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盲症与卡普格拉妄想症是怎么回事？
利维坦按：结合我个人经验，生活中我经常记不住很多人的脸（大部分都是只见过一面的人），这倒并非如果再见到某人就一定无法识别辨认（类似于看到一群绵羊，觉得长相一样），而仅仅是记不住：在我的记忆中，很多人的面貌是模糊不清，不具备细节的。这算是脸盲症，还是面容失忆？
抛开这个话题不谈，与脸盲症互为镜像的，则是本文中的“卡普格拉妄想”——患者坚信自己所爱之人被长相一样的人给冒名顶替了。也就是说，由于脑疾导致的“认出某人”的功能受损，熟悉感丧失，使得患者认定，面前这个人虽然长相和ta所爱之人一样，但ta真的不是我爱的那个人。最为关键的是，患者的逻辑还是自洽的（你以为你能骗过我？好在我火眼金睛）……
当然，作者的意图旨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互联网的今天，在隐喻的意义上我们可能都是卡普格拉综合征患者：“识别他人”和“熟悉感”逐渐分离，我们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手机那一端的“好友”，就是你认为的那个？
文/Robert Sapolsky
译/苦山
校对/乔琦
原文/nautil.us/issue/42/fakes/to-understand-facebook-study-capgras-syndrom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位经历了难以承受之悲剧的女性的故事。1899年，这位巴黎少妇M夫人诞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孩子被人掳走、掉包成了另一个婴儿，后者很快就夭折了。之后她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女孩，其中一个健康长大成人，另一个却再次被人掳走掉包成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她又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其中一个被掳，另一个被投毒致死。
M夫人四处寻找被拐走的孩子们；显然，她并非唯一经受这等梦魇般惨遇的人，因为她时常听见大群被拐孩童的哭声从巴黎各处的地窖里传来。
好像这还不够惨似的，M夫人唯一幸存的孩子也被拐走，掉包成了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很快，同样的命运落到了M夫人的丈夫头上。这可怜的女人花了不少日子找寻被绑架的至亲至爱，尝试从藏匿处解救其他被劫走的孩子们，还开始准备文书，好和冒名顶替她丈夫的男人离婚。
图源：Duff The Psych
1918年，M夫人叫来警察帮她救出锁在她家地下室里的一群小孩。很快，她开始接受精神病专家的谈话。她告诉他，自己是路易十八、东西印度群岛女王和萨兰德拉公爵的直系后裔。她在某处有一笔价值2亿到1250亿法郎的财产，但为了不让她得到这笔钱，有人在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幼童时就把她狸猫换太子了。她时时处于监视之下，在她遇到过的人里，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本人的替身，乃至替身的替身。
精神病专家约瑟夫·卡普格拉（Joseph Capgras）耐心地听着。他认为这是妄想性精神病——思维混乱失调，夸张，多疑。很典型的症状。但话又说回来，此前从未有人描述过“所爱之人被长相完全一样的替身掉包”这种妄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坚称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你的脑神经元回路清楚地知道对方是谁。
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法国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卡普格拉（上图）很有先见之明，他推测妄想的产生可能反映出大脑有某种疾病。但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强势文化影响下，他随大流地改用心理动力学来解释它。图源：Jackie Ferrentino
之后，卡普格拉和他的实习生让·勒布尔-拉绍（Jean Reboul-Lachaux）在一份病例报告里这样描述M夫人：“她心中慢慢产生陌生感，这与她认出他人过程中固有的熟悉感相冲突。但这种陌生感并未完全侵占她的意识，也没有扭曲她的感官认知或记忆画面。”对卡普格拉来说，这点非同寻常。识别（recognition）和熟悉感（familiarity）在M夫人脑中激发的情感并不相同。她的问题在于无法协调这两种情感。替身妄想并非感官层面的妄想，“而是情感判断导致的结果。”
精神病学家们最终将“坚信所爱之人被相貌一致的替身取代”这种现象命名为“卡普格拉妄想症”（Capgras delusions），而它并非只是存在于古老档案中的奇异现象。现代对于这种精神障碍的解释告诉我们，在分析识别过程中的认知部分和体会熟悉感里的情绪部分时，大脑使用的部位是不同的。这告诉我们，尽管认知和情绪在神经生物学上互不相干，当它们互相交织时，人的行为会好理解得多。
作为一位当代神经科学家，我认为卡普格拉妄想症的发展历史完美体现了我们对大脑和行为的认知变迁。起初，研究这一综合征的科学家都认为精神和大脑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而言，卡普格拉妄想症和所有妄想症以及其他一切会被归进精神病范畴的疾病一样，是一个有关精神和心灵的形而上的问题。
图源：unfassbar.es
但到了21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每一种想法、情绪或行为都是客观存在的大脑的直接产物。卡普格拉妄想症的器质性成因，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赋予我们识别能力的思维和令人产生熟悉感的感觉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很快会看到，当这些社会性大脑中的功能性故障线路碰上进化的网络世界时，就孕育出了当今的“脸书一代”。他们使卡普格拉综合征成了观察当今文化和思维的一扇窗户，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清晰可辨，但万事万物看起来都熟悉不已。
如果将M夫人的妄想视作对其一生惨遇的应激反应，它就显得很合情合理了。她关于投毒和掳拐的说法虽然是胡言乱语，但她的5个孩子里确实有4个不幸夭折。考虑到事实如此，这位母亲会产生孩子仍活在某处的保护性妄想已经算不上最糟的后果了。但当时的精神病学家们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她的精神创伤对大脑产生了生理性伤害，以至于引发了妄想。
事实却是，对卡普格拉妄想症的理论研究转向了心理动力学方向。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11年就已宣称，妄想是因为人们过分压制冲动而导致的，这种适用范围宽泛的解释很轻易地被应用到了卡普格拉妄想症这一具体情况中。到20世纪30年代，精神病学界的主流观点都安于对卡普格拉妄想症做标准的心理动力学解释。
当然，弗洛伊德学说主要围绕性压抑和我们对亲密之人都抱有的爱恨交织的矛盾情绪展开。在这一框架中，那些心理不够强韧的人难以应付这种矛盾心态，因此被卡氏综合征所压垮——他们的所爱之人不得不被拆分为坏的那一半（冒名顶替者）和好的那一半（被绑架者）。完美！（只除了一点：你得解释为何M夫人恰好对巴黎绝大多数人和那些注定有替身的替身们都怀有难以遏制的矛盾情感。）
弗洛伊德认为，妄想是因为人们过分压制冲动而导致的。图源：Newsweek
有了弗洛伊德理论的解释，关于卡普格拉妄想症的讨论经常会演变成如何将其分类的问题。有些人视卡普格拉为一种独立的妄想（有其特有的心理动力学成因）。另一些人则将其简单地看作心理动力学下诸多“妄想性误认综合征”中的一种。这类综合征包括弗雷戈利妄想症（Fregoli delusions），患者坚信许多人都是同一个人的伪装；科塔尔氏综合征（Cotard’s syndrome），患者相信自己的血液或器官被取走，或自己根本不存在；还有复制性错忆（reduplicative paramnesia），患者认为某处熟悉的地方被复制替换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精神病学专家倾向于归类（而非分类），仅仅将以上这些全都归于由精神病引发的妄想症状。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卡普格拉妄想症被稳稳当当地归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患有精神分裂症和早老性痴呆等疾病的病人也可能产生妄想症状。但这并未令疾病分类发生多大变化。毕竟，如果你的记忆力已经衰退到无法认出所爱之人，那么当他们说自己是你的亲人时，一定显得十分可疑，仿佛有人冒名顶替。（我父亲的老年痴呆很严重，在病情晚期，他有次焦躁地朝我母亲喊：“我妻子去哪了，我真正的妻子，你不是我妻子，你就是个，呃，是个共产党人！”）与痴呆并发的卡普格拉妄想症仅仅被视作认知衰退引发的普通妄想和记忆虚构，而其他病例则仍旧被赋予心理动力学的解释。
尽管如此，20世纪最大的药物革命很快就将对卡普格拉妄想症产生了影响。20世纪50年代，人们发现，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时，用某种药物来屏蔽特定的神经递质受体比数年的精神疗法有用得多，这一发现的余波引发、推动了对卡氏妄想症的认知变化。人们意识到，一切行为都根植于生理，从生理上来看，行为异常和神经精神障碍都和——比如说——糖尿病一样“客观实在”。
M夫人叫来警察帮她救出锁在她家地下室里的一群小孩。
图源：The Telegraph
讽刺的是，卡普格拉本人在其最早期的著作中曾推测过，妄想的产生可能反映出大脑有某种疾病，但他很快就随大流地改用心理动力学来解释它。随后在1930年，一篇鲜为人知的论文试探地提出了同样的猜测，但被彻底忽视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相关研究突然井喷，人们才注意到两件事。
第一，如果你检查卡氏妄想症患者的大脑，你时常会发现明显的脑疾病迹象。人们很晚才意识到这件事，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技术——脑电图（EEG），它是早期的脑部扫描仪——只能在一小撮人身上捕捉到异常。但随着脑功能成像这类更精密的技术出现，事实变得很明确：卡普格拉妄想症患者中很大一部分患有器质性脑疾病，主要症状通常为额叶皮质受损或萎缩。
第二件事是第一件事的另一面：如果大脑受损，尤其是额叶皮质区域受损，人们偶尔会患上卡普格拉妄想症。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有个很好的例子，该研究对象是一位右额叶皮质发生脑出血的女性。在数年的康复治疗后，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恢复，只剩下空间定位能力还有些问题。然而，尽管她能轻易认出包括自己女儿和孙辈在内的大部分人，她坚称自己的丈夫被人冒名顶替了。对，没错，她承认，他和我丈夫长得一样，而且在我康复过程中帮了很大的忙，但他肯定不是我丈夫，我丈夫在别的地方。她轻易地认出了她丈夫的照片，但她面前的这个男人不是他。她还确信她家也被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替换了。
卡普格拉妄想症被归为一种严重的创伤性脑损伤。大脑部分区域的损伤会令人在能够认出所爱之人相貌的情况下，坚信自己面前那个活生生的人是冒名顶替的。这告诉我们，人类关于大脑的一项重要的二元对立认知原来是错误的。
至少从笛卡尔开始，“心灵”和“大脑”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二元区分，它后来衍生为“认知”与“情绪”之间的二元对立，近年来，这种对立格外吸引神经科学家们。普遍的观点是，后两者从功能上和神经生理上都可以分离开来，并且为了抢夺对行为的控制权，它们不休止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缠斗。不仅如此，这种二元对立论通常会引发这样的观点：从某种伦理学和美学的混合层面上，两者中的一者会主导另一者。
我们现在知道，将认知和情绪视作二元对立的观点是错的，这点在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1994年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一书中得到了清晰的论证。这两者在功能上和神经生理上都不停地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是，它们非得这样才行，因为我们视作寻常的机能都需要两者深度结合才能运作。
A的红色区域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B的蓝色区域为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图源：NeuroLove
这点可以在我们做决定时看出来，尤其是在情绪激动的场合下。在前额皮质中有两块区域很关键。首先是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它是大脑中知识最为丰富、认知能力最强的部位；与之相对的，它也是大脑中最晚进化、成熟最慢的区域。当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受到损伤时，人们会做出糟糕的决定。患者通常冲动行事，不能做到延迟满足（译者注：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和自我控制能力），且无法通过他人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人在情景选择时能用语言表达出最优策略——“我知道这个套路，我要等第二种奖励，因为它更丰厚”——但之后会难以自控地做出糟糕的决定，选择立即拿走奖励。
另一方面，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与情绪有关，它连接前额皮质和边缘系统。当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时，人们也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但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糟糕。患者很难做出任何决定，他们在此类场合下缺少“直觉”。不仅如此，最终的决定倾向于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当遇到某人时，他可能会说：“你好，你可真肥。”事后因此被人责备时，他会困惑地回答：“但这是真的。”
在做决定时，尤其是在社会情境下做决定时，只有在情绪和认知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的行为才会被我们视为得体。卡普格拉妄想症则展现出，我们在辨认最熟悉的人时，类似的权衡也会发生。
我们如何认出所爱之人？这个嘛，他有某种特定的瞳色、发质和体态，他下巴上有块从小留下的疤——认知性的东西。这属于梭状回（the fusiform gyrus）的负责领域，它是灵长目动物大脑中一块功能高度专一化的部位，能够识别面孔，尤其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人的面孔。
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提出了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 area，FFA）的概念，这一脑区被证明对于脸部识别有着特殊的处理机制。很快，其他研究人员发现了另外两个与面孔识别相关的脑区， 枕叶面孔区（the occipital face area，OFA）和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STS）。 FFA，OFA和STS一起构成了一些被称为面孔知觉的核心区域。 图源：CATHERINE DELPHIA图源：The Scientist Magazine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能怎样认出重要的另一半呢？唔，我们回想初次将她搂在怀中的感觉；靠近她时，她身上的体香激起千百种回忆；我们注意到她脸上一闪而逝的讥讽微笑，心知她也觉得晚宴主持人无聊得很——感受性的东西。在神经系统中，这些由“面孔处理延伸系统”负责控制，它是一个松散的网状结构，由一系列皮质区域和边缘区域构成。
“认出某人”的过程由事实识别和熟悉感交织而成。在这一框架下，当面孔处理延伸网络受损时，熟悉感受到破坏，人们就会产生卡普格拉妄想。事实识别完好无损，你知道这个人长得就像你的爱人。但你就是觉得他们不熟悉。
图源：CREATIVEMARC / ISTOCKPHOTO
在2013年的研究中，那位女士在脑出血后对她丈夫产生了卡普格拉妄想，在她观看熟人和陌生人的照片时，研究人员对她作了脑成像。对照组中，这两种人的面孔都能激活被试者的梭状回面孔区，而熟人的面孔则能额外激活同时与情绪和记忆有关的大脑区域，还能激发大脑的专注感。那位患有妄想症的女士呢？她的梭状回能正常激活，但其他部位则没有反应。她的面孔识别能力没有问题，但那些面孔的情绪含义消失了。
但卡氏妄想症的原理还不止于此。假设，你的另一半某次古怪地说了或做了些不符合人设的事，变得陌生起来。我们会想：哇哦，这可不像他。但我们不会就此认定他被人冒名顶替了。取而代之地，我们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比如说，这是因为他觉得没睡够。导致卡普格拉妄想症的神经系统损伤不仅会破坏熟悉感，还会损害你的思辨、评估能力，使你无法通过察觉替身理论的荒谬之处来驳斥它。相反，卡氏妄想症患者时常变得观察过于细致，以此来为眼前说不通的世界编出一个解释：啊哈，我的爱人门牙当中有条缝，但没有这个替身的牙缝那么宽……差点就骗过我了，伙计。
卡氏妄想症表现为认知能力完好、熟悉感受损，另一种神经疾病则恰好相反，1990年，英国的海登·埃利斯（Hadyn Ellis）和安德鲁·扬（Andrew Young）首次强调了两者间的相反关系。该疾病是脸盲症（prosopagnosia），会在梭状回受损时产生。患者无法再识别面孔，不论对方是亲爱之人、名流明星，或是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会产生很大的困扰， 患者只能通过最机械的识别公式来艰难地恢复一小部分常规机能。啊，如果这个来病房探望我的人是这种脸型、有这个胎记，那对方就是我的配偶。
图源：ZME Science
但获得性脸盲症之所以是卡普格拉妄想症的对立镜像，是因为患有前者的病人尽管认知识别能力遭到破坏，但情绪性的熟悉感仍旧存在。给一位脸盲症患者一系列面部照片——不，我认不出这个人，那个也不认识——如果在其中掺进一张对方爱人的照片，你会听到一样的否认——不行，这个认不出——但自律神经系统会因熟悉感做出反应。心率会变，皮肤电导率会变。识别能力受损令你坚称自己这辈子从未见过这张脸，但与情绪相关的脑神经元回路清楚地知道对方是谁——这是那个让我产生安全感的人，从我们共同生活开始，每天早上，他/她都用自己的微笑、身形和气味迎接我醒来。
你是谁？和卡普格拉妄想症类似，脸盲症展现出识别能力和熟悉感之间的分歧。从“罗伊Ⅰ”（”Roy I”）这样引人注目的画作中就能看出努力辨认挚友的艰难，这幅作品是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肖像画，作者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本人患有脸盲症。图源：Chesnot/Getty Images
卡普格拉妄想症和脸盲症所具有的可怕而互补的失调展现出，当你将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认知和情绪拆开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大脑的不同模块各自具有可拆解的功能，但当那些功能真被拆解开时，我们很难正常运作。认知与情绪、识别能力与熟悉感的彼此离解，令卡普格拉妄想症成了当下我们思维状态的一个隐喻。
我们如何认出所爱之人？这是灵长目动物大脑的负责领域。
在人类历史中99%的时间里，社会沟通就是和某个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寻找搜寻的人进行面对面互动。但随即，识别能力和熟悉感这两个元素被现代科技拆分了开来。我所说的“现代科技”是指一种数千年前诞生的新奇发明——你可以在一张纸上涂抹墨水印子，然后把这张纸寄到千里之外，对方能看懂你写的东西，于是你们得以交流。等会儿，你该通过某人的微表情、信息素和整体形象来了解对方——而不是通过含蓄地分析他们信中的词频或签名时的潦草笔迹。这是科学技术对通常的灵长类熟悉感的第一次冲击。从这里开始，挑战呈几何级数地加速了。这条短信是我爱人发来的吗，它读起来熟悉吗？唔，要看情况。他们用了哪个表情符号来着？
因此，现代生活不仅日益将识别能力和熟悉感分离开，更令后者逐渐衰退了。而我们发疯一样的多线程工作技能——尤其是社交场合下的一心两用能力——则使其愈加恶化。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近期研究报告称，89%的手机使用者在其最近一次社交聚会场合使用过手机。我们将自己的社会关系削减到仅剩毫发一丝，这样我们就能和尽可能多的人维持联系。这让我们真正的熟悉感化为脆弱的残余，成为了一种路标。
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即，我们愈发难以辨认冒名顶替者。我们的社交媒体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对现实的模仿和对模仿的模仿。他人通过网络联系我们，号称自己认识我们，想要帮我们解决网络安全漏洞，并邀请我们点开链接。而他们的身份多半并非如其所称。
不管从哪种逻辑来说，这理应导致我们所有人都患上卡普格拉妄想症，觉得周围遇到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冒名顶替者。毕竟，当你把一大笔钱都汇给那个号称自己在国税局工作的家伙后，你怎么可能还对他人的真实性坚信不疑呢？
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却截然不同。在科技面前衰退的灵长目熟悉感导致我们将点头之交误认为朋友，只因为你们俩之前在Snapchat上连续发了无数天照片，或是喜欢完全一样的脸书页面。这让我们和某些人变得亲密，但事后才发现那种熟悉感是错误的。毕竟，我们现在能在网上和别人坠入爱河——哪怕我们从未细嗅对方的发丝。
纵观历史，卡普格拉综合征是解离性思维的一面文化之镜，在这种思维下，识别他人的想法和亲密的感觉被分离开。它现在仍旧是这样一面镜子。如今，我们觉得周围世界里虚假人造的事物才是实在而有意义的。我们并未将亲人、爱人和友人错当做冒名顶替者，而是将冒名顶替者错当做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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