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上）
一、十月革命的解释体系面临的困境
说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应该没有什么错，这场在世界土地上1/6的革命过去90周年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诠释体系。过去十月革命被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以此为题材的著作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部著作，多是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明茨也说，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缺乏逻辑、太贫乏无力和残缺不全了”，苏汉诺夫等社会主义者认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至今还没有一部客观的、科学的、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十月革命史。
二、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我认为，十月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世纪还在慢慢爬坡，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不靠谱。当时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占总人口3%，但是比较集中，绝大部分在彼得格勒、乌拉尔、中部工业区，彼得格勒有40万人，占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这在其它国家是少见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理论上叫“逆向操作”。
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当时对革命即将来临也表示过怀疑，说“我们这些老头子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国可以胜利，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导火索，没有世界革命做后盾俄国革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当时有一点说得不错，十月革命“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1905年革命是一个关键。20世纪初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宗法式的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当时俄国有两个总理大臣（维特和斯托雷平），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当过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他从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斯托雷平（1911年被民粹派暗杀）主张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
日俄战争失败，国内的革命情绪大涨，维特忙于日俄合约在国外奔走，国内的保守派一度得势，于是发生了“1·9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沙皇的威信扫地（以前俄国是传统皇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抑强扶弱”，是弱者的沙皇，“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紧接着革命爆发。
为了调查1·9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各方人士参加、工人占相当比例的调查委员会，“苏维埃”一词是古俄语（同拉达、杜马一样），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借用这个古老词汇命名新的人民协商机制——调查委员会，后来在1905年革命中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苏维埃存活了五十天。
1905年革命当中，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绝好时机，沙皇下决心镇压，自由派右转。
1905年革命是失败了，但是沙皇也象慈禧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完成者。所以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政治上开禁，允许杜马存在（杜马是以西方议会为设想的），给予公民言论自由、结党结社自由等等，当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工人的四十五票，农民的十五票，资产阶级的三票，等于地主的一票），但是它毕竟拉开了这个闸门。
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列宁是四月十七日回国的，托洛茨基是五月十七日，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二月革命是因为面包脱销出现主妇们抢购而突然发生的事件。政权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二月革命在彼得堡死了6个人，全国一共死了1315人。正如列宁在几个月后指出的，这次夺权是“轻而易举的”。
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统治着，由于孟什维克的组织要更好一些，又有有才干的政治家，是能够左右苏维埃的“大伙伴”。但他们回避了掌握政权，有两点考虑：1、象05年革命中那样，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2、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势力会分裂进步势力；3、按照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俄国正在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握政权。7月以后马尔托夫提出过成立“民主主义政府”的建议。
但是这并不排斥革命的先决条件在此前的奠定。
杜马是革命催生的合法母体。1905年沙皇迫于形势的压力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它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标志着沙皇首肯了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
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沙皇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权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终于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俄国多年的立宪主张已经部分实现了。《宣言》以后出现了100多个政党，社会主义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此后十几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沙皇的让步为自己下台铺平了道路，正应了那句话：“亡国之君一般是仁君、弱君”。
沙皇提供的杜马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列宁说“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马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正如人们评价的，“任何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19世纪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效果仍是极其显著的。
反政府的力量逐渐扩大。首先是分裂教，谈十月革命时我们很少提到历史最久远的“分裂教徒”。早期俄国的东正教有很多的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自由度很大。1666年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统一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出现过几万人的自杀狂潮，大批人员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他们约占人口的1/10。接下来几百年他们就是为与沙皇抗争而活着，每次农民起义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始终不认同沙皇，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对派，而且文化程度比较高。
分裂教派只有一个信念：我的勤劳，我的积累财富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我不认同现在官方的东正教，东正教在民间。他们聚敛财富去资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大家都在想布尔什维克那么多年在地下活动，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分裂教徒。分裂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使得布尔什维克可以在地下到处活动，到处都有老百姓掩护。十月革命的时候，分裂教徒达到1000万人，这是一支多大的力量！
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教徒，1915年该家族的工厂中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能够把那么多工人组织起来，就是因为厂主是分裂教徒，允许建工人组织，建赤卫队，建反沙皇的力量。萨·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很好，1905年革命呼吁厂主向工人妥协，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他自杀以后把财产委托高尔基的妻子捐献给俄国社民党（1918年6月整个家族的企业被全部没收）。
关于这笔钱还有一桩公案。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又不分，莫罗佐夫给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指定给哪个派别，所以两派都争。高尔基跟列宁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宁一直没有跟高尔基发生冲突，这也是个原因（其实他给加米涅夫的信中经常说：“让高尔基下去。”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把这作为列宁主张跟工农兵相结合的例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向孟什维克动手，高尔基老在给他们求情，我又不能对高尔基怎么样，因为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我们还要让他争取外援，争取资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没法动手。所以“赶快让他下去，只要他赶快离开首都去哪里都可以”）。这笔钱最后一直闹到委托第二国际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个人来掌管，其中考茨基向着孟什维克，蔡特金向着布尔什维克，最后钱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拿走了。我介绍这个公案，主要想说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争论（如布、孟政见之争）掩盖了其中有利益争夺的因素。
其次，波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布孟两派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其中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数量很大，因为这三大民族在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和接触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维克中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占了25名。
革命队伍中犹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为沙俄长期以来的排犹传统，尤其是19世纪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击犹太人的力度，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20世纪初沙俄有530万犹太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孟什维克中占了绝大多数呢？孟什维克深受西方社民党的影响，而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他们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强、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经历使他们能包容自己队伍里的不同意见，倾向一种松散的联盟。
1903年，孟什维克同崩得派（现代犹太语Bund，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崩得派的方案被否决以后退出俄国社民党。几年以后，崩得派的领导人总结经验说，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同孟什维克如此接近，这样继续分裂下去对双方都无意义，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一直到十月革命两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于无法把崩得的领导人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区分开来（斯大林把孟什维克称为“犹太帮”）。
格鲁吉亚虽是山地国家，但它并不闭塞，城市化程度是当时俄国中最高的，19世纪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而且这个民族历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国的统治而著称。
成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枯宁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巴枯宁，就不可能产生别林斯基的左倾，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中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以及分裂教派的偏执行为，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
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中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人人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在俄国思想史上兴起“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与思想视野的缩小，官方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赋予了思想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实行反动政策，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又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涌起时的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是不适用的，革命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称呼不对，它只有革命没有民主，革命的方向是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它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体的民主，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1、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对托尔斯泰那种“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是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与托尔斯泰分手的真正原因；2、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不如“人民专制”；3、反对资本主义，不承认它的进步性。它的致命点在于反对沙皇专制虽然很坚决，但是把旧时俄国理想化作为参照物，所以反掉了沙皇专制就会重建布党的专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现存社会的情绪十分强烈，列宁非常欣赏他摧毁旧制度的果敢和勇气，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最密切，他们是抱着十足的决心推翻临时政府的。
十月革命后双方差距的拉大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变了，而是布党变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盟友非常失望：布党在每一个领域里恢复等级高压控制，人民委员会在革命词句下压制争取自由的行动，军官不是选举而是按照沙皇的军队原样克隆了一个，工人也没有按自己要求的那样管理工厂，农民的地方组织被架空，或者是通过他们强制征粮。无政府主义也在镇压之列。
无政府主义主张“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无政府主义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
所以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很轻易地可以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直至被开除教籍。
19世纪后半叶，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温文尔雅”的理论家，认为“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的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
二月革命后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俄国的孟什维克就其思想渊源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战争加剧了破坏的社会心理。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了俄国，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坏的时刻，社会在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对地主进行残酷的惩罚。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战争使俄国的流氓活跃起来，战争又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的给予抵制。
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使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动乱时期的象征就是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的无法无天和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荒唐口号创造了条件。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
列宁对孟什维克说，群众比你们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
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结果虽然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十月革命。传统的惰性再次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
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农民从沙皇的基石变为最大的反对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就已经预见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他的起草者是极右的保守派杜尔诺沃，他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这场改革如果再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万一失败了，决不能忽视可能是败在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敌人的战斗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给他说中了，但是现在人们早已把这个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
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二月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还有一个措施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经济上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当地的反对，由于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政策不应优惠农民，就像不应优惠封建主义一样。”农民越多，叛离马克思学派的人就越多。
斯托雷平改革促使农民反沙皇，向后看，与1905年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农民反资本主义使他们有了社会主义要求，其实是想回到过去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也是很多人说十月革命是民粹主义大释放的理由。
一战造成的外部条件。因为一战，俄国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军人在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国打输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月-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100万。但是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和平成为首要问题。这越发加重经济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乱，“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在相互对立的两端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一切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体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确从现实潮流中抓住了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从1917年夏天开始，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这时的“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的分化组合以及列宁为最高目的的多次调整。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以上各点，是十月革命得以爆发的基本背景或者条件。
【本文是十月革命座谈会发言之一，作者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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