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情丨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新型冠状病毒揭示疾病预防应成为优先政策

 

Sten Vermund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Sten Vermund现任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公共卫生学教授，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他在非洲成立了两个抗击艾滋病毒的非政府组织。

（本文为Sten Vermund院长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后所发的观点，首发于CNN）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持续加速传播，全球科学家们正在加快研发一种有效抗病毒的疫苗，从而更直接地控制住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据报道，中国政府采取了试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的权宜之计，即口服两粒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伴随雾化吸入的药物。

冠状病毒和艾滋病病毒同属RNA病毒。中国从以往的冠状病毒流行病（如SARS和MERS）中吸取了经验，将抗逆转录病毒及抗病毒药物转用于部分治疗新冠病毒疫情。这一影响全球人类的最新健康威胁或许源自蛇或其他动物。

这充分说明了做好长期流行病防疫准备和资金投入的重要性。对一种流行病的资金投入可在未来数年，在全球各地不尽相同的卫生体系内，对其他疾病的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需要远见卓识和积极主动的领导力，让全球卫生和疾病预防成为优先事项。不幸的是，当前的美国政府于2018年解散了卫生安全团队，并一再建议削减抗击流行病仅存的政府机构和项目。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开始在美国出现，虽然一部分总统候选人已经在呼吁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但另一部分人依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瘟疫是轮回的，而人类是健忘的。/ 图片来自电影《传染病》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最近公布了一项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计划；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请求“重申美国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的领导力”。还有一些总统候选人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特朗普总统已经承认美国面临着挑战，但具体计划仍不明确。选民和记者们都应该要求政府和总统候选人们概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和预防其它流行病的计划，因为仅仅在疫情爆发期间制定紧急支出措施是不够的，我们要在下一次危机来临之前拥有持续且强有力的领导。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

在过去40年的公共卫生和医疗研究与教学中，我目睹了做好预防准备的重要性，无论是对抗热带病还是治疗艾滋病，做好第一手准备至关重要。

2014年7月，埃博拉病毒在尼日利亚人口稠密的城市拉各斯出现时，许多人认为会有数千人因此丧命，并造成全球性的蔓延。而尼日利亚和国际专家将以往疾病防控拨款中取得的经验记录在案，并建立实验室，有效地将病毒控制在19例，并阻止其进一步传播。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做了防疫准备和注入资金的结果。

尼日利亚抗击埃博拉病毒

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的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和全球根除小儿麻痹症项目多年来一直在尼日利亚进行重点资金注入，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实验室培训项目和在拉各斯大学教学医院的现代病毒学实验室。

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训练有素的医疗技术人员，意味着尼日利亚专家团队能够追踪病毒来源——一位从利比里亚入境的航空旅客。此外，专家们也能够在自己的实验室检测埃博拉病毒样本，而不用将它们空运出国。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尼日利亚抗击艾滋病毒和小儿麻痹症的技术注入，却成为了该国有效控制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关键因素。

Sten Vermund在耶鲁北京中心

围绕全球卫生问题，对一种流行病进行拨款实际上可以成为对整个卫生系统的资金注入，这种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发生的任何情况。例如，对急性护理的拨款也可用于控制慢性疾病，并且为下一次急性病疫情做好防控准备。这才是我们为全球卫生应该采取的举措。

不管谁将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都将有权力塑造对当前和未来传染病的世界应对。目前，与流行病相关的全球卫生项目支出仅占美国预算的0.19%。拨款翻倍将是我们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的良好开端。美国总统需要对控制全球传染病威胁，包括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当前最大的传染性“杀手”，做出持续和重大的承诺。

“我们需要记得这些是活生生的人，而非只是数字。”——世界卫生组织

历史证明，正确的资金注入可以带来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们可以控制和预防疫情演变为全球紧急情况，而不是短视地在最后一刻才为已经扩散为全球性的流行病进行拨款。

我们不能在危机一结束就立即削减资金或人员，也不能孤立地看传染病的应对措施，否则我们永远没办法做到吃一堑长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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