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简史
利维坦按：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催生了现代避孕套行业其实是不为过的。19世纪末到上世纪初可不同于现在，人们对于性病的恐惧还是相当深的，因为感染这种病的人在初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容易传染给其他人。而且，受制于道德感，罹患性病的人群羞于问医，从而导致病症加剧。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也提到：“当1495年欧洲初次出现梅毒时，其皮肤病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膝盖，皮和肉会从病患的脸上剥落，几个月后就会死亡。当时性病的致死率比现在高。”从这个意义上说，避孕套无疑减少了罹患此病的几率。另外，不得不说的是，避孕套的普及，无疑也使得女性减少了“受孕的恐惧”——要知道，在避孕套乃至避孕措施普及前，女性简直无法摆脱“生育机器”一般的厄运（详见《孕妇分娩的恐怖史》）。
美国针对二次大战军人时的宣传海报，以其爱国心鼓励其保护自已，在海报的下面写着：“若你罹患性病，你无法战胜轴心国”
文/Hunter Oatman-Stanford
译/夜之帝王
校对/图灵4.0
原文/www.collectorsweekly.com/articles/getting-it-on-the-covert-history-of-the-american-condom/
为了让我们可以享受更大限度的鱼水之欢，同时又减少喜当爹的风险，人类捣鼓计划生育的历史已逾百年。而现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在享受性爱的欢愉——尽管有一部分人仍然羞于承认这点。
大概是因为计生用品真的是一个复杂而又凌乱的话题：纵观历史，人类为了阻止新生命的降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海藻到羊肠，而其实大家都只是为了更好地与爱人云雨一番。美国人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欣然接受避孕套。不仅如此，二战之后安全套也被列入了美军军需品清单中，这使得美国大兵们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能更加安全地解决性需求。
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废除了关于禁止安全套流通和生产的法案（译者注：此处所指的是《科姆斯多克法案》，详见下文）。而实际上，这一法案将安全套视为彻头彻尾的“淫秽物品”，法案加剧了安全套在当时社会恶名，这使得想要买安全套的人只能潜入黑市去购买。而法案被废除之后，安全套也终于成为了名正言顺的计生用品主力军。但即便是这样，安全套的包装也仍然相对隐晦，其使用意图也只能被深深地隐藏在包装里头，显得极其迂回婉转。那么问题来了：安全套究竟是如何从黑市上的黑货摇身一变，成为了联邦政府所发行的、人人避而不谈的必需品？
早期安全套的纸质包装上所印有的隐晦图案
我们得从计划生育本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而计划生育这件事又得从古埃及时期说起。当时的古埃及人有着独特的避孕用品——比如用蜂蜜或者海藻等自然物做成的栓剂。性博物馆网站（www.museumofsex.com）的主理人萨拉·福布斯跟我们解释道：“当时的人们会用亚麻布、鱼鳔甚至动物的肠衣来制作安全套。”纵观历史，人们对于制作安全套的原料选择是一个材料更迭的过程。
18世纪用动物肠子制作的避孕套
18世纪初期，屠宰场的屠夫们会用废弃的动物肠子来制作避孕套赚取外快，这便是最早进入商业环境的避孕用品。而当欧洲的畜牧业大规模兴起之后，英国和美国成为了这种被他们称为“skins”的东西最主要的出口国。在避孕药面世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肠衣做成的安全套一直都是最有效、最廉价且最容易买到的计生用品。
1839年，美国人查尔斯·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发明的橡胶硫化技术奠定了现代橡胶工业的基础，安全套产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期。一直到1870年，人们都可以从很多相关途径购买安全套：药商、医生、药店、杂货店甚至邮政商行。也许你很难想象，性用品售卖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名正言顺的。然而直到1873年，《科姆斯多克法案》（Comstock Act）的通过直接扼住了性用品市场的咽喉，这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也随之遭到重创。科姆斯多克仅仅通过一封邮件就将“一切违背自然（避孕）的药物、用具”打入大牢。
迪特里克药学历史中心网站（artsci.case.edu/Dittrick）的负责人吉米·埃德莫森认为，这一法案背后隐藏着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法案名字由来的安东尼·科姆斯多克的自我膨胀。“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社会改良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陈旧的传统主义者。在当时，很多士兵离开了家庭，也无法去教堂做祷告，由此也出现了很多为士兵服务的妓女，科姆斯多克认为这是社会道德败坏的表现，而任何形式的避孕行为都是纵欲的许可证。”
在当时的美国，这么一个宣判“任何形式的避孕行为皆为犯罪”的法案竟然得到了通过。避孕竟然将获刑至少6个月！虽然很难相信，但这件事真的就发生了。
在避孕套几乎成为计生用品的英文“prophylactic”的代名词之前，牙刷广告中也会使用这一单词
而实际上，科姆斯多克对性用品的讨伐其实是针对性行业进行的。尤其像在19世纪60年代的纽约等一些城市的红灯区，性用品（包括但不限于避孕用品）随处可得。当时美国的大部分年轻人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科姆斯多克希望能够通过遏制当时报纸广告上的“淫秽信息”和由非法邮政购物支撑的混乱市场来防止他们学坏。
在连锁商店和网络购物出现之前，成熟的邮政购物系统使得上百万生活在郊区、农村的人们可以买到城镇里头的商品，比如安全套。而法案恰恰在加强了对邮政购买的调控的同时，实现了遏制安全套流通的目的。
三个在包装上做足了产品属性暗示却用锡盒密封包装的早期安全套。
性玩具博物馆（Good Vibrations’ Antique Vibrator Museum）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性学家的卡罗尔·奎因同样认为：科姆斯多克实际上几乎彻底破坏了蓬勃发展的安全套产业。“这不仅仅阻碍了人们性观念的发展，更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上升到了法律和道德层面来进行谴责。”
但是安德莉雅·托恩著书《Devices and Desires》表示，与其说是整个产业归于尘土，倒不如说安全套只是转移到了暗地里，“经销商们赋予他们的产品极具创意和欺骗性的包装。”托恩指出：尽管法案已经出台了，但是之后的日报、周刊等上面仍然有极具隐秘性的广告，它们往往会提到“医学”、“橡胶”以及“卫生用品”等字眼，而这说明安全套的贸易在1873年之后一直存在。唯一的限制在于，当时的经销商无法直接在广告商面前说自己卖的就是安全套，只能用“皮套”、“鞘子”、“男人的橡胶制品”等词汇作为幌子。
尽管科姆斯多克对避孕产品的制造商到经销商一直穷追猛打，但商人们其实也明白：只要他们的产品没有明确表露出“避孕”的信息，法院拿他们也没辙。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性病的传播原理，但细菌理论已经开始萌芽了，防控疾病成为了避孕产品完美的保护衣。基于这一讨巧的宣传点，广告词也逐渐变成了“保护”、“防护”、“安全”等相对委婉的措辞。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对安全套的推广工作不只是那些橡胶行业大佬的义务所在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小作坊模式所特有的多类型产品线成为了安全套最有效的保护伞，大批大批的安全套家庭作坊在19世纪末期开始涌现。
以“酋长”、“狮身人”等词语命名的4种上世纪30年代避孕套，当时的生产商往往会赋予产品中东色彩。
朱利叶斯·施密德便是早期以家庭作坊形式做起安全套买卖的一位高人。当他还在纽约做着灌香肠工作时，他的副业便是用多余的动物肠衣来制作安全套并出售。虽然也曾被警方闯进家里搜查，但他的生意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施密德在1920年之后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尽管在黑市里行情很好，但是当时的安全套除了避孕之外并无卵用，因此也无法明目张胆地在大众范围内做广告。而一直到1917年，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未采取保护措施而引发的性病越来越受关注，安全套的第二春也终于到来了。
其实美军很早就知道了无安全措施下性行为的危害。1905年，美国海军在军医的建议下首次尝试通过化学试剂来治疗淋病、梅毒等大范围传播的性病。虽然当时的海军只在性交之后进行相关的预防治疗，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效果的。1909年起，性病治疗在海军中得到了普及。但是这种“先得病后治疗”的程序全靠士兵自觉向上级汇报，这无疑是一大弊端。所以后来军方开始把“预防药物”加到了军需品中分发给士兵们。虽然药物会引发使用者的剧烈疼痛，但这种方法的确对疾病的蔓延起到了遏制作用，这无疑起了个好头。
这种名为“步兵专用预防药”的药物从1910年开始在美军的军需品中出现，为了自己的安全，士兵们在做爱之前需要擦拭这种会引发灼烧感的药膏
一战期间，美军的初级军征体检报告表明，近四分之一前来应征入伍的新兵都患有性病，为了扩充军力，美军不得不将这些病患也纳入编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概有38万美军被诊断患有性病，美国政府花了5000多万美元来治疗他们。吉米·埃德莫森解释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并没有给士兵分发安全套，而是给他们配给了“步兵专用预防药”。军方希望在休假期间的士兵能够自觉地在房事之后把这种杀菌剂通过注射筒注射进尿道。但是在埃德莫森看来，这有如亡羊补牢，效果很局限。
这张美军二战时期的张贴画，号召士兵们在做爱后使用分发的药剂来预防性病
这种隔靴搔痒的预防措施最终还是无法遏制性病的传播。萨拉·福布斯称，当时每天都有大约18000名士兵因为疾病而无法执行任务。但不可否认，这种象征意味大于实际效益的预防药物是美军抗击性病的第一炮。随后，美军终于开始提供避孕套，并开办了健康教育课程，福布斯认为这是美国公立学校性教育课程的先驱。
正如安德莉雅·托恩所提到的，“性病带来的危机反而使得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性话题，相关的科学课题和社会调查使得人们意识到性行为关乎社会安康，人们对于性的看法也逐渐变得更加科学合理。”1918年，国会在美国公众安全服务系统中增设了性病科，给超过400万公民提供帮助。同年，Crane-Chase法院通过了一项议题：执业医师可以出于“防治疾病”的目的给患者提供避孕用品，而这无疑是安全套重获官方认可的第一步。在数十年的封禁之后，这一议题的通过带给性用品一次喘息的机会。但是吉米·埃德莫森告诉我们，其实法院也没有明确认可性用品。一切都是隐晦而不言自明的。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并没有给士兵分配安全套，但是刚入伍的新兵们依旧能从前辈的身上得到关于安全套的信息，并在战后将其带回家乡分享给乡亲们。与此同时，美国的安全套生产商将重心放在了对欧洲的出口上，而后者对安全套的需求极其庞大。
这些上世纪30年代的安全套包装用专业的医学术语包装自身
安全套的风靡势不可挡，但是整个市场仍然需要确切的称谓来为产品正名。过去被用作表示像牙刷这种软性健康产品的词汇“预防用品（Prophylactic）”，很快就成为了安全套的代名词。很多生产商开始借用一些医疗术语来包装自己的产品，比如“经过现代医学测试，能够有效提供保护”，或者“药店专供”。 金斯利收藏协会的一些藏品中甚至有在包装上标注”纯橡胶卫生用品”和“疾病预防专用”。
虽然这些医学术语跟安全套避孕的初始目的大相径庭，安全套的包装上仍然会以其他方式进行性暗示。正如卡罗尔·奎因所言：“这一时期最有意思的就是包装上的那些性暗示，那些广告语可以完全不提性，却总能让人联想到性。”
“阴影”避孕套
“欢乐寡妇”三支装避孕套
鬼皮（Devil Skin）、阴影（Shadows）、莎乐美（Salome），这些微妙的措辞也正如企业家所期望地促进了安全套的销售，上述三种品牌的安全套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大行其道。比如，当时备受欢迎的一个牌子——欢乐寡妇（Merry Widows）便是取名自美国一句俚语，极具情欲色彩。
萨拉·福布斯还告诉我们，有些早期避孕套则会用“男子汉、长度、耐久度”等词汇包装自己。很多公司都会通过像“斯巴达”、“水牛”、“雄鹿”、“海盗”、“特洛伊”或者“罗密欧”等极具男子气概的词汇来进行自我渲染。有些品牌则善于打擦边球，“远东帝国王者的女人”、“肚皮舞舞女”等词汇很容易让人展开联想。
直到193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终于开始为规范化避孕套产业而制定标准，这几乎是直接为整个产业正名。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只有有能力把控质量的大厂家才能继续存活。像朱利叶斯·施密德这样的行业巨擘在整个市场中开始占据制高点。
美军在二战期间印制的宣传海报发出警示：美貌之下可能藏有污垢。甚至于连唐老鸭的形象也被用于卫生宣传。
二战爆发之后，美军显然在处理性病问题上有了一定的经验。美军开始不仅仅局限于节欲宣传和性病治疗上，安全套成为了士兵行囊中的必需品。士兵们可以在24小时营业的驿站里用10美分买到三只装的避孕套。不仅如此，美军还将性感女郎的形象和性病的警示放在同一张海报里，以此告诫士兵要安全行欢。
金斯利收藏协会的会长凯瑟琳·约翰逊-罗尔指出：二战期间，美国驻军布鲁塞尔的那段日子是安全套褪去污名的关键时间。除了著名景点、教堂、舞厅之外，随处可见一本内页写有“Pro Stations”并辅以小恶魔形象的插画的小册子，内页还列有当地7家疾病预防站地址。在1939年到1946年期间，美国安全套产量直接翻了一倍。
虽然美国政府认可了安全套的合法性并开始对其进行规范化调控，但人们依旧对此讳莫如深。安全套仍然带有邪恶的色彩，甚至连药剂师都不敢将其摆上货架。下图为当时药店里陈列避孕套的一个木制货架，庄严的外观使得妇女和儿童对此敬而远之，一关上门就只能看到顶上印着的“朱利叶斯·施密德”字样。
朱利叶斯·施密德生产的安全套货柜用严丝合缝的柜门来遮掩里面摆放的避孕套
上世纪50年代，安全套自动贩卖机成为了美国消费文化的一大标签。而直到六七十年代，性解放运动才使得公众可以对性文化侃侃而谈。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十分坦然地去和他人交流安全套的特性和用户体验。言语上的表述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然显得矫揉造作。举个例子，我们以前会称其为“避孕用品”，现在往往会用“预防保健”一词来加以遮掩。
萨拉·福布斯认为，现代人依旧很难承认自己是完全出于充分享乐的目的去使用安全套。“即使是前几年，我们也只能在深夜的特定时间通过特定电视线路才能看到特洛伊（一种安全套品牌）的广告。”连CBS和Fox这样的主流电视媒体也回绝了安全套的广告投放，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安全套在疾病预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Fox给特洛伊公司的回信仿佛让我们回到了1918年：“安全套的广告必须强调健康目的而非避孕。”好吧，历史总是惊人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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