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

“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

                             ——英·布莱克

社会企业的概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回应，不管是传统公益行业还是企业界，不管是质疑观望还是跃跃欲试。但多数人对社会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社会企业是怎么一个发展历程，都了解得不够深入。

偶然读到一篇《英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的文章，觉得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简史。但还没有人做这个工作。从当下已出版的社会企业相关书籍来看，也缺少从社会企业行业推动者的视角来梳理社企发展史。

笔者作为一个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发展的推动者，曾发起中国大学生公益创业年会、中国公益创业高峰论坛，中国公益创业者训练营，中国公益创业周，世界创客大会·社会企业家年会等项目，虽然此前一直处于社会企业行业发展的边缘地带湖南，但又一直冷静的观察着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企业本质的追问和探索。

从益创培训中心到益创家影响力投资、世界创客大会、社企星球、益创大学的实践，再到“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中国社会企业周”、“中国社会企业家训练营”的构想，笔者过去十年一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在探索如何推动中国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的发展。此文便是以行业发展的观察者和实践者的视角，尝试对过去十年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做一个初步的简单梳理。

因为实践的经历还不够丰富，占有的材料也不充分，对社会企业的研究也不够深入。所以这一版的社会企业发展简史必然会存在很多局限，个人色彩也会比较浓，这是在写本文开头时必须交代的。谨以此抛砖引玉。

一、播撒种子：社会企业培训与研究的推动

真正使社会企业逐渐成为一个为众所知的概念，一个关键性事件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推出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在推出这个项目之前，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中国组织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的会议。当时，素有“打工皇后”之称的吴士宏，通过翻译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大陆引入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现社会企业这个话题非常受关注，他们便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与中国的不同机构交流并组团考察英国的社会企业。最终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8年6月开始试点培训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并于2009年6月正式实施。

“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是BC携手合作伙伴开展的一个大型全球项目，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其他13个国家参与。

英国在通过输出“社会企业”价值观而达到的文化交流效果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在播撒社会企业的种子方面，必须首先得提下这个项目。

BC官方总结到：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旨在向那些希望解决社会问题或已经付诸实践的社会企业家、非政府机构从业者、社区领导者和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导师计划、英国的专业支持及对接社会投资机会。

八年来， 该项目培训了3200多名社会企业家；携手合作伙伴向117家社会企业提供了37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机会；举办沙龙、巡回演讲和其他公众活动，共计超过17,000位专家、慈善家和大学生参与；通过社交媒体促进社会企业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受众已达1200万名；在中文媒体中形成超过5,600个社会企业相关话题的专门报道。2016年3月，BC社会企业技能培训项目在中国正式结束。

除了培训，还与多家机构及众多社会投资人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通过提供辅导和投入资金，帮助学员的社会企业成长。每一年，项目组织都与合作伙伴一起设置奖励方案， 并为此举办高规格颁奖典礼。

奖励通过合作伙伴以提供现金资助或非现金资助的方式，颁发给优秀的社会企业。此外，项目还组织公众活动和政策对话，以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主讲老师之一官应廉老师后来又创办了创奇玖玖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激发产出最大规模化社会影响力。”

过去十年，BC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在社会企业行业内的影响无处不在。新的十年呼唤新的“BC”，需要构筑起中国自己的社会企业体系。甚至像BC一样，可以输出中国式社会企业的思想、模式和项目，以“社会企业”之名，连接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社会企业成为一股潮流，除了需要有培训教育类项目，还需要有社会企业的研究作为支撑。

上海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创建于2008年，是国内第一家社会企业研究中心。SERC完成了80个社会企业案例，在上海财经大学开设了硕士和MBA的“社会创业”学分课程。为了提升国内社会企业整体状况，连续多年组织社会创业和社会投资高峰论坛，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的全名叫《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召集人为壹基金前秘书长、永真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周惟彦。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 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共同撰写完成。 

这篇报告的出世填补了社会企业白皮书的空白，在社会企业行业里有重要影响力。读完这篇报告，笔者认为最大的亮点在于尝试对社会企业的本土化作出创新的界定。

由于社会企业定义较为模糊，社会企业在各个地区都没有统一的法律注册形式。潜在的社会企业有的可能并不称自己为“社会企业”，而有些并不是“社会企业”的企业却热衷给自己贴上“社会企业”的牌子，这是当下社会企业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为了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时代呼唤本土化的定义。

报告里提到社会企业定义的三个要素：“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

“目标设定”是指企业的主要目标、使命是什么; 企业所存在的主要动机是什么。“运营模式”是指企业采取了何种经营的手段以实 现其设定的目标。“利润分享方式”是指企业如若盈利，其利润如何分配、最终流向哪里。

该报告在结语中提到：“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作用在全球范围还存在争议，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理想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 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为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不给环境造成破坏。

但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使得商业这种本来中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变得利弊共存，甚至弊大于利。社会企业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兴起， 也许代表着人类对商业企业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中国经过过去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虽然物质财富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价值观，也带来贫富差距加大，环境破坏等恶果。

社会企业虽然不是万灵药，但是至少提供了一条了创造物质财富与平衡社会和环境代价的新思路，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是极具倡导和实践意义的。我们期待借此报告，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十年过去，大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等机构所做出的努力探索，值得被大家铭记。

二、社企之声：来自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的声音

社企民间高峰会于2008年由香港政策研究基金会创立，当时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开始受到重视，认为有助于解决各种社会和发展问题。从2008年起步，2009年参会人数400余人，2010年800余人，到了现在，近几年每年都有2000 到3000名参会者，“社企民间高峰会”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企盛会。

2010年，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老师第一次参加社企高峰会，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内地社会企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困》。他提的社会企业非常宽泛，虽然争议很大，但成功地让更多人关注社会企业了。

他在2010社企高峰会演讲中提出：“社会企业的定义是以创新有效的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非营利机制的竞争劣势是社会企业做不大的根本所在。

适合中国内地的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应该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包括经济收益）的需求契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适合少数圣徒，更要适合许许多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这需要社会给社会企业家更多的空间。”

在中国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人已经很多，徐永光老师摇旗呐喊的力度之大，热情之高，没有谁可以和他相比。在这次峰会上，徐永光老师还提到四种社会企业投资模式：“NPO慈善型、NPO企业型、混合投资型、私人投资型。”并对四种投资模式社会企业的市场拓展力进行了比较。

2015年，徐永光老师第二次参加香港社企高峰会。他在会上说“未来5年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将刺激数万家、乃至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生长。这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我相信，这也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有良知的私人资本投资的绝好机会。”还再次放言：“未来5年，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 ”。

2017年，徐永光老师第三次参加社企高峰会，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道路，主要是“民非+企业的双轮驱动模式”。并在会上推荐了他的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

香港社企高峰会成为社企运动中大陆与香港民间交流的重要桥梁，其意义不止推动着香港社企发展，也推动了全国社会企业的发展。

谈到香港社企高峰会，不得不提到香港社会企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香港社会创业论坛创始人、主席谢家驹先生。

他认为“社会企业是介乎牟利企业与非牟利组织之间的一个崭新企业型态。它有三大特征。第一，社企有清晰明确的社会使命，与牟利企业不一样； 第二， 社企必须自己创造收入及利润来自我持续经营，这与非牟利组织依靠资助或捐款来维持迴然不同。第三点比较复杂，关乎到利润的分配。社会企业既是企业，便有机会取得利润，但这利润如何处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这三大特征与社会企业白皮书设定的“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的三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共通的。

关于社会企业能不能分红，他提到：“由政府出资创办的社企，政府规定所有利润皆需要留在企业使用， 不可分配给任何人。由私人出资创办又没有申请任何政府资助的社企，理论上所有利润可由股东自行决定如何分配，但不少都自我设定一个上限（最普遍的是三分之一），即是说，就算有利润也只将不超过三分之一分给股东，例如黑暗中对话(香港)有限公司便是采用这个做法。假如完全不淮分红，那股东投进的资金便和捐款没有分别。”

“长期以来，政府所设立的两个社企资助基金，却把私人创办的社企拒之于门外，理由是他们没有机制规定所有利润皆需留在社企内。 直至2016年，其中一项基金 (伙伴倡自强) 才更改了规定，容许私人创办的社企申请资助，条件是必需承诺分配给股东的利润不超过三分之一。”

谢家驹先生认为：要真正推动社企发展， 关键在于创办人是否有社会创业家精神。所以他联合一帮商界及社企界人士，发起了“香港社会创业论坛”(Hong Ko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orum)， 鼓励及推动社会创业精神。

 他们深信，“要先有社会创业精神，社会企业才会茁壮成长；相反地，光是用政府资金，造就一些社企项目，实有点拔苗助长的味道。 过去十年， 香港社企有长足的发展， 与社会创业精神的发挥有莫大的关系。”

谢家驹先生介绍说：部分由于<社会创业论坛> 的倡导，过去十年由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企大幅增加。

“据估计，从十年前政府资助与私人投资兴办的社企之比是9:1， 现在已是5:5。更重要的，是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企，表现得更有活力， 更有创意，更能做到自负盈亏。 一些比较瞩目的例子包括： 银杏馆、公平栈、黑暗中对话、钻的、要有光、仁人学社等。”

展望未来， 谢家驹先生认为“私人创办的社企，肯定会成为本地社企发展的生力军。”

2014年，香港社企高峰会已发展成一项相当独立性的活动，香港政策研究基金会将此项目的管理工作交予香港社会创业论坛。

十年时间，香港社企高峰会已成为社企运动之中民间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从香港走向世界。  

三、社企推手：南都基金会与“中国社会企业奖”

南都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其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2007-2019年的阶段性战略是“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

从南都基金会的logo就可以看出深受阿育王基金会的影响。阿育王（Ashoka）的logo是一棵橡树，南都基金会的是一棵银杏树。

《如何改变世界》里阿育王出场的那一章名为“小小橡果长出参天大树”，南都基金会在介绍自己的会标时提到，“图形突出了银杏叶的特征，形似一棵扎根大地的小树，象征着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从小到大，顽强生长的品格，同时又蕴含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倾力培育民间公益之树的美好寓意。”

2010年2月9日，阿育王（Ashoka）创始人比尔·德雷顿先生及其中国区代表张瑞霖先生拜访南都基金会，徐永光介绍时说“Ashoka的理念影响深远、前沿，广为人知。南都基金会的LOGO即有所借鉴。”

德雷顿先生表示南都基金会及徐永光先生正在做的事就是Ashoka理念所倡导的不仅授人以渔，更在改造渔业。他还介绍了Ashoka资助社会企业家的方法。Ashoka为其Fellow资助3年的生活费用，让各社会企业家创造平台，互相合作、学习彼此经验。

1978年，德雷顿35岁，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支持顶尖社会企业家的组织，这一想法在他头脑里酝酿了15年之久。他要找的人“拥有令人折服的远见，创造力，精力，与大规模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

1980年，他在美国华盛顿阿育王（Ashoka），创办Ashoka，目前它每年拥有高达3000多万美金的资金投入。自成立至今，Ashoka孕育了全球70多个国家3000位社会企业家，以他们的原创构想，为全球三百万直接服务对象带来了生活状态的根本转变。五年内，留任率高达97%，93%成功达到创业目标。Ashoka孕育人才与新事业的成功率，远远超过《财富杂志》五百强企业里任何一家。

受“Ashoka Fellow”启发和影响的“银杏伙伴计划”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针对公益青年需要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认同和自我能力提升的需求，“银杏计划”的资助包括 1 年 10 万人民币，连续 3 年的资金支持和 1 年 2 次的集体活动。项目从 2010 年启动，2015年正式成立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徐永光老师在《下一站，社企》序《构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价值链》一文中说：“南都基金会资助的许多银杏伙伴和景行机构，有的一开始就是社会企业， 有的后来变成民非+企业。南都基金会在决定资助对象时，并不问机构性质， 就看它是不是一家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机构；

是公益登记的，指望支持其扩大影响力，努力实现规模化；是企业登记的，指望他们做大挣钱。唯其如此，我们的投资才是有效的。而这些投资是纯公益的，无须金钱回报。南都秉承以创新者为中心的资助理念，以此来激发公益领域的社会创新。”

除了重点支持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南都在社会企业板块还支持了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共益企业（B Corp）推广、清华大学X-Lab社创硅谷启动和运作、瓶行宇宙等项目。

2017年，南都基金会成为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下简称“社企论坛”）轮值主席。

这届社企论坛以“社会创业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文明”为主题，并推出“中国社会企业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位嘉宾，包括来自商界、设计界和互联网行业等不同领域的众多社会企业家，围绕社会企业领域发展中的热点话题展开交流。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社企论坛轮值秘书长彭艳妮在致辞时说：“与其纠结社企定义，不如抓住其内核社会创业家精神”。

她还补充说：“正是由于社会创业家精神，这些创始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上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创造性地将公益与商业结合，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达成使命；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将人们眼中的问题变为机遇，将传统视角下的弱势群体翻转成改变自身命运的发动机；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创造了各种形态的组织，推动了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和实践的演进；他们也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只追求利润而不追求共享价值的企业不再被公认为成功。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社会企业就会豁然开朗，不要执着于社企的表象那些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和运作形态，而要抓住社企的内核社会创业家精神。我们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态，有利于发掘、连接、培育和支持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人，支持他们用各种创新的办法为世界带来正向改变。”

不过，这届论坛产生一个极大争议：摩拜单车是不是社会企业？他有没有资格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

徐永光老师并没有为这个争议感到“焦虑”，而是很高兴，他认为争议本身是好现象，可以让原本社会关注度不够的奖项，变得为人熟知。

所以，徐永光老师是摩拜入围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社会企业有三个底线，即社会目标、环境目标和财务可持续目标，如果从这三个底线来看，摩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企业。”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郭超不赞同以上观点。他认为，“社会企业有一个很关键的标准是它需要解决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问题，而共享单车这个领域，市场不仅没有失灵，还很活跃，从这个角度讲，摩拜单车还远不是一个社会企业。”

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则指出，摩拜就是一个商业企业，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被归到社会企业中，否则，“把任何问题都泛化为社会问题，社会企业一词也就不太有意义了”。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老师表示，在讨论社会企业的同时，也不能妖魔化传统企业，她认为，“很多企业也在满足社会需求，从某种意义上看，未来所有的企业都可能成为社会企业。”

“中国社会企业奖”启动时曾公开申请者需具备六大条件，即清晰的社会使命、大规模地解决社会痛点问题、符合商业逻辑的商业模式、卓尔不群的创新力，拥有出色领导力和合作进取精神的团队以及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按照这些条件，摩拜单车入围了“中国社会企业奖”，但最终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在“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的分论坛上，台上4位专家3位明确反对徐永光老师关于摩拜是社会企业的观点。

这个问题将得到怎样的回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不止是对摩拜单车社会企业身份认定那么简单了，它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在中国被广泛认知、推动更多有志之士投身社会企业的一个拐点。

这便是社会企业运动近十年发展的大变局，这也引发了后来的“两光之争”。时代呼唤更加清晰的界定：什么是社会企业？什么不是社会企业？

四、社创生态：友成基金会与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友成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是国内首家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著名企业家发起，以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参与式资助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创新型非公募基金会。其愿景是：“探索中国社会创新之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公正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友成基金会的新公益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强调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举。精神贫困是当代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产生社会贫困的原因。 新公益要关注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的和谐发展与统一 ，志愿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新公益倡导的主要精神。”

创始人王平理事长在2018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坛介绍了友成的缘起：

“之所以发起这样一个基金会，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启示。伯恩斯坦写道：社会企业家是一批为理想驱动、充满创造力的人，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当时我把社会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三个A：（Attitude）一种态度、（Approach）一种方式和（Action）一种行动。

因此，我们就决定把友成企业家基金会的英文名字定为YouChange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简称是YouChange。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是全国第一家以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为使命的公益基金会，是第一家以发现和支持社会创新领袖型人才为使命的基金会。十年来，友成基金会已累计支出3.5亿元人民币用于打造社会创新的生态系统。”

 2011年，友成基金会与中央编译局联合出版了《“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包括《社会企业家的战略工具》、《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等书，推动了社会企业研究的发展。

2014年，友成基金会提出了社会价值的概念。“所谓社会价值，是指组织和个人通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创造，通过创新的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共同利益。”友成认为，“所谓社会企业家其实就是最能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群人。”同年开始筹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2016年友成联合几十家投资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组织，正式发起成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英文全称为：“China Alliance of Social Value Investment”。

其使命有三：一是倡导社会价值理念，二是建立社会价值评价标准，三是打造社会价值投资生态。目前的品牌项目有：发现中国义利99、中国社创独角兽、中国社创号等。

关于社会价值投资，还有一种说法是“影响力投资”。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一书中，在第十三章“时代与创新”中专门提到了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

书中对“影响力投资”的定义为：“旨在创造超越财政收益的积极影响的投资”。“为此，除了管理财政风险和经济收益外，还需管理该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投资者包括传统的公益基金会、商业企业或金融机构以及身价较高的个人”。“这种模式的资本投资者是这样一批人：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唯利是图和无偿捐赠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谋求营利与公益兼顾的方式。”

影响力投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社会底层的民生或者通过投资行为实现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应。 影响力投资的最终受益人群是“金字塔底端”（BoP：base of the pyramid）。

 2009年，J.P.摩根、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于2009年共同创办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英文全称为：“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其任务是“建立机制、组织活动以及开展培训和研究，以扩大这一特殊行业的规模、增进其效应，并设定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它发起了一个投资者理事会，成员由资产拥有者、基金管理者、进行影响力投资的公益基金会和家庭、有关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作为投资对象的的社会企业等代表组成，相当于搭建了一个交流经验并取得合作的平台。

从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的战略规划来看，对标的应该是GIIN。“社会价值投资”与“影响力投资”，做的是一回事，二者各有千秋。笔者在考虑用哪个词的时候，反复比较还是觉得与国际无缝对接的话语体系最好，2014年笔者开始选用“影响力投资”一词，并正式将“益创家”品牌界定为：“益创家影响力投资”。然而其实在当时，“社会价值投资”因为友成的推动，媒体上的报道更多。

笔者曾想在2015年3月7日益创五周年年会上倡议发起成立“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CIIN）,英文全称为：“China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一则因为时机不成熟，二则因为需要全身心投入到“世界创客大会”的创造中，这个构想便只存在于文字中。

社投盟对社会价值投资有独特的解释，认为，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影响力”，而是一个内外兼顾的概念。“社会价值投资是一个关注人心的概念，关注人价值取向的概念，它回到了人本身，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认为，社投盟的精神是“为善去恶，义利天下”，当中的含义不仅仅是改变社会，更包括对自身价值目标的重新塑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回到内心的追求。

另一方面，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说法也越来越多。2018社企论坛的主题是：“影响力投资助力脱贫攻坚”，在本次年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还宣布今年将作为投资人出资5000万元参与禹闳资本新设立的影响力投资专项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

徐永光老师更是在年会总结中表示，今后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成为下一届论坛的轮值主席。

影响力投资如果以2009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创建为始，到2019年刚好10年。而2019年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影响力投资突破性发展元年，此前都是在酝酿，这一方面友成、南都基金会的贡献都非常突出。

过去十年社企运动发展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正在于缺少投资社会企业的组织和网络。而这一个环节，在下一个十年应该会得到解决。

笔者有一个小心翼翼的预测，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无论是数量还是资金额，都会全面超越美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创投、资本应该要往“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方向发展，资本、金融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就像中国过去如何利用WTO平台推动外贸发展一样，如何借“影响力投资”这套话语体系来讲好中国故事，在当下是一个重大课题。

“影响力投资”能为我所用的本质是什么？北大教授韩毓海在《一篇读罢头飞雪》书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今天缺的并不是财富，而是管理财富的办法和人，中国缺的甚至不是资金，而是正确投资的办法和会投资的人。今天，中国最缺的恐怕就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

润泽德乐乡建模式创始人、归极智库理事长韩秉欣教授在《归极：科学社会主义大道之行》一书中说：“‘资本’在为’雇佣劳动及其资本家’服务时，’资本就是带来剩余价的价值’；‘资本’在为‘劳动者及其劳动者联合劳动’服务时，‘资本’就被降服、化解打回原型，还原成为‘资本一般’即‘以货币形态实现经济循环的价值形式’。马克思从来都是反对资本主义，但并不反对资本。从来沒有反对资本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服务、为生产发展服务、为劳动者（人民）服务。他反对的只是资本为少数金融资本及其利益集团服务，为炒钱服务。他从来主张‘降龙伏虎、化运资本’，合理利用资本，坚决反对以雇佣劳动、资本无限扩张、两极分化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货币、债务、资本’的欺诈和剥削，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基本准则。”

所以，“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就是一套很好的输出中国思想与模式的话语体系和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地，别人就会去占领，而中国的民众说不定会跟着被误导。接下来，对影响力投资的本质、本源探索与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已经有了社投盟这样的行业联盟，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了。但笔者置身于社会企业的创业中，依然感到需要凝聚一批影响力投资机构，因而想到了是否可以发起一个“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CIIN100）的社群？如果做的话，希望能够得到友成基金会的支持，这样友成在“社会价值投资”和“影响力投资”两个IP都有布局了。

五、青年参与：社会企业发展的最大动能

青年参与社会企业创业有多重要？

社创之星《生生不息：中国社会创业家新生代数据画像》2018报告显示，从创始人年龄来看，40 岁以下高学历人群成为社会企业创业的主力军。

2018年香港社企高峰会的核心主题之一也在把年轻一代与社企发展联系起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积志在2018峰会致辞时表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到社企行业，他们不单把社企当成理念、服务和生活方式，更把社企变成一种投资和终身职业，这样的发展趋势让特区政府受到鼓舞。”

过去十年，香港地区涌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企创业计划比赛，主办者包括政府、大学、 商业机构、平台组织等。 参加者最多的是一年一度的“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HKSEC)，由民政事务局赞助，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对象是全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十年间有数以千计的创业小组参赛，获得奖金的也有数十家。

在大陆比较早的推动青年参与公益创业，且影响力最大的组织之一当属中青报KAB全国推广办。

KAB的英文全称为“Know About Business”，意思是“了解企业”，是国际劳工组织为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而专门开发的教育项目。

2008年5月，经共青团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国青年报社组建KAB全国推广办公室，主要负责KAB项目的交流和推广，在各大高校举办相关活动，推动更多高校加入KAB项目。截至2017年2月，KAB项目已培训来自1500多所高校的9100多名师资，在330多所高校创设大学生KAB创业俱乐部，上百万多名大学生参加了学习实践。

2009年，KAB全国推广办公室和恒源祥集团联合发起“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计划”，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公益理想和全球视野的公益创业青年”，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全方位营造鼓励社会创新与支持公益创业的社会氛围，引导当代青年（大学生）用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鼓励其创建社会企业。

2013年，KAB年会期间成功举办“青年恒好公益创业教育与实践研讨会”，开启KAB中国公益创业理论研究的探索。

2014年“青年恒好公益创业计划”主题是：“开拓创业青年全球视野，营造公益创业社会氛围”。将优秀公益创业青年推荐参加G20全球青年领袖峰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金砖国家青年峰会、欧盟青年论坛、耶鲁大学访学等。向世界传递中国公益创业青年的声音。

2015年出版了首部《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调查报告》，2016年又出版第二部。

青年恒好从最初的遴选优秀公益创业计划书，到遴选优秀公益创业方案并给予奖励和扶持，五届活动奖励了130多个公益创业团队，更重要的是各种配套活动及媒体传播，普及了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的理念，大大推动了中国青年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发展。

除了KAB全国推广办，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成立于2007年的湖南大学中国公益创业研究中心。

该机构2008年出版国内第一本《公益创业学》教材，2009年策划举办中国大学生公益创业挑战赛暨年会，2010年举办中国大学生公益创业论坛，2011年举办中国公益创业高峰论坛，2012年举办中国公益创业者训练营，2013年策划发起中国公益创业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理念的传播。

2014年，团中央“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品牌升级为“创青春”后，增设公益创业赛，覆盖了全国2200多所普通高校。到2018年已举办了三届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公益创业大赛，大大推动了高校青年参与公益创业的热情。

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也开设公益创业赛道，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下还设有公益创业专业委员会，2015年并举办首届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训练营；

2016年，教育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开始，增设“互联网+”公益创业赛。支持学生创办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非盈利性创业。进一步推动了公益创业理念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

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在两会上建议，将公益创业纳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内涵范畴，在着重推进商业创业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公益创业。

对于如何营造青年公益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傅振邦书记认为，“应通过广泛宣传，加强各级政府和社会民众对公益创业的认识，逐步建立大学生从事公益创业和在公益组织及社会企业就业也能获得合理待遇、实现应有价值的观念。

另外，国家应积极鼓励公益投资机构的发展，培育支持公益创业的投资孵化机构及各类专业中介组织，构建公益创业生态系统。政府可专门支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成立公益创业孵化机构，如同经济领域中的央企那样，领办创办出社会领域的中央企业。”

2017年，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同期实践活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通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助力精准扶贫脱贫与乡村振兴。“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诸多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本质上都可以成为“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的范畴。

当下，青年大学生已经成为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参与中最活跃的群体。

在拓展社会企业发展的增量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组织，笔者所接触和了解的还有：社创之星·中国社会创业家大赛、北京大学未来社会企业家协会与公益创业研究会、“北极光—清华”全国大学生公益创业实践赛、清华“X-Lab 社创硅谷”、乐平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seed社会创新种子班、GSVC全球社会创业大赛、易社计划、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上海黑苹果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世青创新中心、 iJoin社会创新咨询、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香港MAD创不同、中国富强社会创业大赛、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育公益创投、BottleDream、 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益+”公益创投、顺德社会创新中心、AHA社会创新中心、星展银行社会企业训练营、724社创空间、兰州大学公益创业协会、壹基金社会企业家联盟、广西师大公益创业创投基金、北辰青年、益创家影响力投资等。

2019年开启的新十年，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社会企业创业中来，最终社会企业将有可能成为青年创业的主流选择之一。

六、认证出现：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与中国特色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是一直困扰社会企业发展的挑战。

目前，国际上已有22个国家具备较完整的社企认证体系，部分欧洲北美国家则有多个认证模式。

社会企业认证在中国的“破冰”，始于顺德。 2014年，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发起了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社会企业认证。截至2017年底，顺德通过两次认定共认证社会企业14家，观察和意向社会企业10多家，服务领域涵盖助残、环保、公共安全、文化教育、社区营造、国际交流等。

社会企业认证在中国变成全国性的认证，始于深圳。2015年，第四届中国慈展会期间，7家社会企业在深圳获得主办方颁出的“民间执照”，其中包括来自大连、上海、兰州和深圳本土的企业。

2015、2016年两年的认证过程中，中国慈展会总共收到221家机构的申请（2015年67家机构申请，2016年154家机构申请认证），最终85家机构进入最终的专家评审环节。经过两届的认证，总共有23家机构获得认证（2015年有7家机构获得认证，2016年有16家机构通过认证）。

第二届认证首次采用分级认证的方式，中和农信是第二届认证中唯一获得金牌社企的社会企业。

2017年，作为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的执行单位，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立。

介绍文字中有这样一段： 社企认证促进了社企人对于社会企业的身份认同，吸引和鼓励了更多更优秀的创新型社会企业参与认证，推动一批“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们的出现，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社企认证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政府、基金会、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对社会企业认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企业成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有力抓手，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有力帮手。长远目标是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社会企业强国，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创星理事长、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公室执行负责人夏璇在《社创星为什么要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一文中说：“社创星将’利他利已’作为第一性原理，以’让社会创新有价值’为愿景，以推动中国社会企业落地与发展为使命，以开放共享的心态和方式来构建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与综合服务平台，希望能帮助适合转型愿意转型的社会组织以社会企业为目标来转型，帮助这些社会企业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即增加价值而不是消耗价值。

基于对中国新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自信下，我们提出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理念，坚持社会目标不漂移，积极使用科技、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等手段来可持续，有效的解决中国当下发展所存在的因为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认证”对社会企业的定义为：“社会企业是指在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经合法登记注册成立一年及以上，全职受薪团队不少于三人，具有健全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社会组织。

该机构以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于弱势和特殊群体或社区利益、开展环境保护等为宗旨或首要目标，并有机制保证其社会目标稳定。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其社会影响力与市场成果是清晰、可测量的。”

 依据定义，设定了认证的“四大判定性标准”，以及三大分级：对4 项标准采用百分制进行量化。其中，满足 4 项判定性标准的申报机构即认证为社会企业；评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的认证为“中国好社企”；评分达到 80 分及以上的认证为“中国金牌社企”。

申请认证的七个流程为：交申请、做评估、有反馈、来尽调、有评分、有公示、出结果。

认证完后还有一些列后续服务，包括：社会企业标识使用、对接社企空间、能力建设与行业交流、社会企业金融服务、社会企业管理支持、传播矩阵支持、产品渠道对接等服务。

社会企业认证在政府层面的重大突破开始于成都，2018年4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成都市工商局又陆续出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工作试行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

据悉，出台关于社会企业的专项评审认定办法在省会城市中尚属首例。具体的认证服务由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公室提供。

2018年 8月11日，中国社会企业论坛北京峰会暨北京社会企业联盟成立仪式在京举行。峰会上，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发布了《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

《办法》的发布将使北京市社会企业发展有了可参照的规范标准。《办法》第一条即规定，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这些认证中，争议最大的是“社会企业能否分红”的问题。有人认为社会企业的收入应全部投入社会和公共事业；也有人认为如果不分红，社会资本缺乏进入的根本动力，社会企业运营的效率堪忧；持中间意见者认为，社会企业可以有限度地分红，拿出占据所获利润固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激励和分红。”

成都的《意见》在对定义社会企业时指出，社会企业“所得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这一描述被指“不允许分红”。

北京的《办法》制定的过程中，曾对是否分红、有限分红的比例等进行讨论，而最终的《办法》就此并未有明确描述，因而可以被理解为允许分红。

那么，到底社会企业能不能分红呢？归根结底，还是回到社会企业的界定上来。

七、“两光之争”：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大变局

2017年8月，徐永光出版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继续为社会企业的发展鼓与呼。如果没有读过此书，不了解社会企业光谱图，会误认为讲左派、右派之类。实际上在这个光谱图中，公益组织在左边，商业企业在右边，“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代表他们的运动方向，事实上都是在向中间靠拢，处于中间的位置就是“社会企业”。

2017年9月14日，与徐永光相交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檄文”《驳“永光”谬论》，称其否认人的利他性，颠覆了公益的本质。两人的论战引发大讨论，这便是“两光之争”。

徐永光老师的本意是要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康晓光老师反复在强调的是公益慈善的价值。争论的本质是如何处理好商业和公益的关系问题，争论的根源就是“社会企业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回答好了，能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回答得不好，“社会企业”将成为一个尴尬的词。

举一个最大的分歧来说，徐永光老师说摩拜是社会企业的典范，康晓光老师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康在“檄文”中写到：“要区别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只能从动机入手，不能从结果入手。”

“说结果，任何一个合法的盈利的企业，都为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就此而言，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没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动机或存在的目的，例如企业为所有者自己谋利益，公益组织为社会谋利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摩拜是企业，而不是社会企业。如果摩拜这样的还在亏损的企业可以是社会企业的典范，那么所有盈利的合法企业就都是无与伦比的社会企业了。”

他还谈了几句个人观察所得，让人印象深刻：“最热衷于社会企业的人，有一些是做企业做不成，做公益不甘心，偏偏又想名利双收的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搞个社会企业，既能以公益之名无偿地获得资源，又能像企业所有者那样将组织的资产据为己有，既然博取美名，又能个人发财，两头通吃，何乐不为。永光鼓吹的’一边做公益，一边赚钱’就是这类人的小算盘。理所当然地，永光谬论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

康晓光老师一针见血的指出当下“社会企业”认知的症结。他继续强调：不要把提供社会服务的企业误认为社会企业。提供社会服务的，既有“以为股东牟利为目的”的企业，也有“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企业。

摩拜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七个月后，美团点评创始人王兴公开宣称企业发展的全新阶段将是“社会企业”。贝壳找房创始人左晖明确表示，贝壳要打造成“不是单纯追求盈利，而是要做解决行业痛点和消费者诉求的社会企业。”

2018年10月，康晓光老师发起“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两光”都有主题分享。其中康晓光老师发表题为《义利之辩》的主旨发言。他的核心观点是：公益商业化、政商合流阉割公益，被滥用的社会企业是其“抓手”。

他在演讲中说：“作为鼓励社会创新的态度，作为筹集公益资源的新渠道，作为引导商业资源向公益靠拢的努力，作为公益行动主体多元化的新发展，社会企业值得充分肯定。在我的心目中，正当的社会企业运动，应当是商业向善的潮流，而不是公益向商业靠拢的潮流；是公益引领商业的结果，而不是商业影响公益的结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发挥消极的作用，而且后者更为突出。”

徐永光老师的分享主题是《公益创投与混合金融催化社会创新》。演讲的核心在于推动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具体谈社会企业的内容少了许多。他提到南都基金会要向一家老牌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学习其混合金融投资模式，打造公益创投-混合金融价值链。让笔者印象深的是引用了《庄子》的“混沌”的故事。

“公益创投和混合金融，令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个模糊地带正是社会创新的精妙之处，活力空间，混沌所在。”

“公益混合金融混合了资助、奖励、优惠贷款、市场条件下的贷款和影响力投资，尽管处于公益商业的模糊地带，但多元投资，初心不变，目标清晰，结果为王——一切基于基金会的公益使命，一切基于公益投资的有效性，一切基于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为此，还举了重庆两江环保组织、亲近母语、乐朗乐读等三个案例。

研讨会期间，徐永光老师朋友圈转发康晓光老师讲稿称：“今天晓光在论坛的观点，我大部分赞成。”  “两光之争”到这里看上去已经结束，而实际的结果是关于社企的定义大家已经不敢再深入讨论下去了。

2018年社企论坛结束后，“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老师写了一篇文章《社企论坛的冷观察：关于社企定义的争论消失了》。文中提到：

“在过往几届社企论坛上，关于社企定义的争论一直是论坛的主要看点，第三届于北京举行社企论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在’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的分论坛上，台上4位专家3位明确反对论坛执委会主席徐永光关于摩拜是社会企业的观点。其中有争论，有思辨，让人感到一种明显的张力。

但在今年，这种张力似乎消失了。关于社企定义的问题几乎无人讨论，即便有学者偶尔提及，也没有什么人附和。一位连续跟踪社企论坛的媒体同行说，以往，嘉宾上台时要先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是个社会企业，但在今年，这种感觉就变成了：我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企业，主持人也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企业，所以我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企业。”

黎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水滴筹）今年摘得两项社企大奖，一个是“年度社会企业奖”，一个是“医疗及大健康奖”，若是在去年，估计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个纯商业公司怎么就是社企了？如何确保其社会目标不漂移？但在今年，相关的质疑声音几乎听不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黎老师说：“不是业界已经达成了共识，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此前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讨论不下去了。”

徐永光老师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热忱值得肯定，康晓光老师对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批判也非常深刻。

我们可否不讨论社会企业的本质而想推动社企运动的继续向前发展？笔者的回答是：不能。所以，笔者认为现在正处于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大变局时期，这也是为什么要写这篇《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史》的原因之一，梳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

接下来最重大的问题是：要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而又不能让“社会企业”被滥用。这需要我们正本清源的理解“社会企业”。

八、返本开新：从源头论“社会企业”

要更好的理解“社会企业”，可以从其源头开始探讨。

通常认为，社会企业发端于1844年的英国工业小镇罗奇代尔，一些穷困的工人集资成立“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他们不追求扩大利润，专门为社员提供质量有保证又价格公道的食品，这在后来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家社会企业。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自创立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并将之写入了合作社章程的第一章。其中，目标的第一项就是开设一家商店，专门为社员提供质量有保证又价格公道的食品。

关于罗奇代尔的故事，徐会坛老师写的《英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中有详细论述。

读完后让笔者感到疑惑的是，英国第一家合作社罗奇代尔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社会企业，那么所谓“社会企业之父”岂不应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按照当下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欧文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企业家。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

18世纪末，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鼎盛期，一方面，资产阶级财富极度膨胀，另一方面，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对被压迫者充满同情，同时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欧文，决定在自己位于新拉纳克村的工厂进行改变社会不合理状况的试验。他希望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工厂主，又有利于工人。

欧文进驻新拉纳克村之初，村里有很多小商小贩，卖的产品质量一般，价格却十分昂贵，不少村民因此负债累累。为了提高工人的健康和生活水准，欧文开办了这家商店，出售物美价廉的商品，煤炭、衣服、日用品、蔬菜和肉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很快，村民不再入不敷出，商店也有盈利。利润被用来支持村里的学校建设。

1844年，欧文的理念被英国兰开夏郡的工人借鉴，“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出现在兰开夏郡的罗奇代尔小镇的蛤蟆巷。该社倡导工人以自助、互助的方式共同购买生活必需品，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家合作社。而欧文创办的这个商店，成了合作社思想的起源地。“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则被称为英国社会企业的发源地。

这二者有些什么区别和联系？这对我们了解“什么是社会企业，什么不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里简单做一番梳理。

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中提到社会企业本土化界定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我们先用这个框架来分析。

先看“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其“目标设定”是“不追求扩大利润，专门为社员提供质量有保证又价格公道的食品”。

“运营模式”是罗奇代尔二十八名工人联合起来，他们每人出资一英镑，联合运营，为工人们所共同占有，相互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而是联合劳动的关系。“罗奇代尔九项原则”写到：“男女平等且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

“利润分享方式”在九项原则里有4点提及：“股本享受固定利率，按照社员购买的商品量进行利润分红，划出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提升社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定期向社员公开财务报表及资产负债表等。

这三个维度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罗奇代尔”是社会企业。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验证这三个维度，“罗奇代尔”是社会企业，那么社会企业的三个维度就应该是这个分析结果。

再来看欧文的实验。从 “目标设定”来看，“欧文试验”时为了改变社会不合理状况，商店也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健康和生活水准，毫无疑问这一点符合社会企业的界定。

“运营模式”方面，欧文和他的合作伙伴拥有新拉纳克村工厂，并决定如何运营，工人基本没有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利。

“利润分享方式”方面，最后欧文卖掉了工厂，到美国创建“新和谐公社”，这说明利润的分享也完全属于欧文和他的合作伙伴。

综合这三个维度，新拉纳克村工厂不是“社会企业”，欧文创办的工人宿舍商店也不是“社会企业”，用当下的话语体系来说，这属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给工人的福利。

关于欧文，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位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良知企业家，但他创办的新拉纳克村工厂、“新和谐公社”都不是社会企业。

2013年社会企业白皮书里提出了很好的本土化界定框架。但是没有得出“什么是社会企业？什么不是社会企业？”的总结性定义。

这才会有“摩拜是不是社会企业？”、“老爸测评是不是社会企业？”“美团是不是社会企业？”之类的争论。

我们找到社会企业的源头，对“罗奇代尔”进行分析之后，对于社会企业的界定便清晰了许多。 “罗奇代尔”版社会企业可以作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共识之一。

但梳理清楚“社会企业”源头还不够，我们应提出能达成基本共识的中国式“社会企业”的定义，以此迎接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的新十年，新纪元。

九、重新出发：迎接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新纪元

我们国家对社会企业的界定基本上属于“言必称希腊”，深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很少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我们在探讨“罗奇代尔”英国社会企业源头这个案例之后，不妨在中国历史上去寻找有没有类似的可用“社会企业”之名冠之的案例。

杜洁、潘家恩在《近代中国在地型社会企业的探索与创新 ——以张謇的“大生集团”与近代南通建设为例》一文中提到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可以追溯到张謇的大生集团。

大生集团为什么是社会企业？

张謇在创业之初即对公司作出了中国式的解释：“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张謇从建厂之初，就将服务于民众之生活作为办厂的宗旨和目标。而非为个体利润的最大化，“目标设定”符合社会企业的界定。

杜洁、潘家恩在文中总结到：张謇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度的同时，又对股份制进行了制度创新：

第一，大生纺织公司的股份合作制不是对西方企业制度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独特的创新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一股一票”的股权制度，张謇采用了梯级式模式：1至100股，每股1权；101以上，每20股1权。这种梯级“累退制”股权制度限制了官股的“大股东”股权，保障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第二，大生的“职工股份制”使企业具有合作制属性，这也早于西方的同类企业。许多职工（包括普通机匠）也有股份，在本企业中便具有了雇员与股东的双重身份。他们通过参与分红，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系，分享利润、共担风险。这样也就通过股权的方式实现了成员权的集合。

张謇虽经营有利润丰厚的企业集团，但个人不占有资本收益，他个人及亲朋甚至为了社会建设事业债台高筑。

他把大生企业和个人收益用于创办敬老院、幼儿园、收容所、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社会事业，他一生共创办了370多所学校。以现在的话语体系看，他的这些投资便是“影响力投资”。张謇后来被毛主席称之为“我国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

通过“罗奇代尔”案例，我们验证三个维度，再通过“大生集团”案例，我们来找中国社会企业实践的本源。以此为基础，我们试图梳理出既能与国际对话，又能有自己特色的精简的社会企业界定。

我们在“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的三个维度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企业Why、How、What模型。从这个框架出发，再做一番梳理。

首先是Why，就是看这个组织的使命，也是康晓光老师提的动机，“存在的目的”。使命从宏观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为大众而创，为社会而创是一类，为股东、为资本而创是一类。为大众而创，为社会而创，就是社会企业的立场。 除了宏观的立场，还要看其是否有明确的社会和环境目标。这是判定是不是社会企业的第一条。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问了。摩拜的使命是：“用人人可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共享自行车服务，使人们更便利地完成城市内的短途出行，并帮助减少交通拥堵，帮助减少环境污染，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美好。”这是不是在为社会而创？而且还有环境目标啊。

同样美团谈及自己要做“使命驱动的社会企业”时，宣称“以区别于滴滴以资本为中心的驱动方式，美团的目标是以客户为中心，即We help people eat better，Live better”。那么，美团也该是个社会企业啊。

大众对社会企业的迷失就在这里。但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命是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而“经济基础”是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简而言之，就是说“生产关系”决定着上层建筑。

企业的使命，对应Why，即“上层建筑”。但不光是要看它怎么说的，更要看它怎么做的，是怎样的“生产关系”。如何保证社会使命的“不漂移”，主要看How的维度。该维度还得说明社会企业是怎样实现其社会使命。

如果生产资料是主体，劳动者依附于生产资料，企业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这是以雇佣劳动方式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换句话来说，即是资本支配一切。“屁股决定脑袋”，这样的生产关系，这个“经济基础”基本决定着它必是为资本而创，这样的企业必不是社会企业。

以此分析，新拉纳克村工厂、摩拜、美团、贝壳等都是受资本掌控，劳动者处于依附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立场决定观点方法，使命再讲得漂亮，从根本上来说，它的第一性是为资本而创，而不是为社会而创。

不管像欧文、王兴、左晖一样的创始人多么发善心，如果不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不能以劳动者为主体，终究本质上都是为资本而创，难以保证其社会使命不漂移。所以新拉纳克村工厂、摩拜、美团、贝壳等都不是社会企业。

当然他们如果是内心里真有这个想法，证明这是非常有觉悟的良知企业家，就像罗伯特·欧文一样，也非常值得我们尊敬。他们可以说自己创办的是社会责任型企业，未来可以向社会企业转化。

如果劳动者是主体，生产资料、资本只是作为一种物质资料生产的手段处于客体地位，生产资料、资本依附于劳动者。换句话说，就是劳动支配资本。这样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它的治理结构也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劳动者能当家作主。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决定其使命才是真为社会而创，为社区共同体而创，才能保证其“社会使命不漂移”。

投给社会企业的资本也不再是以追求利润至上的资本，劳动支配资本，资本为劳动者共同体服务，公共利益优先，这样的资本便可称之为“影响力投资”。如“罗奇代尔”和“大生集团”，这两家社会企业的出资方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而是“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对劳动者不是压榨的、剥削的、控制的关系，和劳动者是平等的关系。

这样的生产关系还决定着它的“利润分享方式”，不是资本独享，而是“影响力投资者”和劳动者共享，而且还应当有部分利润继续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以“罗奇代尔”合作社为例，“股本享受固定利率，按照社员购买的商品量进行利润分红。”并且“划出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提升社员的文化教育水平”。

How的关键是看社会企业怎么组织起来，还要看怎样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这里体现的就是社会企业的盈利模式。如果没有商业模式，投进来的资本不是“影响力投资”，更不是纯粹利益导向的资本，而是捐赠资金。这是社会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的核心区别。

第三个分析维度是看What，这个维度主要用于检验社会企业的使命实现得怎样。一方面是社会和环境绩效评估，社会企业需要有明确的社会产出，明确的社会影响力，成果清晰可测量。

另一方面是社会企业的实现形式。关于实现形式，在英国可以是“罗奇代尔”这样的合作社，还可以是社区利益公司。在美国的社会企业形式有“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共益公司”、“弹性目标公司”等，在希腊有“有限责任社会合作社”，在法国是“集体利益合作协会”，在葡萄牙是“社会团结合作社”，在波兰是“工人合作社”等。

综上，可对社会企业的界定如下：社会企业是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运用商业手段，创造性的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源，为改善社会底层的民生，为社会/社区公共利益目标而创的组织。该组织不为资本或少数人控制，而为影响力投资和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所共有共治共享。影响力投资和劳动者共同享有分红权，社会企业的利润必须有部分继续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在中国，社会企业可注册的形式有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总的来说，社会企业是一种思维，一种模式，还是一场运动。说社会企业思维，是从社会企业立场的维度，也就是Why的维度，为谁而创，是社会企业的首要问题。“社会企业思维”与“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有许多共通之处。

说社会企业模式，是How的维度，它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是劳动支配资本而非资本支配一切的新型企业发展模式。

说社会企业运动，是What的维度。社会企业可以做成什么样子？可否复制？能否让更多人参与让更多人受益？如阿育王创始人比尔德雷顿所说：“社会企业家不会满足于授人以鱼或授人以渔。他们除非把捕鱼业革命化，否则不会罢休”。

最后再谈下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展望。Aha社会创新中心创始人顾远在《社会企业的“是是非非”》一文中说：“希望在30年后，不再有商业企业和社会企业的分野，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虽然我们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笔者亦有同样的期望。

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不是目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才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才是。当下，用好“社会企业”这套具有国际共识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输出中国方案，求同尊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企业”这个阵地，我们不好好诠释，别人就来文化渗透。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横空过雨千峰出，大野新霜万叶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增进大家对社会企业的了解，期待更多人成为社会企业家。我们一起播撒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种子，一起迎接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新纪元，抓住社会企业和影响力发展的这波浪潮，一起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刘玄奇

     2018年12月12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