干部，开始与越南人合作反对红色高棉政权。如此一来，越柬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与越南相比实力孱弱，面对强敌压境，民柬政权不得不频频向中国求援。对于昔日曾全力援助的两个西南邻国，中国不得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地缘环境上说，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非常恶劣：西北、北部、东北部被苏联及所控制的蒙古所包围，双方进行了多年的军事对峙；东南和东部有美国建立的从韩国、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战略封锁；西南有一心想报1962年一箭之仇的印度觊觎；只有东北部的朝鲜、西部的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印度支那三国还算比较太平。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的军事霸权。然而，苏联却策反了越南，要构建所谓的“亚洲安全体系”，将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伸向了东南亚。越南在倒向苏联之后，已经从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老挝，使一贯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老挝也变得无礼起来。如今越南又要控制柬埔寨，不过是再制造一个老挝。形势越来越表明，越南已经成为苏联全球争霸战中的一颗棋子，要在东南亚玩火，配合苏联从南部包围中国，挤压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因此，尽管民柬政权在国内搞得很不像话，但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能允许其沦为越南的势力范围。1978年1 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越柬两国停火，越南克制自己的行为，从其占领的柬埔寨领土上撤军并以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同时表示进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这下，更加惹恼了越南，将中国视为实现其印支联邦计划的最大障碍。新仇旧恨之下，越南开始公开散布所谓“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的谣言，双方的矛盾终于在柬埔寨这根导火索上公开化了，由此预示着中越开始滑向全面交恶。

越南人首先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在1000多年的历史上，中越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其中既有中国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越两国政府曾经达成过共识，认为这些战争的发生，有着许多历史原因，责任在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把账算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更不能因此而影响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而越南在决心恶化中越关系后，就开始随心所欲地编造和解释历史，说什么“文郎国刚刚建立就要反对外来的强盗即殷朝的侵略”，“李常杰越过边境的大进攻主要是粉碎敌人积极准备侵占我国的阴谋”，刘永福援越抗法的“黑旗军的行为伤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黑旗军是一伙“视杀人放火如儿戏”的“流寇”，如此等等，开始在国内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接下来，越南又将敌视中国的矛头指向广大华侨。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越南生活着上百万华侨。海外华侨一般都能辛勤劳动，往往较为富有，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也因此，相对贫穷的当地人对华侨的态度往往并不友好，认为是华人吸走了他们的血汗。如果当地政权再对华人有所歧视，那问题就严重了。历史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发生过对当地华侨的屠杀。中国和越南之间本来早有协议，在越华侨有自愿转变国籍的权利，不能强迫，不得歧视。越南统一后，缘于其在中苏之间政策的转变，民族心理首先发作，开始迫害华侨。这既是越南不再需要中国的一种敌视态度，也是唯恐这些华侨成为中国在越南的“第五纵队”，同时还能无偿剥夺华侨的巨量财富，大发一笔横财。

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肆意没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华裔越南人和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当年香港就收留了大量印支难民，直到今天后遗症还有显现。

中国政府再三照会越南政府，要求其停止反华排华行动，并连续与越南进行了两轮的副外长级磋商。但越南此时已没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不仅毫不理会中国的呼吁，甚而又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被迫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并停止了对越南全部的经济技术援助项目。7月28日，中越间的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两国关系进入了冰点期。

在驱赶和迫害华侨的同时，越南还进一步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早在1973年，因对中国与美国接近不满及抱怨中国援助不力，北越就提出了北部湾和中越陆地边界重新划分的问题。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又宣称中国的西沙群岛（称其为黄沙群岛）、南沙群岛（称其为长沙群岛）为越南的领土，并在继承南越政权侵占南沙群岛中一些岛礁的基础上，又出兵新抢占了南沙部分岛礁。从1977年起，越南开始在中越边境集结大量武装部队，边境纠纷从此加剧。当时中越陆地边界的大体走向是根据1885年的《中法新约》界务专条规定的，越南统一以后，就声称当年的《中法新约》界务专条划界不公，越南吃了很大的亏，从而向中国提出了广泛的的领土要求。中国则只承认当年订约时边界许多地段并没有进行精确划分，有的地段界图与实地不符，有的地段界碑未立在条约规定的位置上，有的地段因界约叙述过于简单或界碑稀少、地形复杂等原因而使边界走向在实地难以辨认。另外很多地段因年深日久地形地貌已发生变化，界河变迁或者界碑损毁与移动，导致双方对某些地段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以上诸多因素造成了一些领土归属问题。据当年调查，中越边界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共有78处，总面积72平方公里，其中广西段40处，面积20平方公里，云南段38处，面积52平方公里。总的来看，领土争议并不复杂，应该本着和平共处、互谅互让的原则，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越南却拒绝两国进行边界谈判，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议地区，只有“恢复历史边界线原状”的问题。越南无视中国的诚意，开始搞各种小动作，移动界碑，改变河流走向，砍伐分界树木，企图造成边界上的既成事实逼中国让步。到后来进而发展到进入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甚至任意开枪开炮，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早在1974年，全年中越边境就已发生纠纷121起；1975年，发生439起；1976年，发生986起；1977年，发生752起。1976年7月，越方在按“传统边界”属于中国领土的浦营丁主峰东面，盖起油毛毡房一间，外加两道木桩，常驻公安人员5至8名，实施军事占领。这是越方第一次公然侵占中国领土。1977年5月4日又发生了严重事件，越方出动了500多人到边境中方铁路施工工地进行挑衅，双方发生武斗。在《共和国之战》的纪录片中，能看到当时的一幕。事件中，中方施工人员被打伤51人，其中重伤6人，越方受伤人数不详。1978年3月，越方派遣武装人员突然占领了中国广西靖西县的庭毫山。他们在山上挖堑壕，修碉堡，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和竹尖桩，并不时向山下的中国村庄和在田间劳动的中国边民开枪射击，使中国边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1978年8月25日，越方出动了200多名军人和警察，腰里别着匕首、手枪和手榴弹，手里挥舞着木棒，在广西友谊关边境越南一侧殴打驱赶难民到中国，当场打死打伤归国难民100余人，制造了著名的“8．25友谊关血案”。越南武装人员还用雨点般的石块打伤了在边境线中国一侧为难侨服务并执行上级决定未予还击的中方工作人员9名，在袭击过程中竟公然侵占了友谊关西侧边境上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并在上面修筑了防御工事。越方得寸进尺，又占据了友谊关西南侧中国边境村庄弄怀两侧的山头，还在弄怀西北侧山谷越入中国境内300多米进行挑衅。越南人甚至嚣张地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此外，在云南河口县芹菜塘以北、广西那坡县平孟公社弄更等地，越方也派出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纵深数十米至数百米，架设铁丝网，设置路障，甚至修筑军事工事，悍然蚕食中国领土！从1978年9月起，越南武装人员逐渐开始开枪挑衅，但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11月1日，越方出动大批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广西靖西县庭毫山附近的弄教、弄黑地区，使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对正在清除越方越境非法设置的路障、竹签的当地社员和民兵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打伤中方社员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越方杀害。这是中越边境第一起严重的蓄意枪杀事件。此后流血事件愈演愈烈，1978年全年，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数百处，以武力占据部分中国领土，造成中越边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国军民死伤达300多人。1979年年初到2月16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越方就挑起边境流血事件129起，造成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死伤100余人。

越南和中国的国力相差悬殊，在边境上这样搔中国的痒有多大用处呢？即便和中国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实际上，越南挑起边境事端不过是其既定战略方针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统一后，其战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联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国反对，就倒向苏联。为了向苏联表示忠心，对中国就要做得更绝一些。此时的黎笋在党内已无人可以制衡，长征、范文同虽然仍在高层，也无力提出反对意见，黄文欢则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又以总参谋长文进勇架空不主张和中国搞坏关系的国防部长武元甲，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辉珉等亲苏派掌握了军队大权。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胀，弃中投苏的政治形势已无法改变。1978年7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侵柬反华，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军事战略为所谓的“南攻北防”，即必须尽快以武力推翻民柬政权，把“迅速夺取西南边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作为“贯彻始终的重要任务”。对于北方的中国，则下了与其对抗的决心，在军事上持积极防御态势。 

越南决心已定，和中国摊牌是迟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国翻脸，就得把中国打扮成一副敌人的形象，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华情绪的最便捷的手段。现时政治利益的需要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怀，那个曾经放言“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的黎笋本人，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看看，中国已经在“威胁”越南了。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成为正式成员国。苏联则称越南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不言自明的以“×国”为代号，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1978年8月26日，苏联宣布对越南无条件支持，要“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卫自己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把大量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运到越南，苏联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也源源不断进入越南，短短几个月就达4000多人。1978年11月1日，越共总书记黎笋、国家总理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等苏联领导人会晤。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其中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由此苏越在实质上结成了军事同盟，其目标明显是针对中国。条约签订后，越南将南部重要良港金兰湾租借给苏联，同时苏军可有权使用越南的岘港、海防、边和、新山一等海空军基地，使苏联海空军一跃4000公里终于搞到了南下印度洋的前进基地。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成为了苏联全球攻势中的重要打手。

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这时越南领导集团已决意要对柬埔寨开刀，在苏联提供的战略保护下，竟然嚣张到要南北两面为敌，公开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

后来在谅山战役中缴获了越北第一军区炮兵第166团的一份射击图，标绘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击的箭头都指向中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广西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广西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中国境内十多公里的广西宁明县增怀村，周围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越军计划摧毁的目标；缴获的广西爱店对面越南支马公安屯的作战计划中，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爱店的箭头；广西水口关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站内会客厅下面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友谊关对面的越南同登镇，早已构筑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在同登周围，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堑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军修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设成了坚固的军事堡垒。

很明显，越南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通观中越翻脸的全程，可以看出，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原因，中越苏美各国的互动则推波助澜。越南在全国统一后要搞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则在“文革”后调整政策，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不再拘于意识形态而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苏联是追求南进印度洋，拉住越南从南方包围中国；美国则为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而需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和美国走近，越南则倒向苏联。从政治上说，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无可指摘。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话说回来，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还将因国内政策错误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归咎于“天灾”和“苏联逼债”，弄得中国人民还都义愤填膺的。说到底，国际政治中需要的时候你情我愿，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这才是常态。

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曾经是头号敌人，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如今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勾结到了一起，显然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为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张目。北京阻碍越南搞印支联邦，就是在替美国人出头。越南已经将中国的政策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什么区别，政治上与中国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苏联的影响，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华侨问题、边境问题等不过是衍生品。至于与中国为敌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当时倒是自信满满。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边境战争，越南在柬埔寨没得到什么东西，国家搞得穷困不堪，黎笋也死了，苏联也快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过味来，赶紧与中国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开放”，越南国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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