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严肃：厌恶感使我们成为了人？
利维坦按：我相信大多数人如果看到牛皮癣、白癜风、兔唇或胎记等面容缺陷时会产生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如在公交车上坐得离这些人远一点，与他们握手时会有些犹豫，甚至流露出厌恶的目光。这几年的研究显示，这些厌恶反应来自于一个古老的防疫系统，通常是为了防止我们罹患疾病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把面容上的缺陷当作传染病来处理的。
所以，你是否想过一个问题：我们人类厌恶感的来源？现在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厌恶情绪与恐惧是相似的。恐惧可使你远离外部环境中那些想吃掉你的庞大动物，而厌恶能使你远离身体内部那些能杀掉你的小生物。我们的潜意识在不断地扫视环境中潜在的疾病征象，如果发现了一个，我们便会产生厌恶情绪，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与这个物体或人接触。
文/Kathleen McAuliffe
译/夜之帝王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how-disgust-made-humans-cooperate-to-build-civilisations
我们的祖先会对寄生虫产生极度的反感，而这是所有道德准则、礼仪规范、政治和法律的开端。
有个年轻人曾与自己的狗有过兽交行为。实际上，那条狗夺去了他的处男之身。他们的关系仍旧很好；那条狗似乎对此也没啥意见。但是从此之后，小伙子天天饱受自己的良心拷问：这是否真的违背道德？
为了寻求指点，他邮件求助了在纽约康奈尔大学教授道德心理课程的大卫·皮萨罗。而皮萨罗最开始以为他只是开玩笑。于是他给那个年轻人发了一篇关于兽交的文章过去，心想这事儿也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小伙子回信十分积极，并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我才意识到这小子没在和我闹着玩。”
虽然皮萨罗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他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我在回信的最后写道：‘我个人不会将其视为一种违背道德的行为。但是在当今社会，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而这是你必须面对的——毕竟这事的确很诡异，并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然后我又继续说道：‘你希望你的女儿与一个和狗做过爱的男人约会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而关键是：你也没法让动物写一篇文章来说明它们是怎么被虐待的，就算它们能写字也不一定会写，它们对人类的情感根深蒂固。’我希望能帮到这个孩子。”
大卫·皮萨罗
本质上来说，皮萨罗认为这个人的行为的确很不正常，知道的人会对此有所顾忌且容易因此而烦躁，但是他并不想因此而展开道德说教。如果你没法接受这个，你也许会被脑中人与狗的兽交画面恶心到。但是这个男子的行为真的是不道德的吗？至少在该男子的认知中，那只狗并没有受到伤害。
如果你正在尝试分析这个男子的行为究竟哪里有问题，心理学家对你现在的顾虑有个特定的称谓——道德失声（道德错愕）。
人类之所以会进化出厌恶的情绪，是为了让自己远离寄生虫。
皮萨罗和其他人在此层面所做的调查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但都表明一件事：当我们去进行道德评判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次都会深思熟虑一番之后再下结论。有时即便我们无法指出具体哪里有问题，我们也会觉得某一行为是不对的。我们仓促地做出一个结论，然后正如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专家乔纳森·海特所言——我们习惯于在事后才为自己的结论寻找正当的理由来辅证。而根据一些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这种直觉缘起于厌恶情绪。而人类之所以会进化出厌恶的情绪，是为了让自己远离寄生虫。当碰触到如排泄物、臭虫、水蛭以及任何会让人犯恶心的东西时，我们会因恐惧而以闪电的速度缩回手，然后发出“咦”的嫌弃声。而过去我们对动物尸体或者腐败气味的不待见，逐渐开始作用于我们的信仰——从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到宗教价值观。
这是William Heath于1828年所作的蚀刻版画《泰晤士：怪物浓汤》，只比1832年霍乱爆发年早了几年。再想想现在的泰晤士河干净的水质，这幅画或多或少暗示了当年伦敦饮用水情况的糟糕。
道德直觉上的厌恶感通常与这几个词相关：肮脏的行为、卑劣的行径、流氓。与之相反，洁净往往意味着高尚。我们追求的是心灵的纯净。污秽的举措会玷污自身，所以我们都在尽量与邪恶保持距离。
对于厌恶心理能否作为评判道德规范的标准，皮萨罗表示极度怀疑。他提醒道，如果人们依靠这个来做决定，只会越走越偏。他认为，因厌恶而谴责同性恋行为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例子。“我告诉班上的学生：作为一个异性恋的男性，并不是说你给我看两个男性的做爱照片我不会感到厌恶。但是我的任务是告诉你们：这跟我的伦理准则压根儿没有任何关系。我告诉他们：两个很丑的人做爱的想法同样也会让我恶心，但这并不会让我觉得有必要立法来阻止丑人做爱。”
流浪汉是另一个容易招致偏见的群体，也许是因为他们同样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整个社会也会倾向于以特殊眼光看待他们，以及给他们冠以值得商榷的罪名。“我必须要确保，这种可能会践踏他人人权的情绪不能影响到我自己。”皮萨罗说。
然而，避免让自己的厌恶感渗入到自己的道德评判中其实很难，而皮萨罗也深知这一点。在为道德论证课备课时，他都不得不让学生来帮助处理哪些令人恶心的影像。他说：“对此进行道德评判将会动摇我的观念。我将自己想法的开放性归功于智力成果。”
变得极其容易产生厌恶感反倒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帮助：他开始研究情绪是如何影响道德评判的。
如果你仍然怀疑寄生虫跟你的原则压根毫无关系，我们看看这个：我们的价值观实际上一直被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影响。在剑桥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者西蒙尼·舒纳尔的实验中，工作人员让学生们联想到一些不太好的行为，比如在简历上造假，偷窃钱包，开车超载，以及在飞机失事之后靠吃同伴的肉为生。其中一组受试者在一张摆满各种不新鲜的食物的桌子边围坐着，而他们比围坐在一张整洁干净的桌子边上的受试者，通常更容易对此类行为产生恶劣的评判。而很多的研究会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如屁、呕吐物的气味等极具想象力的厌恶感诱导因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婚前性行为、行贿受贿、小黄文、新闻失真、近亲结婚……当受试者产生厌恶情感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会更加恶劣。
相比于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气中，暴露在有毒气体中的参与者更有可能相信《圣经》所言。
被拒绝过的人同样更容易将无害的行为解读出邪恶意味。根据海特和他的毕业班学生塔利亚·惠特利所做的一个实验，工作人员对受试者施以催眠暗示，让他们在遇到一些单词的时候就会产生厌恶情绪。然后受试者开始读一篇关于丹的文章（一个虚构故事，关于一个正在帮学生和教授组织讨论话题的学生会主席）。这与道德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接受厌恶感触发词暗示的受试者比对照组（同样读这篇文章，但是没有接受催眠暗示）更容易对丹的行为提出质疑。对此，研究者给出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解释：“这就好像，丹本身就是个众所周知的小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被怀疑。“
无害的性行为也会被赋予不道德的隐喻。皮萨罗所做的一个实验中，受试者得到一个关于纸巾的暗示信号之后，往往会对以下两个事情做出更严厉的批判：一个女孩紧紧拽着泰迪熊玩偶自慰，一个男子在帮奶奶看家的时候在奶奶床上做爱。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沙勒和戴米恩·穆雷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结论都有个清楚统一的模式。受传染病威胁的人们将更容易拥护传统的价值观，且对破坏社会行为规范的人报以更强烈的鄙视心理。而疾病的存在会激起我们对宗教的好感。在一个研究中，人们发现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气中的人比呼吸洁净空气的人更有可能相信《圣经》所言。
当我们因疾病感到担忧的时候，吸引我们的不仅是妈妈做的病号饭，还有她所教导我们的哲理——尤其关于处世的。你的内心深处会这么告诉自己：我们墨守成规，可能是因为所谓的“成规”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安全性。而现在并不是一个去接受新的、未经考验的生活哲学的时候。
鼠疫杆菌（放大200倍）
因此皮萨罗在想：当我们受到疾病威胁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态度是否也会转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的艾瑞克·赫斯勒的合作中，他提出了一个检测这一想法的方式。他们安排部分受试者靠近洗手池，其他人处于私密空间中，然后问受试者关于道德、财政、社会问题等多方面的问题。受到感染警示的人（译者注：靠近洗手池一组）会持有相对保守的观点。
这些结论虽然很有趣，但我们仍然应该保持谨慎。在实际生活中，相比于在实验室里，当我们声喊着“包容的道德评判标准”时，我们需要去处理更多的信息——比如周边人的行为举止，处理问题的方式等。皮萨罗强调：影响道德评判的因素很多，而厌恶感只是其中一个。在日益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基于生理厌恶所产生的武断决定，无疑在事后都会因逻辑性的思维参与进来而释怀。这使得我们能够去对自己偏激的判断加以矫正，甚至得出“无损道德”的结论。但是厌恶感的确影响到了你的价值观体系。可是，一张肮脏的桌子、一股难闻的气体、排泄物并不会让一个浪荡公子“从良”，让无神论者皈依宗教，让变节者成为死忠。皮萨罗说：“这种转变是暂时性的，且程度并不高。如果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肯定也有别的招。”
而这可能会影响他最近所做的一个研究的结果——疾病信号会引发反同情绪，这个结论十分明确，而且站得住脚，备受支持。在与多伦多大学的约尔·因巴尔及其同事的合作中，当时正值2014年秋天的埃博拉病毒热潮，皮萨罗的团队做了一个关于美国人对同性恋看法的调查。科学家发现，人们的看法确实往消极的方向改变，但程度远远小于他们的预期。
皮萨罗解释说，也许是因为参试者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关心埃博拉的事情，所以这个效应会很弱。但是皮萨罗并没因此妥协，认为这些厌恶因子只是放大了已有的偏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看法在过去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而这个曾经背负骂名的群体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如果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埃博拉的爆发对反同主义影响甚微，皮萨罗觉得这个结果也同样很令人激动。
然而，性格上保守也许会对你的观念和信念产生长效且有意义的影响。皮萨罗和其他人发现，从另一个更为保守的角度来看，容易产生厌恶感的个体更有可能保持求稳的政治观点。他们倾向于严厉惩治犯罪，反对滥交、堕胎还有同性恋，以及专制主义。他们认为小孩应该无条件遵从长辈的教诲，他们还强调了社会凝聚力和遵循社会规范的重要性。虽然证据可能不是那么有力，然而有征兆表明:容易产生厌恶感的人往往更可能是财政保守派（反对税收和政府开支项目）。
当然也有从生理角度出发的。当人们看到一些吃蠕虫之类的画面，保守派将比自由主义者更容易出汗，且差别明显，而这是通过准确测量皮肤电反应信号得到的。排除疾病因素，他们的皮肤电反应信号也同样会变化。和自由主义者相比，他们同样会对大分贝噪音做出反应，但反应也会更为强烈。这两个如出一辙的现象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公认的政治学结论：保守派眼中的世界会比自由党眼中的更加险象环生。这也会影响他们在外交事宜上的形象。除了被外国人所不信任，他们同时也更加好战。保守党在外交上更为积极，这是因为他们有着爱国主义、军事力量和军人精神。
看到这个，也许你会想通过对厌恶感进行分析来预测选举。实际上，这确实可行——当然也不是百分百有效的意思。你的成长经历、宗教信仰、收入阶层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你的意识形态。但是大数据确实反应出这个倾向的存在。
在2014年发表的一份关于237个荷兰公民投票情况的研究中，那些在厌恶敏感度的测试中得高分的人，比那些保守的同胞更容易投票给在行为上十分保守的自由党，而后者在处理移民问题上态度强硬，反对伊斯兰教，强调荷兰传统文化的价值高于其他民族，以及对欧盟疑神疑鬼。
荷兰有十多个政党在很多问题上的政见无法归纳到保守党或者自由党任何一派，所以研究者也无法通过这个方式预测选举，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厌恶敏感度与他们那些沿袭传统，依葫芦画瓢的政见有关。
另一个大型的线上调研也有了类似的发现。研究团队包括皮萨罗、海特和因巴尔在内，样本为25000名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投票中持张望态度的美国人。那些对传染病感到焦虑的人更容易说他们会把票投给约翰·麦凯恩（极为保守）而非巴拉克·奥巴马。不仅如此，一个州的污染型企业平均水平——通过计算每个州的样本厌恶敏感度而得到——也可以用来预测麦凯恩的未来得票。
还有，研究者通过对世界各地的122个国家调查发现，相同的关系存在于很多政治体系中。总的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能够支持大体量数据分析的庞大样本体系。正如研究人员在《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科学》杂志上所写:这一发现有利地证明了这种关系并不仅存在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可大致等同于美国西部的民主政体）。这说明厌恶敏感性与保守派的关系超越了文化、距离和政治体系。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政客们会出于利己目的来试图利用这门关于厌恶的科学。举个例子——2010年纽约共和党州长竞选过程中出现的茶党激进主义分子卡尔·帕拉迪诺所参与的一次竞选。竞选开始之前，茶党所记录在案的投票人只要一打开自己的邮箱，就会发现带有垃圾臭味的宣传册，或者收到类似于“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的首府）似乎有东西发馊了”这样的短信。
宣传手册上印有这个州的一些民主人士的照片，而这些人大多也被丑闻缠身，比如帕拉迪诺的对手，前议员瑞克·拉齐奥，作为自由党人和政府的一部分，却尽其所能地玩腐败。我们永远没法知道，会不会是宣传手册上的那股子臭味帮助帕拉迪诺获胜。但反正他也没受什么影响：他只用每张24美分的宣传手册打败了拉齐奥。
而最近，在密歇根州举行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就几天前希拉里参加民主党总统电视辩论时进行到一半上厕所的事情加以嘲讽，“我知道希拉里去哪里了，但我不想说，因为实在太恶心了”。
对于寄生虫的恐惧不仅影响人们的宗教观和政治观，它甚至会在种族歧视问题上引导人们——比如这个关于罪犯审判系统的研究结果。
你可能会注意到，仙女圣母的经典形象时身穿白衣，而邪恶的女巫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那些美国西部电视剧里腰上别着枪的英雄人物和罪犯也遵循同样的着装逻辑。
哈佛的心理学家盖里·D·谢尔曼与维吉尼亚大学的杰拉尔德·L·克洛里觉得，我们通常都会把黑色与罪恶、污秽联系在一起。但是，人类的思维真的会把黑色与罪恶、白色与圣洁挂钩吗？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他们采用了一个很好玩的脑力训练游戏：斯特鲁普测试。你会看到一个呈现明确颜色的单词，比如黄色，但是这个单词可能是“blue”或者其他颜色的名称，然后你需要在短时间内说出这个单词的字体颜色。如果这个词是“yellow”，很自然人们会轻易完成任务，但如果这个词是“blue”或者另一个与单词字体颜色不同的色彩词，人们的反应就会相对慢了很多，这表明当人们接收到与预期矛盾的信息时，我们的思维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信息。
研究人员对此做了一些改良，受试者将会看到一些可能引起道德紧张的词语，类似于犯罪、诚信、贪婪和圣人等，将其随机配以黑色和白色。词语会快速从屏幕上滚动，而受试者需要在他们看到带有消极道德色彩的词的时候按下按钮。结果是：当一个与邪恶相关的词是黑色的时候，受试者的反应会快上很多，这表明这种反应是快速且无意识下发生的。词性与色彩的矛盾会很明显引起思考，降低反应速度。
为了寻找更好的证据来佐证：厌恶感的产生是为了减少将自己暴露在传染性疾病中的可能，研究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实验。他们先让受试者着手写一个关于无耻律师的故事来让他们把思维放在肮脏的行为上，然后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斯特普鲁测试。这次他们可以更快地将黑色与邪恶、白色与美德联系起来——尽管有些在测试中使用的词汇比如嘀咕、责任和有助于他人跟道德的联系很微弱。正因我们的思维会快速对微生物的威胁做出决定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事实上，有些科学家把它比作一种条件反射——研究人员越来越相信受试者是依靠直觉来获得结论的，而非缓慢而严谨的推导。
如果谢尔曼和克洛里的理论成立的话，能够快速将白色与美德，黑色与罪恶联系起来的人将更关心病菌和卫生。然后，所有的受试者在最后都需要对一些清洁用具和其他商品做一个价值认知评估。正如他们所预料的，测试结果表明，有细菌恐惧症的人往往会辨识出那些高档的清洁用具——尤其是诸如香皂、牙刷等直接与卫生相关的东西。
当道德规范在我们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把黑色看作不好的这种认知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法庭也成了有色人种相关新闻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克洛里说：“黑色与污秽、邪恶的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种族问题、贫穷和犯罪，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消极的认知偏差通常会产生一种严重的影响：一个有色人种更可能会被叛有罪，或者受到不公正对待。”
这些相关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些寄生虫是如何成功影响我们的道德体系的？有些科学家相信大脑的回路图是得到答案的关键。生理厌恶——当你看到马桶的满溢和想象一下咀嚼蟑螂的画面时，你会嫌弃地发出“咦”的嫌弃声——往往由前脑岛产生，而这一部分恰恰也掌管呕吐反射。然而，此处同时又是当受试者看到他人所受到的残忍对待、并因此激起愤恨时，厌恶感的产生区域。这并不是说，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厌恶感产生机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们确实共用了同一体系的大脑回路，有时会导致两者同时出现，歪曲判断。
尽管承载道德观的这个神经组织有弊端，但也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以纽约大学克里斯托弗·T·达韦斯为首，且包括数名心理学家和政治学者在内的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去想象他们正在玩一种收入分配游戏。当受试者决定舍弃手头现有金额来换取一次再分配（从最高值到最低值）的权力时，前脑岛处于兴奋状态，而这种行为也被戏称为“罗宾汉冲动”。而另一项研究表明，当玩家在结果导向的游戏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前脑岛会被激活。此外，当一个人选择去惩罚一个自私或者贪婪的人时，前脑岛也会被激活。
这种类似的研究都会使得神经系统科学家将前脑岛视为亲社会情感的起源。它也被普遍认为是恻隐之心、待人大方、自责感、羞愧感和犯错之后忏悔的心态所产生的地方。即便如此，前脑岛也绝非唯一一个与生理厌恶或精神厌恶有关的神经区域。有些科学家认为，两者最主要的重叠发生在另一个大脑中古老的部位——杏仁核。
心理变态者往往以缺乏同情心著称，而他们的杏仁核和脑岛也比正常人的要小一些，但其他处理情感的神经区域并没有这个现象。而他们也很少会对臭味、排泄物和人体分泌物表示无法容忍，正如一篇科学文章所言，“平心以待”。
亨廷顿氏病患者（一种会引发神经退化的遗传学疾病）和那些心理变态者一样有着缩小版的脑岛。同样的，他们也缺乏同情心，虽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前者特有的过激性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与厌恶感相关的脑回路不健全，不管怎样，患者对于污秽的事物并没有表现出厌恶感——比如说，他们不会介意徒手捡起粪便。
有意思的是，女性很少会成为心理变态者——大概是男性十分之一的比例，而且她们的脑岛在大脑中所占比例也比男性的更大。这种生理结构上的差异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更容易产生厌恶感，而且也正在作用于现代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关于共感的测试中，女性往往得分会比男性高，而这对于判断一个哭闹的宝宝是发烧了还是想睡觉有着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道德和生理厌恶会在我们的脑子里持续纠缠，这从一开始就很难解释，但是来自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厌恶感研究人员”瓦莱丽·柯蒂斯提出了一个构想，尽管这个构想难以实现且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一些来自史前人类聚集地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老祖宗们可能比我们所想的更在意卫生问题。从这些遗址中挖掘出来的最早期人工制品包括梳子和贝冢（由兽骨、贝壳、植物残体、人类粪便以及其他一些会引起鸟兽注意力的垃圾组成）。由此她怀疑，早期的人类会排斥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垃圾，随地吐痰大小便，或者头上全是虱子却从来不梳头的人。这些不替别人着想的行为，将会导致整个集体被臭味、人体垃圾和传染病所充斥，周围人会随之产生厌恶，也使得成为源头的那个人被众人所嫌弃。柯蒂斯觉得，他们会对此感到羞耻，然后会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被避而远之——而这正是现在我们面对污染物的态度：我们希望自己最好别和它们扯上关系。
也正由于相似的反应在两种层面的厌恶感中都有表现，与此相关的神经回路可以更好地帮助自己远离危险性个体。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柯蒂斯的团队发现那些卫生习惯不太好的人最有可能在评判案件的时候希望把罪犯关进监狱，对待破坏社会规则的人极其严厉。
从人类社会发展这个角度看，继续进化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归置我们的脑回路。我们会因他人的行为不当而心生厌恶之感。柯蒂斯十分相信这种进化是我们如何变成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的关键，使我们可以集思而广益，创造新事物，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最终发展成文明。
她说：“看看你的周围，你生活中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完全由你自己完成。高度分工化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提高了生产力。人类现在的能量产出是狩猎时代的一百倍。而问题是：我们是怎样开始合作的？”
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这个问题难住了很多进化学专家。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本质上来说，每个人都不是利他主义者。当你把人带进实验室，让他们玩各种游戏学会各种规则，他们同时也赚到了钱，总有一个贪心的人不介意其他人空手而归。也总有人会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而行骗作弊。而通过这些实验的发展，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人类只在独立完成时成本会更高的情况下，选择合作。
现在，我们有法律和警察来捍卫规则。但它们是当代的产物，而且立足于名为“政治”的更高层意识形态，就像一剂胶水紧紧地抓牢社会每个细枝末节。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名为“厌恶感”的强力胶水，社会也将无法存在。
柯蒂斯说：“假设你是个贪婪的人，偷了我的东西或者骗了我，我可以揍你。但是你也可能反击。而且你可能会叫上你那个牛一样壮实的大哥一起来揍我。所以咱不能这么干。但我要是这么跟别人说你，心里就好多了：‘她好讨人嫌，就像个社会寄生虫，总是拿走超过她所应有的那份蛋糕。’然后处处躲着你。所以其实我是在用厌恶感所给予的精神手段惩罚你。我的惩罚是拒你千里之外，而不是暴力。这不会花费我任何东西，而且你也很难回击我。而且我会跟我的大哥说你的坏话，说你让人犯恶心，然后他会说：‘哦对对，她就是这么惹人烦。’然后舆论就传开了。”
查尔斯·达尔文认为我们一直想得到来自同胞的赞美亦或责怪，而这可能是促使人类这一物种的社会价值观发展的原因。事实上，不管我们正确与否，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名声。达尔文指出，轻视的表情其实就是厌恶感的反应，是强有力的威慑物。在史前时期，因反群体行为而遭受排挤相当于被宣判了死亡。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在野外生存。合作者在自然选择中获得了优势，循规蹈矩之人亦将报社会以忠心。
以厌恶感来限制自利行为（即便你只是不讲卫生，但这同样也会威胁到群体的安全），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成为了我们的祖先发展技术的基石。社会化会带来极为强大的益处——我们可以进行商品贸易，包括劳动力贸易，相互结盟，思想交流（当然这成本很高）。同时，我们身上会携带病菌去与他人接触。为了获得合作的成果而又不需要冒这个生命风险，按照柯蒂斯的说法，我们必须“跳这支舞”。我们必须相互接近而又不能过近以至于危及生命。所以人类需要规则来帮助达成这一巧妙的平衡，所以我们创造了礼仪。
“从很早之前开始，我们就学会了洁身自好，而不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在咀嚼的时候张着大嘴，或者当着他人面吐痰。这意味着你可以适应社会化生活同时又不需要付出太多健康的代价。而打破这些原则的人将会很快被社会所排斥。”柯蒂斯说道。
对于她而言，社会礼仪将我们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并让我们可以在通往名为“文明”的大合作体的道路上走出第一步。事实上，她觉得礼仪可能为“一次飞跃”铺平了道路。专用的狩猎工具、珠宝、壁画等等都暗示着5万年前的一次创造力大爆发的时期：这预示着人类开始分享知识和技能，并且有效地一起工作。
礼仪推动着我们继续进化，但是要变成真正的文明，人类需要更加复杂的行为准则来将自己与他人捆绑成共同体。他们需要信仰。而人类最大的幸运之处，在于信仰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祖先决定停下来，种下字面意义上的“根”的时候。
大概1万年前，一些狩猎者开始尝试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方式：农耕。最开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以此谋生，但这一行为日益受到欢迎，渐渐地，更多的人开始定居下来，他们依水而居，过上闲散的生活，尤其是在河流交错出的三角洲地带。
一片土地承载了很多人的居住，他们彼此紧挨着生活，尤其是无法保证卫生的安全的情况下，传染病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反倒促进了传染病的传播。
最开始的农民只需要保证庄稼免于灾病就可以生存下来。他们过多摄入谷物的饮食习惯导致了营养元素的缺失或过剩（导致龋齿的细菌依托于碳水化合物而大兴，神经的痛楚让这些曾经的猎人备受煎熬）。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得免疫系统变得更加脆弱，也就增大了被感染的可能。
死亡之舞或骷髅之舞，受到黑死病的启发，普遍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绘画主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越大，他们的健康问题也就越大。他们的粮仓会招引昆虫，而后者也很容易传播疾病。人类的居住地被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所充斥，更致命的是，水源也被排泄物污染了。鸡、猪等被驯养的动物又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病原体，对此他们没有丝毫天生的抵抗力。
由于这些危险的增加，早期的农民陷入了一波又一波的疾病侵袭中：腮腺炎、流感、天花、百日咳、麻疹和痢疾。
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农业的发展长达数千年。在中东的一些人类文明发源地，圣经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为：圣经时代是指从公元前1250年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开始算起）就已经有超过5万的居民了。
一幅描绘患有先天性梅毒婴儿的版画，1898年。
虽说瘟疫是缓慢累积出来的，然而一旦爆发，健康就会面临严峻考验，伤病接踵而至。完全陌生，也没有对应的疫苗，这些新的疾病要更加致命而可怕。我们是那些异常强大之人的后代，他们的免疫系统强大到可以击败致命的病菌。相比于离我们略微近一些的祖先，那些祖先的祖先在应对传染病方面做的很糟糕。想想那些最早的梅毒患者的惨况：脓包从他们头上、膝盖上冒出来，皮肉一块一块地从身子上往下掉，往往三个月之内就丢了性命。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幸运儿也被折磨的没有人样：跛脚、瘫痪、毁容或者各种其他形式的残疾。
1346至1351年黑死病的蔓延
而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过去不太关注精神世界的先人们开始接受宗教——这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几种宗教的起源，他们的神都答应要惩恶扬善。这些宗教体系中有一种便是犹太教，而犹太教中那位伟大的先知——摩西，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也同样备受尊崇，在伊拉克，摩西被称为Musa，地位不逊于穆罕默德。世界上半数人口所信仰的宗教都诞生于《摩西律法》，上面所记载的是上帝给予摩西的戒律。
虽然诞生得很早，《摩西律法》也同样将环境卫生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现在我们知道这在疾病的传播中显得意义非凡：新月沃土（译者注：新月沃土是指两河流域东西部的西亚、北非地区在历史上曾有的一连串肥沃的土地，从地图上看其整体好似一弯新月，因此得名, 也被称为文明的摇篮）的村庄堆积了无数垃圾，城市极度拥挤，每个人都在担心疾病的爆发。《摩西律法》告诫犹太牧师勤洗手，而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公共健康解决办法。
而 《摩西律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医学智慧——并不仅仅是那句最有名的训诫：不能吃猪肉（旋毛虫病的起源，一种由蛔虫引发的传染性疾病）。还有甲壳类动物（往往容易富集有害的污染物），另外还有割礼（细菌会聚集在皮褶中）。犹太人会在安息日受洗礼（每个周六）；给井盖上盖子来防止昆虫进入其中污染水质；如果接触到他人的体液，则要进行净化仪式；会检查人们是否患有麻风病和其他一些疾病，如果已经受到了感染，则需要烧掉患者的衣物；死尸要在腐烂之前埋葬；用过的餐具需要浸入沸水中；不得食用因自然因素死亡的动物，因为死因极有可能是疾病；不能吃放置超过两天的肉（因为已接近变质）。
当分配战利品的时候，犹太教条要求任何可以经受火焰灼烧的金属物品（通常由金、银、青铜或者锡组成）必须以”浴火”的方式来进行高温杀毒。易燃品则需要用“净水”（一种用水、灰尘、动物脂肪做成的早期肥皂剂）清洗。
这都和现代的疾病控制观点如出一辙，而在性方面，《摩西律法》也有着很多的相关禁令。父母不能放任自己的女儿成为娼妓，而婚前性行为、通奸行为、男性同性恋以及兽交也都是被禁止的。
疱疮灾，埃及十灾之一
在这方面，宗教成为了公共卫生的监督员，许多与疾病传播有关的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换言之，教徒无法摆脱无所不在的主的制约，即使有时与自己的意愿相违背。唯恐主的信徒从信众中走失，《律法》清楚地指出了极高的健康威胁：耶和华会以“高烧（severe burning fever）”的方式惩罚离经叛道者，还有“疱疮灾（埃及十灾之一，the boils of Egypt）”，“病痂与疥疮（with the scab, and with the itch）”，“癫狂与眼盲（with madness and blindness）”——如果这些都行不通，则会用剑对其进行审判。
名言“清净近乎神圣；整洁近于美德”就是来源于《摩西律法》，随后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广泛接纳。印度教的演化相对独立一些，但同样有着祷告前需沐浴，重视排泄物，以及与他人肢体接触时的禁忌，比如说，印度人的习俗规定他们是用左手洗屁股的，所以如果用左手给印度人提供食物，将会是极大的冒犯。
当然，伟大的宗教不是只有卫生的教义。实际上，相对来说他们更关注心灵的圣洁、神圣的职责和灵魂的纯粹。而用厌恶感来惩罚那些危及群体健康的人，很大程度上催化了人们以道德使命感来谴责残忍、贪婪、邪恶的行径产生。
在对待如传播疾病等反社会行为时，全知且无法抵抗的神用这厌恶感来控制一切，而现代人们大多用持枪的警察。
厌恶感对于我们的礼仪、道德、信仰，甚至是法律、政策和政府都产生了极大的贡献。进化之力使得我们的祖先远离寄生虫，远离可能招致传染病的行为，然后文化开始接管他们，把人们变成了高度合作的共同体，为了群体的价值产物而不得不做出牺牲。千百万年来，人类从零散的村落遗民变成了全球化中的一员，而你的思维也因互联网而改变。
这种看待人类历史的方式显然很有意思，但仍有一点需要附加说明：在人类后期的心理进化之中，人的生物性演变也越演越烈。即使人类屈于神权成为社会人，人类的大脑也并没有停止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可能就发生在厌恶感的产生区域。
当然了，这也只是猜测。但是遗传学最新的发现验证了我的猜测。其中一个最让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过去10年间对人类基因序列组的观察可得，人类的演化与过去相比可谓急剧加速。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共有的基因组所表现出的高度适应性，比包括农耕时代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显而易见。越接近现在，人类的自适应能力越强大。
最开始，科学家被这种意料之外的发现所困扰，直到他们发现促成这一转变的就是我们自己。人类通过犁耕活动来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身体和行为也需要为了适应变动的环境而快速调整。一眨眼，人们又要适应新的饮食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一物种强大的合作精神使得人类走上了演化的快车道。
人类基因组中所发生的最快的改变在于免疫系统和大脑。鉴于厌恶感保护人们远离感染功不可没，大脑中管理情绪的部分则必须承受与文明演变同步发生的结构变化。
如果将人类在那些特殊时期死于瘟疫鼠疫的数量考虑进来，这个论点也会更具说服力。笃信真主或者至少遵循教义的人将很好地维持健康，也能更好地在自然选择中存活下来。最重要的是，对于人类的幸存者，宗教将给予因果报应。也就是说，宗教将对打破社会秩序的人提出惩治。随着从农业到工业的演变，越来越多人从田地走进了工厂，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无序而又肮脏的贫民窟出现，而这种压力如今仍在增长。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厌恶感是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卷进了我们的道德体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它为整个社会贡献了改革的力量。如果不是这种强大的情绪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观念上有所趋同，我们是无法得到现有的几乎所有东西的。出乎意料的，厌恶感并没有挥舞着拳头逼迫我们相互合作，甚至连巴掌都没扇出来过。它只是凭借着羞耻心和回避害群之马的方式，就使我们收获了太多东西。
因此，有些思想家认为厌恶感其实是天赐的礼物。布什政府生物伦理委员会的主席里昂·卡斯建议我们多多关注“来自厌恶感的智慧”。他认为，这可以让人对于越过道德底线的行为充满警惕。在2001年发布的一篇文章中，他对人工克隆、堕胎、乱伦和兽交发出强烈的谴责。他写道：“说起来，厌恶感是我们人性的捍卫者，使早已忘记了什么是恐惧的人们重新开始警惕。”
不用说，皮萨罗似乎不会如此乐观地看待厌恶感，且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如我们所见，这将使我们的偏见合理化，并给移民、同性恋、流浪汉、肥胖者等弱势群体蒙上罪名。而且，催生厌恶感的疾病成了上帝惩治罪恶的手段——即使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种观点仍在世界上广泛存在。
有些人还会对女性的月经产生厌恶感，这种“污秽之血”被视作真主的诅咒，是她们低劣心灵的罪证。
我们的大脑也往往将血液、精液等容易引起反感情绪的因素视作邪恶的象征。在很多文化体系中，被强奸的女人会视作会招致不幸的人。她被“玷污”了，不再是贞洁的，也不再有人重视。被他人罪行所迫害的女人无法找到一个愿意与其相伴的男人。有些人还会对女性的月经产生厌恶感，这种“污秽之血”被视作真主的诅咒，是她们低劣心灵的罪证。在很多国家，来月经的女人将会住进单独的房间以免“污染他人”。传统的犹太人不会坐在来月经的女人曾坐过的椅子上。印度人在与处于“不洁之期”的女人接触后，必须沐浴更衣。即使是在很多相对现代化的地区，大部分男女仍然会认为经期不应该行房事。正因厌恶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女人很容易被视为污染源和道德的冒犯者，这也加重了男权主义的肆意。
从法律角度来看，厌恶感也是有弊端的——这里所说的并不只是种族主义者将黑色皮肤与罪恶与污秽联系起来这件事。厌恶感使得我们倾向于给罪大恶极之辈施以最严厉的酷刑。因此，罪犯通过割喉的方式来渲染自己给予被害者的审判，而被加到茶里的砒霜毒死或者用枕头蒙住受害者的面部使其窒息而死都显得太弱了。我们必须承认，相比于一个完整的尸体，陪审团显然更不希望看到鲜血淋漓支离破碎的受害者。
皮萨罗最近在怀疑厌恶感在法庭审判中所产生的效应。他指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你会在审判过程中展示凶手残忍作案的照片吗？这些照片其实不会直接导向罪名是否成立。但法官不能因此就说：‘不要让情绪影响你。’你可以在工作中这么做，但是你无法避免这个。”
更麻烦的是，一项对于人们如何在陪审团面前耍花招的研究表明，当我们判断一个可能支持罪名成立的证据是否有效时，我们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厌恶心理，从而做出有所倾向性的判断，以及猜疑。相比其他人，他们更容易对自身所在环境的犯罪情况有着夸大的感知。一个包括法学学生、警察培训生和法院专家的相关研究同样也之指出，高厌恶敏感性人群往往会对犯罪的审判更为严厉，对肇事者的关押期更长——即使是在法院中工作多年，看过无数血淋林的罪证的老前辈，也会有这种倾向。坦白说，起诉方将因陪审团的高厌恶敏感度而获益，而被告方极其律师只能从少数与原告对立的陪审团身上有所得。
皮萨罗说：“我曾接触过在陪审团工作的人，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告诉律师这些问题。这真的把我吓坏了，因为你真的可以通过利用这种情绪来为自己获利，但我并不想变成这样。”
如果说厌恶感使得我们更加严厉地对待那些触犯法律的人，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欢迎厌恶感的出现？皮萨罗并没有被这种逻辑所说服。“我曾和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做过一个访谈节目，他的观点是：在某种程度上，厌恶感有利于维持自己的信念，比如说我们觉得猥亵儿童是错的，同时这也会让我们产生厌恶感。然后我的回应是：我希望在你面对儿童猥亵问题时立场坚定，更不会因厌恶感而退出。然而，他继续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似乎很难。’”
也许人们没法压抑自己的道德直觉，但皮萨罗希望我们能更有理性和逻辑性。也许你会为得出一个伦理评判而进行长期且艰巨的思考过程——比如说，奴隶制应当被废止，或者吃动物是很残忍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新价值观也会变成一种直觉。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道德评判的时候变得更为理性，政策会不会不再如此两极分化？
皮萨罗说：“在看待伦理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各式人群和各式文化因素，虽然实际上大部分文化都有很高的相似度。绝大部分人觉得谋杀、抢劫、盗窃、行骗和作弊是不对的。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他人是如何分化的。这些不同之处成为了政治把戏和恶行的温床。”正如他所提出的，人们对于性的看法和其他社会价值观方面，它们与疾病不无关系。这也许暗示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寄生虫将我们分开，所以我们可以彻底消灭寄生虫，然后厌恶感也就消失了。也许人类的态度将会改变，而政治辩论中也就不会各怀鬼胎。
当然，这么说明显是把问题过分简化了。如果你平时很容易感到厌恶，堕胎在你看来也将更为邪恶，当然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尖锐的问题取决于你是否认为这是谋杀。对同性权益的抵制也许是因为人们觉得，在一个传统家庭中出生并成长的孩子将过得更好，而不是出于对肛交产生的厌恶感。对移民的敌意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占用了工作岗位，造成社会安全问题的恐惧而产生的——而不是因为他们会让人生病。并不是什么事都和寄生虫有关。
思想上的高警觉性随即催生了更为疯狂的想法：也许我们低估了寄生虫对政治的影响，它们甚至可能渗入到了我们整个的世界观。哦对，没准儿可以让寄生虫来分享下它对地缘政治学的观念。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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