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和抑郁症是为了进化？
利维坦按：一个物种的进化是为了提升其整体适应度——将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多地传给整个群体（而不是个别的个体）——在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论观点，和基于物种或生物体的进化论观点不同，所谓“自私的”，但并不是说基因具有意志或者由自私的动机所控制，而是说基因的行为“看上去”是自私的。也就是说，在生物体中的基因总是有利于基因自身的传播，而并不必须有利于生物体自身。
但关于自杀的整体适存度模式呢？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抛开哲学层面不谈，自杀会是如同孔雀开屏般代价高昂、因而也是显示真诚的信号吗？基因会诱导你进行这种自我牺牲吗？
文/Matthew Hutson
译/礼物
校对/石炜
原文/nautil.us/issue/45/power/does-depression-have-an-evolutionary-purpose
高中时代我有一阵子过得很艰难。就像很多青春期的年轻人一样，我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就是有缺陷的，并且感到强烈的孤寂。我不期待任何改观。我成天躺着。我割伤自己。我甚至写了遗书。
那段日子太可怕了，我不寄希望于任何人。但很奇怪的是，我的自毁行为似乎带来了益处。最终，我向外界吐露出我的绝望，有人介入并将我带回正轨。我被安排住进了医院。而这次经历直接吓到了我，我再也不想因为自我放纵而遭罪了。我乖乖接受药物治疗，重返校园。
每六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在人生的某一阶段被严重的低落情绪“搅乱”。所谓“搅乱”也正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抑郁症表现出来的特征：崩溃，机能出现缺陷，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
然而，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抑郁症根本不是机能失调，而是为了获益而生的进化机制。不论是在高中时代还是在后来的人生中，我都曾思考过这个事情；如果这些心理学家所言不虚，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关于抑郁症的思考也需要一种介入。
关于抑郁症拥有进化功能的理论不胜枚举。当前最热门的是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analytical rumination hypothesis），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和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健康中心的精神科专家J·安德森·汤姆森（J. Anderson Thomson）在2009年的一篇长文中就这个理论作了详尽阐释①。安德鲁斯指出，抑郁的身心状况似乎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系统。首先是快感缺失，在大多数活动中都无法获得愉悦。反刍时间增加，深陷在个人痛苦的源头不能自拔。同时，某些类型的分析能力有所增强，大脑用于巩固记忆的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时间也有所增加。
安德鲁斯将这些症状视作是违背进化的非随机分配（nonrandom assortment）。归根结底，为什么崩溃会造成如此一致的反应？他认为这个设计的作用是为了将我们从日常中解放出来，转而可以去理解和解决触发抑郁的潜在问题——比如说，一段失败的关系。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类破裂，你得全力承担并试着去修复关系。有鉴于此，那些伴随抑郁而来的杂乱、极端的思绪，包括使你感觉价值全无或者夸大自己的糟糕境况之类的，都需要以日常的积极幻觉来击破，同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自身问题上来。在一项针对61位抑郁受试者的研究中②，每五个人里就有四个反应称，发生了包括自我洞察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防患于未然的能力，这三种能力至少一种能力的提高。
“也许在保护性的监管之下，让抑郁症以自己的悲伤魔法自我疗愈才是上上策。”
“大多数抑郁症都是自己好的，有些是自然缓解，保罗对此有做出解释，”范德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史蒂芬·霍仑（Steven Hollon）如是说，他更进一步谈道，“认知行为科学和解决问题式疗法恰好能够起作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的介入加快了整个进程数周时间。”
自杀意味着人类开始主动设计自己的死亡。有少数研究者相信，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人类可能已经进化到会刻意杀死自己。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哈根（Edward Hagen）就是这一想法的忠实拥趸，他于2016年5月发表在《进化与人类行为》杂志上的论文提出了新的证据③。他跟两位同校的合作者克里斯汀·赛姆（Kristen Syme）和扎卡里·加菲尔德（Zachary Garfield）一起为自杀行为的两个模式寻找证据，这两个模式都将自杀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为。
第一种模式叫整体适存度（inclusive fitness），这仰赖于“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理论：即自然选择的最基本繁殖单位并非单个有机体而是基因。你的基因一直以来只关心它们能否扩展到更多的人身上，并不在意你本人是否能够繁衍。所以，一旦它们认为你的家族成员能够更大范围内散布基因，那么它们有可能诱导你自我牺牲，即便你才是它们的宿主。因此人类不仅寻求自身的适存度最大化，也包括自己的亲属，就像大多数父母都可能会马上冲至公交车身前以挽救自己孩子的性命一样。而研究自杀想法时，人们也经常谈及不想成为他人的负担。
昂贵的信号：根据自杀的议价模式（the bargaining model of suicidality），对于个人的社交网络来说，自杀行为是一种代价高昂因而也是显示真诚的信号——这和孔雀开屏是一个性质。
第二种战略模式也就是议价模式（bargaining model），仰赖于“昂贵的信号（costly signaling）”概念④，最好的例子就是上图中的孔雀。孔雀开屏代价高昂，不仅耗费精力更会招来捕食者。但适存度越高的孔雀，开屏的代价实际上就越低，它的大尾巴已经进化成为向雌孔雀发送基因适存度讯号的工具，相比代价高昂，这才是其魅力所在。除了传达自身基因适应生存的能力强之外，这种昂贵的信号还能传达需求。想想孔雀宝宝，如果妈妈正好在旁边，那么它们就不需要为了食物而哀叫，因为叫声也会招来捕食者从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小鸟越饿或者越虚弱，被吃掉时的代价就越低，而喂养它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所以，如果小鸟冒着被吃掉的危险叫声特别大，就成为一种渴求食物的真诚信号，母亲就会回应它（人类学家和精神科专家长期以来将视图自杀的行为当作在呼救，但与其把这当成求救的病理形式，不如将其看作是对周遭太过敏感的结果，由此发展出成本收益分析）。整体适存模式中自杀的目的是死亡，议价模式的目的则是求助。关键的是绝大多数的自杀企图都不是致命的。
有少数研究者相信，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人类可能已经进化到会刻意杀死自己。
依据上述模型，哈根和同事们分析了全世界53种不同文化中谈到自杀行为的474例民族志记录，从中寻找和每个模型一致（或不一致）的线索。三分之一的文化中有记录称，自杀者是他人的负担，符合整体适存模式。有些记录中写道，自杀者是因为生育潜力低（由于年事已高或者健康状况差），而其中有些在自杀未遂后居然变好了。但与这个模式相悖的是，更多的记录显示出有的是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恶化，而自杀者本身是健康的。
符合议价模式的记录提到，试图自杀的人往往是健康的，他们的自杀行为常常是公开的、没有成功的，他们也往往都是受益者。有三个资料很能说明问题：第一，自杀者通常都是遭受重大变故，其后果常常取决于他人如何回应他，例如失去伴侣或者生活来源；其次，自杀者个人通常都是无能为力的；再者，他们一般跟身边的人都有些冲突，正在伺机讨价还价。总的来说，自杀者一般都是需要有人帮忙解决棘手问题然而求告无门的。作者还提供一个议价模式的范例，在1958年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一项研究中有这样的描述：
试图自杀的女人是会被责打的。事情是这样的：女孩被迫嫁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她数次自杀想逃避婚姻然而未能成功。她总是从河里被救起或者直接在岸上就被抓了回去。结果变成，每次她视图自杀之后就会被毒打一顿。但她始终坚持着，最后她的哥哥和父亲同意她嫁给了自己的所爱Jok。
哈根和同事们最后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切实存在且适用于不同的环境下。“哈根提出了相当有趣并由有效数据支持的理论模型，能够帮助我们以进化的视角理解自杀行为，这可是该领域中存在已久的难题，”哈佛大学自杀及自伤方面的专家马修·K·诺克（Matthew K. Nock）如是说。进化理论固然很强大，却也不太可靠，这篇论文中的证据也并非都能跟这两种模式相对应，但是也有其他一些研究为议价模式提供了更多实验支持。
比如，议价模型预测说，在他人可能做出友好回应的情况下，极易导致自杀的抑郁症就会倾向于变成议价工具。198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⑤，人们对于自身社交网络的不满程度和其抑郁程度成正比，但这只出现在那些发现自己的社交网络确实有用的人身上。1997年的一项研究则显示⑥，刚流产过的女性跟母亲或者朋友吵架后更容易焦虑和抑郁，但也只出现在这些母亲和朋友都高度支持她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根本没有人在乎你的话，这种伴随抑郁的社交冲突是不会出现的。对于关注抑郁患者的每一个人来说，抑郁症都会在冒着个人基因和亲缘关系存续的风险下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议价模式也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女性罹患抑郁症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在哈根和赫尔辛基大学的心理学家汤姆·罗森斯特伦（Tom Rosenström）合作发表于2016年的论文里，他们分析了美国疾控中心（CDC）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中的4192例成年美国人的数据⑦。他们推测，由于男性在体能上强于女性，因而相较女性，他们更容易在社交冲突中直接表达愤怒，以愤怒作为议价策略，而女性则倾向于呈现抑郁。这些数据显示，身体越强健的人越少罹患抑郁症。不仅如此，一旦研究者将体能差异这一变量去除，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抑郁程度上是相同的。哈根用“昂贵的信号”观点来描述产后抑郁症：妈妈会通过忽略自身或者新生儿的健康为手段，来寻求伴侣或社群的得力帮助。抑郁似乎（有意或无意识地）成为了一种她们无法得到有力支持时，用来讨价还价的工具。
所以，基于上述两种抑郁症的进化模式，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从我自己的理论出发要提出实际建议，我还是有点儿犹豫的，”哈根说，“因为这个前提是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准备将这个理论带出实验室诉诸临床应用。我想我们恐怕还没到成功那个地步。”他还提到，即便他的理论是正确的，那种情形也并不容易修复，因而治疗前景还是有些黯淡。一家人并无好坏之分，所以治疗抑郁症变成了必须解决患者和其家人之间严峻冲突的难题。就治疗而言，目前所做的，也只是临床医生可能会要求患者与家人共同解决问题，“所以说，我的理论真正落到实践中时并不会那么极端，”他解释道。
然而，这些理论的确是将我们对于抑郁症的传统认识带到了一个新的视野。如果说我们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被设计好了要通过抑郁症这种策略型的回应来维持事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通过一些方法可以缓解症状，比方说使用抗抑郁药物？哈根将抗抑郁药比作止痛药，他表示，如果一个医生只用止痛药来治疗踝关节受伤的话那才是不道德的，必须解决潜在问题才行。精神病学诊断手册作为行业标准，将人生境遇甚至丧亲之痛都置于主要抑郁诊断标准之外，他认为这样是很令人遗憾的。那些被排除在现有诊断标准之外的因素，的确是能够使得诊断更为客观和科学，也使得业界能够专注于可观察的抑郁症状而非产生的原因。
即便抑郁症在漫长历史中进化成为一种切实有效的工具，这也不意味着时至今日仍旧如此。
但是，在抑郁症的案例中，很多都有明确的前情事件，对于因果联系的忽视常常导致很多这类患者被归类为失调，这就将抑郁症直接视作是情绪崩溃，而非是一种战略性的进化结果。用抗抑郁药的确会改善患者情绪，但是治疗过程中，甚至更远的未来，还是要通过解决潜在冲突以改善患者情绪。抑郁症并非随处可得。这是典型的对逆境的反应，80%的案例都是伴随着人生的重大变故。比如说一位刚刚失去至亲的女性，在次月患上抑郁症的几率会增加20倍。
有20%的抑郁症发作时并没有明显的触发事件。也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原因，冲突是暗藏在患者的心中或者潜伏在家庭生活里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自杀的专家托马斯·乔伊纳（Thomas Joiner）说，“随着发作次数的增加，可能会越来越难以发现那个抑郁的触发点，但这个点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哪怕记忆也会成为类似触发点的东西。”但是，你还是可以在过往的某个经历中（可能是某次你在操场上被人取笑）寻得一些给你造成潜在精神后果的东西，这可以说明，抑郁症是一种可能难以衡量其客观性的、对于压力情境的适当反应。
还有一个大问题需要强调。即便抑郁症在漫长历史中进化成为一种切实有效的工具，这也不意味着时至今日仍旧如此。如同人类进化到对糖类和脂肪汲汲以求，但这实际上与热量供应丰沛的现代环境并不相符，反而导致了肥胖症的盛行。抑郁症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已经生不逢时的状况。哈根承认，就大多数的进化时期而言，我们和亲人共同生活，跟那些随时准备干预我们人生的人一起消磨时日，得抑郁症可能是最快的解决方式。而如今我们彼此孤立，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跟那些无关我们繁衍的人们共事。所以抑郁的信号可能会被忽视，继而导致连续而严重的机能失调。芬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伴随着过去两个世纪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而来的是自杀率的提高。这也不意味着抑郁症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经有效的话），而只能说明现代世界中抑郁症可能比我们想的要更无用。当然，某些抑郁的案例可能包含一些至今无法解释的进化设计。布朗大学精神病学专家、《听从百忧解，对抗抑郁症》作者彼得·克莱默（Peter Kramer）指出，至少有些抑郁症是由于遗传的问题或者是在过去悬而不决的状况下逐渐学会了负面思考模式而造成的。包括哈根在内的大多数资料来源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抑郁症并非一种由单一原因引起的病症。
反之，即便现在抑郁症和自杀还为某些目的服务，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生而为此。精神病学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化与医学中心主任伦道夫·奈斯（Randolph Nesse）就议价模式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有些人确实想利用自杀来威胁和操纵他人，就像他们以杀人或者告密来威胁人一样。而我并不认为这是由于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特定方式，”他说，“这只是人们视图影响他人时所用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而已。”
奈斯对于自杀的整体适存模式更加不屑一顾，“动物为了亲属而自我牺牲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我没有看到有直接自杀的。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就好呢？”而且他谈到，“有种流传更广的观点是说，情绪低落其实是很有用的，我想这才是抑郁症治疗取得进展的关键，也希望有更多的精神病学专家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很明显，抑郁症的进化模式并没有在精神病学界取得广泛胜利。据托马斯说，“就我对精神病学的专业程度来看，我仍旧单纯视抑郁症为一种疾病”。保险起见，很多精神病学专家都从谈话疗法转向了更多的处方治疗。所以，“针对抑郁症的特定病症模式有很多公共事业和科研投入，”托马斯说，“我主要是想说明，我的各位同僚实际上是在不该治疗的情况下治疗了患者。这可能并不是受人欢迎的消息。”
如果诚如托马斯、哈根等人所说的，是进化促使我们出现那些战略性的抑郁，
那么我们的应对战略也得有所改变。哈根视抑郁症为一种社交问题而非医学问题。安德鲁斯和他的同事保罗·沃森（Paul Watson）在2002年的一篇论文中阐述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了议价模式的一个形式，被称为社交导航假说（social navigation hypothesis），“也许在保护性的监管之下，让抑郁症以自己的悲伤魔法自我疗愈才是上上策”，而非吃药。同时必须密切关注患者的境遇及病因。
在非个人进化的历程中，对任何人而言都很难想象抑郁症那样不稳定的情境，特别是那些深感压力的人。我有时不禁喟叹，假如没有患过抑郁症（现在已经处于完全可控状态）我会奋力前行到何等程度啊。但我得承认，即便现在，我的抑郁症还是有些好处的。它使我更关注自身的深层问题，即使它使我质疑周遭的一切，或者说，正是这种怀疑一切才让我更关注深层问题：包括抑郁症本身。
注释：
①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34449/
②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2576059_Why_do_people_ruminate_in_dysphoric_moods
③http://anthro.vancouver.wsu.edu/publications/184/
④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the-power-of-the-hoodie-wearing-c-e-o
⑤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3681652
⑥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9177021
⑦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8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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