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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500万人离开武汉, 对哪里的威胁最大!

全球博弈 20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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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在此之前,湖北省多个市县陆续封城封路,农村也开始封村,其他省市相继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一场全国性动员在各地展开。

 

500万人离开武汉,无疑增加了流入地人们的担忧。按照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介绍,武汉市常住人口1100多万,户籍人口990多万,流动人口将近500万,目前大约有近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还有900多万留在武汉。

也就是说,平时武汉户籍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包括常住流动人口)应在1500万左右,而这也就意味着这期间有三分之一的人员离开武汉。不管这是正常流动,还是受疫情影响而离开,都可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

 

据最新数据统计,流出的500多万武汉人口,截止到1月26日,流出到黄冈的为16.56%,到孝感的为16.47%,荆州为6.11%,咸宁为5.18%。其后依次为鄂州、襄阳、宜昌、黄石、荆门、恩施、仙桃、随州、十堰、天门、深圳、信阳、潜江、南阳、重庆、广州、东莞等地。

 

这些数据意味着,湖北省其他城市和乡村的疫情控制任务最为重大,尤其是黄冈和孝感。

 

根据航班管家统计的12.30日-1.22日武汉航班国内出发、国际出发、港澳台出发的运力数据,北京、广州、成都、海口、昆明、厦门、深圳、上海、三亚、南宁是武汉出港航班前10大城市。

港澳台方面,武汉出港航班量最大的是香港,其次是澳门和台湾。

 

国际方面,武汉出港航班量最大的是泰国曼谷,出港量排名第二的是新加坡,排名第三的是日本东京。

 

而从各地发生的病例来看,目前绝大多数确诊患者都是来自于武汉或与来自武汉的人有过密切接触。这也是疫情爆发在第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作为一起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与2003年的非典高度相似。从时间上说,新型冠状病毒也是起源于冬季,爆发于春节。

 

但是,地方对相关信息的报告和发布,严重滞后于疫情进展。

 

早在去年12月8日,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就已经被发现。但一开始,武汉有关部门对外宣布没有“人传人”,没有医务工作者感染,而且传唤了8名散布“谣言者”。信息迟滞,形同对病毒的纵容和滋养,使得病毒获得了充足的传播时间。从潘多拉魔盒逸出的新型冠状病毒,迅速自华南海鲜市场感染蔓延开来,并逐渐由武汉向国内散播。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新型冠状病毒性的肆虐可能是人们嗜好“野味”而引发。口腹之欲的永无餍足可谓这场疫病的祸根。而一些地方部门“捂盖子”的行为,则导致传染性疾病的危害性没有引发相应的警觉。

 

500万人离开武汉,无疑加大了流入地疫情防控的压力。各地受此牵连,不得不以“封城”和堵路来制止人口流动,进而将病毒的活动从空间上予以限制,阻断其传播的途径。

 

同时要重视一点,外地回武汉及湖北的游子和探亲、办事者也因此受困。他们不仅暂时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而且要和当地民众一起,为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操心。这不仅包括行动的物理空间受到限制,同时也伴随着金钱上的付出。在有的地方,平时一块钱一个的普通口罩卖到了25元一个;温度计、消毒液等防疫用品断货;在武汉一些地方,大米、蔬菜及一些生活日用品被抢购一空。

 

“封城”“封村”当然是情非得已并具有一定合理性,不过它意味着民众必须牺牲部分权利并全力配合。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之下,民众大多选择了窝在家里不出门。正因于此,2020年春节期间的湖北格外清冷。

123日武汉楚河汉街

 

在湖北,无论是市镇的街道还是村镇公路,车辆和人迹都很稀少。电话拜年被所有人接受,礼俗在预防病毒传播的需要下被迫让步。往年遍布大街小巷和农村,售卖春节礼品的店铺也难觅踪影。预定的聚会全部取消,公共活动全部停止,不时响起的鞭炮不断提醒人们这是春节,欢乐祥和的气氛却荡然无存。在重大的危机面前,对生命安全的基本需求压倒了一切。

 

本来,这样的措施只作用于武汉市的局部即可,但是,放任500万人离开武汉,导致了疫病的范围扩大,控制成本和控制难度成倍增加。

 

专家告诉人们,冠状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到目前为止,感染者的死亡率并不算高。但是,对于感染者而言,目前并没有针对性很强的特效药,除了正常的一般性治疗,隔断并运用人体免疫力与之对抗是重要方法。这意味着,身强体壮者抵抗或战胜病毒的几率更高,而体质衰弱者则更为困难。

 

但是,无论是强制隔离还是自我隔离,它都意味着人身自由在一段时间内的相对性丧失。而湖北封城的现实也提醒着人们,尽管科技高度发达,但人类如果以此作为凭恃,在口腹之欲上永无餍足,就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传染性的疫病面前,人类的脆弱性一览无遗。

 

人对动物的权力意志,导致了冠状病毒的“复仇”;地方政府部门应对失措,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的四处荼毒。如何遏制地方政府部门权力意志的任性和肆意妄为,让社会理性主宰权力的运行,避免“小灾”变“大难”,是中国的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下,人们不得不问:500万人离开武汉,究竟是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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