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腿真的是人类天性吗？
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油画《克利奥帕特拉的宴会》，1744年，描绘了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与其情人执政官马克·安东尼饮宴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利维坦按：电影《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2002）中，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施密特退休后，与他生活在一起多年的妻子忽然离世，整理房间时施密特才发现，亡故之妻曾写给过一个男子的情书。施密特这才意识到，那个曾经和他生活相伴那么久的女人的内心真实情感世界。
关于出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和出轨这种结果相比，我们追问出轨的动机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将沉闷无趣的伴侣日常考量进来的话，很多人或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已经为（彼此的）出轨埋下了伏笔。这种“慢性伤害”如同温水煮青蛙，待到发现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如果将出轨问题的复杂性定要简化为某种道德判断无疑是危险的，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对于人性缺乏基本反思——道德大棒谁都会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害者和施害者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泾渭分明。
文/Emily Dobrow
译/佐桥皆人
校对/何里活
原文/medium.com/@1843/whats-wrong-with-infidelity-196404ce98a7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佐桥皆人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赛斯（Seth）和他的女友相处多年，就在他们订婚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她对自己不忠。偷情只有一次，对方是一名同事，但不忠的事实刺痛了他。赛斯回忆说：“我经历了嫉妒、不安、愤怒、恐惧，甚至连谈论此事都让我感觉很困难。”他曾经怀疑，未婚妻的不忠是否意味着两人原本的恋爱关系就存在某些深层问题。他也曾担心，这可能是两人婚姻注定走向失败的一个前兆。
他也对自己多年前的一次草率行为感到内疚，他曾经与一位熟人发生过一夜情。这位30岁出头的纽约企业家说：“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并没什么深刻含义，我感到一点冒险的意味，于是就去追逐这种感觉。”然而在调情时，一份焦虑感也在啃食他的良心。如果他和未婚妻现在就已经竭尽全力地保持对彼此的忠诚，他们还怎么保证能一辈子做到专一呢？一时的犯错是否意味着两个人的结合还存在更大的错误呢？
为了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赛斯和他的伴侣找到了生于比利时的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瑞尔（Esther Perel），以解决情感问题闻名。她的两次TED演讲——主题分别是在长久恋爱关系中保持激情的挑战，以及不忠的诱惑——在Youtube上的视频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次。她最畅销的一本书是2006年出版的《被囚禁中的交配》（Mating in Captivity）被翻译成26种语言，巧妙地审视了我们两种互相冲突的需求，恋情安全感与情欲新鲜感。最近她的研究更触及深层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极具争议的领域。她于2017年出版的新书《第三者的诞生》（The State of Affairs: Rethinking Infidelity），这本书直面了令人痛苦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出轨，当出轨发生我们改如何处理。如果佩瑞尔不在纽约的工作室里会见来访者，她就会跑遍全世界的研讨会议与创意集会，在演讲中不断提到那些原本美满的恋情中暗藏着难以捉摸的欲望。赛斯就是在这样一个会议上听到了佩瑞尔的演讲，于是找到她指导自己和未婚妻解决问题。
在谈话中赛斯告诉我：“埃丝特帮助我们认识到，完美的恋爱并不存在。”在佩瑞尔的帮助下，这对恋人开始接受两人的关系，并且将这种称为“一夫一妻制”——他们将渴望对彼此保持忠诚，但也容忍偶尔的放纵。赛斯说：“我们原本从来没想过可以争取维系这样的关系，但是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建立起来的所有一切为什么要被小小的不忠摧毁掉呢？”
这样的视角也许看起来理智，但仍然无法摘掉异端的帽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关于性、关于性道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西方，越来越少的人还会对婚前性行为、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相爱这样的事情指指点点。尽管如此，不忠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原则问题。事实上，研究发现，尽管人们已经对性与婚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变得更加宽容了——人们已经能接受晚婚家庭、早早离婚的家庭、丁克家庭，甚至接受不婚主义——但是对于沾花惹草，我们的态度只是变得更严苛了。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独立民调机构、智囊公司）的一项公众态度调研，在调查了40个国家之后发现，不忠是最受谴责的行为。芝加哥大学从1972年起就在进行一项美国一般公众观点调查，如今的美国公众对于婚外性关系的评价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比上世纪70、80、90年代美国人对此的态度都更加负面。通常来说，年轻一代人总是支持性道德的标准向更兼容并包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不忠，无论老少都一致反对。如今是一个明显很宽容的时代，我们中很多人已经能接受了各式各样的爱，只有出轨仍然是一种超越界限的放纵。
图源：Aleteia
佩瑞尔曾经说：“在婚恋的领域，不忠的话题总能激发出恐惧、谣言，同时又让人着迷，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话题能做到这些。”在过去，当离婚曾经还意味着一种耻辱的年代，那些遭受出轨事件打击的夫妻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想办法尽量隐藏、遮掩。如今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无论男女，如果被出轨的一方并没有对出轨的伴侣拳脚相加、暴力分手，而是想办法回避出轨事件的伤害，那么尝试摆脱的一方将被强加一份羞耻感。
佩瑞尔还认为，这样的情形尤其在美国极为常见，在美国，“出轨”往往被归于纯粹的道德层面问题。以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者们为例，从很早以前，这些批评者就把希拉里对丈夫多次不忠的容忍当作她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不过这恰恰证明了作为政客的希拉里能够把自己与丈夫的政治力量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优先处理丈夫个人的弱点。然而佩瑞尔的解读是，出现这样的舆论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偏离问题的核心。
图源：Page Six
想要对不忠做出可靠的统计并非易事，因为自我坦白得不到多少益处，而且对于出轨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承认自己曾经或多或少做出过某种出轨行为的人数，分别在男性中占到30%~75%，在女性中这一数字也有20%~68%之多。如今由于更多的女性享有经济上的独立并且外出工作，对于实施出轨，原本男女之间存在的鸿沟正在快速缩减。对此，佩瑞尔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紧急行为能像出轨这样，即受到来自全球的谴责，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可以这样说，出轨是人类不想要、也绝不喜欢的一件事，但事实上，人类不仅会出轨，而且还会频繁出轨。
在整个西方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抵制出轨，在美国，出轨的结果也是最可怕的。佩瑞尔曾经说：“对于出轨的看法，大量美国人是伪善的，虽然美国人对于出轨抱有更高的负罪感，但他们出轨的次数并不比法国人少。”对此，佩瑞尔解释道，美国人不仅对性与欺骗抱着更明显的清教徒观念，而且拼命自律也是美国的民族精神之中非常核心的内容。“在美国，任何事物都要被夸大，任何事物都要被说是世界知名，即使把大的话题拆分成小的部分，小部分本身也往往非常庞大，在这些现象背后，本质都是过量与限制。在比利时，人们不会坐在那里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谈论哪些食物是有害健康的。但是在美国，做一件坏事也意味着一种快乐。”
佩瑞尔希望改变人们对出轨的看法，人们通常把出轨视为一种病态或不道德的冲动，一旦发生就会不断造成创伤与破坏，但佩瑞尔希望人们能认识到对出轨的渴望是非常正常的，出轨虽然可怕，但它是无可避免的人性的一部分。她认为，“一夫一妻制也许并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中包括越界。有些时候，甚至连生活幸福的人也会出轨。”
举个例子，赛斯和他的伴侣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此，他们希望能建立一段可以持续下去的关系，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根据已经发生的出轨事实讨论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要讨论两个人能接受什么程度的不完美。赛斯告诉我：“并不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可能的，而是很多人做不到，甚至有更多人不想去做到。埃丝特帮我们理清了这些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建立一段可以维系几十年的幸福恋情。”
图源：TED Ideas
佩瑞尔认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不忠带来的就是痛苦，但是如今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忠带来的是一种‘创伤’。当被出轨一方意识到‘我的人生充满谎言，我再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或者，人们开始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来解释并应对出轨带来的伤害，这些都属于近几年才出现的对于出轨的全新认知。”佩瑞尔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一个讲法语的犹太社区长大，她在说话时会用到一种轻快的法国口音，就算由她来念一份海运行情预测报告也能听起来很迷人。在佩瑞尔公寓旁边的纽约苏豪区格兰德酒店，她一边喝着甘蓝果汁，一边向我解释为什么随着时光推移，人们反对私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这是因为忠诚逐渐成为婚姻的最后一项定义，”佩瑞尔如是说，“你不必等到发生性关系才建立婚姻，也不必生孩子，甚至连婚姻本身都是不必要的了。唯一还能让婚姻突显其意义的情况，就是当一个人经过了多年无固定性伴侣的生活，突然意识到，‘我终于找到了独一无二的那个人，我不会再寻找任何人了。为了这个伴侣，我可以终止自己的乱性生活，并宣示做到绝对的专一、忠诚。’”佩瑞尔认为，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潜在风险，就是乱性的经历并不能让人们做好专一的准备。“欲望与爱情并不是一种东西，它并不是你可以自身系统中直接删除掉那么简单的。”
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瑞尔。图源：Twitter
对于性，佩瑞尔也有一套颇有新意的观点，她对于性的愉悦与欲望从不妄加评论，她的这种舒缓态度相当少见，尤其是在美国，学校的性教育仍然提倡禁欲，而关于性的讨论总是迅速变味，要么变得粗俗，要么变得伪善。佩瑞尔的讲话同样引人入胜，尽管她已经58岁，她仍然极具吸引力，她那双朦胧的蓝色眼睛，亚麻色的头发，脸上总是一副轻松的笑容，全身散发出不容置疑的自信。与我谈话时，佩瑞尔穿着一件入时的古铜色的丝质外套，与她晒黑的肤色很相称，她坐着的时候身体前倾，两腿叉开，手肘撑在大腿上，手上和脚上的指甲都涂成血红色。
莉莎·泰勒（Lisa Thaler）是一名纽约的心理治疗师，当她第一次听过佩瑞尔演讲后，就请她做自己的督导（supervisor），莉莎说：“佩瑞尔是我见过最性感的人，从她的思考方式，到她身体的动作，都让她非常迷人。”当佩瑞尔在演讲中说出“好的爱人是养成的而非天生的”这类言论时，她那份颇具诱惑力的自信让她变得更可信了。与过去的那些有名的性治疗师不同，比如奶奶辈的露丝·韦斯特海默博士（Dr. Ruth Westheimer），佩瑞尔看起来不仅像是个很了解性的人，还是个中好手。
图源：Marie Claire
佩瑞尔和丈夫的婚姻已经超过30年，这让前来找她寻求婚姻关系帮助的人产生了更多好感，她的丈夫名叫杰克·索尔（Jack Saul），是一位美国心理治疗师，也是纽约大学国际创伤研究计划的研究主任，他们最初相识的时候，两人都刚刚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毕业。在《被囚禁中的交配》一书中，佩瑞尔曾说，“我丈夫的研究主题是痛苦，我的研究主题是愉悦，然而这两种情感其实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是20岁出头。但是谈到此处，佩瑞尔很快把话题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引开，并且很快强调说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作一种模范。她告诉我：“只是长久在一起并不能让一段感情变得成功，我的家庭生活与我曾经做过的那些选择恰好都是适合我的，但那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并不是说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选择推销给其他人。应该说在我们的感情中，让我们长久在一起的原因和那些让我们分离的因素一样多。”
对于那些依靠感情指南谋生的人来说，像佩瑞尔这样的谦逊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美国，类似的婚姻指南总是流于形式，过分教条，而且只有那些婚姻幸福美满的人，似乎才有资格给别人指南。与此相反，佩瑞尔一直在努力明示，自己要做的并不是推销一些教义，而是评论探讨那些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爱情谜题。她说，“适用于一对伴侣的解决方法并能不适用于另一对伴侣，对于那些普遍适用的感情解决方案，我绝不苟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婚姻关系心理咨询师）根据出轨事实推断——这对伴侣自身一定存在本质的问题，这种观点在美国婚姻关系咨询界尤其盛行。不过佩瑞尔坚决认为婚外情的成因要复杂得多，她认为，“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与权利推崇的时代，我们根本不可能感到满足。”
过去几代人也许能接受还算凑合的婚姻，也能接受还算不错的性生活。“过去的男人只要有女人愿意委身于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也许房事只持续了4分钟，只不过花了煮个鸡蛋的工夫，这点时间还只能煮个软蛋。”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值得享受快乐，我们也有权获取快乐。“如今每个人都希望有所欲望，”佩瑞尔说，“到底什么是欲望？欲望就是想要，具体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想要，而且明确是‘我’想要，这也是消费主义的核心。”然而在婚姻中，尴尬的是人们极少对已经获得的东西继续产生欲望。
而这种欲望并不是要获得什么新的感觉，那些女性杂志翻来覆去刊登“这365种方法能让你重获婚姻中的激情”这类文章，似乎总想证明出轨就是期待获得某种新的体验。有趣的是，在佩瑞尔的研究中她对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她认为出轨很少是出于性欲，甚至与出轨对象也几乎无关。其实出轨意味着重获“与某人一起生活时那种活着的真实感，那些活泼的、好奇的、任性的感觉，”——这些恰恰是在世俗的婚姻日常中被慢慢消磨掉的东西。佩瑞尔认为，当我们出轨，“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另一个伴侣，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找另一个自我。”
对伴侣以外的人产生欲望是一种来源于人性的，却令人非常不安的自然现象。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断言，通奸甚至存在进化学意义，出轨让男性得以传播自己的DNA，而女性可以获得更丰富基因选择范围。出轨曾经被视为艰辛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被人类所容忍，但如今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创伤。佩瑞尔解释说，之所以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当我们谨慎地选择了那个灵魂伴侣之后，我们不仅期待另一半能神奇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更期盼依靠另一半在这个容易感到孤独的浮躁世界中扎下根。
图源：Marie Claire
佩瑞尔告诉我：“人们寻找人生中那些终极答案的地方，从来不是自己的私生活领域。人类曾经在宗教中寻找答案，也曾经在群体中寻找，曾经几代人居住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自己和伴侣、孩子之间的关系中就能找到归属感、认同感，以及所有人生中重大问题的答案。”本质上，当伴侣逐渐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中自保的壁垒，出轨行为变得更具破坏性这一点也就说得通了。
然而美国人对于出轨有着一种独特的狭隘观念，佩瑞尔如是说，“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出轨是一种不完美，但这并不是值得葬送婚姻的理由。”美国人倾向于把性视为一种堕落，而且对于愉悦感总是抱持怀疑态度，他们对于出轨的态度往往是非黑即白的。佩瑞尔说：“在美国出轨事件中只有两个角色，要么是虐待者，要么是受害者。这些都是刑事领域的措辞，但我认为这样的措辞很能说明问题。”
在二战时期的犹太大屠杀中，佩瑞尔的双亲都是各自大家庭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父亲是9个兄弟姐妹中唯一活下来的，他曾经辗转于14个纳粹集中营，最终，他在集中营的厨房中结识一个朋友，两人建立起一个组织挽救了60个犹太人。她的母亲来自一个犹太教哈西迪教派家庭，辗转于9个纳粹集中营，是所有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如果他们按照自己被教育的那样去行事，他们就不会幸存了，”佩瑞尔说，“人们教育你的事情并不一定总是对的，有时候守则也会腐败变质、毫无人性。在我家，这些故事是随着母乳一起灌输给我的。”
佩瑞尔认为，如果要了解她本人或者理解她的研究，自己父母的故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她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性生活上才意识到这一点。她解释说，当初她的父母从集中营被救出后，除了活下来以外有了更多的欲望，他们想把每一天都活到极致。“我对情欲的认知并不是来自现代对于性的定义，而是通过一个更神秘的解释来理解情欲，那是一种对生命的维系，也是一种对死亡的抗争。”
在美国有超过5万名情感咨询师，他们几乎不谈及性，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如果能解决伴侣之间的情感问题，性生活将随之改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也是人，大多数人对于性这个话题都会感到不舒服，因此大多数心理治疗师谈到性的时候做不到驾轻就熟。”来自纽约的心理治疗师及性治疗师伊恩·寇纳（Ian Kerner）如是说。
另一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心理治疗师大卫·莱（David Ley）补充道，由于情感咨询师“并没有接受过多少关于性欲、性别多样性的培训，因此到头来他们的社会观念总是会在无意中大幅左右他们的咨询过程”。为此，大卫向全美心理治疗师提供关于性心理的培训。然而性治疗师主要面对的是医药、病理学意义上的性功能紊乱。因此，那些想谈谈自己正在走下坡路的性生活的情侣们，或者那些渴望打破一夫一妻制或渴望维系一夫一妻制的情侣们，他们往往费尽心力也很难找到一位有意向提供帮助的心理咨询师。至于出轨这件事，绝大部分的美国心理咨询文献只关注受害一方的心理需求，以及对出轨一方的谴责。
佩瑞尔对于出轨事件的处理手法很特别，她不单请来访者谈谈对于性的想法，同时请来访者觉察自己的性关系与性欲之间的关联，同时，她认定出轨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往往不能用简单的施暴者与受害者解释。她说：“背叛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在几十年间都拒绝伴侣的性需求，有朝一日对方出轨，这能说明被出轨者就是受害者吗？婚姻中受伤的一方，并不一定是出轨事件中受害的一方。”
图源：Aleteia
佩瑞尔总是请人们谈谈自己因为什么在婚姻中感到迷茫，而不是把出轨武断地判定为一方将创伤强加给另一方的某种可耻行径。“在我告诉一个出轨者‘你必须停止出轨’之前，我想要了解：出轨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对出轨这件事有多着迷？在出轨过程中你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其惩罚那些出轨者的缺点，自私程度高、自控能力弱，佩瑞尔需要搞清楚：出轨行为的成因是什么，出轨者追求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出轨者感觉自己宁可偏离正道也要去追求那些东西？佩瑞尔说：“这个过程将引发一些争议——首先，如果接受并梳理出轨的复杂性，你其实是在接受并践行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另外，尝试探讨或解决出轨，就是在围绕承诺、忠诚、贞洁、爱情这些话题在探讨存在主义危机（Existential Crisis）。”但佩瑞尔也补充说，在一些情况下，如果能引导一对伴侣关注于那些有意义的问题，并且引导他们倾听解释，出轨事件可以让他们深刻地讨论性，讨论双方的亲密关系，并借此让这对伴侣的关系更紧密。
（注：道德相对主义的概念来自对于道德标准的数千年争论，其哲学立场认为，伦理道德不存在普遍标准，其标准根据民族、文化、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存在主义危机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概念，指的是当个人对自身的意义感、目的感或价值感产生怀疑时，将陷入一种对于自身存在的消极推断。）
然而，佩瑞尔对于出轨事件的处理手法也引发了一些批评。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心理学家，贾尼斯·亚伯拉姆·斯普林（Janis Abrahms Spring）认为，“出轨是一种侵犯。当一个人做出这类行为并因此破坏另一个人的生活，这种行为并不是中立的，并不是公平的，这也不是爱。”贾尼斯是畅销书《外遇的男女心理：如何走出创伤重建信任》（After the Affair, Healing the Pain and Rebuilding Trust When a Partner Has Been Unfaithful）的作者，这本书首次从心理创伤角度分析了出轨行为，“我的书之所以得以畅销，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出轨受害者群体的内心，让他们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不再那么崩溃。对于埃丝特或任何其他心理咨询师来说，通过任何手段贬低这样的痛苦，就是在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
其他人则批评佩瑞尔曾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生活美满的伴侣也可能被自身的欲望困扰。提倡亲密关系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的心理学家们认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与他人建立安全的关系纽带，而且只有在我们获得安全感之后，我们的情绪、情欲才有可能得到满足。来自渥太华的临床心理学家苏·约翰逊（Sue Johnson）和一些心理咨询师坚称：“专一、忠诚而且提供积极纽带的亲密关系恰恰可以抵消‘被束缚的欲望’，而且带来安全感的依恋关系也可以抑制欺骗的行为。
如果说美满婚姻中的伴侣实则在渴望出轨，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说法。人们之所以出轨，是因为他们变得孤独，因为他们无法和伴侣建立联系。于是他们转向寻求短暂的刺激，而不是维系长久的亲密关系。”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姻与家庭抚养领域的著名学者，约翰·高特曼（John Gottman）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中他批评佩瑞尔“对于临床心理学几乎没有敏感度，因此她对于人们的直觉几乎总是错得离谱”。为了举例他找到一段视频，视频中，佩瑞尔以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帮助一对遭遇出轨打击的夫妻。“她要求受到伤害的妻子对其丈夫在出轨性行为中获得的性满足感进行移情，她鼓励这位妻子时说道，‘去想象你丈夫在与另一个女人出轨时，认为自己是个多么完美的情人’。我们认为这样的言论不仅是引导失误，而且是一种不道德的虐待。因此她提出的所有理论，基本上都完全是错误的。”
佩瑞尔的一些观点很容易让人想到李安1997年的《冰风暴》（The Ice Storm），同样讲述了表面稳定的家庭中暗藏无法被满足的欲望，也同样备受争议。该电影的两极分化的反响非常有趣，它拿到了1997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以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配角奖，但是其票房收入只有780万美元，只有拍摄成本1800万美元的零头。图源：IMDb
佩瑞尔也并非一个人，她相信人类总是被互相冲突的冲动影响着，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家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大卫·斯奈克（David Schnarch）的研究已经为她铺平了道路。进化人类学家费舍尔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她认为人类可以对一名伴侣产生深度依恋，同时，也可以对其他人抱有强烈爱意，并且同时对几个人产生性欲。佩瑞尔认为：“我们并不是只有一个人类基本需求，而是同时有多个。”就像英国小说家、诗人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曾经描述性冲动对自己的影响：50年以来，我就好像和一个白痴被铁链拴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佩瑞尔在咨询时的形象很大程度得益于她本人的魅力。在她所专长的领域，佩瑞尔是很多人的导师。当我来到她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纽约曼哈顿性博物馆上层（令人印象相当深刻）——她刚好结束一次授课，台下是9位登门寻求指导的资深心理咨询师，当天她还为另外一群心理咨询师主持了每月一次的例行集会。我们见面后，她当天的安排是通过在线视频，为一群以色列的心理咨询师进行线上督导，希伯来语是她流利掌握的9种语言之中的一种。
“埃丝特确实解释了我们内心深处很多关于长期恋爱关系的担忧，就像拆除了定时炸弹那样。”丹·萨维奇（Dan Savage）如是说，他是美国的一名公共学者，一夫一妻制（Monogamish）这个词就是由他创造的，他还是国际性咨询专栏《萨维奇说爱》的作者。“我们将出轨定义成一个足以让亲密关系消亡的事件，偏离了问题的关键之后，还傻乎乎地奇怪为什么婚姻不能维系下去。”萨维奇还补充说，的确，佩瑞尔的个人光环有助于传播她的那些观点。“当她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你能看到她是个已婚的女士，漂亮，而且把她的生活都倾注到婚姻咨询这一领域，而且真的在努力挽救那些感情。我认为她是个天才，而且能给人很大的启发。”
佩瑞尔对于出轨的处理方式真的有效吗？这个问题当然令人非常好奇，但这也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中的“有效”可能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独特的解释。佩瑞尔说，一些伴侣永远无法给一次出轨引发的争执画上句号，出轨变成了“一个黑洞，把双方都陷入无尽的痛苦、报复和自怜中。”也有一些伴侣让出轨加速这段恋情的分崩离析。通过回访那些她曾经帮助过的伴侣，很多年后佩瑞尔发现，那些在经历出轨后仍然在成长的伴侣，纷纷把出轨当作改变的催化剂。
她也告诫那些伴侣，对于背叛的正常反应当然包括审问、禁令，以及近乎于法庭取证般地翻查手机、信用卡记录，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行为都无法真正消除焦虑，出轨的一方可能还会再次出轨。只有在双方都不再追究那些肮脏的细节，只有当他们都开始关注出轨真正的意义，这时他们才会搞清楚，这段感情是否只是建立在排外特权之上的，或者，本应作为感情基础的两人之间的联系是否少得可怜？
图源：The Cut
赛斯说：“也许你真的在努力建立能持续一辈子的专一关系，但心里其实并不期盼这件事，或至少并不是全身心地盼望着这件事。夫妻之间讨论这些事情，起初可能会让人非常恐惧，但这个过程中两个人都可以摆脱神经质和强烈不安的状态。讽刺的是，出轨的确让我们的关系更稳定了。我和我的伴侣想的是，‘我可以偶尔出轨并且最终回到家庭中，天哪，除了这样的恋情我还怎么可能找到更安全的恋情。’而这也是我们仍然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2013年，佩瑞尔成为了美国公民，但她仍然始终保持着外来者的身份——在安特卫普时她是个犹太人，在以色列时她是个比利时人，当她在美国读大学时，她是个人在美国的欧洲人。这种时刻保持的距离，以及她对于多种语言的理解，让她对世界普遍的欲望以及局部地区的特质有着更敏锐的观察力。马塞洛·布隆斯坦（Marcelo Bronstein）是佩瑞尔20多年的老朋友，他回忆几年前去智利海滨的一个小镇，走进一个西班牙语的书店时，看到店员竖起一个牌子写着，“抱歉，《被囚禁中的交配》一书已售罄。”马塞洛说：“当时我心里很吃惊，这个比利时的女人到底是如何把自己的声音传到这些智利人耳边的？这就好像她看穿了文化的差异，看到了某种人性的模式。”
作为一名外国人，佩瑞尔的这一身份似乎默许她说出一些美国人也许不能说的话。对于美国人那种“一切都有办法解决”的幼稚观念，佩瑞尔可以在幽默中毫不留情地讽刺。她曾经说过：“一本睿智的书就像用一种美妙的姿态行走，这本书越是睿智，那种姿态就越难以捉摸。如今，人们总是把事情简化。走6步、走7步——上帝不允许你超过7步！然而现代社会中的爱情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可不是你能简化成5步的东西！”
想等到美国人软化他们对出轨的强硬态度，肯定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赛斯也承认，现在他几乎不会和别人谈起自己所理解的“一夫一妻制”恋爱关系，“因为这太犯忌讳了”。但他也提到，当他向朋友们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特别是和一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朋友谈论此事，“就好像我和未婚妻是英雄，好像我们启发了那些有同样困惑的人，或者对此很迷茫的人。”他还补充道，自己和未婚妻美满的恋爱关系总是能消除人们的一些疑虑，“人们意识到我们和那些嬉皮士不一样，并不是傻乎乎地在底线的边缘冒险。我和未婚妻这样的关系可以正常维系下去，人们对此的态度似乎是很欣喜的。”
这也并不出奇，毕竟美国社会对于人的弱点容忍度极低，而且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产生的耻辱感远远比满足感要多，佩尔瑞的观点是可以带来一些安慰的。佩瑞尔认为，即使在最好的恋爱关系中，完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她也一再强调：“一段极佳的恋爱关系，一定是不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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