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过敏？
利维坦按：估计每个人身边（也许就是你自己）都会有对各种东西过敏的人——忽冷忽热过敏，猫毛狗毛过敏、吃虾过敏，精液过敏……等等等等。至于文中提到的花生和花粉过敏更是非常常见了。我们为何会过敏？过敏反应意味着我们的免疫系统在经历哪些变化？
欢迎各位看完也在评论里写下你或身边人的过敏经历。
文/Carl Zimmer
译/一粒宸、药师
校对/药师、一粒宸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why-do-we-have-allergies
我们当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花生过敏、花粉过敏而饱受折磨，科学家们却始终无法解释过敏的确切原因。卡尔·季默（Carl Zimmer）与一位免疫学大师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得出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答案。
我的过敏原是黄蜂。
12岁那年的夏天，我跑到了一个朋友家附近草木繁茂的空地上，捅掉了一个足球那么大的蜂窝，一群黄蜂向我发出反攻，狠狠袭击了我的大腿，当时的感觉就像烧热的针扎在自己的身上。我用力把它们轰走，赶紧跑去找人，但没过多久我就感到事情不妙。蛰伤处周围开始出现粉色的星星点点的斑块，荨麻疹忽然突起，随即在我腿上大面积扩散开来。我这才发现自己过敏了。
我朋友的母亲给我吃了抗组胺药，立刻把我抬上车直奔县医院。我在去往医院的路上，越想越害怕。我当时模糊地意识到，如果过敏症继续加重，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脑海里浮现出荨麻疹从腿上一直延伸到脖子上的情景，最后可能真就“一疹封喉”了。
当然，我最终还是转危为安，所以现在才能在这里讲述这一切：我身上的疹子在医院就治好了，只是我对大黄蜂的恐惧一直挥之不去。医生给我做了过敏原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我对昆虫过敏。而这种昆虫不是蜜蜂，不是胡蜂，也不是其他种类的黄蜂，偏偏就是叮我的那种大黄蜂。急诊室医生告诉我，我下次要是再遇到这样一窝蜂，估计就不会像这次这么幸运了。后来她给了我一支肾上腺素笔（EpiPen），我如果下次再被这种大黄蜂叮到的话，就把它注射到自己的腿上。这种肾上腺素可以让我血压升高，气道扩张，很可能就会成为我在紧急时刻的那根救命稻草。我很幸运，从那个下午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35年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大黄蜂窝。而那支肾上腺素笔早在若干年前就已不见踪影了。
每一个有过敏史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次——关于在某一特定分子进入体内后，如何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免疫系统失控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不计其数。仅仅在美国，就有约1800万人对花粉过敏，对食物过敏的儿童也数以百万计。在其他国家，过敏症也是高发病症。以下列出一些过敏原，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止这些：乳胶、黄金、花粉（豚草、卖仙翁草和藜草尤其严重）、青霉素、昆虫毒液、花生、木瓜、水母蛰伤、香水、鸡蛋、屋尘螨的粪便、山核桃、鲑鱼、牛肉和镍。
花生过敏者的面部症状
人一旦接触这些物质就会引发过敏反应，症状可谓千奇百怪，轻者心绪烦乱，重者呜呼哀哉。初级阶段荨麻疹浮现，嘴唇肿起。花粉热患者会流鼻涕、眼睛刺痛；对食物过敏者会呕吐，甚至腹泻。还有少数不幸的患者，会表现出严重的全身性过敏反应，也就是过敏性休克。
所有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给过敏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医疗可提供的解决方案却少之又少。肾上腺素笔虽然可以应急，但是对于一直饱受霉菌过敏或花粉过敏折磨的人来说，现有的长期治疗方案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抗组胺类药物虽然可以减缓患者的病症，但它和其他类型的药物一样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会导致嗜睡。
科学家们如果能对过敏理解得更加透彻，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不过有一个网站，大胆地指出了导致过敏反应的原因。其中说到，过敏原激活人体细胞，细胞释放出与过敏反应有关的化学物质，最后身体发出了信号。科学家们也只能将其部分过程映射出来。此外，这个生物化学类的网站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谜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过敏？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涉及的面很广，同时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答案。”最近，卢斯兰·梅德泽托夫（Ruslan Medzhitov）这样告诉我。
卢斯兰·梅德泽托夫
当时，我和梅德泽托夫在他的实验室边走边聊，他的实验室位于耶鲁大学医学院安利安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心的顶层。他团队的博士后和研究生们，正簇拥在真人大小的氧气罐和免疫细胞孵化器周围，埋头苦干。“这里一团乱，但是乱中有序，”梅德泽托夫说着耸了耸肩。他长了一张拳击运动员的脸，脸盘硕大，轮廓浑圆，鼻子宽扁，但是他说话的语气又很轻柔。
他所谓的乱中有序并非言过其实，梅德泽托夫的实验室一直很高产。20年来，他在免疫系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研究进展，也因此获得多项殊荣。2014年，他成为Else Kröner Fresenius奖首个400万欧元的获得者。虽然目前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的很多同侪都认为梅德泽托夫理应获得这项荣誉：2011年，26位顶尖的免疫学家给英国《自然》杂志写了联名抗议书，称诺贝尔奖的候选人遗漏了梅德泽托夫。
现在，梅德泽托夫又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在免疫学领域引发又一次革命：我们为什么会过敏？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主流观点认为，过敏是因为人体无法防御寄生蠕虫的侵袭。因为在发达国家，这种寄生蠕虫感染并不常有，所以一旦免疫系统遇到它，就会对这种本无大碍的物质产生过度的反应，我们也因此在这种保护机制下变得苦不堪言。
屋尘螨是诱发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湿疹等过敏性疾病的重要变应原
梅德泽托夫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不能把过敏的原因单纯归结为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免疫系统是对有害化学物的必要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已在我们先人的身上延袭了数千万年之久，并且至今依然如此，所以说这种理论还有待商榷。梅德泽托夫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会得到证实。他对我说：“未来该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出现，最后所有人都会说‘哦，当然，很明显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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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法老美尼斯
早在古代，医生们就已对过敏有所了解。3000年前，中国古代的医生就把秋天容易流鼻涕的症状称为“植物伤寒”。也有证据表明，古埃及法老美尼斯（Menes）在公元前2641年死于黄蜂蛰伤，2500年后，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也写下了这样的名句，“吾之珍馐，汝之鸩毒。”
但是直到100多年前，科学家们才意识到这些截然不同的症状只是同一病因的不同表现。从那以后，研究者们才发现很多疾病都是细菌及其他致病菌导致的，而在我们身体中与这些侵入物作战的是免疫系统——一群能够分泌致死性化学物质以及精确靶向抗体的细胞。随后，研究者们便认识到免疫系统也会对机体造成伤害。在20世纪早期，法国科学家查尔斯·里歇（Charles Richet）和保罗·波提尔（Paul Portier）针对毒素如何感染机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小剂量的海葵毒素注射到狗体内，等待一周左右，再将更小剂量的毒素注入其体内，几分钟内，这些狗出现休克或死亡。免疫系统除了保护机体免受伤害，也让机体更加敏感。
其他研究者发现一些治疗药物也会导致荨麻疹和其他症状，而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过敏的程度也会增加——这与抗体在感染性疾病中起到的保护性作用是恰恰相反的。奥地利医生克莱门斯·冯·皮尔凯（Clemens von Pirquet），很疑惑为什么这些物质进入人体后能改变机体反应的方式。为了描述这种反应，他创造了‘allergy’（过敏）这个词，该词由希腊文字allos（其他）和ergon（工作）组合而成。
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过敏症状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反应在分子层面上极其相似。这一过程开始于机体表面接触过敏原，如皮肤、眼黏膜、鼻道、口腔、呼吸道以及胃肠道等，这些机体表面组织含有大量的如“边界哨兵”一般的免疫细胞，当一个“卫士”遇到了过敏原，它首先会吞噬并摧毁侵入物，接着自己的细胞表面也会被侵入物残骸所标记。在免疫细胞迁移至一些淋巴组织时，它们会将这些片段呈递给其他的免疫细胞，而后者会进一步分泌一种独特的叉子型抗体：免疫球蛋白E，即IgE。
如果再次遇到过敏原，这些抗体将触发机体反应，首先抗体会激活免疫系统中的肥大细胞，后者分泌出一系列的化学物质，其中部分化学物质会与神经细胞牢牢结合，引起发痒和咳嗽，有时也会促进粘液分泌，并导致呼吸道肌肉的持续收缩，使得呼吸困难。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努力，研究人员才将上述体系研究透彻，但这也只是弄清了过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并未解答人们为什么会过敏。这点很奇怪，因为免疫系统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相当清晰明了。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会遇到病原菌持续不断的侵袭，自然选择的法则更倾向于那些能帮助人们抵御攻击的变异，而这些变异积累起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成熟的防御系统。
巨噬细胞（较小，呈白色）识别出一个癌细胞（较大，表面具有许多突起）。在与癌细胞融合时，巨噬细胞会注入毒素来杀死癌细胞。治疗癌症的免疫疗法是医学研究中非常活跃的一个领域。
但是要理解进化过程中会产生过敏的原因却异常艰难。对于无害物质做出强烈的免疫反应，可能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并无帮助。而过敏本身具有的选择性也令人奇怪，只有部分人群才容易过敏，同时也只有部分物质是过敏原。有的人会在相对年长的时候出现过敏症状，有的人在成年后，童年时期的过敏症又会消失。数十年来，一直都没人能弄明白IgE的作用，它似乎对阻止病毒或细菌侵袭人体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像我们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抗体，而这种抗体只会让我们陷入痛苦之中。
对这一问题的早期研究可追溯到1964年，一位名为布里姬·奥特美（Bridget Ogilvie）的寄生虫学家研究了免疫系统如何驱逐寄生性蠕虫，她发现，感染了寄生虫的大鼠会产生大量后来被称为IgE的物质。之后的研究显示，这些抗体的出现标志着免疫系统对蠕虫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寄生性蠕虫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不仅对于老鼠如此，对于人类亦然。钩虫可导致肠道的血液耗竭；肝蛭可伤害肝组织并导致癌症；绦虫可导致脑囊肿。全球有超过20%的人遭受过这样的感染，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在低收入国家。在没有现代公共卫生以及食品安全体系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穷尽一生都在与这些蠕虫、虱子以及其他寄生生物作斗争。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科学家坚称这些寄生虫和过敏之间有某种关联。或许我们的先人进化出了一种能力，能够识别蠕虫表面的蛋白并通过分泌IgE来做出反应。这些抗体能先于皮肤以及胃肠道的免疫细胞驱逐任何妄图进入体内的寄生虫。“你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出迅速的反应以减少这些寄生虫生存的机会，”剑桥大学的寄生虫学家大卫·邓恩（David Dunne）说。
根据蠕虫理论，寄生性蠕虫的表面蛋白与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其他物质在形态上会有相似之处，如果我们接触到了这些物质，我们将产生无休无止的防御反应。邓恩认为“过敏只是抵御寄生性蠕虫过程中不幸的副作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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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德泽托夫还是一名免疫学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学到了过敏的蠕虫理论。但是10年前，他开始对这一理论产生怀疑：“我觉得这个理论并不成立。”梅德泽托夫开始思考他自己的理论。
思考是梅德泽托夫科研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也是1980年到1990年间，他在苏联求学时锻炼出的能力，那时的大学少有研究设备，甚至对于培养优秀科学家毫无兴趣。梅德泽托夫本科期间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立大学就读。每到秋季，教授们都会带领学生到棉花田夜以继日地劳作，来收割棉花。“这很糟糕，”梅德泽托夫说，“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学校开除。”他回忆起当时将生物化学课本偷偷带到劳作现场的事，被系主任斥责的惨状历历在目。
研究生院也并没好哪儿去。梅德泽托夫到莫斯科国立大学继续学业时，正赶上苏联政权分崩离析。学校破败不堪，他依然没有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我那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阅读和思考，”梅德泽托夫告诉我。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处于正常循环中的人类血液的图像。可以看到大量饼状的红血球，包括淋巴球、单核球、噬中性颗粒白血球在内的表面有突起的白血球，以及较小的盘状的血小板。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思考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感知外面世界的。我们通过眼睛感受光，通过耳朵感受声音的震动。梅德泽托夫认为，免疫系统是另一种识别系统——它识别的不是光或震动，而是侦测出分子特征。
就在梅德泽托夫对自己的课题进行文献调研时，他发现了一篇发表于1989年的论文《无限趋近：免疫学的进化与革命》，作者是耶鲁大学的免疫学家查尔斯·詹伟（Charles Janeway）。梅德泽托夫深受启发，并且花了几个月的津贴买下了这篇论文的翻印版本。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篇文章中阐述了詹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詹伟认为抗体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面对一个新的侵入物，免疫系统需要好几天才能产生有效的抗体来应对。他推测免疫系统可能有另一种能产生更快保护作用的防御机制。或许免疫系统能使用一种模式识别机制去迅速侦测细菌以及病毒，并能迅速对此产生反应。
梅德泽托夫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迅速给詹伟发送了邮件。詹伟回复了邮件并且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也最终使得梅德泽托夫在1994年到达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成为了詹伟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詹伟于2003年去世）。
德里克·圣·安吉洛（Derek Sant’Angelo）目前在新泽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工作，当年他与梅德泽托夫同在实验室共事，安吉洛回忆起梅德泽托夫刚来实验室的那个晚上，说道，“他会说的英文很少，也几乎没有任何在普通生物实验室工作的经验。”有一次，梅德泽托夫一手拿着机械移液管，另一手拿着一管细菌，他需要使用移液枪吸取几滴试管中细菌培养液，滴加到他面前实验桌的培养基平板上。“他小心翼翼，将移液管、平板和细菌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安吉洛说，“他知道理论上移液管可以用于将细菌转移到平板上，但他完全不了解如何去做。”
梅德泽托夫也很惊讶于詹伟同意与他一起共事。“我觉得他之所以让我来他实验室，只是因为没人愿意去探索关于过敏的另外一种理论，”他回忆道。
在安吉洛以及实验室其他成员的帮助下，梅德泽托夫的实验技能进步飞速。很快，他就和詹伟在一些特定免疫细胞的表面发现了一类新的感受器。面对侵入物，免疫细胞会通过感受器牢牢附着在其表面，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引发警报，促进其他的免疫细胞搜索病原菌所在区域并将其杀灭。这一感知并清除细菌侵入物的方式迅捷而精确。
梅德泽托夫和詹伟发现的这种感受器，就是现在大家所知的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这一理论，揭示了我们免疫防御的新机制，也成为免疫学的基本原则。它还帮助科学家解决了一个医学上的谜团。
败血症常见的原发性感染来自下列位置：肺、脑、泌尿道、皮肤以及腹腔器官
感染有时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全身炎症，也就是败血症。仅在美国，每年就会有100万人感染败血症，其中超过半数的感染人群因此致死。多年来，科学家们认为一种细菌毒素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失灵——但是败血症实际上只是免疫系统抵御细菌及其他侵入物的一种极端情况。全身的免疫系统突然响应，而不只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在败血症休克中发生的情况是免疫系统被过度激活，”梅德泽托夫说，“这也导致了病人的死亡。”
梅德泽托夫并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去做科研，他只是对免疫系统的基本问题更感兴趣。但他也认为，如果研究者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会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直到现在，科学家们才对败血症背后的生物学原理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研发出针对真正病因——toll样受体的过度反应——的治疗方法（试验依然在继续，但是结果充满希望）。“30年前，人们认为‘引起感染性休克的东西都是坏的’，然而，现在我们就不这么认为了，”梅德泽托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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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和詹伟发现了toll样受体后，梅德泽托夫认为，如果免疫系统对细菌以及其他入侵者有特定感受器的话，或许也会有未知的针对其它侵入物的感受器。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思考寄生虫、IgE和过敏三者之间的关系。
事实表明，免疫系统在侦测到寄生虫时，就会产生IgE。但是一些研究认为，IgE实际上并不是抵御这些侵入物的关键因素。例如，科学家对于不能产生IgE的转基因小鼠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针对寄生虫的入侵依然能进行有效的防御。同时，梅德泽托夫对使用寄生虫蛋白来模拟过敏原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很多的过敏原，比如镍或者青霉素，在寄生虫体内并没有相应的物质。
随着梅德泽托夫对过敏原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过敏原的结构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或许某些物质之所以能成为过敏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形状，而是源于它们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过敏反应的主要症状——流鼻涕、流泪、打喷嚏、咳嗽、发痒、呕吐和腹泻，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异
众所周知，过敏原常常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它们会撕裂细胞，刺激细胞膜，将蛋白质切割成碎片。梅德泽托夫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过敏原会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防御体系来抵御它。他说，“如果细细思考一下过敏反应的主要症状——流鼻涕、流泪、打喷嚏、咳嗽、发痒、呕吐和腹泻，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异”。从此我们对于过敏的问题，终于有了焕然一新的认识。过敏反应并不是身体机能紊乱，而是身体驱逐过敏原的策略与方式。
梅德泽托夫在探寻这种可能性的过程中发现，多年以来，与他类似的观点偶有出现，但总是随即就被打压下来。比如在1991年，进化生物学家玛吉· 普罗菲（Margie Profet）主张过敏反应是为了驱除毒素。但是免疫学家们却无视了这个观点，或许认为她是个外行。而梅德泽托夫却认为普罗菲的观点非常有建设性，“这就是一种摆脱（抗原）束缚的反应，”他说。
梅德泽托夫与他的两名学生，诺亚·帕尔姆（Noah Palm）和瑞秋·罗森斯坦（Rachel Rosentein），于2012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观点，随即他开始检验这个理论。首先他需要找出过敏与身体损伤之间的联系。他和同事们给小鼠注射了磷脂酶A2（PLA2），一种从蜜蜂的毒液和撕裂的细胞膜中分离出来的过敏原。试验结果正如梅德泽托夫所预测的那样，动物的免疫系统本身并不会对PLA2出现应答，只有当PLA2将细胞撕裂时，免疫系统才会产生IgE抗体。
梅德泽托夫理论中的另一个预想是这些抗体会保护小鼠，而不是让它们生病。为了证明这个预想，他和同事们第二次给小鼠们注射了更大剂量的PLA2。如果小鼠之前没有被注射过PLA2，第二次注射的剂量会让它们体温骤降，有时甚至会致命。但是如果小鼠之前被注射过PLA2并且对其产生了过敏反应，对第二次注射PLA2的过敏反应会减轻很多，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尚不明确。
肥大细胞：一种在过敏期间可能会导致人们死亡的神秘免疫细胞
梅德泽托夫并不知道原因。但是美国的另一边，还有一位科学家史蒂芬·加利（Stephen Galli），也在进行相关的实验，并且会为梅德泽托夫的理论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加利是斯坦福大学药学院的病理系主任，他数年来都在研究肥大细胞，一种在过敏期间可能会导致人们死亡的神秘免疫细胞。他猜测肥大细胞可能是在保护机体。2006年，加利和同事们发现了肥大细胞可以破坏蝰蛇毒液中的毒素。这个重大的发现让加利十分吃惊，就像梅德泽托夫发现了过敏实际上是保护性的反应一样。
加利和同事们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他们将蜜蜂叮咬1到2次释放的毒液量注射到小鼠体内，以诱发过敏反应。然后再向这只小鼠注射了致死的剂量，以验证过敏反应是否能够提高小鼠的存活率，结果显示确实提高了。而且当加利团队对完全没有接触过毒液的小鼠注射IgE抗体后，它们也能免于潜在致死剂量毒液的伤害。
当梅德泽托夫在刊登了他文章的同一期免疫学杂志上发现了加利的文章时，十分欣喜。他告诉我：“很开心能有人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让这个理论再一次得到了确证。”
直至现在，关于这个实验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当蜜蜂毒液引发IgE应答时会造成多大的伤害？IgE保护小鼠的机制是什么？梅德泽托夫的团队还在做各种努力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在我上月到访时，梅德泽托夫还向我展示了一些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我们穿过放着巨大冰箱的回廊后才走到了研究助理杰米·卡伦（Jaime Cullen）的实验室，她将烧瓶中的粉色浓缩液放在显微镜下，并邀请我去观察，我看到了一群瓜形的物质。
“这些细胞正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梅德泽托夫解释说。而我观察到的正是过敏反应的关键媒介——肥大细胞。卡伦正在研究IgE是如何紧密附着在肥大细胞上并且使它们对于过敏原更加敏感，有些情形下甚至是过于敏感。
梅德泽托夫对实验结果的预想是：对于过敏原的侦测就像是家庭警报系统一样，发现窃贼是因为打破窗户的行为，而不是靠辨认窃贼的脸。过敏原造成的损伤会启动免疫系统，聚集附近的分子并产生相应的抗体。窃贼被识别后，当下一次试图闯入时就会更容易被逮捕。
梅德泽托夫认为，将过敏比做家庭警报系统，这对于进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无论是来自有毒动物还是植物的毒素分子，都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过敏反应通过排出这些毒素以保护我们的祖先。并且在我们的先人接触到过敏原、产生不适感之后，也会促使他们向更安全的环境迁移。
同很多适应性的生理反应一样，过敏反应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会使毒素致死概率降低，但是也有风险。有时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是非常危险的。里歇与波提尔发现，当按照第二次的剂量给狗注射银莲花过敏原时，狗失去了生命体征。并且有时免疫系统对过敏警报产生应答时，也会将一些无害的分子聚集起来。但是总体而言，梅德泽托夫认为，过敏反应带来的好处是远远大于弊端的。
他也表示，随着现代西方生活水平的提高，平衡是不断在改变的。因为我们创造出了更多的合成化合物，我们将自身置于各种化合物之中，每个化合物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或成为潜在的过敏原。我们的先人们可以为了躲避过敏原而从山林的一边移居到另一边，而我们想要逃离现有的环境却并不容易。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想要避免这样的环境，我们大概只能生活在室内了。
科学家们很重视这个观点。加利表示，“鲁斯兰是全球最卓越的免疫学家之一，如果他能肯定这个理论的正确性，那将会使这个理论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邓恩也对用梅德泽托夫的理论去解释所有的过敏现象，持怀疑态度，梅德泽托夫低估了邓恩以及其他人在蠕虫表面发现的多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具有巨大的多样性——而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也能被大量过敏原所模拟。“我硬币上的蛋白质可能都比蠕虫表面的蛋白质都要多，”邓恩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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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梅德泽托夫希望能用其他的实验来说服怀疑论者。这场辩论似乎并不能因此终结，但是正面的结果是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他的理论。最后，这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对过敏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革新。
在卡伦实验室的长椅上有一个养小鼠的塑料盒子，除此之外还有更多这样的盒子放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这当中有一些是普通的小鼠，而另一些则被梅德泽托夫团队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过，它们已经失去了产生IgE的能力，所以不会发生过敏反应。
梅德泽托夫和卡伦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持续观察这些不能发生过敏反应的小鼠。这些小鼠可能会免受空气中的豚草花粉进入它们的箱子而引发的花粉症。但梅德泽托夫预测它们的情况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糟糕。这些小鼠失去了对抗花粉和其他过敏原的能力，毒性分子可能会进入它们的体内，并损坏其器官和组织。
梅德泽托夫表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实验，所以他们也并不知晓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但是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实验将会揭开过敏反应的神秘面纱。
即便实验的结果如他所预测的一样，梅德泽托夫也并不认为他关于过敏的理论可以像他toll样受体的理论那样如此迅速地取得成功。“过敏反应是负面的”这一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医师们的心里。他认为这是一种惯性。
但是对过敏的原因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很有可能会给如何治愈过敏这个命题带来戏剧性的改变。梅德泽托夫说：“我们总体的观点是，想要完全阻断过敏防御是不对的，”过敏症专科医生更应该研究为什么会有少数人将正常的保护性应答转变成高度敏感。梅德泽托夫表示，“疼痛也是同理，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是致命的，正常程度的疼痛是正面的，而严重的疼痛才是负面的。”
目前，梅德泽托夫很开心能看到大家不再将过敏当成一种疾病，尽管它确实造成了困扰。尽管人们不喜欢打喷嚏，但是打喷嚏确实是机体的一种保护形式。他耸了耸肩说：“进化从来都不会在意我们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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