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沉沦：困扰我一生的抑郁症
利维坦按：本文作者珍妮·迪斯基1947年生于伦敦，其父母都是犹太人。但是身为黑市商人的父亲詹姆斯·西蒙兹很早就拋弃了她们母女，珍妮的童年基本是在睡梦中被父母的争吵惊醒，目睹父母刀刃相向中度过的（文中也有提及）。11岁那年，因为母亲拒绝申请社会保障，珍妮被送去社工那里，开始了她颠沛流离的城市流浪：她先被测了智商，分数很高，于是一家很不错的寄宿学校接收了她，但她一直逃课，后被学校开除。15岁时，珍妮还有一段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经历。也大约就是在那时候，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收养过她。
没有患抑郁症的人，或许会对她语言所描述的那个“情绪世界”感到费解，但我相信，她说出了很多抑郁症者的内心感受。
文/Jenny Diski
译/眠眠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blackness-ever-blackening-my-lifetime-depression
1963年，本文作者（右）与作家多丽丝·莱辛
我是个喜怒无常的孩子，这是我父母从小告诉我的。
“她是个情绪不稳定的孩子。”
“你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怒无常呢？”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有被人称赞为是一个欢快幸福，或是阳光的孩子。但我的确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在我六七岁时，曾经在某个早晨醒来后从床上一跃而起，欢天喜地地去上学。然而我怀疑那一刻的我，究竟是为了照顾全家人的情绪，还是对于美好生活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现在回想起来，那真的太像一场梦了。这是我对自己唯一一次正能量满满的记忆，虽然我确定还有其他时刻，但我的确想不起来了。
然而，对于童年时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情绪本身”，那似乎是由几种厚重的单色调阴影构成的：在一个灰白且看不到边的地方，一端是一个被包裹于柔软封闭又温和的影子中的梦境；另一端连接着一个黑暗阴森，天寒地冻的冰原。我总是身在其中，我的情绪就在我周围，紧紧围绕着我，但却又无法触及。而我，有时并不想出去，有时却出不去。
“她总是有点儿莫名其妙。”当父亲下班回来，母亲会这样跟父亲数落我。这些话也许可以换一种表述：我有自己的情绪世界；我总是活在自己的情绪里；我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孩子。 “一个喜怒无常的孩子”描述了一个永恒的事实，而“活在情绪里”往往意味着那是一种最凄惨的情绪，可能持续几个小时，而事实上常常持续好些日子。我并不认为任何一种状态，都只是因为陷入了困境（虽然它们很容易发生并且经常发生）。最初我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愤怒和满满的委屈感，一种出离愤怒的感觉——可能所有孩子们都经历过这种体验——但到后来可能只会陷入自己的情绪中，远远地逃离。
有时候，当我的父母开始争吵甚至厮打时，我就会感受到一种特定的情绪，它开始于痛苦或恐惧，并最终退潮。有时一些情绪毫无征兆地出现，我完全不知所措。它们如寒雨一般淋在我在身上，将我浸湿在凄冷、阴沉和黑暗之中，然后又恢复过来。一旦情绪由某个具体事件而起（虽然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早已经上演过的重复戏码），它们总是会降临在我身上，就好像这是我成长的代价。我时刻准备好去迎接它们，仿佛我生来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从娘胎里开始就是这样。我的父母意识到了这点，我也意识到了这点。我无法回忆起是从哪个瞬间，或哪个场合开始，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哪怕我的回忆追溯到童年，那个我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没有沉浸在悲伤之中的童年。
我的父母站在我身边，我在角落里游荡，或是在地板上盘腿坐着，我的眼睛注视着地毯上的图案。他们站着问我话，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你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过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你为什么这样做？回答我！压抑的情绪，正如我所说的，在我周围创造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将所有的困扰挡在了外面，就像一个全方位的盾牌。压抑的情绪扼杀了所有困扰，把我从中救了出来，但同样地，将我和它们分离，无法回答任何问题，我的声音和肢体也不可能自己从里面游离出来。
事后看来，现在我可以使用叙述性的经验，对此作出解释了。虽然我认为，完全没有叙述的必要（对我来说，解释这些并不是重点，就好比当你到达目的地后，火车就成了无足轻重的存在）。它到达了某个地方的深处，一片用身心体验的深海，并被重重障碍围住，就好像我的骨骼和皮肤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被强制禁闭于某个缺乏空气的空间中，这种体验超越了我的肉体。这是一个我不能呆的地方，但我又不能不呆在那儿。
我知道自己进入的这个地方，是我周围的内在空间——在那里我不能成为自己，不能呼吸，不能存在，但也不能不存在——甚至连这个空间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本不该存在的空间，一个没有意义的地方，在里面甚至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事可以做，但是当我在它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全部。它是不断下沉的负面情绪，不断加深的黑暗。阴暗和障碍总是在增加，最终到达一个无法挽回和修补的点-——然后越进一步，超出我的想象。它是一场越来越不可思议不可能性的战争，它无限，永恒——可怕的永恒，我甚至觉得这是完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在这个地方，这个状态下，我置身于里面，而在我身外的世界，是我的所在，是发生的一切，是全部的为什么，它制造了包括内和外的一切，而生活本身，就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却遥不可及。我置身于一座孤立的岛屿，没人能够接近。然而，这种遥不可及正在让事情变得更糟。永无宁日地持续恶化，在内心的深处不断地变得低沉、更加低沉，对于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或以任何速度忘却的，却总是意味着更深的深度，令我胆怯，但我可以看到我来的路，或是我走向哪里。这大概是位于情绪之中最暗处的真相。它就像存活在这篇文字的段落之中一样，在那堕落的速度下，任何剧情和拙劣的话语都无法表达它是多么可怕，它是多么地触手可及，以及我是有多么地想逃离。
据我所知这种状态是最可怕的，但我们无处可逃。在充满深深绝望的暗蓝色和身处海洋般的幸福之间，有一本完整的有关情绪的翻书画（flicker-book）。我们认为“情绪”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将之着色，又遮蔽它们，事件和外部刺激一并创造出色彩，以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情绪。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譬如我们看到某场政治危机，看到互联网上一只萌萌的猫，做了一场或好或坏的梦——我们存活于世界中，往往是有着恰如其分的情绪。情绪是一种被我们认为是贯穿“生活”的东西：一种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无法割舍的基础。
在充满深深绝望的暗蓝色和身处海洋般的幸福之间，有一本完整的有关情绪的翻书画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关于“我们究竟是什么”的疑问，而我们的情绪可能会将这种困惑加深成极具风险的念头，无论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就好像一艘在惊涛骇浪的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里，或者在充满死亡气息的风中行驶的小船。我一直在这两艘船上，感受力量的膨胀或静止，感觉自己像是风暴中或是时间流逝中的一个小玩意。然而有可能的是，我们所感知的本我，其实是海市蜃楼罢了。相比于能够在任何时刻影响我们的情绪，它可能没有基础的形态，也没有一致的语意。如果我们的心情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自我是翻书画：我们真正的自我，是由一个持续的情感色调所创造的，包含了我们的肉体和经验的环境——身体，心灵，世界——这个独一无二的单一的自我，遭受情绪的不断打击的自我，会比被父母强加情绪的自我更加真实吗？
虽然没有人会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说，但显然我是一个患有某种抑郁症状的孩子。当他们带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们已经找出了病因：因为我很情绪化，而且正在遭受情绪上的痛苦，他会打开一瓶被称为“营养品”的甜甜的糖浆，并继续解释说，喝下它我就会走出来。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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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Rowson
这样的诊断，只是一种有关于时间和社会风潮所给予的怜悯（也可以称之为科学进步，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的孩子在襁褓之中就会被诊断成这样那样的“精神错乱”，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你无法像看到肢体骨折或是发热的感染那样，清楚地发现它们。毕竟，人的大脑是看不见的，实际上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是不存在的，虽然现在有通过核磁共振扫描查看大脑活动的可能性，但是神经成像在目前许多情况下仍然有如在驴尾巴上扎针一样难。当你感觉心潮起伏时，可以在海马体或杏仁体中看到明亮的彩色显影，但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又为何会产生，依然很难被了解。我们可以拿神经成像（neuroimaging）与颅相学（phrenology）相互比对，互作参考。如果我们能确定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其基础生物化学的工作原理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再将任何疾病划分为“精神”或“肉体”。
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由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自1952年首次发布以来已有定期的修订。而且专家小组已经达成共识，每个版本都会进行一些改变，并改进一些现有的定义，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师确认哪些被认为是心理障碍，以及如何基于患者呈现的症状来测试它提供帮助。2013年5月DSM-V（第五版）发布了。我所经历的最严重的抑郁症，被称为严重抑郁性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然而关于它的产生以及低效的治疗，在过去版本的DSM描述中，被划分在慢性抑郁障碍和精神抑郁症的诊断一类中。新的DSM-V现在则将其包含在持续性抑郁障碍（PDD，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的诊断这一部分。
PDD具有一系列症状（例如感觉不到希望，入睡困难，严重的自卑），其中任意两种必须存在两年或更长时间，个体方能满足诊断标准。患者具有悲伤和忧郁的特质，通常在患者的幼年发病（童年或青春期），而且不像大多数抑郁症那样通常是暂时性的，具备自控特征的。DSM-V中估计，美国有0.5％的人口患有PDD/精神抑郁症，但其他国家来源的数字更高。其原因仍不明了，但可能的因素包括遗传学、儿童期缺失或家庭关系失衡，以及被孤立。它的特点是患者会认为“我总是会这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修订的DSM给予PDD/精神抑郁症的名称为愁苦主义（miserabilism）。但是在我们大多数人所居住的常识世界，它足够真实，但却没有什么帮助，这种如同“半满或半空的玻璃杯”一样，有关乐观或悲观主义的想法，涵盖了DSM-V描述的全部内容。它们对于我们这些认为自己只是生存在他们所说的愁苦主义世界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印象深刻。
《托尼奥·克鲁格尔》（Tonio Kröger），托马斯·曼（译者注：《魔山》的作者）的一本中篇小说中，描写了自闭、阴郁、笨拙的托尼奥，谴责他总是配合其他女孩“陷入对于舞蹈的痴迷中”，却无视身边那些公正、面带微笑、风度翩翩的一干人等。这是一种用艺术语言描述的抑郁，但对我来说，当我以一个青少年的身份去阅读它时，它简直就是在描述我在这个世界上那种笨拙、不堪其扰的生活，而他对待生活的方式比我好得多。令我感到熟悉的恶劣心境，或是类似的情绪，可以轻易地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在亨利·詹姆斯的《大使》里，戈斯特里小姐向兰伯特·斯特雷瑟解释道：“你的挫败感是常见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享受快乐.....”在《莫比·迪克》的第一段，伊斯梅尔这样介绍自己：“每当我发现自己的语气变得严肃；每当我的灵魂中出现了一个潮湿发霉的十一月；每当我发现自己在棺材仓库前不自觉地停留，回想起我遇到的每一场葬礼.....然后，我觉得我应该立刻去海上。“梅尔维尔的另一个伟大的作品，《誊写员巴特比》，简直就是抑郁症的守护神：神秘莫测、麻木却不可思议地站在那儿、平静而坚定地重复“我不喜欢”。相比于DSM，你的童年时代中《小熊维尼》里那头驴子——屹耳（Eeyore）的反应也许更能让你理解PDD：
“早上好，维尼小熊。”屹耳阴郁地说。“姑且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吧，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维尼小熊，没什么。我们不能全部去这里，而我们有些人却可以。这就是它的全部。”
“不能全部什么？”小熊维尼揉着他的鼻子问道。
“欢乐。载歌载舞。走吧，我们去桑树丛吧。”
我总是扮演屹耳的角色。我期望事情出错、变得糟糕、一塌糊涂。我看到别人满足就觉得不爽。我一直待在自己的负能量之中，人们都能明白，却又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其他孩子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一起玩时，我却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自己身上。在五到十岁的时候，这并非一个符合社会习惯的选择，尽管伊丽莎白时代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他们把衣服精心斜披，抱着头听着道兰（Dowland）的悲伤旋律，《莫里赛的一天》（the Morrissey of his day），在后来的20世纪里它也被称为哥特音乐。这就是我所住着的盒子。但它并不是一个盒子，我真的想逃离它。我心怀羡慕地向外看着，但很清楚地知道我属于哪里，我愿意去哪里。我感觉这就是我，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如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可以重新审视他们的DSM，并将我的症状称为精神抑郁症（DSM-IV版）或是患有PDD（DSM-V版）。当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症，现在又被诊断为严重性抑郁障碍，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治疗和干预措施，但医学诊断并没有告诉我，那个在我之外，从来看不到光明的一面，且不时陷入绝望和耻辱之中的脾气暴躁的孩子，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当我囿于自我时，如果能够看到精神抑郁症或是PDD的诊断报告，是否会有不同的心态。它可以给我和父母们一个解释：当你在一个令人费解的心灵框架中漂浮时，有一个可以给你贴上的标签。单词“错乱（disorder）”不像以“itis（炎症）”或“osis（病变）”结尾的词语那样，那么令人宽慰或是合情合理，但至少它会告诉你，你身上的某些东西不是靠计划就能实现的。它也可以告诉你的医生，你可能走不出来了。
“患有精神抑郁症的人，同时有着患上更严重抑郁症的风险。事实上，多达80％至90％的人会进而患上严重抑郁症，”PsychCentral网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而精神抑郁症（PDD）患者的自杀概率与严重抑郁症持平。”剑桥大学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教授伊安·古德耶尔（Ian Goodyer）和一名实习儿童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他们认为PDD的诊断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疗儿童的方法，它提供了“一种微妙的方式来理解儿童的抑郁”。
古德耶尔教授研究了那些社交和教育过程有缺失，以及除开时常会自顾自愤恨（另一种障碍）之外的孩子。他们都是些悲伤的孩子，对周围的世界缺乏社会和情感的兴趣。古德耶尔教授不使用抗抑郁药治疗这些患者，只靠与孩子们谈话来进行诊断，最重要的是，想要干预和管理这些儿童可能发生的风险，必须在他们的家庭中完成。他发现这些患者缺乏韧性，就好像他们缺少了表层皮肤一样。当我问这些孩子是天生如此，还是由他们的后天环境决定时，他回答说，的确有家庭倾向的证据，但对于严重抑郁症而言，任何新生儿的父母完全应当了解，即使在出生起，有些孩子就已经是“某类人”了。人的个性在诊断层面上被弱化了，但他依然引用了一句话向我澄清的句子：“基因产生，环境引导”【此释义源自于彼得和让·梅达沃夫妻（Peter and Jean Medawar）的“由基因学（Genetics）提出，由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引导”】。
位于伦敦东部的退休顾问、精神病医生和皇家精神病学会的前副校长特雷沃·特纳（Trevor Turner），也承认这一诊断。尽管作为精神病院的医生，他经常看到患者处于长期抑郁症之后那些沉重的结局。他一生都忙于工作，以此帮助那些压力爆棚且急需诊治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需要资源有限的国民保健署（NHS）的帮助。他研究了有关DSM中的诊断，以及支持这种诊断方式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并发现他们和他长期工作的国民保健署所采取的诊断方式并不相同：“DSM中所出现的精神障碍——躁狂抑郁精神病，精神抑郁症——对美国的私人医生帮助良多，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诊断、治疗和计费的方式。”
特纳并不否认长期抑郁症的存在，但更倾向于以人类学对此加以解释。有些人长期自我感觉不太好。他们疲惫不堪、郁郁寡欢，总是爱抱怨。他们只是不能像自己想要的，或是别人所认为的那样，去做好一件事。他们觉得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人对他人总会带来负面影响，很难共同生活。他们无法增加他人生活的价值，这变相地加剧了他们的孤立感。虽然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都有自己的“在出生时就被设置好了的情绪控制变量”，但对于抑郁症的诊断，需要在很大程度上的改进，在切身的需求和期望上，我们应该需要的是快乐。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没有积极地感受到“幸福”，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生病了。如果你的朋友和家人认为你不够快乐，或是不能使他们快乐，他们就会建议你去看医生。虽然特纳作为一名实习精神病医生，使用各种精神药物治疗感觉非常不适的患者，但他也提醒我，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他对于“普通人的不幸”的定义，至少不是病理学意义上的。这并非是说他是对的，但可能说明了医学诊断和精神病医生，并不是解决我们精神困扰的良药。
我发现自己会越来越多地去思考那些古老的体液学说——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和黑胆质——由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并被盖伦（Galen）流传出去。然而现在，人们认为人体可以达到一种物理化学上完美的平衡，却几乎从来没有人能做到，这为体液学说中四种体液的多寡设定了准则。这些“体液”以可变的比例流过每个人。它们影响到一个人的个性或气质，并且四体液的失衡造成我们所有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弊病。
大概是因为关于最著名的神经递质理论（neurotransmitters）对我们的心情和精神健康作用的争议不断——5-羟色胺（serotonin），多巴胺（dopamine），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人们可能至今还在谈论体液学说。有关化学平衡的神奇想法已经持续了千年——即使我们认为当前的言论是由“适当的”科学所支持的，而早期的现代医学是可笑的投机行为。它们依然有着自己的吸引力，并且是合理的。一些可测量的东西，可以通过对于抑制剂和增强剂的摄取来进行调整的想法，比起考虑消极的情绪或是那些更黑暗的视角来可能更诱人，在世界上也更有市场。
带着类似于12世纪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对于四体液学说的信心，《每日邮报》在2013年引用了皇家精神病学会的考斯莫·哈尔斯特姆（Cosmo Hallström）博士和伯明翰市立大学的克雷格·杰克逊（Craig Jackson）教授的言论都告诉我们，你可能不仅仅是个脾气暴躁、愤世嫉俗或是反社会的人——你更可能是在诚实或是善良品质方面有些障碍。
“精神抑郁症与5-羟色胺的缺失有关——一种大脑中调控情绪的化学物质……最近的研究发现，这可能是由多巴胺（另一种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不平衡引起的。我们需要一定水平的，比如多巴胺和5-羟色胺这样的大脑化学物质来发挥功能，如果分泌太少——或在某些情况下，分泌太多，就会扰乱这种微妙的平衡，可能会引发精神抑郁症。”杰克逊教授说。
然而，虽然所有关于精神抑郁症/PDD的诊断标准似乎都很适合我，但却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我的头脑里徘徊，告诉我有些并非属于诊断标签的东西，才是导致我一直如此的罪魁祸首。
© Martin Rowson
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抗拒药物，而他们的理由是害怕这些药物会阻碍他们继续保持自我。医生，朋友和家人（还有现在的《每日邮报》）则回答说他们是不正常的，认为他们不应该用这样的视角和方式来看待世界以及他们自身的存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拒绝服用抗抑郁药，虽然在我20岁时，我曾服用巴比妥类（barbiturates）药物进行自我治疗，以达到我最渴望的目的：遗忘一切——那是一个把我从无法忍受的感觉中解脱出来的时期。这么热衷于保留那样的“我”，对自己而言是不能容忍的，然而我真的不能忍受没有强大的安眠药在我身边构建起缓冲区。但我依然有一个信念：我应该继续忍受这种麻木的日子，而不是永久地改变它。在我看来，我应该继续让自己保持对真理的追求，这样我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我感到最紧迫的是在抑郁症发作期间，以及在我惯有的心情低落时，我不得不认清事实，那些通常被自身和外部世界所满足的人，往往都是透过一层充满扭曲和自我安慰的玻璃来看待真相的，以此来无视那些丑恶和恐惧。
我依赖于巴比妥类药物才能得以休息，但大多数时间我还是有所遮掩。我缺乏一个防护罩来隔绝开外部世界的可怕陌生事物，我本能地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了无生气的残酷宇宙中，在远处我可以带着痛苦（我已经尽可能小心地使用这个字眼）确定无疑地看见真相。我对此毫无疑问。事实上，我现在毫不怀疑，即使有那层遮掩，在我的作品中出现的事物意味着我对此有所了解——因为我早就知道，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容忍的现实，一个阴暗的，非人的空虚，而这是在那些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网络故事背后的真相。
在我最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接受“无意义”只是一种成长。所有诚实而具备思想、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但其实我觉得它是无法忍受的，我从来没有达到某个令我可以心无杂念地生存状态。我也不觉得人类社区或关系网可以修复它。这是我内心中的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想法，它让我郁郁寡欢，而且我猜测它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潜在的主题。谈论真理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我看来，这似乎总是暗示着一种难以接受的真理，那是我生命中一种绝对、有意识且迫切的命令。我从不喜欢坚守这种浮夸的道德规范，但它却一直在那里。它并非真正的信念，而是一种伴随我之存在的必然。如果这不是我童年的情绪的话，它就是我抑郁症理论的核心。这便是我的绝望。
我非常不喜欢那种认为写作（或是“创造力”，这是一个令我觉得茫然和尴尬的词语）具有治疗作用的想法。我从不记得在写了一些东西之后会感觉变好——除了短暂的成就感之外。然而，我有着很好的运气让我成为了一个作家。我可以用写字的方式拯救我的生命。无论如何，它给了我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让我以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那个我无法逃避的自己。我对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时会得到某些人的反响，这些人也有足够的运气懂得写作，或是使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马丁·罗森（Martin Rowson）为《卫报》绘制了面目狰狞的政治漫画。我和他谈论他的创作，以及他的创作与其生活经验的联系。
“噗噗噗的声音，是幼儿用于减轻不适感时所发出的，也是婴儿最早能够发出的声音。我们必须笑对那些无法忍受的事，”他继续说，“很多事情都很可怕，所以我描绘了这些可怕的事物。”但他所传递出的绝望，令他的读者去嘲笑那些富人和大人物。“我的工作就是让人们嘲笑他们，以此来折磨他们。”
他每天把自己对世界的愤怒记录在纸上，然而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会沉浸一种令自身满足的状态之中。每天四小时的水彩画工作，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冥想，或是一种平静。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亲和力、容易接触的人，而不是一个异类。但我却不能体验这样的写作，我永远不会被描述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但是和罗森的交流，令我体验到了一种快乐，这是一种当我和那些人交流时经常能体验到的快乐，而那些人在别人看来拥有一个黑暗而消极的内心世界。
笑是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也令我知道哪些人可以和我建立关系。我不确定学术性的精神病学中存在关于幽默和绝望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在读了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作品，看了马丁·罗森或史蒂夫·贝尔（Steve Bell）的画作之后，我习惯于听取那些受迫害或被压迫人群的趣事，并且它显然是我黯淡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抑郁症可能会持续不断，忍受着低落，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每天带着抑郁情绪醒来，并且已无法看到光明的那面，我们可能自己驱散快乐，并将其当做一场有关真相的阴谋，但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这些悲观主义者分享那些关于世界的阴暗观点时，我们才会笑出来。
有关作者
珍妮·迪斯基（Jenny Diski），英国作家。此文写于2014年，2016年4月28日，迪斯基死于癌症。迪斯基少女时代曾有过被作家多丽丝·莱辛非正式收养的经历，在莱辛去世后，迪斯基将这段记忆写进了《感激》（In Gra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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