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同性情欲
利维坦按:和王尔德、图灵这些人相比,所罗门的遭遇相对没那么有“名气”,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位拉斐尔前派的画家,画风唯美。但如果你仔细浏览他的作品,或许就会发现,同性情欲的表现,是他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花花公子与男同历史》(点红字直接取阅)一文中我们知道,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发明了“同性恋”(homosexual)这个词。在当时,如何表达和理解同性情欲,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文/Holly Williams
译/半打
校对/石炜
原文/www.bbc.com/culture/story/20170405-the-victorian-view-of-same-sex-desir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从1861年废除鸡奸罪死刑处罚,到1967年男男性行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去罪化,伦敦泰特美术馆的新展览“同性英国艺术(www.tate.org.uk/whats-on/tate-britain/exhibition/queer-british-art-1861-1967)”,展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探索流动性别认同和同性情欲的作品。
或许你会期待这个展览呈现开放的或露骨的画面,但事实并非如此:艺术家西蒙·所罗门(Simeon Solomon),早期唯美主义运动的成员,同时也是前拉斐尔派中的一位年轻的标志性人物。早在19世纪中叶,他的作品就开始表现同性情欲。
所罗门于1865年绘制的《新娘,新郎和悲伤的爱人》,比其他用于公开展览的作品更加露骨,现由私人收藏。
来看这幅绘制于1865年的《新娘,新郎和悲伤的爱人》(The Bridegroom and Sad Love)。一边新娘和新郎卿卿我我,而另一边新郎的手,则牵着他身后一个带有翅膀却面容悲伤的年轻男子。或许新郎为了一份受人尊敬的异性恋婚姻而背弃了同性爱人,但两个男人的手却在赤裸的下体前十指紧扣……这样一副描绘禁忌的、被阻挠的爱与欲望的画,在今天开来,也非常露骨。
但是对19世纪的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吗?如果只说这幅画,也许是的。因为这是一幅私人藏画。但西蒙同时是一位备受追捧的主流艺术家。他曾在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办展,这是维多利亚时期艺术权威的核心机构。西蒙大部分公开的作品也带有大胆到惊人的同性情欲能量。在他描绘经典神话的作品中,同性性欲有如代码般的存在,通常是女性化或者雌雄同体的年轻男性裸体。
《米蒂利尼花园中的萨福与埃里纳》,1864年的一幅水彩画。该画描绘的是两个希腊女诗人在忘情相拥。
在西蒙于1864年创作的《米蒂利尼花园中的萨福与埃里纳》(Sappho and Erinna in a Garden at Mytilene)中,他甚至还画过明显的女同恋爱情景。“这幅画对女性同性情欲的描绘非常露骨。”泰特美术馆策展人克莱尔·巴罗(Clare Barlow)说,“这并非是成人影片中的那种暴露,而是热烈的亲吻、神魂颠倒、绯红的脸颊……全 45 32985 45 14940 0 0 3442 0 0:00:09 0:00:04 0:00:05 3442都在画中等待观者去解读。我认为西蒙比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艺术家走得更远。”
挤眉弄眼
即使西蒙受到拉斐尔前派的赞颂,又定期在重要的画廊举办展览,但对他的批评也经常会很严厉。巴罗指出,对拉斐尔前派和唯美主义运动的高度感官风格——懒洋洋倚坐着的年轻身体和倍加掩饰的、倦怠的情感流露——的反应,总是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焦虑。尽管那些批评看上去并没有太大影响力,也没能将这些作品贴上同性情欲或异类的标签,但这些作品还是经常受到批评者们拐弯抹角的攻击。
“猜测和怀疑非常多。像堕落、阴柔或病态这样的词经常出现。”巴罗说不仅是所罗门,此外还有像弗雷德里克·莱顿(Frederic Leighton,他终身未婚而且他的性向一直备受怀疑)还有爱德华·伯恩-琼斯(他看上去更像个异性恋)。1865年,《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评论伯恩-琼斯的风格“撩人却不阳刚”;《旁观者》(Spectator)则看不惯他“所罗门的作品经常表现出f的厌恶情绪”。至于莱顿的《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Daedalus and Icarus),《泰晤士报》(Times)担心伊卡洛斯的裸体有种“少女而非青年”的气质,焦虑地写道在他鼓起的胸肌中有“一对柔软圆润的女性乳房”。
《泰晤士报》忧心忡忡地批评弗里德里克·莱顿的《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中的伊卡洛斯的裸体有种“少女而非青年”的气质。
但无论作品,或是艺术家的癖好,只要还有一丝含混不清,19世纪的英国社会就做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准备。或者顶多也只是挤眉弄眼一番。即使是那些以当代的眼光看来可谓赤裸裸的同性情欲,也可以被体面地含括进古典男性裸体的框架内。那是一种古希腊人理想中的青春之美,或者是对崇高的男性友谊的礼赞。巴罗认为这样的叙述“掩饰了作品中潜在的同性爱欲(homoerocticism)”。
丑闻背后
然而在1873年,所有关于所罗门的蜚短流长被公众做实了:他在牛津街的公共厕所里被抓到与一个男人性交。这无疑是一件丑闻。32岁的所罗门受到“企图鸡奸”的指控,并判处100英镑的罚款。成功的艺术生涯就此戛然而止。紧接着的一年,他又在巴黎的厕所中以“不当触摸”为名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三个月。所罗门同意进入疯人院,并在与酗酒的斗争中度过人生那最后一段穷困潦倒的日子。在公众面前,颜面扫地。
“由于缺少确凿的证据,这个时期的艺术家经常能摆脱指控,”巴罗指出,“直到所罗门被抓了现行,那些放纵堕落、令人作呕的流言蜚语,终于成为无可指摘的性行为。”
所罗门被他那些名人朋友抛弃,最终于1905年死在了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劳教所里。尽管有这样悲伤的故事,但这位艺术家的确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和创造性的信念在继续创作作品。并且,他在晚年时,还在同志圈儿内获得了某种宗教领袖般的地位。拉斐尔前派著名的通俗作家弗雷德里克·霍利尔(Frederick Hollyer),售卖所罗门作品的照片,以及包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散文家兼批评家沃特·帕特(Walter Pater),和作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作品在内的文集。“如果你想诱惑19世纪90年代的高雅年轻男子,向他们展示你收藏的由霍利尔编辑的西蒙·所罗门的作品,一定不会错。”巴罗讽刺道。
同性之眼
同性英国艺术展邀请我们从艺术家的生命经验这一必要视角去阅读(或者重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对于艺术家性欲望的了解或猜测,能在观看作品时带来新的解读可能。“以作者的生命经验来解读作品是一种诱惑。这既可能富有启发性,却也可能问题重重。但所罗门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创作了一系列带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极度痛苦的作品。”巴罗说道。她指的是美杜莎头像这个系列。所罗门笔下的美杜莎不仅备受折磨,还是个跨性别的男性面庞。这些作品生动地描绘了那句有关“男性”的拉丁语名言:最糟糕的腐败莫过于一位杰出男性的堕落,这也正是其中一幅作品《备受折磨的良心》(The Tormented Conscience)的寓意。
所罗门的东方装扮。这张照片由大卫·威尔基·温菲尔德拍摄。温菲尔德曾说服许多伟大的维多利亚艺术家在他镜头前变装拍照。
本次泰特美术馆的展览尽管始于西蒙·所罗门,却不止于此。它还展示了打扮成音乐明星的大卫·霍克尼和弗朗西斯·培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还有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在艺术与生活中的实验。巴罗详细解释说该展览目的在于强调“作品和同性情欲之间的关联有许多不同的重点:有些是自传性质的,有时候对同性的解读则来自于观看者的眼睛,或者还可能来自于一种对同性恋的敏感。”
“我们想了解当你把作者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作为理解作品的最重背景时会发生什:这会促进你的理解么,还是一种干扰?肯定有这种可能。我们并非是在说具备同性情欲是理解这些作品唯一且应有的方式。但是同性情欲时常能帮你在作品中看到你从前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对于所罗门的有些绘画作品来说,最令当代观众震惊的或许是这些作品相当直观,几乎不需要多余解释,这批19世纪的作品已经向观者表明了性的立场。此外,它们也是人类悲剧的一则注脚:所罗门的一生活在社会的排斥和冷漠之中,今天,我们对他的遭遇抱以深深的同情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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