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贺建奎？
南科大副教授贺建奎搞出世界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恐怕上周在不少同学的朋友圈里刷了好几遍。
这可能是2018这个并不平静的年份最值得写入史册的事件，其长远影响远超贸易战这样的大新闻。
已经搞清楚的基本事实
这件事刚发生时，大家最需要的是更多更详实的信息：
贺建奎到底是谁，他的实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和影响........
科学网，赛先生，果壳等网络媒体在这次事件中，贡献了一批非常专业的优质内容：
延伸阅读：（《300余位学者联名：十问贺建奎》）
（来源：观察者网）
目前综合各方信息，以下的事实是基本已经清楚的：
这项研究的技术风险未知；
这样的实验在科学上并不具备任何突破价值；
实验的伦理审查存在严重的漏洞；
在中国进行这样的基因实验是违法违规的；
主流科学界对于这起事件的基本态度是震惊、质疑和谴责。
事件发生后，各方纷纷表达自己的态度：
数百名海内外知名科学家联名对其进行谴责；
科技部、卫计委、中国工程院等主管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他任职的南方科技大学表示不知情；
他创办的瀚海基因等几家公司表示贺的实验是个人行为，和公司没关系；
给这个实验提供了伦理审查同意的莆田系医疗机构和美妇儿医院声称签字是伪造的；
帮他找到受试者的艾滋病人公益组织白桦林声称受到了贺的欺骗；
贺在美国莱斯大学的导师Michael Deem和斯坦福大学的博后老板Stephen Quake受到了各自任职的机构的调查.......
被指和贺这次实验有关的所有相关方，都以各种理由纷纷与其进行切割。
南方科技大学的公告
（来源：澎湃新闻）
当客观事实已经挖掘的差不多，公众对此事的认知焦点转到评判和解读阶段时，
很多朋友发现，自己对这次事件了解的相关信息越多，就越感到迷惑：
大家怎么也想不通，贺建奎这样一位在科研和商业两条道路上都已经取得相当成功的青年科研明星，为什么要做这样自毁前途的事。
事件26日被曝光，两天后按照公开的会议安排，贺建奎将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发表演讲。
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我身边大部分人还认为，在这种为千夫所指的情况下，贺将回避这场演讲。
我当时就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果不其然，28日上午他虽然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但仍如期出现在会场，虽然显得有点紧张，但绝对是自信满满。
在演讲中，他从头至尾只对所谓的“数据泄露”致歉，而对于实验本身，他的态度是“感到自豪”。
但在演讲最后，当贺面对，“如果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你是否会做这个实验？”的问题时，他没有犹豫：“如果是我的小孩有先天缺陷，我会率先做实验。”
终于全场哗然，观众席有人高喊，“ Shame on you (为你感到羞耻) ! ”。而贺对此完全没有反应，表情平静地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科学伦理是怎么来的
要探究贺建奎的行为动机，绕不过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科学伦理，这些道德的条条框框在今天是否过时了。
许多人并不了解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所谓科学伦理，实际上只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很多科学实验，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都是不合伦理规范的，某些甚至有反人类的嫌疑。
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1932-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PHS）与塔斯基吉大学合作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实验人员正在从塔斯基吉项目参与者处抽血
（来源：维基百科）
该实验将数百名黑人梅毒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故意不给有效的治疗手段，放任他们死去，然后观察症状、解剖尸体、记录数据。
在这四十年的实验过程中，实验小组都持续地向医学学术圈公布他们的数据和报告，但只有极少数医生站出来指出这项实验的道德问题。
直到1972年，才有人向新闻界揭发了这一实验的相关情况，骇人听闻的事实立刻激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愤怒和一致声讨。
但最初的399名被研究者中，29名直接死于梅毒，100名死于梅毒并发症，40名被研究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有19名被研究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
实验结束二十年后，克林顿总统才正式对这些当年的受害者正式道歉。
（延伸阅读：《“基因编辑婴儿”试验惹众怒，历史上还有哪些不道德的人体试验？》）
当时负责该项目的官员海勒的辩解是这样说的：
“那些被实验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状况是不需要道德讨论的，他们是被实验者，不是病人；是治疗资料，不是生病的人。”
听起来和那些为贺辩护的声音，是不是画风很相似？
著名免疫学家Chester.M. Southam
60年代曾主导一项往受试者身体
里注入癌细胞的人体实验
（来源：纽约时报）
60-70年代，多起与此类似的事件密集爆发，导致整个医学/生命科学界名声扫地，几乎和“纳粹人体实验”之类的恐怖事物联系了起来。
受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社会和政府都意识到，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过分相信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律，而必须加以行业伦理约束和政府强力监管。
197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国家研究法，同时创立了一个委员负责研究并编写法规来规范涉及到人类实验者的实验。
1979年，美国国会颁布《贝尔蒙特报告》，指出了临床研究的三条普遍伦理原则：尊重个人、公正和有利。
这三条原则构成了制定、评价和解释所有科研伦理标准的基石。
科学伦理的三条原则
（来源：UW EDGE Center）
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科学界才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伦理共识，开始对科研项目过程设限，某些有道德风险的研究会被直接叫停。
科研伦理约束，其实质是科学共同体同意放弃一部分社会争议较大的研究，来换取社会公众的容忍和认同，避免把自己弄成社会公敌。
而贺建奎自称“借鉴了”权威伦理指南，但他一条也没遵守。
他2017年2月在自己科学网上的博客上撰文，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仅仅一个月之后就亲手实施了两位婴儿的基因编辑。
这种做法即使在中立的旁观者看来，也很难被认为是负责任的态度。
贺建奎的博客文章
（来源：科学网）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随着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生命科学界的主流一直在用各种造福社会的成果，改善自己的舆论形象。
用各种科普宣传转变公众的观念，让大家逐渐认识到基因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开发某些疾病的基因疗法是对整个人类有益的。
他们的耐心和努力得到了显著的成果，尤其在中国，80后90后这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基因科技的看法明显比他们父母一代要积极很多。
就在前几天，武汉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的张同存教授和顾潮江教授，刚刚取得了运用CAR-T免疫细胞治疗艾滋病的发明专利。
或者这位叫哈桑的小男孩，通过德国和意大利医生基因编辑技术的治疗，战胜可怕的遗传病获得新生的故事。
（延伸阅读：《接受基因疗法后，这个失去皮肤的“蝴蝶男孩”活了下来》）
被基因疗法赋予新生的哈桑
（来源：果壳）
然而这样真正能够推动科学和社会进步的正能量科研突破，影响力却没有贺建奎这种搞大新闻的人的百分之一。
而贺和他的支持者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让许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按知乎上某科研界大V的说法就是：“大家花了三十年慢慢熬了一锅好粥，好不容易快煮开了，被他撒了一泡尿进去。”
科学极端主义的兴起
很多朋友都觉得，贺建奎在会场上说的“如果是我的小孩有先天缺陷，我会率先做实验。”这句话是在公然扯谎，侮辱公众的智商。
但我认为，他说这话时实际上非常认真。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贺建奎，我会用“科学恐怖主义者”。
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以为，科学家就天生是理性和温和的。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就和“教师一定道德水平高”一样完全不靠谱。
科学工作者里也有一些对现实环境不满的人，甚至还有极少数不顾社会公众利益，想以直接行动强逼改变的极端分子。
贺建奎和Michael Deem
（来源：澎湃新闻）
当然，贺这样斯斯文文白白净净的样子，可能在你眼里很难和恐怖主义扯上边。
但实际上，并不是你拿把砍刀去大街上砍人，或者藏个炸弹去爆破地铁才算是搞恐怖主义。
程序员制作一个计算机病毒，传染上亿台电脑，
网络黑客盗取数千万人的身份资料，将其在暗网上大肆售卖；
这些“高智商”行为可能都看起来并不野蛮，但都应该属于恐怖主义。
对于贺这样的科学极端主义者来说，试管和培养皿就是他们的步枪，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就是他们的子弹。
他们搞这种突然袭击的实际目的，就是让科研行业回到几十年前几乎无法无天的状态，冲破人类伦理的限制，取消目前的科研伦理审查。
认同这种想法的人并非只有贺自己，全世界学界内外和他有相似想法，对他这次的行为暗中叫好的人实际上颇有人在。
在他们眼里，伦理标准是对科学研究的不必要的束缚，限制了科技的进步。
其中一些比贺本人还要激进的支持者更是认为：只要能够推动科学进步，像二战纳粹军医和731部队一样，把人当成小白鼠随意虐杀也是正当的。
比如下面这位：
科研就是需要谁都不甩的狂人和舍我其谁的勇气，所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科学实验对人类设的负面后果，在我看来，比起那些动辄杀人几千万上亿的社会实验来说，基因科学实验真没什么好说的，也压根不值得说。
（延伸阅读：《科研面前：基因伦理没那么神圣》）
指责贺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指责他的工作有缺陷，这些在他眼里都是隔靴搔痒。
你以为香港这场讨论是对贺的批斗大会，在他眼里却是自己一生的高光时刻。
在你眼里，那些学术顶级大牛毫不客气的质疑，句句掷地有声；
而在他眼里这些人都是纸老虎，骂得越响亮他就越高兴，台下那些观众的质疑如狗吠马嘶，根本不值一喙。
（来源：观察者网）
不少人都担心，贺在消息公布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面对调查和法律制裁的准备，甚至可能隐藏了部分实验数据。
像露露和娜娜之外还有几对被他植入母亲子宫的“设计婴儿”？他面对调查者会说真话吗？
令许多有识之士更加忧虑的是：贺建奎之后，会不会出现更多比他走得更远做的更绝的科学激进分子。
某些已经在国内臭名昭著的资本集团，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兴趣已经昭然若揭。
价值观上混乱和矛盾的局面对于他们是有利可图的，他们会不会以此为突破继续暗中资助更多类似的实验？
学生物相关专业的同学可以想想，你知道的有一定科研能力，能接触到相关资源，又对现状不满急着要出名德利的同行有多少？
抵抗极端主义
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
人类社会的极端主义都是成对出现的，就像一座天平，你在左边加上一个砝码，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右边也会自动加码，直到达到新的平衡为止。
贺和他的支持者对人类社会伦理采取的突然袭击，很可能会引起另一边更加激烈的回应。
在中国，基因科学的反对者还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即使崔永元这样的嘴炮大师再能忽悠也不大可能去诉诸暴力；
但在在美国和欧洲可不一样，像修改人类基因这样的科研项目，直接触及了极左和极右阵营中最疯狂的两帮人：激进环保主义者和某些宗教忠实信徒的底线。
极端环保组织”地球解放阵线（ELF）
曾对美国多家基因研究实验室实施纵火
主流科学家对贺的抗议不仅来源于道德的义愤，也有自身安全可能遭到现实威胁的担心。
你捅出个大新闻暴得大名，到时候实验室被抗议者涂鸦，住处被人骚扰，甚至威胁到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却会是无辜的同行。
打破目前公众舆论和科学界之间的互信与和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似乎并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内。
300多名学者联名对贺建奎表示谴责
我们承认，科学家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使命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原动力，但是否进步就要意味着不计代价？
众所周知，全球各类生命科学研究每年消耗的资金以千亿美元计，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政府和高校等的资助。
如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搞坏了，失去这些资助，科学界拿什么去继续这么多天天吞金的研究？私人资本能补得了这个缺口吗？
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讲到过：
在这个焦虑和极端的时代里，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选择：你是否要屈从于极端主义的诱惑。
在香港的演讲中，贺建奎宣称“我们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历史会站在哪一边，需要时间来裁决，但现在，我们要坚决站在多数科学家一边，站在人类社会主流价值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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