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吗？
利维坦按：从《笛卡尔的错误》（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寻找斯宾诺莎：快乐，悲伤和感受着的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开始，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就一直在“唱反调”：他并不认为“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这句表述是正确的。或者说，他认为当我们谈论“意识是什么”的时候，不能仅仅从大脑和神经元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
在达马西奥看来，意识/心智研究势必应该将进化和生物整体行为纳入考量的范畴：由此，“稳态”原则就是在这一框架下出现的，这就意味着，达马西奥在重新提醒我们，感情（包含了情绪以及感受）对于意识研究的重要性。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不同意达马西奥的观点。你可以参考文末《你能证明自己不是僵尸吗？》一文中有关“属性二元论者”与“诗意的自然主义者”的无休止争论：前者不同意“我的主观体验不过就是这样发生在我大脑里”这个说法，而后者坚持认为，意识就是发生在脑内的一种神经元活动。
对此，你怎么看呢？
文/Kevin Berger
译/斩光
校对/乔琦
原文/nautil.us/issue/56/perspective/antonio-damasio-tells-us-why-pain-is-necessary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斩光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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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袋里面的生物学构造是怎样的？脑袋如何产生思想和情感，如何创造一个自我以供我们依附，如何创造出超脱感好让我们有地方逃避？自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之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或许是在大众图书中就以上方面给予读者教益最多的神经科学家了。但在1994年出版《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之后，他就一直对下面这个问题颇感忧虑：这本书的中心议题——“脑并没有定义我们”——却被阐述“脑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了我们”的研究压制得悄无声息。令达马西奥感到失望的是，把人脑看作控制身体的中枢计算机这一观点已经在大众文化中深深扎根了。
作为一名神经科学教授、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脑和创造力研究所的主任，达马西奥用他的新书《事物的怪异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为脑和身体的平等地位发出了他最猛烈的抗争。在Nautilus网站的另一篇文章《为什么你的生命是基于情感运行的？》（Why Your Biology Runs on Feelings）中，达马西奥从他的新书中提取观点，告诉我们“脑和心智影响身体的程度，与身体影响脑和心智的程度完全一样。它们根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超越科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脑和创造力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他的新书《事物的怪异秩序》中为艺术唱起了赞歌：“若无艺术和人性之光，科学自身无法照亮所有的人类体验。”
《事物的怪异秩序》敏锐而不同寻常地聚焦于“情感”（feeling，情绪、感受等）这个主题，关注情感的生物学进化如何促进人类这个物种的繁荣，如何刺激科学、医学、宗教和艺术的发展。“当我回头审视《笛卡尔的错误》时，感觉比起我现在说的话，实在是太温和羞怯了。”达马西奥说。他知晓自己的新书会彻底激怒 “脑是人体的君王”这一观点的信奉者。“我对我的观点毫不设防，请随便批评，”他说，“谁不喜欢，那就让他不喜欢好了。他们可以随便批评它，当然了，这也没什么不公平的，但我想告诉这些批评者，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因为批评正是你们有情感的一项后果。”
在Nautilus的这个采访中，达马西奥兴致高昂地解释了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说情感在人类文化中是主角？
意识科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说莎士比亚是古往今来最好的认知科学家？
Nautilus：我喜欢《事物的怪异秩序》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它与“我们就是我们的脑”这一观点相悖。
达马西奥：噢，那个观点绝对错了。
N：前不久，我看了PBS的一个讲脑的系列纪录片，里面的主持人，神经学家戴维·伊格尔曼（David Eagleman）在提及我们的脑时，宣称：“我们感受到的一切，对我们有意义的一切，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希望，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
达：这不是全部。当然了，没有神经系统，我们就不会有心智，更不用说心智那无比复杂的功能了。这毫无疑问。但是心智并不仅仅是神经系统的产物。你引用的那段话让我想起了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DND双螺旋结构的诺奖获得者），他是我无比钦佩的一位好友。弗朗西斯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反对我的观点。我们会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因为他总是说，你之所以是你，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精神领域的一切，全都是你的神经元，而不是别的什么。在我看来，这真是大错特错，因为无论是从行为方面，还是从心理方面，我们都远不止是神经元。仅有神经元的话，我们心中并不会漾起任何情感。神经系统在一刻不停地与机体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神经系统之所以存在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它能辅助机体的其他部分。人们一直在忽略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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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稳态”（homeostasis）这一概念在你的新书中极其关键。稳态究竟是什么？
达：它是生命的根本性质，掌管着活细胞的一切行为——无论是孤立的活细胞，还是作为组织和器官一部分的活细胞，还是作为更复杂系统，比如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活细胞。绝大多数时候，人们一听到稳态，就会想到均衡态，想到平衡态。这个联想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旦处于“平衡态”，我们就死掉了。从热力学角度来看，平衡态意味着没有任何热量流动，死寂沉沉。平衡态绝对是大自然最想避免的状态了。（译者注：宇宙的热寂学说就是指最后宇宙处于平衡态。）
情感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使你在道德意义上确切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要想活着，必须要有效运转机体内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我们获取能量，这样机体才能维持生存，但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件很重要、永不餍足的事儿，那就是储存能量。我们需要维持能量的正平衡，这超出了我们此时此刻生存所需，但它可以保障未来。体内稳态的大美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意味着维持此刻的生命，还要为未来的生存求得某种保障。没有这种能量的正平衡，我们就被宣判了死刑。
N：请举一个稳态的恰当例子。
达：如果你的能量储备已经见底，然后你得了流感，那么你很可能就因为这个小病四脚朝天，不幸去世。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堆积脂肪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时刻防备着一切生存压力带来的额外能量需求。我诗意地把这描述为“对永恒的渴望”，但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表述，我相信这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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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你在书里写道，像我们这样的复杂生物维持稳态，是通过不断地体验欢欣和痛苦的相互影响实现的。你这么说，是不是在为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生命是由趋乐避苦的本能所驱动的）提供了一种生物学根据？
达：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的。这事儿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对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命而言，为了维持和延续生命，它们的机体都有这种自动运转的有效机制。我喜欢把只会按照这种规则行事的生物体称为“活机器人”。它们会战斗。它们会合作。它们会分离。但没证据表明它们知道自己正在这么做。也没证据表明它们具有我们称之为心智的那种东西。很显然，除了这种自动运转的规则之外，我们人类要丰富得多。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能够部分操控这种规则。可这种规则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生命进化这场游戏的非常晚近之时，神经系统才出现。现在你能够得到自己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映射。当你映射内部世界的时候，猜猜你得到了什么？你得到了情感。毫无疑问，生命机器要么处于一种相当高效能的状态，要么处于一种低效能的状态，而后者是常态。
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体能够想象出两种状态。而当你能够想象的时候，你就有了心智。于是你就开始具有一种特别的响应外界的方式，你可将之称为“有知识的”。只要生物体能够想象，它就有了知识。可以将坏的内部状态想象成第一次痛苦、第一次不安、第一次遭罪。现在，这种生物体就拥有了趋乐避苦的能力，它知道要避免导致痛苦的一切事物，也知道喜欢一个地方、一个事物、另一个动物，等等——只要它们能带来与痛苦相反的感受：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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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情感为何会进化？
达：情感之所以在进化中获得成功，是因为情感对首先加载它们的生物体非常有用。首先要着重指出，神经系统为生物体服务，而不是生物体为神经系统服务。我们的脑不能控制所有行为。脑只是修正行为。神经系统仅仅是生物体的仆人。脑之所以在进化中大获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协调性。生物体一旦进化到非常复杂的阶段，拥有了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循环系统、中枢代谢，它们就需要一套把这些系统都协调起来的设备。它们需要一种东西，能同时作用于躯体内的所有地方，从点A到点Z，如此方能使各部分不至于背道而驰。这是神经系统起到的第一种效果：让机体运转如意。
现在，在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运转如意”之后，我们的神经系统渐渐发展出了好多别的功能，它不仅仅只做分内的事——让生物体内部协调一致，还恰巧变得非常擅长于使生物体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协调一致。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高级区域，也就是大脑皮层干的事了。大脑皮层让我们有能力理解、记忆、基于记忆的知识作出推理，并操控以上所有行为并将之转化为语言。这一切都漂亮极了，也非常符合稳态的原则——毕竟所有这些功能都是为了维持生命。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维持生命，那就会被进化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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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我们脑袋里的物质组织是怎么产生非物质的感觉的？你的论点如何与这个意识难题相协调？
达：有的心灵哲学家会说：“好吧，我们又面对这个大难题了。意识是怎么从神经细胞里涌现出来的？”好吧，这个问题并不对。面对这个问题时，你不能只想到脑组织。你必须从整个生物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必须从进化的角度考虑问题。
意识的关键问题在于主观性。你必须要有一个“主体”。你可以称之为“我”或者“自我”。正如眼下，你不仅仅意识到你在听我说话——这些话占据了你所有的意识——你同时也知道你在活着，你意识到你正坐在这儿工作。我们被环绕在身旁的事物分散了太多注意力，以至于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但实际上你正在观察你是谁，所以你的脑中需要有一种机制来让你制造出这部分心智，即观察者。
要制造出观察者，你还必须拥有配套的一系列设备，比如说，监控你眼睛动作、头的位置、身体上肌肉的设备。正是这些设备让你得以正确构建出自己正在构建图像的图像。然后，你还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获得了意识层；通过对内部世界情感的感知获得了另一层。一旦你有了这种层级堆叠结构，那么你就很可能会产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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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什么你反对将脑比作计算机？
达：在神经科学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位先师叫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他是神经科学界里的巨擘，是如今的计算神经科学的开宗立派者之一。若你穿越回上世纪40或50年代，你将震惊地发现：当时人们认为神经元有激活和未激活两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一串0和1来数学化地描述。把这一观点和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观点结合起来，你就能得出结论：脑就像计算机，脑产生心智的方法和计算机运行的简单机制一模一样。
沃伦·麦卡洛克（1898-1969），美国神经科学家和控制论学者。图源：Chatbot's Life
有史以来，宗教一直都是导致暴力的最大元凶之一。但你不能把这怪罪到耶稣头上。
这个观点一直都很有用，而且相当正确，足以解释脑中挺大一部分的复杂操作以及脑活动的产物，比如语言。这些操作需要很高的精度，正由我们的大脑皮层执行，操作的过程涉及海量细节，而且很可能是以基本的计算模式执行的。人工智能获得的所有伟大成果都采用了这个观点，而且它们涉及到了高阶推理领域。这就是人工智能下象棋或围棋如此成功的原因了。它们的内存很大，推理能力极强。
N：你的意思是，神经网络算法不应和生命系统混为一谈？
达：好吧，它们在心智或行为的高阶操作方面契合得很好，就比如我们现在进行对话时需要用到的那些。但是，在生命机制的底层，在那些调节生命趋乐避苦的规则方面则不太契合，比如说，心理能量充盈与否，受到激励的大小，或者如何进行感知、感受等方面。原因在于，这种规则与高阶操作是大不相同的：高阶操作更依赖于突触间的信号传导，可用一串0和1来表示；而这种规则更依赖于非突触信号传导，并导致它简化为一种“全或无”的操作（译者注：比如心跳节拍，刺激达到阈值后，心肌就产生最大反应，刺激未达阈值就什么反应也没有）。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发明的计算机使用了耐久材料。那些材料没一种像我们体内的细胞那样脆弱——随时都承受着体内稳态失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实际上，计算机缺乏了绝大多数对于生命系统至关重要的特征。生命系统要一直维持“开机”状态，承受各种天灾人祸，其机制的复杂性导致只需一点点故障它就会崩溃。我们是极其脆弱的生物。人们常常忘了这点。这种遗忘也正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在面对生命威胁时有点儿太过镇定、盲目乐观的原因之一。生命规定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我想我们对这个观念越来越不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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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爱是为了什么？
达：为了守护、为了繁荣昌盛、为了给予和获取快乐、为了生育、为了抚慰。正如你所见，有无数伟大的用途。
N：情感对稳态有什么用，比如愤怒和悲伤？
达：在个体层面，愤怒和悲伤都是具有保护性质的。愤怒让对手知道你是来真的，攻击你也许要付出代价。这些年来，愤怒成了一种社会政治冲突的表达方式。人们在滥用愤怒，使其效果大打折扣。悲伤是精神蛰伏的前奏。它让你撤退，回家舔舐自己的伤口。它让你谋划策略，以反击伤你的人。
N：你提到，情感刺激了文化的产生。怎么刺激的？
达：在我开始写作《事物的怪异秩序》之前，我问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认为文化是如何起源的。结果人们一成不变地回答：“哦，我们太聪明了。我们的智慧太强大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如此健全。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语言——然后就有了文化。”针对这个观点我会说，“好吧，你说得对。如果你很笨，你能创造出来什么东西呢？”你当然什么也创造不出来。但问题是我们要找到你行为背后的动机。
为什么你优先做这事儿而不是那事儿呢？为什么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带着十诫呢？其实，十诫是稳态的一种表达，因为十诫告诉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以干许许多多的坏事。这听起来无关紧要，但其实很重要。我们没考虑到动机问题，所以我们在考虑发明创造过程时没把它作为一个因素。我们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政治、宗教背后的动机问题。
意识是怎么从神经细胞里涌现出来的？好吧，这个问题并不对。面对这个问题时，你不能只想到脑组织。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感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使你在道德意义上确切地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它迫使你回首过去，回溯到文明萌芽之时，亲眼目睹先民们创造出一件文化器具或是一种文化习俗，让你明白他们这样做是企图减少痛苦、增大幸福——但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者自己，还为了自己身边的社群。一个人也可以创作出画作和音乐，但这并不仅仅对他自己有意义。你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或只为了你自己发明出一种道德体系或是政府体系。这需要一个社会或是社群。
N：“情感统治理智”这一断言颇有几分“新纪元运动”的意味。这话听起来可是小觑了理性的力量。如果说，理性总是由主观的情感来驱动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理性？
达：主观性只意味着它是一种个人视角，从属于自身。它与“客观”事实和真理是兼容的。主观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情感驱动我们使用知识和理性这一事实，并不有损于知识和理性的真实有效性。情感只不过是对行动的号召。
达马西奥认为，即便宗教一直都是导致暴力的最大元凶之一，但也不能否认宗教追求稳态的意图。图源：Wikipedia
N：如果说，人类形成社会和文化是为了避免受苦受难，那我们为何还有战争和暴力？
达：你的问题很重要。就拿政治制度的发展举例。当你面对马克思理论的时候，你会说，“这很明显是一种稳态调节。”在19世纪，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想做的事是改变当时不公平的社会结构，那时候有的人受的苦难太多，而有的人从中渔利太多。所以，创造一种带来公平的社会制度很有必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期以来生物系统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当然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自然系统没能成功改进规则，猜猜会怎么样？它们会因为促进了病态而被进化所淘汰。
通过基因选择，生物进化消除了这些失败的机制。在文化层面上发生的事与之类似。回眸过去，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应用导致了人类史上最沉重的悲剧之一。但是苏联共产主义最终被文化选择淘汰了。虽然文化选择花了70多年才把它淘汰，但不得不说文化选择是一种趋向稳态的过程。文化选择推倒了柏林墙，颠覆了苏维埃帝国。这是一种经由社会变革实现的稳态矫正。
同样的一套推理也可应用于宗教。例如，我们可以宣称，有史以来，宗教一直都是导致暴力的最大元凶之一。但你不能把这怪罪到耶稣头上。他大力宣扬同情心，宣扬宽恕敌人，宣扬爱。然而，好的建议并不是都能正确地贯彻执行，也并不总是产生好的结果。但这些恶果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宗教追求稳态的意图。
N：你写道，“人类对生物了解得越多——从分子层面一直到系统层面——人道主义事业就会越发稳固。”何以如此？
达：这种知识让我们以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以下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在地球的生命史中处于哪个位置？我们从卑微的生命进化而来，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吸收了不可计数的生命智慧，甚至低至细菌的生命智慧。我们的某些个性行为特征和文化行为特征并不为我们所独有，甚至可在单细胞生物和社会性昆虫中发现。
它们当然没有我们这般高度发达的大脑，有的甚至没有脑。但通过分析这种怪异的发展秩序，我们得以直面某些生命过程的奇伟壮阔：虽然这些生命如此卑微，但它们的生命过程如此复杂、丰富，为我们展示出了非常高等的行为特征，我们却一贯地、狂妄自大地以为只有我们这般聪明的人类才能做到。我们应该谦虚、谦虚得多。这就是我想传达的主要信息。一般而言，将文化与生命过程联系起来，总会让被我们忽略了太久的某些纽带清晰可见。（译者注：最近的纪录片《蓝色星球2》为这段话提供了很好的注脚。鱼会使用小石头砸开贝壳，而章鱼会把贝壳粘满全身伪装成大石头，谁能想到？）
N：当初你如果不当科学家，会从事什么工作？
达：当我青春年少之时，我总想着将来我会成为哲学家或者剧作家，或者电影导演。因为我实在是太羡慕哲学家和说书人对人类心灵的深刻洞察了。如今每当有人问我，“谁是你最钦佩的认知科学家？”我会说——莎士比亚。他全都懂，懂得一丝不差。他没有我们如今摆在实验室里的功能磁共振成像仪，也没有先进的电生理学技术。但他懂人类。去看看几场绝佳的表演吧：《哈姆雷特》、《李尔王》，或者《奥赛罗》。我们的所有心理都摆在那儿，早被分析得透透彻彻，等着我们去体验、去领会。
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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