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 尊道贵德：论老子文化生产观的理论向度与时代意义|参赛作品

以人为本尊道贵德：论老子文化生产观的理论向度与时代意义|参赛作品

Original 2017-02-05 王乃考 腾讯道学

本文借鉴文化产业的理论框架，开创性地提出老子的文化生产观问题，主要围绕谁来生产文化、生产什么文化、怎样生产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作者简介

王乃考，男，汉族，副教授，现供职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访问学者，主持、参与教育部各类课题多项。

摘要

老子思想博大精深，历久弥新。本文借鉴文化产业的理论框架，开创性地提出老子的文化生产观问题，主要围绕谁来生产文化、生产什么文化、怎样生产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结合当下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矛盾性，希望用中国传统精神建构我国文化产业思想体系，尤其可以借鉴老子的文化生产观的指导，引导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在“以人为本，尊道贵德”的原则下健康有序发展。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一）文化

文化是什么？（资料图）

要想了解文化产业是什么，就要首先明白文化是什么？文化这个概念可大可小，众口不一，在不同的领域与场合都有不同的意义。有的理解我等同于知识或学历，比如一个老农指着一个大学生说：“你看，人家有文化。”有的理解几乎等同于文学和艺术，把时尚、餐饮、运动、广告、杂志和日产生活等忽略不计，导致发展文化事业时过于单一。有的“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外部物质条件的反映和对阶级利益的表达。”这种观点似乎有不少道理，但也可能会引起较大的思想矛盾和文化斗争，更不可能在这样的观念下搞一个全社会各阶层认同的文化产业。

后来，文化研究者更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生存式样。”雷蒙德·威廉姆斯认为，文化是指某个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团体或人类总体的特定生活方式。现在总体看来，较为合理的认识还是把文化视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体现的精神价值，即人们怎样生活，期待什么样的生活，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本文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基础上展开论述的。

（二）文化生产

“产业是一种有组织的劳动，其实质是生产。”所以，要理解文化产业，还要明白文化由谁生产。“生产就是借助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用工具（或符号）创造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根据这样一个推理，文化生产就是创造与加工文化内容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只有我们明白了文化由哪些人生产，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文化产业的内涵与外延。文化生产不是近代才出现的，它是伴随着人们开始思考与实践“怎样生活、怎么更好地生活”这些日常问题就开始了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例如赵月枝教授也强调过：“中国的街区公共场地上自娱自乐的 ‘票友’们和下棋的退休老人们也是文化生产者。虽然他们的文化生产不是国民经济统计表上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对GDP没有直接贡献，但是，正是他们的活动使生活方式丰富而多样。”

（三）文化生产观

这里所说的文化生产观，是指关于文化生产的认识与理念。文化产业是近现代工业化生产影响下的产物。老子所生活的时代，没有现代文化产业，但有文化生产。老子思想体系中，多处提到了谁生产文化、怎么生产文化、生产什么文化等文化生产观。而这个重要问题，长期被学界忽略了。

（四）研究问题与意义

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y），是被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对象，也是我国七八十年代文艺理论界批评的对象。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影响，文化的工业化生产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与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因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世界多个国家逐渐对文化工业有了正面意义上的理解，制定了积极推进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ies）的有关政策，也形成了不少文化产业观念与理论。

西方雕塑风格（资料图）

显然，不管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还是对文化产业的大促进、大发展，我们都是依据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生产”的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文化批量生产的时代，能否适应中国延续千年的文化生产方式呢？我们直接使用这些理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实践，是否有“削足适履”之嫌呢？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正在建设我国这些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笔者2016年曾发文提出用中国精神构建我国文化产业思想体系的思路，并进而探讨用这样的文化产业思想体系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实践的意义。本研究借用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精神，回溯先秦时期老子关于文化生产的有关认识，并用有关文化生产的研究框架、理论对照研究，初步形成关于老子文化生产观的系统性认识，即从谁生产文化、怎么生产文化、生产什么文化三个维度加以考察。

二、圣人以“无私”之心生产文化

文化生产者是以文化资源为生产资料、文化技术为生产工具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人。他们在生产、传播、存储、分配、消费等一系列活动中，需要通过编码生产“意义”，在文化产品或服务中渗透思想、意志、情感及愿望等。

文化生产者首先会遇到编码的困境，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1章）也就是说，文化生产者发明和使用符号表征事实，但符号与事实之间只是相对接近的，也就是说，符号世界表征事实世界的“原真性”都是相对的。“无名”是事实世界原有的状态，“有名”是认识、解读世界的源头，正如老子所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1章）

因此，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人表征过的世界，你永远不要说你看透了世界，因为你是借用了别人的眼睛——别人对世界的表征工具。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倍受西方列强欺凌，国人失去了自信，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纷纷到西方寻求治国的制度、方法与技能。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国人越来越不自信，因为我们是拿着西方的观察世界的“表征工具”在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于是，愈加茫茫然而不知何所从。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2章）也就是说，当文化生产中，我们统一了美的标准与认识，“不美”同时也被界定了；统一了善的标准与认识，“不善”同时也被界定了。这显示了文化生产本身的相对性与矛盾性，我们应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不应该用西方视角或东方视角固化地看待世界与问题，因为“常无欲”，方可“观其妙”。

但是，有一些文化生产者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也或者为了刺激消费，设计了许多造成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区隔的符号。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3章）其实，这些“贤”、“贵”、“欲”都是文化生产的符号，正是因为这些经济符号、政治符号等，才形成了人间的阶层区隔与分化。

道法自然（资料图）

优秀的文化生产者应该效法自然，遵循大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5章）文化生产者应该像这样减少自己的“立场”，站在“道”的高度。“道”虽不仁，却让万物自然运行，让百姓自由生活。

老子又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6章）可见，“道”不生不灭，创造万物，无处不在，自动运行。文化生产者应该发现道、顺应道，这样生产出的文化才能够让人间充满着自然之韵、和谐之美。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7章）文化生产者遵循道来生产文化，“不自生”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化，才能被长久流传；文化生产者以“无私”之心生产文化，才能让世界接受他生产的文化。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第8章）这是对文化生产者的基本要求。优秀的文化生产者应该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

说到底，优秀的文化生产者就是圣人。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眼中的文化生产者是无为而治的圣人，这种圣人并不依赖于言语与法令来规范世人，而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行不言之教”以达天下希及之的“无为之益”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文化生产者其实并不直接生产儒家那样的仁义礼智信的人伦规范，而是追求复归自然，复归本性的自然天真，而不机心自恃，以智心相较，这样的社会是才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生到死，都不冲突。

三、生产“尊道贵德”的文化

（一）“惟道是从”的普适性文化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源于道。文化生产者首先应该生产具有普适性的文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第42章）当人类社会具备了普适性的文化之后，起他文化生产行为才会触类旁通地产生。

文化生产者是不是一定是社会精英？“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第52章）

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生产者，其产品不仅具备功能价值，亦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可以用于经济市场或是文化市场上交换。上至受世人景仰的文学大师，下至跳广场舞的大妈，不管是划时代性的文学作品，还是风靡一时的广场舞文化，正因为人人能以自己的思想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创造出文化产品，在产品中体现文化元素和文化价值。所以文化生产者本身具有普遍性这一性质。这个普遍性体现在文化的本质是为人的，老子崇尚的文化是呵护人的道心，即激励人们“惟道是从”。

（二）“执古之道”的传承性文化

文化是传承性的，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很难被接受与传承的。优秀的文化是利于人们在生活中自然传承的。文化生产者的传递性可以表现为显性传递和隐性传递，显性传递一般体现为老一辈的文化生产者作为他们所处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熟练地掌握精湛的技艺，他们作为一座活宝库，在文化生产这场接力赛上为自己家族或者技艺延续出一份力，由家族内传授和修习的模式传递，或者是由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传递，又或者是通过不同媒介自习模式传递，这是一种一代接一代的鲜活传递方式。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资料图）

“道隐无名”（第41章），隐性传递一般体现为在社会上广泛交流和传递的过程，这种传递方式，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生产基地，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形式性的推广运动，在传递的活动中，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文化生产者的价值内涵，激发更多的人继承文化生产者的匠心精神。“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

老子是史官，他希望世人能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道在人间是，实之又实的人生之路，这个路其实就是要尊道贵德。要传承的正是这样的古道，大道，正道。

（三）以“无事”为原则的简易性文化

文化的接受过程是受传者对文化内容解码的过程，因此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第41章）上士听闻到道，就努力去执行，认为道是人生之宝；中士同样听到这样的道，但他受世俗的牵绊太多，时而努力，时而懈怠；下士听到道，以为是天方夜谭，甚至讥笑为道者自苦其道，何不自娱乐自，何必心怀天下。当然如果为了让老子之道能够更加通俗易懂可行，引导更多的人们去修道行道，道化人生，那么，文化生产者就应该简单、通俗地设计文化内容，“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第49章）让自己生产的文化能够更多惠及民众，无论这些民众是良善，还是不良善，是讲信义，还是不讲信义，都尽可能因人制宜地加以影响。

如果传递的文化内容过于复杂，反而不利于人民的生活，文化设计应该以“无事”为原则：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

又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58章）

无事其实就是法自然，顺应人心思安的特色，阐述，道为人生之宝，有道者可以“求以得，有罪以免”（第62章）。道是传家宝，传世宝。有道之家可“子孙以祭祀不辍”，有道之国，可以安享太平。

（四）“容乃公”的复合性文化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涵括了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是人类基于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有鉴于此，在“文化生产者”这一词仍未赋予到具有文化价值的生产者上时，其生产发展过程中已呈现出一种叠压关系，具有文化价值的生产者在此之中充当着叠压、打破、共存的行为主体，由于文化生产所涉及的历史范围存在“老的在下，新的在上”的一种普遍客观次序，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文化的渐进性。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第52章）

文化是在不断继承创新中发展的，因此，不同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前期积淀的基础上开据进取的。可谓是母子相抱，创意无限。

图腾（资料图）

换句话说，文化生产者个体之间存在了一种时间上的复合性。且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会受到不同地域、种族等因素所影响，当我们以历史发展作为纵向坐标轴，各种社会因素的组合作为横向拓展面，在这种多元复合的形态下，若将某个地域范围内时间断面的文化生产者抽出剖析，会在此文化生产者身上及其文化产品中发现多重积累的文化沉淀，文化生产者利用这一复合性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

老子之道强调的是兼容并包，“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16章）老子告诉我们，只有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以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各种事物，不持成见，不偏见，正因如此，才能做到公正周全。而做到了公正周全了，就可以为世人所推崇，而成为某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样的行家里手，是合乎天理民心的。而合乎天理民心的，是乎道大道的。这样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正是当下中国推崇综合创新的原因所在。

（五）“乐其俗”的生活性文化

文化生产应该贴近人们的生活，不要过高地拔高文化，“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与其生产“高大上”的政治文化，不如服务于普通人的生活。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

人们的生活最根本的就是饮食起居，因此，文化应当是从根本上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而不要去让世人“见可欲”，而心乱；不要鼓励人们去追求“难得之货”，否则盗贼丛生。因此，老子推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3章）让世人内心虚空，内涵充实，意志柔弱，尊道贵德，坚定不移。

四、“道法自然”地生产文化

现在光怪陆离的文化只是带来了一时的喧闹，并没有给人多少沉思、自省的机会。老子早就对这样的文化生产有了批判：“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12章）那么，怎样生产文化，才是遵循天道的呢？

（一）“希言自然”的行动原则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23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道在脚，唯身体力行。因此，要引导人们去从事于道，求道得道；引导人们去践行德性，于是便积德进道。要防止一些人害道败德，自取灭亡。要本着一颗一视同仁的心去善救人，善救物，而无弃人，无弃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资料图）

让百姓在朴素的文化消费中，明白大道理，减少过多的信息干扰。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第65章）

老子期望世人能够以愚朴相待，而不是相较以智，这样社会容易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二）“信言不美”的纯朴原则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

大道唯在真，唯在信，唯在行。因此不过于求美，而是注重奉献，在为人，与人之中，让自己人生获得更为丰富多彩的展现，最终取得“其名不去”（第21章）的效果。

用过多的修饰、美化，反而不利于真理性文化的传播。“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24章）

（三）“善下”的容纳原则

文化传播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能一开始没有多少影响，但只要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再传播，就会形成很好的势能，像水一样，其力无穷。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第78章）

水最具低下的品格，正是这种“上善若水”的低下品格，成就了水“几于道”的特性。大海所以成为大海，也是大海善处下所致。老子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66章）百川归大海，是大海善下之的特点决定的。因此，修道者要成就人生，就应当效法大海，效法大道的品格，因为大道是“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2章）道生万物，但不居功，不求回报。这样，才能为万物所尊贵。人从事文化生产亦当如此。

五、延伸讨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文化生产观

目前，文化产业即将成为各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但这个产业，是对人类社会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综合影响，其重要性不可不察。如果文化生产的方向出了问题，人类社会就会面临灾难。

按照市场的逻辑，资本主义与其说是解放了人，不如说是解放了人的消费欲望。对于个体而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工业社会以后，资本主义崛起，大量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消费，所以生产者需要刺激、拨弄、引导人们的消费欲望，以扩大再生产。这时候，作为生活方式及其精神价值的文化，被市场绑架了，文化成为了“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商业文化”。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文化产业，不仅自身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也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上帝之城”。在这座资本主义“上帝之城”之中，人们摆脱了宗教的奴役，却不自觉地躺在了消费主义的温床上。有些人简而言之地把这种文化产业概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于是，在这个“上帝之城”系统中，站在社会高层的人不是利用“神”来号令世俗世界，而是通过诱发与引导欲望来号令天下。

金钱至上（资料图）

或者说，在这座消费主义的“上帝之城”内，市场是自由的，消费是自由的，竞争是自由的，但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似乎是《西游记》中“如来佛的手心”，是文化生产者与文化消费者都无法逃脱的。

因此，通过这样的市场逻辑建构起来的文化产业，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也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政治服务，成为资本主义帝国对内控制社会、对外扩大市场的有力武器。在内部控制方面，资本主义把刚刚具备理性精神的人们导向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信仰——“拜物教”。这个信仰不一定具备以前宗教的某个仪式，它的聪明之处是让绝大多数人浑然不知自己有这个信仰。于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自由市场，“除了经济市场外，还有政治市场、法律市场、宗教市场以及语言市场等”。

布尔迪厄把这种资本逻辑建构下的社会视为一个“场”：“虽然，场，不像游戏，不是创造性地故意为之的产物，但它却遵循规则，或者比之更好的规律性，尽管这些规则或规律性并不明确，也并未编集成典。”

场的规则给每个参与者提供了自由参与的机会，只不过是：“在任何时刻，都是玩耍者之间的状况界定了场的结构。”正如在澳门的赌场中，赌场作为庄家，虽与其他游戏者有相同的获胜概率，但因为其巨大的资本让其在这种平等的假象中具有超强的获胜优势。

在上述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影响下，也有相应的文化逻辑与之相适应：强者往往就是英雄，哪怕他是海盗；有钱就可以任性，美其名曰奢华，而不是浪费；勤劳未必能致富，引导全民玩转资本；等等。人之初，并非善与恶，而是善与恶的交融体。这种文化逻辑会迎合、挑拨、刺激、诱导出人性恶的一面。

它虽然带来了社会整体飞速发展，但也为人类命运埋下了隐患。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宗教社会，宗教利用人性善的一面给人类套上枷锁；西方文艺复兴弘扬人的权利，敲碎了这个枷锁，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反抗、敲碎这个宗教枷锁过程中，突出彰显人性本身的力量时也把人性恶的一面不自觉地释放、延续出来了。

纵观上文，我们可以发现，老子的文化生产观是有效修复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弊端的一剂良药。在我国当前也顺应历史潮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老子的文化生产观，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矛盾性。这样，我国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编辑：忆慈）

参考文献：

1.王弼、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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