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学里管行政的老师很多都脸难看，事难办？
首先要定义一下，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大学“行政老师”，指的是这样的人：
他们在高校里既不教课，又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也不负责具体的“学生工作”，在高校的人事序列中一般被列为行政管理岗。
在大学四年里，我们总免不了有需要跟这些泛行政类部门工作人员打交道的事情。
而在不少高校里，同学们这样的体验往往不怎么愉快。
在大学行政部门办个事
往往比去政府机关还要难
不少高校的同学在大学里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为了成绩单上盖个章或者开个某种证明这种小事，带好需要的材料去找负责的行政老师，然后得到的回复经常是这样的：
“这个手续不能办，就是不能办，没有为什么。”
“马上下班了，明天再来！说你呢，明天再来，今天办不了！”
“领导不在不能办，你给我看规定没用，必须请示领导。”
“你个学生哪来这么多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爱找谁找谁去，反正在我这办不了。”
部分高校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为腐败案件的”重灾区“
（来源：搜狐教育）
这样的经历重复几次，往往就让同学们义愤填膺：
平时给学生上课的专任教师大都很平易近人，负责管理学生工作的辅导员们，也是比我们大不了几届，研究生在读或留校的学长学姐，很多和学生私下里都是朋友。
而就是唯独到了行政楼里办个事，你跟他好好说话，回应大都是冷漠的爱搭不理，再严重点就像吃了枪药一样无缘无故地怼你，至于各种在几个部门之间踢皮球更是家常便饭。
上面四个字，恐怕不少同学都从行政部门人员嘴里听到过许多次
（来源：新浪教育）
大部分同学一年也就要去跟行政部门打交道一两次，充其量上几年学就走了。
而那些本校老师除非辞职，否则每次去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对此感受更加深刻。
“你是教授怎么了？教授听不懂人话啊？”
“你们院长来了也办不了，你就告诉他是我说的。”
“耽误学生上课又怎样？又不是我上课，你耽误课还怪我了？”
（来源：山东大学官网）
某些老师不愿整天求爷爷告奶奶地折腾，或者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处理这些破事，就干脆利用其他途径，想一些灰色方法绕开行政部门规定的繁琐报销流程。
不出事无所谓，一旦出了问题，这些不规范的财务行为往往会被利用成为不利于其的证据，最典型的就是去年舆论沸沸扬扬的山大陈哲宇案。
高校教师说起这个问题，往往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
尤其是那些带团队承担具体科研项目经常要去报销的老师们。去政府机关办个比这复杂十倍的事，可能都没你去报销一笔实验经费累心。
朱清时院士致力于建立一个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可惜功败垂成
（来源：凯迪社区）
在某些行政化程度较为严重的高校里，行政人员还通过各种关系互相勾结，掌握了学校的实际权力。
从外面调来的校长院长决定政策时，要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否则就有强龙不压地头蛇被穿小鞋，政令不出校长办公室的可能。
高校的行政部门里往往有一部分“关系户”，这些人往往不具备完成工作所必须的素质和技能，但你也没法让他们走人给新人腾地方。
为什么这种现象能在部分大学里存在这么多年？大学对这些行政人员怎样才能找到有效的管理方法？
在大学里，不是每个
工作人员都该被称为“老师”
在高校里虽然你见到的工作人员你一般都统称“老师”，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
给你上课的任课教师是教师编制，是按照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路径一步步上升的。
而辅导员按照教育部的文件也算是教师编制，但在招聘要求和职业晋升路线上，都和任课教师有一定的区别，基本算是另外一套路径。
某高校组织结构图
（来源：科学网）
而行政部门的教务、财务、后勤等老师基本都是行政编制，走的是科员-科长-副处长-处长的上升通道，和上面两类基本是分开的。
而他们的工作职责也截然不同，任课教师主要负责教学和科研，辅导员和团委老师负责关注学生思想状态，做好学生管理。
而行政体系里的这些工作人员，则基本和政府公务员是相似的性质，属于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
在我看来，中国高校里的这三类工作人员中，只有第一和第二类应该被学生称为“老师”，而第三类的行政人员则和这个称呼没啥关系。
《人民的名义》中的”半蹲式窗口“
（来源：丢豆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普通工农群众去政府机关办事，遇见刚来实习的小年轻也要毕恭毕敬称“领导”；
病人去医院看病，对挂号处的收费员也都统称“大夫”。
但近些年来，除了那些实在叫惯了改不了口的中老年群众之外，你能听到类似称呼的可能性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学生习惯于称呼高校行政人员“老师”，就和上面两种情况一样，属于不合理的计划经济时代残留，早该改改了，只不过是因为高校管理制度改革多年停滞才保留到了现在。
除非你和陈大夫一样是标准济南人，有大街上问个路都称呼“老师”的习惯（标准济南话发音：“lao sher”），那另当别论。
（来源：西安创新学院官网）
叫不叫“老师”，本来是件小事，但行政人员是把自己当学校的主人还是仆人，却是件大事。
在国外的大学里，第一类人按有没有固定教职被列为 faculty 和 research scientist，第二类人基本属于中国特色，第三类人则多被归为 staff。
在欧美高校的管理体制下，对于staff的职业定位是很明确的，就是给faculty以及学生服务。通过强化教师在管理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有效地抑制了行政权力的异化。
然而国内高校管理机制建设的落后，则给行政权力的自我膨胀留下了相当的空间。
不少高校的行政楼是整个校园里最气派的建筑
（来源：腾讯教育）
关于官僚主义,有一句一针见血的名言：“The bureaucracy is expand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expanding bureaucracy.”（官僚机构会持续膨胀，以满足膨胀的官僚机构的需要）。
在高校这样的环境里，行政权力官僚化的膨胀就像是癌症，一旦出现就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清除。
在国内一部分以行政化倾向严重著称的高校里，行政部门的权力膨胀已经到了威胁学校学术建设和科研创新的程度。
曾于1968年参与总统竞选的尤金.麦卡锡
（来源：百度百科）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有一句名言：The only thing that saves us from the bureaucracy is its inefficiency.（世界上唯一能把我们从官僚主义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官僚主义的低效。）
高校行政工作低效的真正症结所在，这些天天在里面摸爬滚打的人了解的最清楚。
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
根本没有做服务的样子
不少学生会把在行政楼里遇到的憋屈，都归结到具体的工作人员道德水平太低，在微博或论坛上“SB”“人渣”一通吐槽。
但这样漫无目的的怒怼，除了发泄你自己的怨气之外，显然不可能对现状的改善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在我看来，部分大学里的行政管理人员之所以民怨甚大，其真正原因就在于三个字“不职业”。
政务服务中心的各部门联合办公
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工作的常态
（来源：新华网）
高校里窗口性质的工作人员，和银行面对顾客的柜员，政务大厅里负责面对民众处理问题的政府公务员一样，都应该算作是广义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
但在相当一部分高校，对于他们的管理却相当松懈，根本没有服务行业应有的样子。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管是银行、医院，派出所还是餐厅，上岗都是要穿统一的工服，在胸口佩戴具有明显身份信息的工牌的。
部分地方的政府公务员以前可能服务意识不强，但从“八项规定“以来，至少一二线城市的窗口机关里，近几年身着T恤拖鞋大裤衩上班的现象也基本绝迹了。
多数政府机关已经完成了窗口岗位统一着装
（来源：珠海市检验检疫局）
工装工牌这样的规定并非完全是形式主义。在服务行业类似的做法之所以能成为标准，是因为这身工装能时时刻刻提醒你，你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举一动代表的不仅是你个人的形象，而是你背后的单位的脸面；
而工牌上你的姓名、工号、照片等信息，不仅是服务对象对你进行识别和身份确认的凭证，更是他们投诉时的最重要依据。
但在相当一部分高校里，要么并没强制规定行政人员统一着装，要么有规定但形同虚设；
在某些高校行政窗口部门里，你至今还能见到用工作电脑在上班时间玩游戏的现象，而这种行为在政府部门几年前就已经被明令禁止。
（来源：光明网）
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表现出的不职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学校对行政人员的职业定位本身就非常模糊，真正问题出在学校的制度没有真正按照服务行业的基本要求去规范和管理他们。
吐槽归吐槽，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些行政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对于高校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同学们一心好好学习，专任教师们一心好好教课/科研的同时，很多繁重的事务性工作是他们默默地帮你承担了。
日复一日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额外多动一点心思却难以得到注意和赞赏，职业上升的路径狭窄而遥不可及。
（来源：中山大学财务处）
作为一名做过服务行业和类似行政性工作的过来人，陈大夫是很理解和同情这些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境遇的。
国内高校也应该建立类似政府’政务大厅”的学校“行政中心“，将各行政部门涉及对外服务的人员和功能都集中起来。
同时设定明确的指标，学生及教师需要办理的行政事务，70%-80%要在政务大厅中能够一站式完成，不需要再在不同的学院、办公室和校区之间跑来跑去。
对于行政工作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造，将对外窗口岗位和内勤管理岗分开，把能代表单位脸面有朝气的工作人员放在对外窗口岗位。
同时，对外窗口岗位应该按照服务行业的通行标准进行评价。
诸如你在银行和医院里已经司空见惯的：对我的服务从1星到五星打分、每月按照服务满意度进行统计，确定KPI直接与工资挂钩。
这样他们就能够有动力去改善自身的服务态度和水平，像文章一开始所描述的那些完全不应该出现的言行也会大大减少。
让行政的归行政，服务的归服务，教育的归教育，不仅让同学们和老师去办理行政手续的经历不那么痛苦，也能解放那些行政人员的生产力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