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洞察天机的圣人 却也是逆反思维的缔造者丨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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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前人的思想结晶，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论证其是否可行，取其精华，明辨优劣，让我们采取更恰当的方式“通”行于人生百“变”。
文/叶嘉怡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全书以“道德”为主题，从哲学角度出发，以辨证思想展开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包含广博的知识见闻，文意深奥而耐人寻味，值得读者反复咀嚼，常读常新。
《道德经》文意深奥而耐人寻味（资料图）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后来在函谷关的关令尹喜的敦促下，老子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道德经》便由此诞生。
以下，将分析《道德经》里，老子对固有的普世观点提出的新看法，并思考这种“逆反”思维是否“通行”于现实社会。
《鬼谷子·捭阖》开篇首句：“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意为，从古至今，圣人生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成为众人的先导。鬼谷子从一开头就强调了个人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展现自我，引导大众。这是鬼谷子“欲为人先，闻达于天下”的为人处世观。这种观点也符合战国时期士大夫诸侯欲在乱世大施拳脚的想法。
一杯水斟得太满就容易满溢而出（资料图）
而老子的观点则恰恰相反。《道德经·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娇，自贻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财物执其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铁柱磨成锐针，不可长期保存；黄金美玉满室，不知何人能守；因富贵而生骄奢，是自找麻烦。功成名就便隐退，是自然之道。
这是老子处事的中庸之道。人们的欲念是无穷无尽的，一个需求被满足，一百一千个新的需求就会涌现出来。在老子看来，此举是过度纵欲的。他“变”常规，提出“不如其已”，认为凡事都应适可而止。一杯水斟得太满就容易满溢而出，放眼观万物亦如是。“功成身退，天之道”，这隐含了老子的“避隐”想法以及“侠客”观念。一个修为或地位达到极致的人，若再求更高的收获就容易异化。如武功盖世的侠客，若求更多的力量权利就容易干预政治；功高盖主的将军，若求更多的富贵荣华就容易谋反叛乱；万人之上的君王，若求更高的地位权益就容易走入炼丹求永生的歧路。老子看透这一规律变化，因而提出与世人惯性思维所不同的观点：功成身退，天之道。
又见《道德经·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悦，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真正明白心灵深处感悟的人是不妄言的，妄言的人不是真正明白的人。不露锋芒，是大道玄同的奥义。不特别亲近、疏远、利益、危害、敬重、排斥他人的人，是天下间的贵人。这是老子为人的中庸之道。
后来，庄子亦在《逍遥游》中表达了与之相近的观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内涵修养极高的人，是内敛，不张扬，不锋芒毕露的。正可谓：“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中庸者，不锐利，不尖刻，平滑如水，圆润如球，常隐没于众人中，贵人、至人、神人、圣人皆如是。
在我看来，老子的中庸之道可作为个人修养之道而大行于天下。在社交场合里，有内涵的人总是侃侃而谈，不争锋相对、不好出风头。相反，锋芒毕露的人就容易夸夸其谈，刻意表现自己，反倒让听者不适。但中庸之道行之甚难，作为芸芸众生里的肉体凡躯，我们若能在“欲求盈满”的心态上，加诸老子的中庸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大抵已是很高的修养。
《韩非子·难言》曰：“华而不实，虚而无用。”韩非子认为，只有华美的外表而缺乏实际的内容，便空泛而不实用。此言有理，亦契合普世观念。我们常常以一件事物能否直接为我们增加利益而断定其“有用”或“无用”。但有些时候，“有用”与“无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仓促地评判一件事物有用或无用是武断的。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资料图）
一棵树枝细而弯，树根蜷曲而疏松，树叶不能入药，还有害处的树是不是无用之树？大抵常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棵无用的树。我们且看庄子在《南华经·人间世》是怎么说的：“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子綦认为，这棵树树枝细而拳曲难做栋梁，树根木纹绕旋如搓麻绳，而且木质疏松易脆不能做棺。伸手摘叶，舔则辣似火烧，嗅则昏似酒醉。过了三夭，舌尖还溃烂，头还晕。可见这种树毫无用处。但正是由于这种树“无用”，它才不至于被砍倒，而撑开一片树荫，供过路的人乘凉。是以庄子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只要存在便有其大用。
相似的，若有人问：无形的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呢？人们必定会答：既然无形，何用之有？那么，我们再来看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里表达的观点：“卅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然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卅根辐条围成一个轱辘，因为中间有空车才能行进。燃烧粘土使其成为器皿，因为中间有空器皿才能容纳。开凿门窗建造居室，因为中间有空居室才有光明。有形的东西之所以被人们利用，是因为看不见的无形在起作用。
人们常常忽略无形无用的物品，以功利目光看事物，如果不能直接为人们完成某种目的，则会认为它们无所用途。而实际上，正是这些无形之物成就了有形之物，正是这些无用之物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默默发挥大用。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像老子一样，看待事物的眼光要全面，不以直接功利的目光看待事情，尝试从侧面出发，也许就能发现所谓“无用”、“无形”之物的“大用”。
老子之后，庄子有言：“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民国时代，张爱玲亦言：“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至当代，周国平也持同样观点：“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再看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发言：“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他没有用处。”
可见，老子“无用”即“大用”的观点，是适行于每个年代每个社会的。以一种辩证、全面的目光看待事物，是老子要传达给后人的重要思想。
《论语·颜渊第十二》有言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老聃以逆反思维来看待国家的危乱之际（资料图）
在孔子观念里，“民无信不立”，若民众无“仁”与“礼”，对国家缺乏信心，国家就会灭亡。而“仁”、“礼”以及对国家的信任，需要上层阶级对民众不断教化并加以指导才得以产生，于是他提出过许多教化民众、规范政治的观点。教化民众的观点有如《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离开自己房子，便敬爱兄长；寡言少语，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而治理国家则有《论语·学而第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治理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
孔子认为，大道废，民无信，仁礼不施，国家将亡。而老聃则以逆反思维来看待国家的危乱之际。《道德经·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与孔子的教育思维不同，老聃认为，“物极必反”。当事物运行到一定程度，就会阴阳相互转化。大道被废除，就会出现仁义；贤惠频出，就会混杂大伪；亲人不和睦，就会彰显慈孝；国家混乱，忠臣由此产生。
老子于《道德经·第四十章》有言：“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是事物运动的自然规律。阴阳相生，若行至山穷水尽、道尽涂殚之处，必能柳暗花明，绝渡逢舟。
“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自视兵强而发动战争则不可能赢得胜利，树木强硬则必然因为枯萎而被折断，强大的总是处于下降地位，柔弱的才是处于上升地位。可见，老子的辩证观点在我们遇到挫折或困境之时，是有积极鼓励作用的，而在我们登上高峰之时，又能告诫我们切勿骄奢淫逸。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物极必反，阴阳相生，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成功与失败，这是老子对后人的告诫。
《道德经》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认为，不刻意纳贤，民众就不会彼此戕害相争；不稀罕稀有的物品，民众就不会偷盗。看不见引人欲念的东西，心就不会离乱。所以圣人治国：应弱化民众欲念，饱实民众口腹，弱化民众名利想法，宣传强身健骨的好处，就能使民众没有欲念和争斗，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也不敢胡作非为。无为而治，国家就无所不治。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资料图）
我们再看孔夫子对治国的看法。“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再有，“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为：季康子问道：“要使人民严肃认真，尽心竭力和互相勉励，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你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对待你的政令也会严肃认真了；你孝顺父母，慈爱幼小，他们也就会对你尽心竭力了；你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他们也就会劝勉了。”
还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说道：“假若杀掉坏人来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理政治，为什么要杀戮？您想把国家搞好，百姓就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
由此可见，孔子有着积极入世观，认为上层阶级必须对下层民众进行教化和指导。这与老子的想法的截然相反的。
不仅孔子有积极入世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大都提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变法，施行强国富民的法令，如《韩非子》：“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韩非子献策于王曰：派人出使楚国，厚赂执政大臣，宣扬赵国欺骗秦国的情况，给魏国送去人质使其心安，率韩伐赵。即使赵与齐联合，也是不值得担忧的。攻打赵、齐的事完了后，韩国发一道文书就可以平定的。
在战国末期，周王室衰微，诸侯混战，在各国不断变法求新，富国强兵的历史大流里，若继续“无为而治”，不进行改革，那么只有不进则退，国将亡矣。何况欲望是人的正常需求，过度压抑人的需求，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及进步。所以，老子“无为”之“变”，是不通行与现实社会的。
老子“无为”之“变”，是不通行与现实社会的（资料图）
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当时大环境里“有为”思想的“叛乱”。这种“逆反”思维从何而来，我认为，这与老子的经历大有关系。
与没落贵族孔子，韩王室诸公子之一韩非子，甚至“小生产劳动者”墨子不同，老子生于陈国苦县，既不是上层贵族或士大夫出身，也不是劳动生产者，这就使老子不具备“复兴周王朝”、“积极入仕重振家业”，抑或“加快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下层劳动人民地位”的使命感。
再有，其母望子成龙心切，请一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老子热爱大自然，常观世间万象。他白日积极向学，入夜观天文地理，勤学好思，日以继夜。因为，手不释卷又热爱自然的老子更善于与“物”打交道，享受山林宁静之乐，多于入仕改革。
后来，老子被荐为守藏室吏。老子博览泛观，渐臻佳境。与尔虞我诈的纷扰乱世相隔，老子独居一隅，潜游书海，难免生出隐退于乱世，“无为”而治之心。因而，反常理而行之，变有为成无为，就有迹可循了。
可是，老子的“变”法并非所有都是变而通的，变而不通亦无可厚非。老聃此“变”并不“通”于当时的乱世，也许只能成为个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一种平定内心的方式。
我们要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前人的思想结晶，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论证其是否可行，取其精华，明辨优劣，吸收前人的积极思想，让我们采取更恰当的方式“通”行于人生百“变”。（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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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道化天下 世界玄同”道学全球有奖征文比赛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文：叶嘉怡，原标题为《<道德经>的“变”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