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福利：尘封在抽屉里的真菌学杰作
利维坦按：说来奇怪，有着红白相间颜色的毒蝇伞菌憨态可掬，一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家伙，这种致幻蘑菇出现在文学作品、电影、动画片（蓝精灵）、电脑游戏（超级玛丽），简直就是真菌界的明星。
莫里兹·冯·施温德在1851年的绘画《Ruebezahl》当中的毒蝇伞
不过，对于真菌爱好者来说，毒蝇伞只是浩瀚的150万种真菌中的一种而已。想要用人的一生来研究真菌，你真的得有圣人一般的耐心。玛丽·班宁，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普通女性，用几十年的业余时间来发掘那些神奇的真菌，要知道，和她的同时代人相比，她的喜好在当时无疑是“另类”的：大多数女性偏爱花花草草；而男性权威，又在质疑着这位“业余真菌爱好者”的发现。
文/Alicia Puglionesi
译/黄小译
校对/小赵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the-lost-mushroom-masterpiece-unearthed-in-a-dusty-drawer
玛丽·班宁在其著作《马里兰州的真菌》中关于贝帝埃真菌（Polyporus beatiei）的插图
真菌学家玛丽·班宁（Mary Banning）生活于19世纪的巴尔的摩。在她的邻居们看来，这个“真菌专家”神神秘秘，倒像个女巫。她总是推着一个手推车走来走去，车上装满了黏糊糊的真菌样本，空气里隐约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息。早年很多美国人都把菇类当成一种又丑又毒的植物。对于那时候的妇人们来说，真菌学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班宁在著作中对23种新菌类进行了识别和分类，并完善了新大陆的第一份菌类介绍，但那时几乎无人知晓她的发现，更不知道她在自己投资建造的实验室里画出的那些令人震撼的插图。
尽管真菌学有着较长的发展史，不过在狭小的学术圈中它仍被不少守旧的学者所误读。当时的科学界对女性持有不少的偏见，班宁顶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为真菌学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几乎和蘑菇力排众议走上人类的餐桌一样艰难。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女民科，只有少数科学家愿意了解她的成果。若不是一个多世纪前一位博物馆馆长发现了她的研究，恐怕它们会继续被尘封在书桌的抽屉里。
20世纪早期的莱克星顿市场。也许班宁追求植物学的梦想是在从东海岸的小镇搬到这个拥挤的商业区后产生的。
班宁出生在马里兰州东海岸的一个富裕家庭。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排行第九。1845年她的父亲去世后，家境急转直下，她挑起了养家的担子，同时照顾母亲和姐姐凯特琳。19世纪60年代前后她们三个移居巴尔的摩，就住在闹市区莱克星顿市场附近。班宁找到了一份教职，用薪水养家糊口。
对班宁来说，也许开始菌菇类的研究是照顾卧病母亲之余的一种放松方式，也许煤烟弥漫，尘土飞扬的巴尔的摩让她怀念起了故土的森林。我们或许不太清楚她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对真菌学着迷的，但毫无疑问，对真菌学的研究不仅占去了所有闲暇时光，更伴她走完了这一生。
19世纪中期是植物学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植物学也是个广受欢迎的业余爱好。当男人们供职于大学醉心研究时，一大群女性成了业余的植物学家。这对于中产和上层阶级的女性来说是个绝妙的选择：户外考察可以锻炼身体，作图可以提升绘画水平，同时还可以欣赏生命的奇迹和美好，这些都是女性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
毛头鬼伞（Coprinus comatus，又称鸡腿菇），班宁 绘
朱红多孔菌（Polyporus cinnabarinus Jacq），班宁 绘
现实中的朱红多孔菌
班宁可以用这些理由来证明她对菌菇的兴趣是合理的，尽管这些理由有些许无力，毕竟腐臭的菌类和盛开的玫瑰并不能相提并论。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她坚信只有透过蘑菇的卑微地位看到它们的隐藏之美才能真正欣赏到生命的奇妙所在。她在书中这样写到：“蘑菇被排除在蔬菜之外，这就像沿街着小丑打扮的乞丐，除了人们的注意外别无所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菌学于她，也从一个打发时间的爱好变为真正着迷的领域。班宁自学了植物分类学的最新成果，狼吞虎咽搬狂热地看遍了所有她能找到的关于真菌的著作。她频繁地进出皮博迪学院图书馆（Peabody Institute Library），那儿的图书管理员评价她“尽管行为古怪，但还是讨人欢喜的”，最重要的还是她在真菌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成果吧。
她用20年的时间进行一个课题研究——记录家乡的菌种。这项研究经常需要跋涉地势崎岖的地方。“我会雇一辆客用马车，要不就是货用马车，如果这两种车都没有，其他能雇到的车我也不会放过。”她说。当时已经出版的著作只有一本对美国菌类的研究，所以每次她发现一个新品种，她都会公布品种的地点并描述品种的详细情况。
19世纪80年代，巴尔的摩市德鲁伊山公园的立体成像。由于交通比较便利，德鲁伊山公园是班宁最喜欢的户外考察点之一。
当时的女性“植物学爱好者”们绝大多数仍以描摹鲜花为主，班宁也因为研究声名狼藉的菌菇而背上了疯子的骂名。“几乎没人理解我的研究工作。”她如是记录考察时周围人的态度：“事实上，他们觉得这很荒谬。”有人威胁她：“你可仔细点儿，别把自己给毒死了！”那人甚至在以为班宁走远的时候嘀咕：“可怜的家伙……肯定是疯了吧！”对于这些质疑班宁并不在意。“他们把我看成是疯女人……而我同情他们的无知。”
随着工作量的逐渐累积，她最后发现了二十余个新菌种。同时，她也意识到了作为业余爱好者的局限之处，决定寻找渠道向男性主导的科研界进军。
班宁通过信件和外界进行联系，这样她就不会受到太多的性别阻碍，而她的学术成就可以让她很好地证明自己。后来，在纽约州立博物馆任职的真菌学家查尔斯·霍顿·佩克（Charles Horton Peck）成了她的知己。
班宁在1879年给佩克的去信中这样写道：“在这充满争议的领域里你是我唯一的挚友。你真诚的指导比什么研究方法都好用。”班宁、佩克和其他的真菌学家推动了美国真菌学的发展，但班宁很少发表成果，更没用学术为自己谋取过任何名利和金钱。
和许多女性作家、科学家们一样，班宁并没有把她的成果公之于众。如果没有几十年后的偶然发现，也许这些成果现在还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直柄囊蘑（Histilina hepatica Schaeff），班宁 绘
1888年，66岁的班宁完成了《马里兰州的真菌》（The Fungi of Maryland）的手稿。手稿中配了175幅鲜艳生动的水彩插图，它们悉数出自班宁之手。班宁知道，如果没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发行这本书根本不可能，对于手稿能够被打印出来也希望渺茫。
班宁对佩克吐露过自己的心声：“这个研究整整耗费了我20年的时间。虽然刚开始的时候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我完成它的热情丝毫没有消减。”1889年3月，班宁将整份手稿寄给了佩克，她决定让这位学术界的真菌学家帮她将手稿推向更广的圈子，这也是她唯一的办法。
班宁在她的研究生涯中，一直在疑惑中挣扎，而这个疑惑却来源于满足她自己定下的严苛标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她在学术研究中总感觉有很多不足之处。她既没有在现实中见过佩克，更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教育。
红蜡蘑（Agaricus laccatus Scop.），班宁 绘
这也是班宁最终只把《马里兰州的真菌》当作手稿的另一个原因。只有“被证实书中所有关于植物的细节和描述都是准确无误的”，她才会出版这本书。这意味着，她需要其他的专家来证明她的正确性。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班宁是书中的许多物种的首次发现者，只有她见过这些植物。
1894年，班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在给佩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因为病痛而放下对菌类和开花植物的研究兴趣。我希望我能把我的一生奉献给这个研究。”
在表达了这份憾意之后，班宁仍然觉得不安。她随后在信中找补道：“家务也总是占用着我的时间……我宁愿死在完成工作的满足感里……我对植物学的爱是永恒的。”对同时代的女性来说，渴求聪明才智并不是值得赞赏的一件事。在班宁看来，世俗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
尽管和其他女性相比，班宁的人生并不寻常。她切断了与亲友的联系来争取更多科研的时间，还将所有的积蓄用在了购买设备和田野调查上。
男性科学家们醉心学术多是为了提升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声望和地位。但班宁只渴求能够推进真菌学理念的知识，名利对她如浮云。不幸的是，佩克也无法保证能帮她到什么地步。
在寄出手稿以后，她反复去信，想得到关于作品的反馈：“我想知道我的研究成果对你来说有没有哪怕一点用处，”还说：“希望你能告诉我它大概能起什么样的作用。”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佩克的回信。
蓝绿乳菇（Lactarius indigo Schw），班宁 绘
现实中的蓝绿乳菇
赭盖鹅膏菌（Amanita rubescens Pers），班宁 绘
鸡油菌（Cantharella cibarius Fr），班宁 绘
红鸡油菌（Cantharellus cinnabarinus Schw.）
毒蝇鹅膏菌（Agaricus muscarius L.），班宁 绘
毒蝇鹅膏菌
高大环柄菇（高柄环菇，Agaricus procerus Scop.），班宁 绘
《马里兰州的真菌》被长久地遗忘在佩克的博物馆中的植物标本室。班宁她在维吉尼亚州的温彻斯特市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她迫不得已，只能找廉价提供膳食的公寓租住下，周遭尽是嘈杂与动乱。1903年，她在那里去世，没有讣告，无人问津。
班宁的成果不禁引发了人们对她生活的猜想。他们试着从一些碎片去重构她的人生经历，这也在考验着真菌学家们之间特有的凝聚力。霍华德·凯利博士（Howard Kelly）是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名真菌学爱好者。1910年前后，霍华德在州立博物馆参观了大量班宁的研究成果，并复制了她的所有信件。这也是班宁存世语句的出处。
当州立博物馆馆长约翰·海恩斯（John Haines）发现《马里兰州的真菌》的时候，这部19世纪80年代的手稿躺在一个落满灰尘，被人忽视的抽屉里，藏在一个被冷落许久的禽类标本后面。那些色彩斑斓的水彩画并没有被岁月抹煞，海恩斯当即决定将这部手稿展出。“我看得入了迷，”他写道，“我迫切希望看到这本书被出版。”然而，他也没能为这本大部头找到出版商。
班宁为真菌学的研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但在她生活的年代，女性并不能把科研当作自己的职业，副业也不行。她的主业是养家糊口，照顾家人，副业是教育家，推广着自然科学中的确令人兴奋的成果。只有屈指可数的，甚至都未曾谋面的一小群友人，知道她作为科研爱好者的第三个身份，知道她最真实的一面只展露在真菌学的研究里。
如今，采集菌菇逐渐热了起来。但愿真菌爱好者们能让班宁曾经不为人知的工作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中。
玛丽·班宁（1822－1903），by Artemisia Synch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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