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明道的忠孝思想及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 参赛作品

净明道因以“忠孝”思想立世，亦称“净明忠孝道”，其对于“忠孝”思想的阐释既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但是又有超世俗的宗教化特色，其“八宝垂训”的思想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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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峰，现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师，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宗教哲学。

摘    要

净明道因以“忠孝”思想立世，亦称“净明忠孝道”，其对于“忠孝”思想的阐释既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但是又有超世俗的宗教化特色，其“八宝垂训”的思想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净明道将忠、孝等世俗伦理道德与成仙的宗教理想相结合，将信道、崇道以及切实行道的宗教思想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适应了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发展需求，对于社会教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也为净明道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建立了强有力的基础，其突出的伦理教化学说与社会道德实践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净明道忠孝思想的入世色彩

净明道亦称净明忠孝道，形成于南宋时期，该派奉东晋道士许逊为教祖，以江西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为祖庭。《太上灵宝净明法序》谓祖师许逊“以孝弟为之准式，修炼为之方术”，大力宣扬忠孝之道。唐时期又有张蕴、胡慧超等人宣场‘净明灵宝忠孝之道’，一时影响颇巨。南宋初期，西山玉隆万寿宫周真公、何守证等道士致祷许真君以救度世间，因而感动许逊六真降神，‘出示灵宝净明秘法，化民以忠孝廉谨慎之教。’‘于是肇建仙坛，名曰翼真，以延善知识。’自此净明一派正式建宗。其后，元朝初期又有净明道人刘玉“开阐大教，诱诲后学”努力革新净明道法，开创出后来所谓的新净明派。

忠与孝（资料图）

净明道自创教之始就积极提倡“忠孝”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建立是净明道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儒家忠孝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发展，以至于最终成为“儒道融合的典型”净明道的忠孝思想即为其追求“仙道”之本，又是其践行“人道”之本，净明道认为：“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有不务本而修炼者，若太匠无材，纵巧何成？”又“非忠非孝，人且不可为，况于仙乎？”“净明之道，必本于忠孝。”净明一道将“成仙”这一人生终极理想的实现转到到对于现实人的关注上，而成就现实的人则必须要行忠孝之道，这是通向成仙之路的必要条件。

由此也可以看出，积极提倡忠孝道德并将其视为修道之基，是净明道成为一种伦理型宗教的基本特征，这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极大的相通之处，究其原因净明道忠孝道德的价值观念是在儒家思想作为文化正统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净明道祖师用来选择合理并有利于自身目标的一种理想观念，它首先表现为“成仙”这一宗教理想之于人的意义，是驱使宗教行为活动的内部动力，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则表现为现实人对于理想情操的追求，从这层意义上说，净明道所倡导的忠孝道德既是凡俗的，又是宗教的。

由于忠孝道德观念的提倡，净明道的宗教排他性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消解，使之显现出积极的入世色彩，元朝时期净明道就曾宣扬此教“大概只是学为人之道”而已 ，而同时期净明道的革新者刘玉真人则明确提出：“本净元明心学之妙，课忠责孝大教之典，不离日用常行之道。”完全将净明道的忠孝观念同“日用常行”之道结合起来，又其提出：“入此教者，或仕宦或隐遁，无往不可。所贵忠君孝亲、奉先淑后，至于夏葛冬裘、渴饮饥食，与世人略无少异，只就方寸中用些整治工夫，非比世俗所谓修行：殊形异服，废绝人事，没溺空无。”在此刘玉极力强调净明道与世俗所认为的“殊形异服，废绝人事，没溺空无”的出世形象完全不同，而是积极提倡“忠君孝亲”、“奉先淑后”等世俗伦常，指出入教者亦可仕官从政、报效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净明道忠孝思想的入世观与儒家所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观似乎并无多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亦不能抹杀两者关于忠孝思想的差异，净明道忠孝思想虽带有一定程度的入世色彩，并受到儒学的影响，但却仍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在南宋之前，崇拜许逊的人群多只是将“孝悌”这种世俗行为视为是得道成仙的一种基础或一个条件，但到了南宋初何真公时，净明道经典中的“忠”、“孝”等已开始脱离纯粹的“人道”范畴，而有了宗教之“神圣”意义。”如《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中“父母之身，天尊之身，能事父母，天尊降灵。欲拜星辰，友恭弟兄，弟之身，诸天真人。凡知此者，可以烧丹篆符，百鬼畏名。”由此可见凡夫肉胎完全被神化为天尊及诸天真人，能事父母，天尊则降灵，这种忠孝思想观念在此显然又变成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教旨，而行忠孝之道在此则变为宗教修持的一个方便法门。

二、对净明道“忠孝”道德践履的评判——由“许逊崇拜”谈起

许真君又被称为“忠孝神仙”、“神功妙济宾君”，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诸如“许逊孝亲、许逊审猪、许逊斩蛟治水等故事，而最具神话色彩的则莫过于《太平广记》中《十二真君传·许真君》中“拔宅飞升”的故事：“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众多许逊的传说故事多是因其孝行与神迹而广为流传，在宗教背景下去看这些故事传说可以发现，许逊由人变为“神”的过程中“忠孝”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而对于许逊崇拜即是源于人们对于其忠孝道德的吸引，又是对其宗教神性的崇拜。

天下之民仁寿，四海归于太平（资料图）

净明道十分强调“忠孝以致仙”的道德践履，该派认为除了以“忠孝”思想立教以外，还应以“忠孝”行道，将“忠孝”从个人修养的思想层面，引申到对社会服务的实践层面上来。为此刘玉曾借许真君的名义说：“吾之忠孝净明者，以之为相，举天下之民跻于仁寿，措四海而归于太平，使君上安而民自阜，万物莫不自然，以之为将，举三军之众，而归于不战以屈人之兵。”使天下之民仁寿，使四海归于太平，使君上安而百姓自足，这与儒家所积极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情怀实际上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从宗教伦理道德的现代理论来看，许逊崇拜之所以产生及净明道之所以以“忠孝”之名而成一派，与宗教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密切联系，净明道自创立之始就为社会提供了诸多社会道德教化范例，满足了人们对于道德价值的追求，加之在儒学忠孝思想的背景下，在诸多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为行“忠孝”之道的行为作出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判断，并在实现这种价值的活动中为自己乃至他人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贴上善恶的道德标签。净明道强调行“忠孝”之善，恰恰附和了这一点，加之其着重强调：“忠孝之道，非必长生，而长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于仙班。”通过忠孝行善可以达到“证道成仙”的至善境界，这对于信众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于“许逊崇拜”的产生及净明道“忠孝”的实践主张，可以放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去总结，由于“忠孝”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标识，这就使净明道在一开始就与儒家有了割不断的亲缘性，其实道教与儒家伦理的亲缘性并不自净明道始，净明道之所以将“忠孝”作为“修道之基”、“成仙之据”。这一方面是对道教自身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时代发展需要的回应，正是传统与现实的结合，使净明道最终选择了以孝道孝行而闻名的历史人物许逊为教主，并突出地强调“真忠真孝”、“真践实履”。从宗教的社会适应性来看，净明道“忠孝”的“真践实履”无疑体现出了这门宗派积极入世的思想情怀，同时将忠、孝等世俗伦理道德与成仙的宗教理想相结合，将信道、崇道以及切实行道的宗教思想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净明道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建立了强有力的基础。

三、净明道“八宝垂训”思想阐微

因提倡以“忠孝为立道之本”而使净明道作为一个典型的伦理型宗教，其对于忠孝思想的阐发多是以“现世人道”为基本出发点，带有极重的儒学味道，加之这一学说有裨于现世教化，故而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极力推崇，认为净明道的学说乃是“民彝世教之大纲大领”又有儒家学者直接将其学说与孔孟之道相提并论：“都仙之旨，正吾夫子之旨也，亦尧舜以来精一执中之旨也。”事实上净明道对于儒家忠孝观的吸收并不仅仅限于这种思想意识的层面，而是还体现在其对于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约束上。净明道对于道团行为规范的约束具体体现在其“八宝垂训”的提出。

“八宝垂训”是南宋时期净明道道众必须恪守的一项行为规范，“八宝”又为“八极”，相传为教祖许真人所降之道，谓：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南宋白玉蟾曾在《旌阳许真君传》中阐释说：“忠则不欺，孝则不悖，廉而罔贪，谨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宽则得众，裕然有余，容而翕受，忍则安舒，接人以礼，怨咎涤除。”在这八种行为中，忠、孝列为其首，最为重要，故而被净明道视为“大道之本”：“忠孝，大道之本也，是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一论述与孔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说法如出一辙。从白玉蟾对于“八宝垂训”的阐释可以看出其中所蕴藏的有关道德修养论的内容，亦即“修身成德”、“接人以礼”、“涤除怨咎”。

忠孝，大道之本也（资料图）

“八宝”思想是净明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对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吸收，《净明忠孝全书》中言：

“君子之致乎道者八，八宝是也。比干死谏，谓之忠，大舜终身，谓之孝，善卷杀身，谓之廉，南容复圭，谓之慎，荣期安贫，谓之宽，颜回箪瓢，谓之裕，叔度洪量，谓之容，公艺恕己，谓之忍。如是之人，位列仙班。”

然而关于传统儒家道德修养的弊端，净明道刘玉亦曾指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净明道十分强调道德伦理的“真践实履”，这在净明道“八宝”思想亦有体现，“八宝”是净明道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被视为“飞仙度人之基”，并以宗教戒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南宋中后期是净明道道徒必须遵守的一条戒律，《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中有关于道教修持者持守戒律的内容，其中有“十诫”之说，而第一戒便是敬告学人“无忘八极”这一道德规范：“忠者钦之极，孝者顺之极，廉者清之极，谨者戒之极，宽者广之极，裕者乐之极，容者和之极，忍者智之极。”“八宝”虽然与儒家所宣扬的某些道德修养理论有相类似的内容，但是亦应看到“八宝”思想背后的宗教因素。净明道提倡“始于忠孝立本，中于去欲正心，终于直至净明。”

“八宝”思想内容亦是出于“净明”这一宗教目的论而提出来的，而刘玉所谓“正心诚意”的真践实履，具体内容为“惩忿窒欲，明理不昧心天”，亦即通过杜绝忿欲之类的不良念头而使“心性”恢复其本来的净明状态。也就是说净明道提倡“无忘八极”的戒律是通过“去欲正心”达到直至净明的目的，这从净明道“惩忿窒欲”的宗教修持可更为强烈地感知到，诸如净明道关于内丹的修炼：

“若能深惩痛戒，开广襟量，则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谓欲者，不但是淫邪色欲，但涉溺爱、眷恋、滞著事物之间，如心贪一物，绸缪意根不肯放舍，总属欲也。若能窒塞其源，惺惺做人，则欲水自然不下流。”

由此可以看出，实践忠孝及去欲正心则完全成为了超世俗的宗教体验。

四、结语：净明道忠孝伦理观念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净明道曾通过宣扬“善恶有报”的思想来强调行“忠孝”之道的功德，《净明忠孝全书》曾记载说：

“雷霆者，阴阳二气耳，却有善恶二神，之阳气为雷，阴气为霆，雷有声，霆无声。雷性善，霆性恶，雷好生，霆主杀，凡令阴霆击物者，非必一一出于上帝谆谆然命之也，盖世间恶类不善之气，自然感召，如人之不忠不孝，物之蠹害元气者，肃杀之，机不容隐，其阴气既降，查滓不能复升者。”

将自然事物的发生归于善恶的奖惩自然带有极为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通过宣传“自然感召”来规范忠孝善恶行为在当时科学发展落后的时代毕竟起过不小的作用。

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资料图）

对于提倡理性与科学的现代社会来说，净明道忠孝善恶的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净明道的忠孝观体现出这一道派对于“善恶”价值的择取，元伦理学的开路人乔治·爱德华·摩尔在其著作中指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的？和什么是恶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并没有“伦理学”这一概念，对于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直到近现代中西文化思潮时才有其肇始，但对于伦理学所关注的“善恶”这个中心问题，在中国文化直至当前的历史进程来说，智慧的人们从未停止过探讨，而净明道在其创立之始就已对善恶问题作过了很好地诠释，体现出它的经世精神和人文关怀。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净明道的忠孝理论学说体现出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传统价值，适应了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发展需求，对于世人的教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其发展中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当前社会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更不可等闲抛却净明道忠孝伦理观念的思想精华。

最后引申开来，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面对着某些道德日益沦丧、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传统教科书式的“忠孝善恶”教化形式能否如净明道所展现的一样，体现出足够强的辅正能力，这或许是一个需要积极重视及探讨的问题。结合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来看，其从一开始传播，就伴随着它不同时期的多元展开而带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儒家文化的多元性所产生的善恶伦理的多元化和政治化，善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不再服从于人民性质的和谐价值观念，而是服从于一部分人进行疯狂统治的政治需要，成为奴化人民的精神手段和工具，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反面，助长社会麻木不仁、伪善、缺乏诚信、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

与传统儒家相比较，净明道对于忠孝伦理、善恶观念的倡说及实施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再被探讨的个案——作为一个典型的道教宗派，净明道自然积极注重个人的生存价值和意志自由，由于忠孝善恶观念的积极倡说，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合理吸纳，无疑在极大的程度上避免了自身生存价值及意志自由的极端化倾向，体现出出世与入世精神的圆融特色。更重要的在于，净明道所提倡的忠孝善恶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现实社会中的“实践”问题，净明道对于“忠孝善恶”这一思想始终没有偏离它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这对于辅正中国社会一些道德缺失、人性沦丧等严重社会现象，对于家庭及社会忠孝善恶问题的改进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编辑：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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