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朗博士到绝命毒师：科学怪人形象变迁史
利维坦按：如果从玛丽·雪莱小说《科学怪人》开始算起的话，“弗兰肯斯坦”这一疯狂制造怪物的科学家形象可谓在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当然，这一形象的广为流传，还要拜1935年电影《弗兰肯斯坦的新娘》（Bride of Frankenstein）所赐：
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未知技术充满了恐惧，而掌握这些未来技术的人正是那些科学家——尤其是被影视剧化了的科学家。这么多年过去了，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媒体形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文/Eva Amsen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nautil.us/issue/43/heroes/how-we-got-from-doc-brown-to-walter-white
《绝命毒师》
《绝命毒师》第四季第一集，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中国观众昵称为：老白）满腔怒火，看着菜鸟维克托（Victor）“烹制”自己标志性的蓝色冰毒。他担心大毒枭古斯·弗林（Gus Fring；昵称：炸鸡叔）会对自己和杰西下死手，他一直在不停说话，想说服古斯相信：没有他，就没有蓝色冰毒。但炸鸡叔的手下——那个菜鸟制毒者维克托却坚称自己熟知老白制毒的每一个步骤，气得老白大声质问他：“行啊，那你来告诉我，催化氢化反应是质子还是非质子反应？我忘掉了，你告诉我啊！如果制毒时采用的还原过程没有选择性，怎么确保成品的纯度？”【译者：选择性指stereospecific，即立体有择性。当反应产物互为镜像，选择性地产出其中某一种手性分子】
最终，知识救了老白一命，残酷无情的炸鸡叔用一把开箱刀割开了维克托的喉咙。
《绝命毒师》讲述了老白从失意的化学老师一步步变成世界毒王的故事。但无论他变得多么恐怖，多么残忍，观众还是难以抑制地喜欢他，体恤他。这种情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主演布莱恩·克兰斯顿（Bryan Cranston）的高超演技，他完美地演绎了这样一个遭遇家庭挫折的失意角色。但这其中也少不了主创、编剧文斯·吉利根（Vince Gilligan）的功劳：是他构思了老白这样的角色——一个极度理性的科学怪人。
化学的力量：《绝命毒师》中的紧张一幕：老白语气嘲讽地质问业余制毒者维克托：“1-苯基-1-羟基-2-甲胺基丙烷，当然两个手性中心是丙烷链上的一、二号碳。在还原成甲基苯丙胺（冰毒）的过程中，哪一个手性碳会不存在？”
老白之所以受欢迎，一定程度就是因为他懂科学。唐娜·尼尔森（Donna Nelson）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化学教授，《绝命毒师》的科学顾问。她表示：“文斯想让剧中的化学知识尽可能准确，让整部剧可信度更高。”她也尽自己的职责，帮文斯达成了这个目标（唐娜最喜欢的就是老白语气嘲讽地反驳维克托的场景）。虽然剧组仔细斟酌这些制毒知识的准确尺度，不想让观众从中得出准确、完整的制毒指南，但其中的化学反应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如果真的有人想利用化学反应合成甲基苯丙胺（冰毒），他们就会想确认最终成品的纯度：甲基苯丙胺的三维结构的确能让你的大脑兴奋起来，但它的对映异构体，或是镜像结构的物质却达不到一样的效果——即便它们的分子组成是相同的。
科学家聪明理性，却弥漫着邪恶和危险的气息。
最近，以科学家为主角的一系列影视作品广受好评，《绝命毒师》就是其中之一。《西部世界》、《黑色孤儿》、《性爱大师》、《犯罪现场调查》、《识骨寻踪》、《豪斯医生》和《生活大爆炸》和其他一些影视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把科学家描绘成复杂多样的人类，和我小时候（80年代）看的电影里的科学家角色截然不同。现在，科学家实验室里那些愚蠢的发明以及泡沫翻腾的液体已经不见了。即便是电视里虚构的研究人员也都是在真实的实验室里工作，配有高科技设备，还要开展团队合作。他们的台词也都是最新科幻作品里的语言，从头到尾保持着自己的深度和个性。
电视上科学家角色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中科学家形象变迁和他们对大众的影响——现在，他们是传播知识的学者。虽然最近的头条新闻都在说科学家按照自己的思想扭曲了科学事实，但一些研究还是揭露出了公众对科学家的深层次看法。观众希望看到更真实的科学家角色。观众想看什么，好莱坞就拍什么。荧幕上的科学家也开始从一些典型、反派的形象慢慢转变，变成更可靠、更正面的角色。科学家自身也迫切地希望能够成为大众教育和宣传的一份子。
过去的60年里，美国人对科学的看法一直都很积极，认为科学是有益的。尤其是科学在医疗和科技上取得的进步，更是坚定了美国人对科学的认同。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美国独立的联邦机构。2012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发现，72%的美国人认为科学利大于弊。尽管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对科学的风险和危害仍然持保留态度。但你要知道，在充斥着核恐惧的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人关注最多的可是科学的危害性。
1983年电视电影《浩劫后》
《浩劫后》（The Day After）是1983年的电视电影（译者：TV movie，不上院线的电影），讲述了美国和苏联之间核战争带来的后果。据说到目前为止，这部电影依然是美国有史以来评分最高的电视电影。
19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的传播学教授——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开始研究电视上的科学家形象和他们对文化的影响。研究报告显示，科学家聪明理性，但电视上所有的科学家形象都不怎么友善，6个科学家里就有1个是反派人物。报告还显示，“和医生及其他职业相比”，科学家“角色都有某种人格缺陷，给人一种不祥之感，让人觉得邪恶、麻烦、危险”。显然，这些角色给观众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一些电视机重度依赖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每天至少要花四个小时看电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不太乐观。
物理很酷：2011年，物理研究所的发言人表示，《生活大爆炸》广受学生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理学科的入学率。
但是，对于不爱交际，带点邪恶感的科学家角色来说，情况已经开始有所好转。
2011年，安东尼·杜多（Anthony Dudo）和同事继续了格布纳的研究，在《通信研究》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比较了黄金时段电视剧中描绘的几种职业，发现从2000年到2008年，只有3%的科学家角色是“坏”人，比这一时期其他职业角色的反派率都要低。同时他们还注意到，荧幕上描绘的科学家大多都是积极正面的形象，而且多看电视可以“让有共同经验的人对科学的态度更进一步”。
《奇爱博士》中的前纳粹科学家，美国总统的幕僚之一
发生了什么？罗丝琳·海恩斯（Roslynn Haynes）是新南威尔士大学英语、媒体和表演艺术学院的客座副教授。她研究了影视等虚构作品中科学家角色的表现形式。她表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年代，没有深度、愚蠢的疯狂科学家角色还占据着主流地位。今天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和当时相比有所不同：政治腐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她还说：“我们再也不需要科学家做反派了——已经有够多反派了。”现在，人们会去向科学家寻求解决办法，这才是他们的角色。“我们知道，人类需要科学家来解决地球上的这些麻烦。如果未来还有一丝希望，那一定是因为科学家们管控了这些风险，找出了办法解决问题。然而在那之前，科学家们常常被视为风险的一部分。”
孤独的科学家和古怪的发明以及泡沫翻腾的溶液都已不复存在。
除了全球问题的变化，海恩斯还给出了另一个原因：媒体的发展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科学，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五六十年代以前，很少有人亲眼见过一个科学家。大部分的科学发现都只在报纸或收音机里提到。也许在你住的小镇上，偶尔还会有科学家的演讲或是游行，但除非你真的认识哪个科学家，或者自己就是个科学家，否则你很难参加这样的活动——毫无规律可言。
电视改变了这一切。
1964年，BBC播出了《地平线》系列纪录片的第一集
二战之后，英国的科学家们希望加入到BBC科学类节目的制作中。简·巴普蒂斯特·古约恩（Jean-Baptiste Gouyon）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研究系的老师。他说，BBC一开始拒绝了科学家们的请求。但后来，制作人们慢慢意识到，“非科学专业的观众”对科学充满了好奇和兴趣。1964年，BBC播出了《地平线》系列纪录片的第一集，广受好评。节目最初的策划案中写道，这一节目的目的是“给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提供交流的平台，让他们交流兴趣、观察结果和对某一话题的思考；把他们对宇宙的看法变成普通人的常识。”
BBC的自然历史类节目也很受欢迎。从1979年开始，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就开始担任好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带领观众一起开始奇妙的旅途，满怀敬畏之心地去看他偶然遇到的神奇生物。这类节目也改变了八九十年代大众对科学家的看法。就像海恩斯说的，“大卫·爱登堡的亲切程度就像你的爷爷。谁会怕他呢？”
我们是由星际物质组成的：第一部《星球大战》播出后，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纪录片《宇宙：个人游记》（Cosmos: A Personal Voyage）中为观众描绘了令人激动的天文学事实。
在美国，卡尔·萨根是科学类电视节目的老面孔了。他的纪录片《宇宙：个人游记》最初于1980年播出，是美国公共电视史上观看次数最多的节目之一，仅次于《美国内战》。萨根和爱登堡一样，能很好地把自己对科学的神奇感受和兴奋传递给观众。他让一代人意识到“我们是由星际物质组成的”，又一次激起了几年前《太空竞赛》和《星球大战》热播后人们心中残存的激情，推动了人们研究空间科学的热情。
科学纪录片一直是电视节目的一大类型，近年来越来越受观众的喜爱。古约恩谈到：“回头看看《地平线》，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它表现科学的形式也发生了转变：它不再批判科学，而是在赞颂科学。”
与此同时，这些节目中出现的科学家和主持人都十分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人友善，与人亲近，爱好冒险；通常都很年轻，甚至还有人是女的。海恩斯表示：“这一切都让人们觉得科学家是英雄。年轻人更是深感如此。20世纪30年代科幻小说盛行，那时的英雄身上都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吸引着整整一代孩子（主要是男孩子）想要变成火箭科学家——虽然现在科学家的英雄形象和30年代已经有所不同，但科学家的形象仍然充满了吸引力、令人激动。”
《回到未来》海报
荧幕上的科学家没花多少时间就赶上了这股新潮流。在《回到未来》中，布朗博士把他疯狂的发明送到了别的时空；8年之后，《侏罗纪公园》中的科学家们用史前生物——恐龙吸引游客。但现在，一切又发生了变化。1985年，布朗博士还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形象，但《侏罗纪公园》（1993）中的古生物学家则被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准上。观众认为《侏罗纪公园》有现实基础：恐龙、DNA、干净的实验室和专业的实验手册。虽然我们不可能从琥珀里的蚊子身上重新得到可存活的来自恐龙血液中的DNA，但这个创意还是很不错的。就在这个月，真正的古生物学家在琥珀中发现了一块有羽毛的恐龙尾巴碎片，并在其血液中检测出了铁。
新近发现：一块有羽毛的恐龙尾巴碎片的琥珀
延伸阅读：《恐龙变鸟的奇趣旅程》（点红字直接取阅）
戴维·柯比（David Kirby）是曼彻斯特大学科学传播学研究系的高级讲师；他同时也是2011年《好莱坞里的实验服》（Lab Coats in Hollywood）一书的作者。他认为，《侏罗纪公园》标志着电影史上科学现实主义的开端。这部电影拥有非同一般的视觉效果，还聘请了专家落实所有的科学细节。票房大卖，其他电影纷纷开始尝试模仿《侏罗纪公园》，开始注重电影中细节的真实性。都知道观众喜欢这个调调了，当然得这么做啊！
当时，各类型影片中的“现实主义”都在不断增强。柯比解释说，“讨论虚构场景中的现实主义，不仅是在讨论它们是否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看起来适宜，或是它们是否使用了正确的设备搞科学。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于：演员的表演方式和场景布置。”他还说，“电影制片人正在花更多心思，在以现实主义的思维考虑所有东西，想让作品真实得就像发生在现实世界一样。”
现实破壳而出：大卫·柯比是2011年《好莱坞里的实验服》一书的作者。他认为《侏罗纪公园》标志着电影史上科学现实主义的开端。
柯比详细记述了他和制片人之间关于法医剧的对话，谈到了《犯罪现场调查》和《识骨寻踪》，“他们经常会说，观众希望看到真东西。不管他们是否有证据，他们都确信这点。观众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前你习惯了避开科学，没关系；但现在，你避不开了。”
从科学角度出发拍摄的电影要想逼真，就要设计出尽可能自然的科学设定，演科学家的人也要跟真的科学家一样。
《识骨寻踪》的粉丝即将迎来第十二季
真实化的趋势也开始慢慢出现在电视上。电影的观众顶多也就花几小时在一部电影上。但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可能会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周的固定节目。《识骨寻踪》的粉丝即将迎来第十二季：聪明的女性、法庭、人类学家。《犯罪现场调查》的科学家在节目的几个设定中已经解决了近800起案件。《生活大爆炸》里的“科学家”们也已经陪伴了观众九年多的时间。总之，电视屏幕很多时候都被虚构的科学家角色占领了。
我们再也不需要科学家做反派了，已经有够多反派了。
向观众传递更多的信息——这可能是对电视节目来说更重要的责任感。大卫·萨尔兹保（David Saltzberg）是《生活大爆炸》的科学顾问，同时也是加州大学的物理和天文学教授。他指出，“现在，你可以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开着谷歌看剧。在推特上，作者和编剧会收到很多反馈。”
《生活大爆炸》开播之后，萨尔兹保就参与其中，负责让剧中的物理细节尽可能准确。每一集背景中出现的白板上都写有物理等式，他的工作就是要确保这些等式真实、没有差错。此外，他还要帮忙构思那些和科学有关的对话。“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小片段需要涉及一点科学知识。有时候他们想要半秒钟就能说完或者看完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就需要能撑起一整集的东西。他们构思好故事的部分，我就负责给他们五到六个选择，增添科学的部分。”
传播学专家目前还没有确定这种电视科学家新形象的教育影响。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里，普通大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2001年开始，美国人在基础科学知识九问测试中平均能答对5.8个问题。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网络电视节目上的科学家形象都比较正面；但同时，杜多和同事也发现，一般来讲，看电视并不能切实改善科学素养。
但还是有迹象表明，看电视对提高科学素养有积极影响。 2011年，物理研究所的代表告诉《卫报》：《生活大爆炸》广受学生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理学科的入学率。在此之前，同样的事情已经上演过了。在《犯罪现场调查》热播期间，一些大学开设了新的法医课程，满足学生的潜在需求。他们可能向往像电视上一样，用DNA证据来破案。随着剧集停播，这种“CSI效应”也随之消失，但它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些节目是如何影响年轻观众的。
《犯罪现场调查》剧照
40多年来，密歇根大学国际科学素养中心的主任乔恩·米勒（Jon Miller）一直在研究公众对科学的看法。在1987年开始的纵向研究中，他跟踪调查了7年级到10年级学生群体成年后从事的职业。米勒说：“如果孩子此前没有接触过某种职业，一旦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电视就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你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科学家或律师。你可能不认识上过大学的人。”所以，电视“是年轻人探索职业发展可能的好工具”。但是米勒也提醒说，兴趣不一定会转化为将来的职业。他说，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没有做好准备走严格的学术道路，成为法医或物理学家。
“文斯·吉利根问我，‘把冰毒做成蓝色怎么样？’我说，‘反正我不会这么干。’”
社会研究和调查证实，没有什么能代替教育，提高公众的知识和科学鉴赏能力。但他们也表示，我们不应该低估对科学产生的最初的兴趣。事实上，这些兴趣可能来源于电视节目上演得逼真的科学家。这是个好现象。
可能正是因此，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了影视制作中。 2008年，国家科学工程医学院早就注意到了电视电影中的各种科学和科学家形象：无论好坏。他们设立了科学&娱乐交流会（Science & Entertainment Exchange），让制片人、编剧和科学家直通对话。“我们观察身边发生的一切，思考其中隐含的深意。谁对公众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谁能真正让人们兴奋、感兴趣、置身其中？”安·麦钱特（Ann Merchant）是科学&娱乐交流会的通信常务副主任，她认为答案是——“好莱坞”！
科学家说，他们花时间给这些节目提建议，是因为他们关心电视荧幕上刻画出的科学家形象。他们知道，看流行节目的人要比看他们最新研究论文的人多得多；他们希望观众能够了解科学是什么——甚至还可能在此过程中学到些东西。
当然，虽然他们喜欢参与到电视节目制作中，提高公众对科学家这一职业的兴趣，但他们并不是决定最终在屏幕上呈现什么的人。好莱坞可能已经发现观众更喜欢现实主义，不喜欢让人出戏的虚假。但不管怎样，故事性仍然要比彻头彻尾的科学准确性来得更重要。
纳尔逊想起在和《绝命毒师》的主创吉利根聊天时，“他问我，‘把冰毒做成蓝色怎么样？’我说，‘反正我不会这么干。’”
纳尔逊没有任何合成药物的经验，但她掌握的化学知识告诉她，冰毒看起来应该是白色的——绝不是蓝色。所有试剂、产物的化学结构都不会反射蓝光。如果你制出来的冰毒是蓝色的，它可能是被其他东西污染了。但吉利根没有接受她的意见，纳尔逊对此表示理解。她说：“这是剧情设定，老白需要一种标志性的冰毒。你知道吗，如果有人抱怨剧中的蓝色冰毒，我会跟他们说，《绝命毒师》可不是纪录片！”
老白的蓝色冰毒也提醒我们，虽然总体上来讲，电视上科学家的形象可能越来越像英雄，但我们要注意，老白仍然是毒王。“没有一个科学家和他一样，老白是特殊的。”尼尔森说。他虽然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经典的邪恶科学家。柯比说老白是“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两面人物”，并补充道，“并不是科学让他变得邪恶。他选择做坏事，一开始是因为经济原因，后来是因为他的骄傲和狂妄。”这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性格缺陷，不仅是科学家。这一点也最能证明：屏幕上的科学家角色正在变得更加真实。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
合作联系：微信号 thegoatj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