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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大学声 2018-12-22


今天是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生们,是怎样在艰难挣扎求生同时奋发向学,保存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火苗的。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时代涛声,内容有删改


抗战期间中国大学为何能够挣扎求存

抗战期间,全国高校损失惨重,因为高校集中于东南沿海,“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学校文化中心”。


北京大学红楼一度成为日寇宪兵队队部,南开大学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8月底调查统计,由于日军入侵,全国108所高校中,被破坏者达91所,占大学总数84%,有14所大学全部被破坏,15所高校勉力维持,25所高校破坏严重被迫停办。


北京大学红楼

(来源:新浪教育)


抗战前,全国各大学共有教师7560人,职工4290人,在校生41900余人。


抗战爆发后,受战乱影响的教职工约2000多人,学生多达2万余人,战火造成的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教学设备等达3360多万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人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主张中断一切正规教育,停办高中及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对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12月,蒋介石在武汉大学检阅军官团

(来源:湖北档案)


国民党要员陈诚强调,“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国民政府尽力将大学和知识分子西迁,发给薪水保障日常生活,还免掉大中专学生学费、食宿、杂费。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并免费住宿。


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实际上后来并未偿还,这相当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后来贷金制干脆改成了公费制。


周恩来、郭沫若等抗日战争时

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学者候杨方指出,“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


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


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来源:中华博士智库)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


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


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领导国立中央大学内迁重庆的校长罗家伦

(来源:观察者网)

  

此外,国民政府继续保障教育经费,抗战时期的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军费。


总体上,受战争影响,大学硬件虽遭受严重破坏,但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进一步充实与发展。


据《大学史话》一书统计计算,1936年与1928年相比,大学生数增加66.4%,教育经费增加119%,学校增加46%,教师数增加45%;而1945年与1936年相比,学生增加一番,院校增加30.5%,教师数增加48%,在校女大学生数增加149%。



除了这些官方说辞之外,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竭尽全力挤出经费支持各大高校还有另一层目的:


武汉会战之后,战争进入了漫长的相持期,尤其是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美军参战之后,国内各大政治力量都意识到:


日寇的最终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抗战之后必定会经历一场更加激烈的,关于中国未来主导权的争夺。


而大学校园里这些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是将来战后快速扩充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力量不可多得的不可再生资源。


不论是我党、国民党内中央系、桂系、滇系等各大派系,还是青年党等所谓“第三力量”,都意识到去大学校园里争夺知识青年的必要性。


如果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因为缺乏经费办不下去了,这些学生和教师可能就会去延安,充实抗大、鲁艺的力量,给国民党政权带来的损失将是用金钱难以弥补的。


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抗战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的最突出成果,就是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在坚持办学的八年期间,培养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赵九章、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于敏等6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百七十余人成为两院院士。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巅峰之作,经历过的人无不怀念,但后世再也没能复制成功的奇迹。


西南联大纪念碑

原碑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北大校园内有1:1复刻品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战时八年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了远超之前民国前二十多年的学术和教育成就,实际上是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作用的结果。

 

精神的这一半大家都明白,就是“学术自由”这四个字,而物质这一半,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

 

西南联大是战时原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集中了三所中国最好大学里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虽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师资条件则堪称奢侈。


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

(来源:观察者网)

 

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上午去冯友兰的课堂上听中国哲学史,下午去叶企孙的教室里上物理课,晚上再去蹭华罗庚的数学讲座。

 

虽然他可能经常连饭都吃不饱,但却得到了民国前二十年,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都难以遇到的学习和研究机会。

 

当时大半国土沦丧,迁至西南西北的高校不下数十所,而唯独西南联大能取得远超民国前二十年的辉煌成就,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西南联大主要负责人合影

(来源:澎湃新闻)


直至今日,只要是谈论中国高等教育,罕有不拿西南联大这段历史说事的。


在西湖大学筹备过程中,多位关键人物都着重提及自己理想中的西湖大学和西南联大在精神方面的紧密联系。


去年施一公校长在西湖高等教育研究院成立仪式的演讲中,还曾经专门拿出一段来追溯西南联大的灿烂历史。


西南联大的亲历者杨振宁先生在在现场的视频致辞中表示:“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


(延伸阅读:《有重金有情怀的西湖大学,能否成为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



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是怎么生活的?

虽然能够得到来自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各种帮助,但当时大学生生活的艰苦,可能是今天的同学们难以想象的。

以下即为当时从南京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前身)学生的生活状态:

“八宝饭”,还要靠抢


“早上七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时就已空腹雷鸣。”


中午、晚上吃的是掺有沙子、老鼠屎等的“八宝饭”,菜多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等,难得有几片肉飘在菜面上,以至于当时有大字报写道:“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跑,肉片薄得风吹了……”


因为“僧多粥少”,吃饭基本靠抢,饭桶一到,蜂拥而上,有次竟将一位矮小的同学挤落到饭桶里。



穿

“顶天立地”、“空前绝后”


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段子。所谓“顶天”是指下雪没有伞,光着头淋雨;


所谓“立地”是指鞋袜破露,光脚着地;所谓“空前绝后”是指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


蒋介石亲任中大校长后,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中大每位学生发了一套棉军装。


“于是,全校就看不见任何棉军装以外的冬衣。男同学的冬衣上渐渐多了些污垢,女同学则用棉军装遮住了她们窈窕的身段,棉军装变成最新款式的冬大衣了。”



大通铺,发病多


学生住的是黄泥糊的竹芭屋,睡的是大通铺,几十个人乃至一百堆人挤在一间大屋里。


拥挤不堪,潮湿又甚,再加上重庆气候闷热,很多学生都得了疟疾,肺结核、肝炎、肠炎发病率也特别高。



学生齐聚来听演讲

(来源:网易教育)


必修课

钻防空洞是“必修课”


1940年8月下旬某天,27架日机袭击沙坪坝,中大不足200亩的校园中弹30余枚,学校损失百万元。


平时也是三天一小炸,五天一大炸。为此,学校修筑了防空洞,成立了中央大学防护团。


每逢空袭,防护团发出预备警报,师生必须迅速进入附近的防空洞,逗留在外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听讲座

“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当时沙坪坝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中央大学更是中心的中心。


学校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讲座,如文学院举办过诗词曲和外国名著系列讲座、工学院举办科学讲座。


每周日,中大必会邀请各界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如潘光旦、李烈钧、孙科、卢作孚、英国前首相艾德立及周恩来都曾到校演讲过。


“但凡有演讲大会举行,同学们莫不争先恐后,踊跃听讲。因而在当时很流传的一句口号:‘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



女生组织的空袭救护队


社团活动

生动活泼


学校社团众多,不下七八十个,有联络感情的,有研究宗教的,有学术研究的,有体育文艺的,有宣扬三民主义的……其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中大文学会、女同学会。


各个社团活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如嘉陵歌咏队每逢节假日或校庆必有精彩演出,“风云”、“大地”、“万岁”三个剧社曾排演过曹禺的《雷雨》、《日出》、以讲演为主的“哑铃社”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的演讲比赛……


各大社团及学生自治会、系科代表大会大多由同学普选代表组成,是谓“学生自治”。



体育活动

精彩纷呈


拔河、立定跳远、接力赛跑作为“三大传统运动项目”经久不衰,院系间的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不断。


校际间的各类体育比赛,中大学子经常夺冠。“舞蹈是二年级以上女生的选修课,课余饭后,宿舍内踢踏声不断。


有次外宾来校参观,女生在操场表演舞蹈,因为没有特制的舞蹈服,就把圆顶蚊帐扯下来改装为裙,雪白蓬松,婆娑起舞,还博得不少掌声。”



当时的大学女生集体游园

(来源:搜狐教育)


校外娱乐

喝茶清谈


校园外,同学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话剧、泡茶馆。


因为当时电影票贵,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每有演出,中大学生必蜂拥而至;散场后,沙坪坝街头巷尾皆是话剧台词。


茶馆文化是四川的一大文化,同学们来到重庆后也都入乡随俗,泡起茶馆来,在茶馆里看书、聊天、睡觉,享受着茶香清谈的怡趣。



学习

发奋读书


活动之外,同学们也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求知强烈。


“课堂上,不用点名,没有缺席逃课的,为了听课清楚,做好比重计,提前到教室,抢坐前排位子;每逢授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没有座位就站着听,也不忘记笔记。


如听孙本文的社会学,沈刚伯的西洋史,房东美的哲学课……,同学们认为是‘莫大的享受’。


理工科的学生为了得到一个数据,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忘了腰酸背痛,直到答案准确为止,校园处处充满了孜孜不倦的求知气息”。



钻研

风起云涌


自由思想、钻研之风也风起云涌,学生们创办了《沙坪新闻》、《太公报》、《大学新闻》等刊物和《野火》、《政声》、《秀野》等壁报。


其中,在《太公报》基础上创办的《大学新闻》是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曾创下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如第一个开设了“无人售报箱”,最早公开刊登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送审和排印同步等。



学生组织的战时服务团

(来源:新浪博客)


恋爱

一大“课程”


当然,和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恋爱也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们的一大“课程”。


松林坡的鸳鸯道上情侣成双,男生宿舍最重要的话题是谈论女生,中渡口的牛肉面是约会女友的盛宴。


中大学生王作荣和夫人范馨香相识于大一,大二后几乎每天见面,相约游遍沙坪坝的风景。因为囊中羞涩,王作荣请范馨香吃牛肉面、看话剧,自己却不吃、不看,静静地在门外“恭候”。


范馨香是当时的女生自治会会长,追求者众多,但王作荣靠着自己的文笔和“恭候”,最终赢得校花芳心,两人后来喜结连理相伴一生。



爱国

报效国家


在活动、读书、恋爱的同时,同学们也都没有忘记报效国家。


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响彻云霄。


中大同学积极相应号召,只要年龄、身体合格者无不争先恐后,报名处排满长龙。


中大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大受感动,特为同学从军作诗道:“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



前往抗日第一线的学生兵

(来源:环球人物网)


当时物质生活艰苦万分,但同学们的精神却乐观、坚强、奋发。


“即使敌机来袭时,同学们在防空洞内饿著肚子睡觉、聊天、读书、抬扛、下棋、玩牌、恋爱,一切活动照旧,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


出得洞来,吃一顿饭,洗一个澡,有夜袭,再进洞,无夜袭,睡个觉,准备明天进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潇洒得很。”


因为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考取学子皆为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再加上学校自由、朴实之风,因此“同学少年皆不贱”。


今天的大学生们在缅怀这段历史时,可能也能从这些当年的大学生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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