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天下 物我共荣——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兼与儒家比较 | 参赛作品

庄子所主张的齐物思想首先是需要以源自于内心的德来作为基础，只有内心充满德才可以让人从物的世界中摆脱，心才可以不被物所羁绊，才能使得心里没有区分万物的成见，就可以与万物和谐相处。

作者简介

刘源，男，哲学硕士，武当山道教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摘    要

庄子的内圣思想是以人世间存在着各种无法回避的艰难与忧患为基础和现实出发点，正因为存在这些艰难与忧患才使庄子不得不考虑如何处世的问题。庄子首先提出了心斋，以消除个人的成心，再缘督以为经顺应自然，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人世间的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及各种忧患与艰难，保全自身。然后体悟大道，看透生死、荣辱、是非等，最终达到辽阔宽广的逍遥自在无拘无碍的精神世界，便是庄子的内圣之道。

庄子（资料图）

庄子的外王思想是通过德的内充，以齐平万物之心，来实现明王之治。庄子所主张的齐物思想首先是需要以源自于内心的德来作为基础，只有内心充满德才可以让人从物的世界中摆脱，心才可以不被物所羁绊，才能使得心里没有区分万物的成见，就可以与万物和谐相处。这种齐物的思想，也是庄子外王思想的基础。只有具备齐平万物的心性之德才能顺应万物，才能使得天下不治而自治。如果像儵与忽那样去帮助浑沌开凿孔窍，只会把浑沌害死；同样，若想要对社会有所作为以追求治理天下，也只会祸害百姓。从生命意义上讲，庄子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帝王，主导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处理自己与世界万物关系的态度和方法上。

学界对“内圣外王”的研究

学界的一般看法认为，现存《庄子》一书，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集中反映了庄子本人的思想，外篇和杂篇则是属于庄子后学的作品，继承和发扬了庄子的思想。但是此说也并无确凿证据来定论，且本文不涉及到对《庄子》篇章源流出处的考证，因此本文研究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以《庄子》内篇为主要文本研究对象，部分观点的论述参考了外篇和杂篇中的相关内容。

内圣外王这一术语出自《天下》：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内圣外王的提出有着当时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时代背景。首先要明确的是庄子并没有从正面来阐述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思想内涵，而是通过对儒、墨、名、法等诸家在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解和运用上的错误进行批判而提出来的。在这里内圣外王首先应当是思想观念、政治主张及学术评价的标准和原则。

《天下》中：“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对内圣外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的界定，这也是内圣和外王二者之间本身所应该具备的统一性。《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是通过阐述在没有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时会产生的的恶劣后果，从反面来强调了内圣外王之道的重要性。

学界一般常讲的是儒家有内圣外王的思想观念，但是早期儒家思想者虽然有与后来所形成明确认识的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体系比较相似或接近的思想观念，却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一术语。也有研究者认为《天下》是出于早期儒家思想者之手，这样的观点应该说是还没有对道家内圣外王思想与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作深入研究和对比分析的结果。虽然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内，儒、道两家都有关于内圣外王思想的相关认识和论述，但其具体思想内涵和实现路径是不一样的，当然也不排除有其相互借鉴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在《庄子》内七篇以及外杂篇中如《天下》、《天道》等部分篇章内容中，庄子有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内圣外王思想及其具体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先立足于人间世存在着各种忧患的基础之上，人在现实社会中难以生存的前提下，不得不考虑如何保身，如何养生，以此来作为出发点，然后再以道家的缘督以为经，因顺自然等为具体实现方式，最后才能达到像以庖丁解牛般的游刃有余的处理好现实社会上的种种复杂关系，并最终走向思想上无拘无碍的逍遥游之境的精神归宿，并要求统治者以齐平万物之心，顺应自然天理，以期实现无为而万物自为的明王之治。

纵观古今，上至两汉魏晋，下及近现当代，大凡研究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者，多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与方式，即首先肯定《庄子》内篇为可信的重要依据，并试图从部分篇章段落中寻找出关于内圣外王思想的结构体系与实现路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外篇和杂篇特别是《天下》中内圣外王思想的具体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与考察，历史上对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

清末以前，兼而言之，少有专论。学者们对于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这一专题涉及不多，大多着重于对《庄子》一书作总体上的研究，并没有专文、专著来研究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且这些学者研究庄子多以注疏为主，因此对于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研究相关的论述也是零星散见于各家注解当中。

清末以降，学界对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对《天下》一篇上。系统的解释和揭示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内涵自近代始，不过近现代学者对此理解不一。

梁启超（资料图）

梁启超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将内圣外王理解为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他还分别给内圣和外王定义: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从现代学术分类的观点来看，外王包含了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内容；内圣则是包含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内容。

钱基博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庄子自名其学；而奥旨所寄，尽于《逍遥游》、《齐物论》两篇；盖《逍遥游》所以喻众生之大自在，而《齐物论》则以阐众论之不齐。则是《逍遥游》者所以适己性，内圣之道也；《齐物论》所以与物化，外王之道也。”此类观点始着眼于《庄子》内篇来解读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乃是真正以庄解庄之法，然仅在于观点的提出，惜其论述未见详尽。

冯友兰认为,“圣人是人之至者，人之至者，也就是所谓至人，具有廓然大公的心、包举众流的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至人；王是指社会的最高首领。所谓内圣外王,是指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做王，即社会的最高首领。最高首领并不需要亲自做什么事，亦不可亲自做什么事，这就是道家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能使用其才，令其自为。”这样的外王正是庄子所要求的无为而天下万物自为自成的明王之治。

牟宗三认为，“内圣之学，亦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圣，而其实意义则在于个人有限生命中取得无限圆满的意义。是指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通过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行人格来做圣贤的工夫，以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挺立自己的道德人品。外王，外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是指在政治上行王道之事，它包括民主、科学和事功精神。内圣外王一语虽出自庄子《天下》，然以之表象儒家心愿实最为恰当。”他还用道统来表达内圣精神，用学统和政统来表达外王要求。

张舜徽认为，“内圣外王是君人者，掩其聪明，深藏而不可测，此之谓内圣；显其度数，崇高而不可逾，此之谓外王。且庄周之学，与孔孟异趣，则其所谓圣、王，自非儒家之所谓之圣、王。”内圣外王的思想渊源虽可上溯至老子，如无为而无不为等观点，然其在《庄子》中自有其思想内涵，因此仅着眼于老子的君人南面之术亦不能展现内圣外王思想的全貌。

研究庄子的内圣思想要先了解庄子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在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黎民百姓的生活完全被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来决定，统治者有道则黎民安生，统治者无道则百姓涂炭。很不幸的是庄子便生活在无道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无道的表现是社会秩序混乱，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从《庄子》文本解读“内圣外王”

《人间世》开篇便讲：“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这里所描述的卫君，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十足的暴君，而且特意交代其年壮就是意味着这样的黑暗世界将长期的继续存在。

因此《人间世》的中心是要讨论处世之道，是要找到在充满忧患的人世间中保全自身的方法，也就是庄子所主张的处世哲学，同时也是庄子内圣思想的现实起点。

面对人世间存在的忧患和艰难，该如何自处？庄子提出心斋。

做到心斋之后，庄子提出了在人世间处理各种复杂社会人事关系的的根本方法和原则。首先，他要求我们看透生命与知识的关系，以及善恶刑名的利害。然后我们要能够掌握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方可做到缘督以为经，以使人生走向无忧患和艰难的顺应自然天理的道路。

由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长度是极其有限的，但是知识却是无限多的，以我们有限的生命去索求无限的知识，自然就会使人很疲困；既然知道这样还要去追求知识，简直就是危险至极的事情。做善事没有求名之心，做恶事不遭受刑罚，当然最好是不做恶事，顺着自然的理路以为常法，就可以保全自身，享尽寿命。

庄子提出了人的生命与知识的对立问题，生命存在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因此，生命会受到现实的社会环境所制约。庄子接着指出社会中本身所包含的由善与恶所引发的名与刑的关系。

庖丁解牛（资料图）

庄子提出庖丁解牛的处世之道，进一步阐述了顺应自然天理的重要性。

庖丁解牛所达到的这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澄明境界是由技入道的根本显现，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结果，所以才能做到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由此延伸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社会上的人事关系就如同牛的筋骨关节一样复杂，如果我们达到了像庖丁解牛一样的处世之道，充分了解人世间的艰难与忧患，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则能游刃有余的在社会上生存。文惠君便是由此懂得了养生之道，庄子的养生决不是仅仅延年益寿，而是建立在充满忧患的人间世的基础上，如何来保全自身。文惠君作为一个君王，虽然高高在上，不也同样需要考虑自己该如何处理国家事务以及君臣关系等各种复杂问题吗？

如前所述，只要得道了，我们就可以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的在充满艰难忧患的人间世生存下来，但具体的道是怎样的呢？

具体的道是什么样的？

庄子对道的具体阐述是：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真正的得道之后，就可以抵达庄子的内圣境界了，也就是逍遥游，即绝对的精神自由。在《逍遥游》中庄子认为，一个人应当突破功名、荣辱、毁誉等世俗的约束，使精神达到优游自在，无牵挂、无阻碍的无待的逍遥境界。全篇以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阐明了：要想达到庄子逍遥无待的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内圣境界，就必须不能被外物所役，被功名利禄、权势尊位所束缚。客观讲，虽然我们的身体不能达到无拘无碍的逍遥游，生活在世间必定是有待的，但是庄子让我们体验到思想上的逍遥游。

庄子虽然从思想境界上更加追求逍遥游得内圣境界，但庄子毕竟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还是要面对现实问题。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特别在像卫君那样的残暴君主统治下，个人的生命时刻都受到威胁。因此，庄子也期待一位理想化的君王，这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考察。

这种理想化的君王就是：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这种功盖天下、化贷万物的治世效果，比较接近于儒家的治世理念，但是不需要儒家君王的夙夜在公，勤于政务的操劳。庄子的明王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只是去顺应了万物，是万物自己完成。就好像混沌一样，在无为的过程中，万物都以自己本身的方式获得自然的发展。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庄子看来，作为帝王应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这样天下方能大治。如果像儵与忽那样，想有所作为，去替浑沌开凿孔窍，就会把浑沌凿死，就会贻害天下。

帝王应游心于淡（资料图）

庄子所讲的帝王之道，是要以不妄为来作为基础的，必须不存在任何功的利性的目的，纯粹的顺应自然天理。在庄子看来，作为帝王，如果有了自己的仁义标准，别人的意见一旦相左,便会产生矛盾；而此刻手中掌握绝对权威的帝王就可能滥用个人的强制力，企图使被破坏的是非天平复归原位。

老子也谈帝王之道，却说无为无不为。他的无为终究还是想无不为，老子是看到了民众力量之强大。庄子则不然，他讲的无为，亦即取消明君与昏君之别，而游心淡漠，顺物无私，纯然一片天机。

庄子崇尚真，崇尚天性。庄子的无为是提倡为帝王者不应强逆天性而治世，不应该肆意妄为，而是顺应自然。庄子与老子的区别就在于老子津津乐道于为天下之道，因此老子的哲学被认为是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却把这看作是不得已，庄子的理想是与造物者游，摆脱这世俗世界，从而达到精神上的逍遥游。

从生命意义上讲，庄子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帝王，主导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处理自己与世界万物关系的态度和方法上。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庄子所主张的明王之治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真实历史上的所有帝王，并没有一个能如其所愿。毕竟，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有缺陷或是弱点；尤其作为帝王，言行意识都置于社会最高处，使人一目了然，乃至被无限放大。圣君或明主的称号只能代表其某一方面的成就功绩或善德。

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与儒家的比较

之所以要对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与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进行比较，是因为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并列重要的两个部分，两家都有对内圣外王思想有不同的阐述，其中不乏有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的内容，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是道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主要代表，因此有必要将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与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作比较，以明确二者之异同。

首先，传统儒家的内圣追求是主要集中在对个人自身的修养上，以期达到内仁外礼的圣人境界。而庄子的内圣最高追求却是精神上无待的逍遥境界。与孔孟的由人性善出发而实行仁政来阐发的内圣外王学说不同，庄子承袭老子无为哲学思想，提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明王之治。无为为王，法天；无不为生民，合天。在上无为而下必有为的社会制度关照下，全社会成员各遂其私，而成就天下为公的终极目标。

传统儒家的内圣思想，一般是从仁的观点出发来论述内圣之道，再由内及外，从礼的观点出发来论述为人处世之道。仁作为一种最根本的道德理念，是对于内圣境界的具体指向。仁德的修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把内在的未发状态激发成己发状态的过程，所以修身是达到仁的必经之路。因此从仁的观点出发来实现内圣其实就是一个由修身而达到内圣的过程。

庄子却从根本上反对仁德等，庄子主张的是顺从自然天道的原则，绝不是人为的道德原则。

其次，新儒家在内圣思想上，更倾向于成为圣德的理想人格追求，认为内圣思想最追求在于个人内在人格的圆满，并以此作为基础来对整个社会进行关怀。这就与庄子的内圣路径不同，庄子的内圣思想是以人间世存在着各种无法回避的艰难与忧患为基础和现实出发点，正因为存在这些艰难与忧患才使庄子不得不考虑如何处世的问题，以求保全自身，最后消除有待从而达到无待的绝对精神自由的逍遥游之境界。庄子从根本上否定了仁德的意义，而追求的是顺应自然天理。

最后，庄子与儒家的共同点在于，内圣思想都指向于外王之道，都是强调以内圣为基础，内圣是着重点，也是出发点。但是儒家的外王之于其内圣更趋向于一种明确的目的性意义。庄子的外王则是更为纯粹而简单，内圣与外王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必然性，内圣可以外王，但内圣却绝不是为了外王。

传统儒家认为外王之道就是治世，就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游历各国（资料图）

新儒家则认为传统的外王是不足以完成现代社会建设的任务的，于是他们在以传统儒家的内圣思想为基础，充分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试图实现新外王。

首先，他们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这根本的意义和条件，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其次，则是科学，科学的精神是理性主义追求，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

可以看出儒家的外王之道是要积极的治世，用道德、礼仪、法律、条例，以及现代的科学等等来使社会规范化。而与之相反的是，庄子的外王之道则是通过无为，准确的说是无妄为，管理者不应当用各种规范来干涉百姓的日常生活，仅仅只需要顺从自然天理便可让万物自为自成。

在庄子看来，儒家的做法正如同儵与忽给浑沌凿开七窍一样，自以为以为能帮助混沌，反而直接造成了混沌的死亡。庄子所追求的明王之治，是以不妄为，顺应自然天理为基础的。如果统治者有了自己的仁义标准，别人的意见一旦相左,便会产生矛盾；而此刻手中掌握绝对权威的帝王就可能滥用个人的强制力，企图使被破坏的是非天平复归原位。历史是在这破坏与复归平衡中不断更替前进的。

庄子并没有在理性机制上停留，而是向更广大虚无的道出发，认为万事万物间存在着使其终归于和谐的自然法则。就好像食物链，选取其中的某一环节而言，可能我们会觉得其中某一个环节弱肉强食，非常残忍；但它的背后蕴涵着整个生态系统大的平衡，刻意去改变只会导致失控无序。庄子的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提倡为帝王者不应强逆天性而治世，无论于人、于己、于万物。

首先，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考察，庄子期待的是一位理想化的君王。这种理想就是“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这种功盖天下、化贷万物的治世效果，其实也比较接近于儒家的治世理念，但是不需要儒家君王的夙夜在公，勤于政务的操劳。庄子的明王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只是顺应万物，是万物自己完成。就好像混沌一样，在无为中，万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安顿。

其次，从生命意义上讲，庄子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帝王，主导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处理自己与世界万物关系的态度和方法上。儒家也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和庄子比较来看，儒家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消极一点，属于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最后，庄子极力反对通过礼乐法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庄子认为社会秩序的混乱是由于统治者的妄为一手造成的。因此，庄子也不寄希望于君主的有心为治来安立天下，而是要求顺应百姓，顺应万物，让万物自己完成自己的发展，顺应的是自然天理的秩序。

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庄子所主张的明王之治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真实历史上的所有帝王，并没有一个能如其所愿。毕竟，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有缺陷或是弱点；尤其作为帝王，言行意识都置于社会最高处，使人一目了然，乃至被无限放大。圣君或明主的称号只能代表其某一方面的成就功绩或善德。

首先，庄子的内圣思想是其人格上的至上理想，最终是要达到无拘无碍的逍遥游之精神境界。庄子的外王是其对社会统治者君王的理想化描述，是要求统治者不妄为不违民，百姓安居乐业自的，达到明王之治的理想。明王之治正是从人性的朴素纯真出发，指出国家权力的干预与妄为会破坏人民本来简单和谐的生活，对黎民百姓造成莫大的伤害。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思想特色就在于从生命的忧患与困顿中反省人的生命价值及存在意义。

遗世独立（资料图）

其次，内圣是人格理想，外王是政治理想，只有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相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能拥有正确的方向，没有道德的政治只会成为霸道，导致暴政，例如秦始皇和隋炀帝，他们拥有伟大的功业，但是最终却早早的终结了自己的王朝，就是因为没有注重道德，没有注重人民的感受。同样，道德也必须紧紧依靠政治，要不然不会有广泛与长足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普遍的影响。所以说，内圣和外王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不可分开。

再次，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意义在于化除君主的刻意妄作和有心为治，以还与百姓自然安乐的生活状态。因此庄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是通过在齐平万物的基础上而不干预万物的自我完成，无为的明王之治。虽然，庄子内圣的目的并不在于成为外王，但是却可以通过物任其性，事称其能来达到外王的效果。

最后，庄子内圣外王思想的追求既不是个人遗世独立、修身自保之学，也不是探究帝王功业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安立天下的整体关怀。庄子的内圣外王理想是通过无执的道心以消融物我两忘的隔阂封限，在物我共荣之中，还予天、地、人、我一片清宁境界，以呈现天地自然和谐之美，是一种崇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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