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大体来说，我们都不喜欢苦味的食物，从进化层面上来说原因也很简单：苦味和毒物/变质食物往往相关。而当你把这种感受通过表情传达给同类时，对方也知会了你所要传递的信息：这东西（或许有毒）不好吃。当然，这种交流有时候是不准确的，没准儿会有你的同类将其理解成了某种酸爽的体验从而加以尝试。
从认知层面看，作为修辞的转义，隐喻无疑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世界——这也正是你的大脑进化过程中“预期”和“事实”之间的微妙偏差。
几天前我少见地修了一样东西。马桶水箱里的浮球卡在水箱高度一半的位置不断摩擦着箱壁，让水箱无法装满水。我试了锤子和扳手来敲打都无济于事。还好我有搋子，使用巧劲寻找支点，拗弯了浮球，最终解决了问题。我的激动难以言表，我管这叫卓有成效的一天。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你瞧，”我内心有点儿飘，“会用工具的不只有大猩猩。”
在以前，人类的独特体现在很多方面：只有我们会制造工具，互相残杀以及传递文化。现在，这些所谓的定义特征在其他物种身上亦有体现。我们也没那么独一无二。但是，人类还是有卓然不群之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便是人类拥有“符号化思考的能力”。我们深受隐喻、明喻、寓言和修辞手段的影响。“符号”让我们大开杀戒，也让我们甘愿赴死。但是，“符号”也创造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艺术。
近几年，来自世界一流大学（包括洛杉矶分校、伦敦大学学院和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对“符号”进行了深入探索，其中一个重大发现便是，大脑不擅长辨别字面含义与隐喻，这种“低效率”便产生了“符号”、隐喻和随之附带的道德体系。
符号作为复杂事物的简化代替物，（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印着星星和条纹的长方形布料可以代表美国历史和价值观）。欲知原因，我们先看基础语言，也就是“没有符号内容的交流”。假设某种可怕的事物正威胁着你，你吓得啊啊大叫，有人听到了这瘆人的叫声，但是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叫，判断不出是彗星陨落了，还是右翼暗杀队或者科莫多巨蜥来了。一般的叫声只意味着怪事发生，它传达的信息就是它所指的意义。动物间的交流主要体现的就是这种当下即时发生的情绪。
© We Heart It
在其他物种身上，符号化还处在萌芽阶段，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符号化的语言带来了显著的进化优势。比如，当长尾黑颚猴发现捕猎者， 它们不会像平时一样嘶喊，而是用独特的发声方式说出一些与“日常语言”不同的“警告”，其中有些意思是“啊啊啊！地上有捕猎者，快爬到树上去”，有些意思是“啊啊啊！空中有捕猎者，快跑下树”。进化出能够区分此间差异的认知能力大有裨益。毕竟，当一只猛禽从空中俯冲而下，没有哪只猴子想因为猜错警报而冲上树顶。
© Google Sites
语言从自身的意义中分离出信息，而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越来越擅长这种行为时，巨大的个体和社会优势就出现了。我们变得能够表现过去的情绪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感，甚至是与情感无关的事物。为了把信息从意义和意图中分离出来，我们进化出一种独特的戏剧性手段——说谎，我们还发明了美学的象征主义；毕竟，三万年前被刻在肖维岩洞里前的马也不是真的马。
随着人类社会复杂程度和竞争性的提高，初期对符号的使用帮助我们形成强有力的联系以及合作规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阿拉·诺兰扎延（Ara Norenzayan）和俄勒冈大学的阿辛·谢瑞夫（Azim Shariff）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86个社会中，一个典型的社会组织规模越大，在其文化中越有可能存在一个监视和评判人类道德的“上帝”，他可能是“规则执行”的最高化身。（www2.psych.ubc.ca/~ara/Manuscripts/2016%20Norenzayan%20cultural%20evolution.pdf）人类大脑如何通过进化调解这种复杂性呢？以一种尴尬的方式。前面说过，“进化”不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对现状进行修正。和很多鱼类比起来，枪乌贼游得不算快，但是作为软体动物的后代，它们已经做得不错了。同样地，人类大脑虽然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符号和隐喻，但是比起以前只能处理字面意义，也已经有不小的进步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低效过程，最好的方法是对“疼痛”和“厌恶”进行隐喻，这两种感觉是人类生存必需的。
© eBaum's World
设想一下下面的情形：你踢到了脚趾，脚趾的痛觉感应器将信息传递到脊柱和大脑，大脑多个部位开始反应，其中有些部位告诉你“疼痛”的位置、强度和实质。痛的是你的左脚趾还是右耳？你的脚趾是踢到重型货车还是被它压到了？在所有哺乳动物中，这就是“处理疼痛”的主要环节。
后来，大脑又在前额皮质中进化出一些更加复杂的部位以评估疼痛的意义。坏消息是如果你的脚趾受伤了，这预示着你会染上罕见的疾病，但如果是被煤烫伤的话，你就可以从“踏火盆”的考试中毕业了。这些评估过程主要发生在前额皮质中一个叫“扣带皮层”的区域，它积极参与“错误检测”的过程，也就是留意期望和事实之间的偏差，而突然的痛感当然就代表了你的“无痛”预期和“疼痛”这个事实之间的偏差。
© wikipedia
基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的研究，现在我们继续深入探索这个谜题。假设你躺在脑部扫描仪内，和另一个房间的两人通过电脑屏幕玩一个虚拟的传接球游戏了（现实中并没有另外两个人，只有一个电脑程序）。在控制组的试验中，你在游戏中途被告知电脑出现了一个小故障，你只能暂时下线，看着那两个人互相投掷虚拟球。而在对照组实验中，你们三个都在玩游戏，突然间，另外两个人开始无视你，只在两人间互相投球。嗨！他们为什么不想和我玩了？就像初中那时候（有些小透明会经历过的）一样。这时，大脑扫描仪显示位于你“扣带皮层”里的神经元启动了。
换句话说，受到拒绝让人很受伤。“是的，这没错，”你可能会说。“但也没有踢到脚趾那么痛。”其实，真正受伤的是你的“扣带皮层”，无论是抽象的社会性伤痛，还是物理上的疼痛，影响的其实都是它。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和克里斯·弗利茨（Chris Frith）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线索。假设你躺在脑部扫描仪之中，通过手指上的电极，你接收到轻微的电击，包括“扣带皮层”在内的所有一般大脑部位被激活了。而现在，假如看到爱人受到同样的对待，你的大脑（正常处理疼痛反应的脑区）不会向平常一样产生 “痛的是我的手指还是脚趾？”之类的疑问，因为这与它们无关。但是你的“扣带皮层”却启动了，在它看来，“感受别人的痛苦”不只是一种比喻，人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方面，“进化”对人类做出了非常重大的修正，它赋予“扣带皮层”能产生强烈同理心的能力，为疼痛赋予了语境。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36868/）不是只有人类具有同理心，黑猩猩也有。比如，当一只恶霸的大猩猩无端对同类进行暴打，其他大猩猩更加有可能会去帮助受害者梳毛抚慰。另外，“扣带皮层”也不是人类专属的，但是研究显示，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扣带皮层”有更多可抽离的联系，有在“皮层”中负责“联想”的部位，也有能让人关注世界性灾难而不是大脚趾疼痛的部位，因此人类的“扣带皮层”更加复杂。
在感受他人痛苦的方面，人类与其他物种也不一样。我们能够远渡重洋去另外一个大陆帮助失去家园的孩子，也能够跨越时空体会当时庞贝城人民内心的恐惧，还能透过文字感受《人鼠之间》（Mice and Men）里乔治的悲痛，虽然他为了逗朋友莱尼开心送了他兔子，但是莱尼死后永远都收不到了（小时候我很喜欢读这本书，每次读到这个情节我都泪流满面）。甚至连荧幕上的“符号”也能让我们感到痛心。“噢，不！可怜的纳美人！” 看到《阿凡达》中的家园树被破坏时我们会哭。因为“扣带皮层”很难记住“那只是个比喻”，它运行起来就像是你的心被撕裂了一般。
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大脑部位，在这里，大脑对符号的管理不力使得人类独有的“道德观”力量大增。你又一次躺在脑部扫描仪中，并且， 因为科学家劝说式的请求，即便感到疑惑，你还是吃下了一些恶心发臭的变质食物。这个行为激活了前额皮质中另外一个部位，也就是处理味觉和嗅觉恶心的脑岛。它向面部肌肉和胃部肌肉发送神经信号，分别让你反射性地把食物从嘴里和胃里吐出来。所有哺乳动物都有一个脑岛用来处理味觉恶心；毕竟，没有动物想吃到毒物。
© GifImage.net
但是只有在人类身上，上述过程才会服务于某些更加抽象的事物。想想吃恶心食物的时候吧！比如吃到一嘴的蜈蚣，它们一边挣扎，一边被你咀嚼和吞咽，被咬下的腿部混合着口水在口腔中浸淫。脑岛受到了惊吓，然后开始做出反应，发出关于“恶心”的一般性信息。现在想想你曾经做过的一件既可怕又非常可耻的事，然后脑岛再次激活，因为大脑选择它来处理“道德厌恶”，一个人类独有的属性。
除了味觉恶心，人类脑岛还处理道德厌恶，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或许当人类恶臭的行为让我们“胃部都觉得恶心”，给我们留下心理阴影出臭，答案便是否定的。当我听闻纽顿大屠杀事件【2012年发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顿（Newtown）县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译者注】，“我觉得胃部犯呕”就不只是某种用来表达“我很悲痛”的符号化的修辞方法，我就是觉得恶心。除了有毒的食物，脑岛还敦促胃部排出“那场噩梦般的事件 ”这个事实，然后，符号化信息和意义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
就如多伦多大学的钟谦波（Chen-Bo Zhong）和杨百翰大学的凯蒂·李简奎斯特（ Katie Liljenquist）所揭示的一样，人在被迫反省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之后，洗手的几率会增加。除此之外，他们还揭露了一些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情。如果科学家先让你反省不道德的行为，之后安排你在一个可以回应别人求助的地方。结果是你在对自己进行充分反省之后，对求助者施予援手的几率更高。如果你有机会在反省之后洗手，你弥补过错的冲动就会消失，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洗去了罪孽，清除了污点。在这点上，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圣经中判处耶稣死刑的罗马帝国长官，判决后洗手以示自己不负对处死耶稣的责任，译者注）和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莎士比亚话剧《麦克白》中的角色，总想通过洗手来洗净杀谬的罪孽，译者注）是很好的两个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大脑使用符号来识别出“厌恶”和 “道德”的方式会影响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的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在内的科学家发表的研究显示，一般来说，保守党人士比自由党人士更容易感到恶心犯呕。如果你看到粪便或者爬着蛆的开放性溃疡的图片，脑岛会出现反常的排斥反应，你就有可能是保守党人士。在社会问题上，如果作为异性恋，面对同性婚姻你有类似的反应，你也可能属于保守党。如果你的脑岛淡然处之，你可能属于自由党。（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25552）在荷兰蒂尔堡大学的约埃尔·因巴（Yoel Inbar）、康奈尔大学的大卫·皮萨罗（David Pizarro）和耶鲁大学的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合作的一个实验中，实验对象所处的房间有一个浸泡在臭味喷雾里的垃圾桶，结果显示“他们对异性恋比同性恋更加友好”。而对照组所在的房间没有臭味，结果是他们对同性恋和异性恋有同等的评价。（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2699930802110007）举一个真实世界中疯狂但聪明的例子：2010年，在共和党初选纽约州州长的竞选活动中，茶党候选人卡尔·帕拉迪诺（Carl Paladino）发出了很多浸满垃圾臭味的传单，传单上印着“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有些东西臭不可闻”几个大字，这个小把戏让他赢得了初选。【然而，在整场选举中他自己却表现得“很臭”，以巨大差距输给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
© Meta Maus
文化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塑造了人类的大脑，它并不稳定，且依赖于符号，但是也形成了我们的观念、感情和信念。通过符号，我们把敌人妖魔化，从而展开战争。比如，卢旺达的胡图人把他们的敌人——图西人，描绘成蟑螂。在纳粹的宣传海报中，犹太人是携带危险细菌的老鼠。很多文化群体都向成员反复灌输，让他们获取相斥的符号，以此来加强从皮层到脑岛之间的人类独有的特定神经通路。而上述神经通路的激活也取决于个人实际情况。你有可能会因为看到纳粹标志或者两个男性在亲吻会而激活这些神经通路；或者是某些突然的想法，例如堕胎和10岁的也门女孩被迫嫁给老男人这种事情。部们的这些打心眼里让我们觉得是错误的事情会让我们的胃部翻江倒海般的不适，并且形成我们的固定思维。
© BBC
有一些符号能让我们的同情、包容和开放程度最大化，而神经通路便是这些符号的幕后推手，而在这方面，“艺术”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照片上看到一个由于自然灾害而失去家园的孩子，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摄影记者的艺术技巧，也会把手伸向自己的钱包。如果身处在1937年，当我们欣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时，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一群畸形的野生动物，而是一场灾难，我们能感受到无力抵抗的巴斯克村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摧残的痛苦，我们因而深受触动，从而抵抗发动空袭的法西斯和纳粹。今天，当我们看到简单的艺术符号，例如一个环保组织的熊猫标志，我们会去关心动物的命运。
在动物王国里，人类那创造隐喻的大脑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显然也是一把双刃剑，恶意的一面可以变钝，善意的一面也可以被我们磨得更加锋利。
罗伯特·萨博斯基（Robert Sapolsky）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和神经学教授，出过不少书，其中包括《为什么斑马不会得溃疡》（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猴子之爱》（Monkeyluv）和《一个灵长类的回忆录》（Primate’s Memoir）。
文/Robert Sapolsky
译/Tim
校对/Yord
原文/nautil.us/issue/75/story/metaphors-are-us-rpp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Tim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点击小程序，或“阅读原文”进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