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的道德成本
利维坦按：这无疑是一篇让爱猫人士心痛的文章。你当然可以不认同皮特·马拉对于流浪猫和野猫的“清除”计划，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所谓猫有“猫权”，那么鸟也有鸟权，脆弱而复杂的生态链由于我们人类的某些行为（比如遗弃家猫），积少成多，演变成了一场生态的噩梦。散养在户外的家猫以及野猫正在变成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绝对头号杀手（按照文章中提供的数据，已经造成总计33类物种的灭绝）。
我们人类“无处安放的同情心”（作者语）当然并不只是针对猫咪的，对于那些鸟类的同情又该怎么说？猫的天性和本能并没有错，“是我们将自己的恐惧和幻想投射于猫咪身上，并将沉重的道德强加给了它们”，最终，收拾这个人类造成的烂摊子的，只能是我们人类自己。或许还是那句老话：地球从来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只是我们人类而已。
所以，建议所有养猫的人，如果要养请一直养下去（如果的确有特殊原因不得已遗弃猫的，也建议此举之前对它实施绝育），不要让猫成为你头脑发热和失去耐心的牺牲品。
文/Rachel E. Gross
译/眠眠
校对/图灵4.0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moral-cost-of-cats-180960505/?no-ist
一只家猫叼着它捕获的猎物：欧洲野兔
猫咪的阴影萦绕在皮特·马拉（Pete Marra）的周围，它们无处不在：潜伏在巷道，蜷缩于门廊，用它们那野性而饥渴的小眼神儿盯着他……
人们总谴责马拉是个憎恶猫的人，然而真相却并非如此。“不，我很爱猫，”这个史密森候鸟中心（Smithsonian Migratory Bird Center）的负责人兼新作《猫咪战争》（Cat Wars）的作者为自己辩解道，“猫是迷人又美丽的动物，我对它们有种近乎变态的感情。”虽然对猫轻度过敏，但他甚至曾考虑过养只宠物猫。在他华盛顿办公室附近的一家餐厅里，马拉这样告诉我：“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我既是个野生动物保护者，也是个家养动物保护者。如果我老妈认为我不爱猫的话，她老人家会从坟堆里爬出来揍我的……”
这是个可以理解的错误，毕竟马拉在大众面前所塑造出的所谓“反猫先锋”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多年以来，这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一直在研究猫的致命影响，并呼吁养猫者将他们的猫咪关在家里。如今，他在和自由撰稿人克里斯·桑特拉（Chris Santella）所合著的作品《猫咪战争：一个可爱杀手的破坏性后果》中争辩道：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通力合作，摆脱猫咪所造成的威胁。
这意味着一个可怕的现实：对猫的定点清除。“杀猫？没人会喜欢这个点子，”马拉在书中总结道，“但某些时候这是必须的。”
马拉或许也喜欢猫，但他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马拉和他候鸟中心团队的同事们长期跟踪鸟类的全球性迁徙，并梳理出它们所面对的生存威胁。他们深知鸟类并不只是些叽叽喳喳乱叫的存在，它们对于植物授粉、传播种子、虫害控制以及防止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恶化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就像将健康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鸟类是至关重要的，”马拉如是说。但是他和其他生态学家已经确认：户外猫是因人类影响导致鸟类死亡的头号因素。
1962年，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写道：“自然界中，没有谁是独自活着的。”马拉对此极为认同。和卡森一样，马拉也认为地球的生物圈是一张复杂而精致的挂毯，而每个物种都是构造它的某一根线。户外猫威胁到了这幅挂毯。它们所作的恶造成总计33类物种灭绝，更不用说它们传播狂犬病和弓形虫病等致命病毒的潜在可能。爪牙里暗藏着的力量让它们可以轻易摧毁生态网，就像蹂躏一团毛线球那么简单。
马拉认为，户外猫已经威胁到了生物圈这张复杂而精致的挂毯
美国有多达8600万只猫咪，每三户人家就养着一只。这让猫咪比狗狗更受欢迎、更惹人宠爱，我们甚至还没算上互联网上的影响力（编者注：此处指互联网用户上传的各种猫咪的萌照、动态图以及视频）。但并不是每一只宠物猫都生而平等，统计者指出它们中约占总数2/3到3/4的大部分猫咪，都是你们甜蜜可爱又无害的家猫，很少会涉足户外。这些猫并不在马拉研究的范畴，尽管它们拥有着杀手本能，但大部分时间里它们连只老鼠都遇不上。
另外1/3到1/4的猫，就不再是人畜无害的了。然而它们并不是野猫，只是散养在户外的家猫。这些天生的杀手们配备了快如电光火石般的利爪，是所有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噩梦。我们之所以喜爱它们，是因为仅是一只养在谷仓的工作猫，就可以将一大窝田鼠剿灭于萌芽状态。但很多时候，它们的杀手属性会给其他动物，包括整个生态圈造成大麻烦。马拉认为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斯蒂芬斯岛鹪鹩
马拉谈起了一只叫做提伯勒斯（Tibbles）的猫的故事。1896年，她被主人带到了新西兰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仅凭借一己之力，她就屠杀了岛上的全部斯蒂芬斯岛鹪鹩（Stephens Island wren）。这是一种纤弱的、不会飞的鸟类，世所罕有的它们仅存于这座岛上。大多数的猫并没有提伯勒斯的杀伤力，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Society）和美国鸟类保护协会（the 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提供的数据，你身边任何一只户外猫，都能每周做掉两只动物。马拉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手段很简单：把它们养在屋里就好了。美国慈善协会（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对此深以为然。
到目前为止这还好，更大的问题在于无主的猫咪：包括流浪猫和野猫。生于荒野或被丢弃的野猫，几乎从未和人类共处过，基本算是种野生动物。相对而言，流浪猫大都能和人类共同生活。它们往往群居于人类社区，有人会专门负责喂养和照顾，但用马拉的话来说，它们的繁殖率会飙升到异乎寻常的水平。马拉还指出，无论是流浪猫还是野猫，它们都会捕杀比家猫多三倍的动物。
没有人统计过全美国有多少只户外猫，它们的行迹总是难于捉摸又飘忽不定。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马拉估算它们的数量高达3000万到8000万只，美国慈善协会的推测略保守些，但也达到3000万到4000万只。
不论野生还是家养，猫的猎杀本能决定了它们对于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大开杀戒
来自美国调查报告中心的阿迪斯亚·萨姆巴默希（Adithya Sambamurthy）揭露说，无主猫和宠物猫的数量存在着竞争关系，它们在8000万的猫口总数中互相取代。这意味着，每只圈养的宠物猫在享受着它的饕餮大餐时，都有另一只猫潜伏于黑暗中寻觅着一顿晚饭，就好像一个孪生的恶魔兄弟，又或者是一颗反物质粒子一般。
对于这些猫咪，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在马拉的非常规计划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高优先级别的地区，必须零容忍户外猫的存在。如果有猫咪在此被捕获，必须从该地移除出去，并避免其重新回来。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和家园，这些猫咪只能被人道终结。如果有些猫咪无法被捕获，但又必须赶出这片区域，就必须依赖于职业猎手或使用毒药了。”
公园长椅下的流浪猫
虽然野猫保护者和生态学家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但他们也同意一点：的确有过多的户外猫了。野猫保护者认为户外猫的庞大数量甚至威胁到了它们自身，激烈搏斗和饥饿令很多猫过着悲惨的生活。与此同时，生态学家则担心那些 “受害者”：户外猫可能会导致人类和其他动物患上传染病。
然而动物保护主义者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他们提倡所谓的TNR方案，也就是捕获、绝育、放归（Trap-Neuter-Return）方案。具体实施如下：用陷阱捕获流浪猫和野猫，给它们做绝育，再送到城市的荒野地带，以期减少它们的数量。在过去很长时期里，这种方案在很多城市业已成为主流，获得了Petco和PetsMart等宠物食品公司的慷慨资助。方案的主旨很简单：让猫咪们继续活下去，但是不会再繁衍后代。
身为“胡同猫联盟”（Alley Cat Allies）主席兼TNR方案的主要支持者，贝基·罗宾逊（Becky Robinson）在电话中这样告诉我：“这种高效而人性化的方案，有利于帮助那些猫咪们。”（罗宾逊的组织中有两名工作者参与了交流，他们会给出对于这个话题更确切的想法。）
TNR方案惊人地成功，很多研究人员都拿出了第一手数据给予支持。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校区（University of Florida in Gainesville）的朱莉·利维教授（Dr. Julie Levy）和她的同事首次进行了对于TNR方案有效性的长期研究，并于2003年将结果公布在美国兽医协会（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的期刊上。通过观察佛罗里达中央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校区内的流浪猫群落，他们试图对TNR方案的可靠性进行量化研究。
最开始时研究人员对于结果持有怀疑，并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任何可靠信息能够证明，绝育是可以有效控制流浪猫数量的长期手段。”然而1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最终校区里只剩下5只流浪猫，而且都是体弱多病的老猫，以至于需要人来照料。甚至利维也被这个结果吓了一跳：“我们一直在该领域试图做到比建模预测的数据更好，然而大部分的数量下降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志愿者们常常中断了对猫咪的抚养。”利维认为这个现象是许多TNR方案中不为人知的部分。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成功，生态学家依然认为TNR方案并没什么用。其问题在于，TNR方案需要对猫群中75%的猫咪进行绝育，这对于那些庞大数量的户外猫群落而言无法做到。而且很多主人会把家猫丢弃，这就扩大了户外猫群的数量。再者，一些未绝育的流浪猫也会加入，这就像水痘在校园里的传播一样，仅仅几个散兵游勇就可以破坏整个TNR计划。在对15000只野猫和流浪猫进行研究之后，包括利维和生态学家帕特里克·佛雷（Patrick Foley）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报告：很多猫群中数量的短期减少，都会在未来遭到扭转。
对于马拉来说，TNR是个聊胜于无的方案，就像一块控制猫咪数量的创可贴。但他拒绝接受这一现实，并认为人们对于猫咪“无处安放的同情心”阻止了我们做得更好。因此他建议采用更无情的手段：对流浪猫和野猫采用包括安乐死在内的大规模清洗。
其实，这个概念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澳大利亚计划在2020年前，采用机器人、激光和毒药灭除200万只户外猫。新西兰人民为了拯救他们心爱的鸟儿，大规模捕杀负鼠，白鼬和黄鼠狼。在美国，人们也捕杀各种野生动物，譬如捕杀牲畜和宠物的北美灰狼；还有国民动物——北美野牛，只因为它们会传染细菌给家牛，就遭到了屠杀。人们甚至杀猫，根据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统计，当年美国的拓荒者们曾在一年之内杀死了140万只猫。
这并不代表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感到满意。事实上，解决外来入侵物种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剿灭，但这也是动物福利团体最担忧的事情。野生动物环境学家斯坦利·坦普（Stanley Temple）曾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人生厌的必要性》（The Nasty Necessity）中讨论过消灭入侵物种的必要性问题。“这也是人们强烈反对的事情，”他说道，“它们的死活掌握在我们手中。”
由于物种清洗计划在美国很不受欢迎，相关的研究者看起来很难推广他们的研究。但马拉却认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项，现在他的挑战就是让人们接受这个观点。要做到这一点，他不仅仅需要科学结论，还需要唤起人们对鸟类的同情心，了解它们的价值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马拉和一只德克萨斯南部海岸的云斑塍鹬
马拉喜欢说鸟儿拯救了他，这并非夸大其词。他幼时被母亲单独抚养长大，当他还是个婴儿时，父亲就离开了家庭，母亲只好全职工作来供养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因此，他的童年过得像个野孩子。6岁时，马拉痴迷于独自一人呆在康涅狄格州诺沃克（Norwalk）家边的树林里。他在湖里游泳、爬树、从泥堆里挖出星鼻鼹鼠、青蛙和蝾螈。他喜欢捕捉一切野生动物。“没错，任何一种。”他补充说道。
离家半英里远的韦斯特波特自然中心（The Westport Nature Center），成为了他的乐园。这里展出包括披肩松鸡在内活的野生动物，小马拉经常询问工作人员关于周遭环境的问题。一天，中心一位自然学家用捕鸟网抓到了一只黑头山雀，并放在小马拉的手上。在史密森学会6月的一次活动中，他饶有兴趣地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把玩着手中这只精致的鸟儿，看着它的眼睛，感受它的羽毛……时至今日他还清晰记得那黑色大理石一般的光泽。
“那个瞬间我永生难忘，”马拉感慨道，“小鸟身上的光辉几乎笼罩住了我，这真是一种改变人生的体验。”
对于马拉多舛的童年而言，鸟儿就好像是一座让他稳定的锚。“鸟儿们救了我，因为它们生活在恒定的路线上，我知道自己总能等到它们归来，这几乎是我人生中唯一确定的事情了。”当去到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攻读生物学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图书馆里那些积满灰尘的标本毫无吸引力。“我对了解鸟类身上羽毛的细微差别没啥兴趣，”马拉自嘲道，“我还是喜欢看那些活着的鸟儿。”
马拉和一只安装有GPS跟踪设备的灰猫鸟
1999年，马拉成为了史密森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野生动物环境学家，终于站在了研究自然的前线上。当从乌鸦尸体上检测到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的踪迹之后，他开始研究鸟类的非正常死亡。2011年，他在《鸟类学期刊》（Journal of Ornithology）上发表论文，讲述了马里兰州郊区那些幼小灰猫鸟的命运：它们之中79%的雏鸟刚学会离开巢穴，就惨遭掠食者的捕杀。凶手主要是猫，它们往往会留下被咬掉脑袋的雏鸟尸体（讽刺的是，灰猫鸟的得名并非因为它们总是死于猫爪，而是因为它们的叫声很像猫）。
接下来的一年里，马拉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调查出全国范围内被猫杀死的动物数量。他和同事们使用数学建模的方法，分析50年来当地猫捕食的数据。当推断出这些数据足以反映出全国范围内的趋势时，他们震惊了。仅仅美国范围内的户外猫，一年内就可以杀死24亿只鸟和123亿只小型哺乳动物，这远远超过人类影响导致的鸟类死亡数量，例如杀虫剂和撞击窗户。
当马拉看到24亿这个恐怖的数字时，他深知麻烦来了。果不其然，2013年1月9日，就在他的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他的发现，并命名为“那些可爱的杀手比你想象中更致命”。这篇文章成为了那一周的头条新闻，获得了超过1000条在线评论。其中有表达愤怒的：“我受够了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猫，并自认为有权主宰它们的生命”；有指出问题的：“这是人类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猫咪的问题”；还有更讽刺的：“吃猫吧！”
马拉读完了全部评论，其中不乏一些直接对他的人身攻击，有些人甚至讽刺他应该被捕食或者被送去安乐死。马拉深知爱猫人士会产生多么激烈的情绪，因为他自己曾经和15岁的女儿，一个长期素食主义者和猫咪控，在饭桌上讨论过有关对待猫问题。因此，他将这些话语都当做成长的一部分，尽管他也承认，“它们刺痛了我的心。”当我问他怎样处理这个烫手山芋时，他笑着说：“好问题！事实上我坚信自己是对的，如果我不坚持做下去的话……不，我没法想象，我命中注定会如此。”
比人身攻击更令他头大的，是对于研究方法的攻击。其中最无礼的是一个名为彼得·沃尔夫（Peter Wolf）的所谓“野猫支持者”，他声称马拉的研究都是些“垃圾、伪科学、为了破坏TNR方案的馊主意”。在沃尔夫的博客上，他贬斥马拉的论文可信度很低，“数据都是夸大了的”、“信息来源不可信”、“抄袭了别的论文”。“我看了他写的玩意儿，里面那些天文数字都是扯淡，”沃尔夫亲口对我说，“这一点儿都不科学。”
马拉承认，数据的区间确实很大，他和同事估算的范围是“每年13亿到40亿只鸟，以及63亿到223亿只哺乳动物”。产生误差的原因，是因为关于野猫数量以及习性，只有少得可怜的数据。马拉只能参考有限的数据，并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来展开工作。此外，他还和来自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专家们进行讨论。通过对猫捕食数量进行最低和最高的估测，马拉认为他的数据涵盖了所有可能性。
从一地鸡毛的争论当中，马拉看到了机会。当论文被《自然通讯》刊发之后，他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我知道这其中存在巨大的潜在价值，也制造了不少争议，”他说。 “但这只是一种交流罢了。对我来说，这的的确确就是交流，目的只是为了找到解决方案。”
夏威夷乌鸦，2002年灭绝
猫咪热衷于杀戮，这点不言自明。“有关的科学研究都很血腥，”来自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迈克尔·柯林奇（Michael Clinchy）如是说，他的研究专注于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不仅如此，猫咪还会传播疾病。户外猫会传播包括鼠疫、狂犬病、猫白血病和一种神秘的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弓形虫病。2002年，一种叫做“阿拉拉（alalā）”的夏威夷乌鸦灭绝，已被认为是野猫通过弓形虫传播引起的。“猫传播的疾病会打破生态平衡。”马拉补充道。
猫咪每年会排泄超过120万吨的粪便，其中一部分含有弓形虫。这种单细胞寄生虫会进入宿主的脑部，并改变类似老鼠这样的猎物的行为方式，并表现出对于猫尿的强烈喜好。约10%到20%的美国人也携带有这种寄生虫，感染方式包括接触垃圾、饮用被污染过的水，以及食用未烧熟的肉。人们曾经认为弓形虫在人脑中构不成威胁，但是一些科学家相信，弓形虫会切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改变多巴胺分泌水平，转变人的性格，甚至在遗传易感人群中引发精神分裂症等疾病。
马拉声称滴滴涕（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可以除灭弓形虫，这是一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被广泛应用于杀虫和消除传染病的农药（DDT会残留在环境中影响人和动物的健康，这被蕾切尔·卡森记录在她的书《寂静的春天》里）。其实，马拉认为户外猫是一个类似于DDT一样的污染物——广泛地传播，非自然地破坏它们所在的环境。所不同的是，DDT从来没有灭绝过某个物种，而猫咪至今已和至少33种生物的灭绝有关。
关于弓形虫的威胁，马拉写道，这使得户外猫彻底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他建议联邦政府通过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采取措施根除它们。他希望纳税人能够支持他的各种公众教育活动，竖立宣传疾病危险的广告牌，并强调将猫咪关在室内的重要性，以及在夏威夷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实施大规模清除计划。对于沃尔夫和其他爱猫人士来说，这些措施和想法是“荒谬的”，是“充满绝望的尖叫”。但对于马拉来说，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需要尽量减少人类带来的坏影响，”他说道，“而猫咪问题正是其中之一。”
科学也许能告诉我们，每年有多少动物被猫咪杀死，但它既不会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我们将自己的恐惧和幻想投射于猫咪身上，并将沉重的道德强加给了它们。“提伯勒斯只是一只‘做那些直觉告诉她去做的事’的猫咪”，马拉继续说道，“正是我们自己，让猫变成宠物或是灾害，受害者或是坏人，施虐者或是被虐者。”
这个讨论的核心并非仅仅是个数据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价值观，原则性和哲学的问题。它可以这样被诠释：在一个被人类主宰的世界之中，谁又可以说鸟儿或是别的什么哺乳动物，比猫咪更有权生存在某块区域呢？我们的目标，难道是让这片已经城市化的大陆，回归到欧洲人迁徙而来之前的那种状态吗？这有可能做到吗？
生物学家常常将其比喻为朝向自己扣动的扳机。坦普说：“我们所能确定的就是，生物多样性是一件好事。”对于马拉而言，猫咪代表着人类在这个世界所留下的又一个破坏性足迹。要让这个国家摆脱这种恶果，就必须恢复一些人类到来之前的自然平衡，一些早已荡然无存的庄重感。比如，保护那些已经无法自救的生物。“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道，“我们必须设法挽救这些物种。”
在书的最后一章里，马拉警告说，也许某天当美国人们醒来，将面对一个没有鸟鸣的寂静早晨。这和蕾切尔·卡森的意见不谋而合，她的自然保护理论曾经间接地影响了现代环保运动。今天我们意识到卡森就是位环保领域的卡桑德拉——历史证明了她的许多曾经不被认可的真理。但当《寂静的春天》刚刚问世时，她的想法引起了其他科学家的敌意，他们认为她是个歇斯底里，危言耸听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
很显然对于马拉而言，户外猫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寂静的春天。猫咪对鸟类的威胁是人类一手造成的，但同时也是人类能解决的小问题。相比之下，气候恶化等多层次的威胁就棘手得多了。对他来说，很显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同时他也明白，想让别人了解事态的严重性，的确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说，这本该是唾手可得的，”他说。“然而事实却证明，也许阻止气候恶化都比阻止猫咪繁殖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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