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使用“歇斯底里症”来描述某些患者（转而使用“转换障碍”等词语），但真实案例中的症状是否完全对应了该词语的特征呢？又或者，就算“转换障碍”的确可以涵盖众多患者的表征，那又该如何解释这种病症的集体传染性？当然，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还有很多，我们也很容易将其归为“神秘”和“超自然”——从物理还原的角度来说，也许科学和超自然之间，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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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抬着女孩进了教室。女孩12岁，身材瘦弱，下半身不能动，就好像瘫痪了一样。教室墙壁是米色的，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教室里摆放着一些空桌子。学生们抬着女孩走到一张椅子前，将她放下后就离开了。教室外，一群修女在等待着，女孩独自在里面和一位政府派来的精神病医生交谈。
少女镇（Girlstown，西班牙语为Villa de las Niñas）是墨西哥查尔科镇（Chalco）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那是2007年的3月，恐慌笼罩了整个学校。在此几个月前，一些学生开始抱怨腿上有刺痛感，一些人甚至出现了呕吐、发烧的症状。还有自杀的传闻出现。州和联邦检察员以及流行病学家都被派去检查学校环境，包括食物、水、还有土壤，但结果没有任何异常。接着他们开始检测女孩是否患了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和立克次氏体病，但仍然没有任何发现。学校似乎被施咒了一样。情况更加严重了，疼痛加剧，患病人数达到数百。就在这时，联邦政府派精神病专家纳什拉·洛阿·扎瓦拉（Nashyiela Loa Zavala）前往调查。在一份关于本次事件的报告中，为保护当事人的身份，32岁的洛阿·扎瓦拉给一名12岁的女孩化名为齐塔利（Zitlali）。她让女孩描述自己的情况，以此开始调查。齐塔利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洛阿·扎瓦拉：“我的膝盖没有任何感觉，背部很痛，我摔倒过，因为同学们背不动我。”接着她的故事急转直下。齐塔利说自己看到了黑色的阴影，听到不安的声音。她努力祈祷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仍无济于事。她告诉洛阿·扎瓦拉，自己觉得很难过，连觉也睡不好。她害怕自己变瘫痪，担心因此成为其他女孩的累赘。当问到家庭情况时，齐塔利表示因为白天母亲要工作，自己基本都是一个人呆着，所以她一直都很想上寄宿学校。2岁时她的父母离婚了，自那以后，她再也没见过那个酒鬼父亲。她回忆道，第一任继父殴打她，父母打架、警察劝架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洛阿·扎瓦拉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做着笔记。齐塔利的第二任继父更糟。她说：“继父心思不正，思想非常下流，他叫我不能远离他，我只能乖乖呆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她补充道，继父喜欢她穿裙子，有时还喜欢“从身后贴得很近”，还用相机拍下来。她说，虽然她一开始很想离开家，但她害怕如果自己不在家，继父会“对妹妹下手”。和兄弟姐妹的分开并不是来到少女镇之后她唯一担忧的事情。她对玛丽修道会（Sisters of Mary，总部设在韩国）制定的严苛规则不知所措。她们的目标是：为“那些在社会上被忽视的、来自墨西哥各地没有任何文明之光照射的贫困家庭及偏远地区的女孩”提供教育，使她们成为社会上有尊严的人。为了招生，学校提供四年免费教育和食宿。学校就好像是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女孩们可以更加接近上帝，逃离贫穷。接着她告诉洛阿·扎瓦拉她在少女镇的经历：“我看到了有脐带的婴儿，就像胎儿那样。有时候他们很丑陋，血淋淋的，眼睛红红的，脸上皱巴巴的。”她说，自己活在对这些婴儿的恐惧中，但有时他们又变成了天使。“我上次看到的是一个站在上帝身边、没有脸的婴儿。”洛阿·扎瓦拉试图冷静下来，她知道自己可以处理。接着齐塔利说了一句听起来像是警告的话：“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会让我们下地狱。”2010年洛阿·扎瓦拉发布了一篇论文，讲述了她在少女镇进行的实地调查。现在那场令所有当事者都感到恐惧的大爆发已经过去约15年了，通过对参与者的第一手采访，这一事件得到了证实。玛丽修道会没有回应记者探访现场的请求，但当时的院长郑玛吉修女（Sister Margie Cheong）和洛阿·扎瓦拉讲述了在少女镇发生的事情。纳什拉·洛阿·扎瓦拉博士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写道：“当出现极度脆弱的时刻时，出现在魔法世界里的恶灵就会趁机而入，变得更危险。我现在将描述这种脱离现实并允许邪灵进入的情况。”（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111/j.1745-8315.2010.00322.x?journalCode=ripa20）
2.
最开始的几周，乔维塔·桑切斯·贝拉斯科（Jovita Sanchez Velasco）没有被感染。她试着保持冷静，按照修女指导的那样祈祷。但在2007年1月，和宿舍楼许多人一样，这位柔声细语的15岁女孩病倒了。她的下半身疼痛不堪。她回忆道：“一开始双腿感觉像针刺一样，然后是尖锐的疼痛，接着突然间，我就站不起来了，每当我试图站立，双腿就会发软。”
乔维塔在墨西哥的图斯特佩克（Tuxtepec）长大，这是位于瓦哈卡州（Oaxaca）的一个小城市，帕帕洛阿潘河（Río Papaloapan）的转弯处刚好经过这里。她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在她8岁时，父亲抛弃他们，去了美国。母亲靠给别人洗衣生活，但收入远不够交房租，因此乔维塔找了份工作，帮人家打扫卫生，照顾小孩。她喜欢上学，但是和许多孩子一样——尤其是出生在墨西哥贫困家庭的女孩——她认为自己不得不辍学，否则这个家就无法继续生存。接着少女镇的修女来到了镇子上。修女们说，她们在为一所位于墨西哥城郊外的女子学校招生。对乔维塔来说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免费的教育，免费的住宿，免费的餐食。最棒的是，她有机会摆脱图斯特佩克的贫困束缚，开启自己的新生活。修女们表示，他们要寻找最用功的学生。乔维塔通过了数学和写作考试，收到通知在她的小学参加面试。修女们问起她的父母，问她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有几个兄弟姐妹。还问她是否给身体打蜡脱毛过，有没有染过发，有没有纹身。那时她才12岁，因此对这些并没有多想。2003年秋天，她坐上了去少女镇的大巴车。修女们解释说，除了她们穿着的衣服，孩子们不能带任何东西：多余的衣服、手机、首饰、甚至是母亲的照片都不可以携带。在上车前，她们必须把头发剪短到耳朵下面两指的长度。同一个家庭不能有多个小孩一起去学校。学校只给学生提供单程的车票，家长如果想一起去，就要自付车费。大部分家长付不起300比索的费用，所以就在准备出发的大巴前和孩子告别。
© The New York Times
这样严格的要求是有目的的：修女们相信，通过纪律和祈祷，她们可以在这个半数人口都很贫困的国家里，帮助那些原本可能一辈子囿于贫困的年轻女孩。这些女孩中有些会成为修女，但大部分都会获得高中或者技校的毕业文凭。对于像乔维塔这样的学生来说，一切规则都是值得的，因为她们能够获得从前几乎看不到的东西：希望。当和家人道别时，乔维塔紧张得哭了起来。另一个和她同一小学的女孩玛丽亚（Maria）也被选中。这样一来，至少在前往墨西哥城的5个小时的曲折车程中，乔维塔能和一个脸熟的人坐在一起。在车上两人很少交谈。玛丽亚和乔维塔一样大，也没有父亲。后来同学们都形容她“十分温顺”，“天真无邪”。但当她离开少女镇时，这两样特征已经完全不见了。一共有三辆大巴车从墨西哥各地接到女孩。车队穿过波波卡特佩特尔和伊兹塔奇瓦特两座火山之间蜿蜒的山路，进入了墨西哥谷地的密集城市化地面，然后驶进了查尔科镇。查尔科镇到处都是近期内部移民非正规建造的废品场和成片的混凝土房屋，这里是被称为墨西哥城这个巨大的混合型城市里最贫穷的地方。查尔科镇所在的山谷东部和北部烟雾聚集，一条开放的污水渠使得这里全年大部分时候都弥漫着恶臭。而在山谷的中间，就是少女镇。学校占地80英亩，园内花园修剪整齐，一派极度完美的景象。四周是宽阔的褐色草坪，草坪中间有通往圆形建筑的小路，还有婴儿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雕像。许多小路两旁都围着高高的树篱，树篱被修剪成奇怪的之字形和锯齿形，就好像园丁当时喝醉酒了一样。一名警卫、一座安全塔和一个20英尺高的带倒刺铁丝网的围墙保卫着学校。
车行驶过少女镇的尖顶大门时，乔维塔想着，一会下车时她最好跟玛丽亚呆在一起。但是刚一下车，她们就被分开了。修女们让她们在一个大型体育馆前排成两列纵队，然后把她们带到里面。体育馆内部有很多隔断，乔维塔被带到一个隔断后面，被要求只着内衣，把其他衣服脱下放在地上。一位修女给了她一件白色的纽扣衬衫，一条蓝色长裙，一双网球鞋。她觉得这条新裙子“真的很丑”。裙子也太长了，下摆都拖到地上了。大巴车上也挤满了探亲返回的女孩们。她们聚集在体育馆内，修女们从她们中间走过，掀起衬衫，查看鞋子里面，翻看歌集，看是否有人从外面夹带私物。当修女们要检查内裤时，一些女孩谎称自己来月经，想蒙混过关，把从家带来的照片留下。但是修女们仍然强硬要求。乔维塔听见好几个女孩因为自己家人的照片被没收而哭泣。修女们还一丝不苟地检查女孩的腋下、脸部和比基尼区域，看是否有人做了脱毛。做了脱毛的女孩当场被逐出，赶上汽车。一位修女走近乔维塔，仔细地看着她，问道：“你有带什么东西进来吗？”乔维塔回答没有。修女警告说：“如果你带了什么其他女孩没有的东西，她们就会偷走它。”过了一会儿，修女们对照着名单核实了她的名字，然后要求检查她的前臂。一位修女拿出笔在她胳膊上写下：第三期，六楼，圣伯纳黛特家庭。乔维塔跟着一长队的女孩走向那个被称为第三期的六层大楼。女孩们一步一阶踏上楼梯，走进一间摆满了一排排多层床的房间。现在这里就是乔维塔被指定的“家”了。床一共有三层，最上面一层都快顶到天花板了。乔维塔走到房间中间，选了一张下铺。这是她在少女镇的第一个夜晚，也是第一次独自一人被完全陌生的人包围。四周寂静无声，她觉得很惊讶，似乎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发出声音一样。晚上九点时，灯熄了。洛阿·扎瓦拉注意到这里有太多的规矩，可以说是过多。女孩们不能看电视，读杂志，听广播。她们穿着同样的制服，梳着同样的发型，吃同样的食物。更让她觉得奇怪的是，女孩们在同一天庆祝生日，那就是每年8月的学校成立周年纪念日。这一切就好像从来到学校的那一刻起，她们与外界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这种隔离是很全面的。女孩们只在夏天和圣诞各有两周时间回家。平时不允许和家人通话，可以收信但不能写信，且所有的来信都要先经过一番筛查。洛阿·扎瓦拉指出，学生和职工之间不允许有任何感情联系，也不许有多余的身体接触。
如果女孩和某一楼层的大修女走得太近，或者反过来大修女和女孩太近，这两人就会被分开，重新安排去其他楼层或者大楼。因为不允许和成人有感情交流，学生们有时会相互寻求安慰。一位学生告诉洛阿·扎瓦拉，一些女孩喜欢看同学洗澡。但修女们也会确保两个女孩之间不会“过于亲密”。只要两个学生之间有一点点亲密的迹象，她们就会被分开。校园大厅里挂着学校创始人的照片。阿洛伊修斯·施瓦兹（Aloysius Schwartz）是一位美国神父，脸上总是带着夸张的笑容。1957年他曾前往韩国，曾创办过一家孤儿院，最终于1985年在菲律宾开设了第一家“少年镇”和“少女镇”。他的目的是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他还与一个名为“玛丽修道会”（Sisters of Mary）的韩国修女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创办了一个连锁学校，目前在全球15个地方接收了2万多名学生。1990年施瓦兹来到查尔科镇办学时，他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一种肌肉退化型疾病），只能坐轮椅。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心在墨西哥建一所学校，并且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温柔地杀死我》（Killing Me Softly）。
阿洛伊修斯·施瓦兹（1930-1992）。© wikipedia
他想要帮助穷人，但身体每况愈下，很有可能支撑不到学校开放的那一天了。在写到自己最后一次离开墨西哥时，他反思了自己在这里办学的决定。“我总感觉到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无法消除的担忧，我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并且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错误。”他称这所学校为“未完成的交响曲”。
在和女孩们交谈的过程中，洛阿·扎瓦拉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一件发生在疾病爆发前的事情。大约一年前，在去位于墨西哥中部的精英天主教大学阿纳胡克大学(Universidad de Anahuac)实地参观时，一名学生发现了一本杂志，里面有制作显灵板（Ouija）的指南。
在这本杂志中，显灵板被称作是塔布拉（tabla），制作过程很简单：一块木板，两端写着“是”和“不是”，以及一组数字和字母，排列成行。孩子们找到了一块圆形的玻璃，然后聚在一起，把手放在玻璃边缘，让它自己“移动”。据说显灵板可以回答问题，并且能在谈话间进行精神交流。根据女孩们的陈述，最终一个学生——玛丽亚，那位在巴士上坐在乔维塔邻座的图斯特佩克的女孩——决定动手制作一个。
晚上熄灯后，玛丽亚和同学们在宿舍楼的屋顶平台上开始玩显灵板。女孩们通过6楼小教堂的一扇窗户偷偷溜出去，以免吵醒楼层管事修女。事后乔维塔回忆道，很明显，玛丽亚是想通过显灵板游戏带领同学们探索神秘世界。乔维塔说，玛丽亚是位天生的领导者，她很漂亮，引人注目。同学们也报告说，玛丽亚的母亲“在家乡很出名，人们都知道她是死亡圣神的信徒，她还有女巫的超能力”。大约是在学生们开始通过显灵板召唤灵魂时，乔维塔开始看到她无法解释的景象，听到不知哪来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她去洗手间，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接着她听到了旁边隔间里有动静还有冲水声。她一个隔间一个隔间地查看，以确认只有她一个人，但这时却听到了她一开始用的那个隔间里传出了冲水声。可是那里没有第二个人了。她吓坏了，连忙跑了出去。在床铺轮换期间，乔维塔拒绝睡在任何靠近窗户的床位。她害怕自己会看到些什么——根据其他女孩告诉她的故事，那些曾在学校死去的女孩的灵魂晚上会在灌木丛中游荡。修女们大多是韩国人，她们基本上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郑修女回忆道，她们之前都没有见过显灵板。2006年春季，显灵板在学校逐渐盛行，少女镇的学生们也要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篮球锦标赛了。篮球锦标赛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一项传统活动，部分原因是它是学校许可的最自由的活动之一，所有女孩都可以在比赛中相互交流。比赛跨年级跨宿舍进行，获胜的队伍可以耀武扬威一整年。根据访谈，当时玛丽亚决定利用自己与精神世界的新联系来介入比赛。她用显灵板联系另一个世界，请他们帮一个忙：她希望好朋友莉斯（Liz）的队伍获得冠军。果然，莉斯的球队大获全胜。玛丽亚的“魔法”在学校里传开了。这是一难以置信的事情违反了学校的规定。黑魔法显然是被禁止的，作弊也是。而且莉斯的队伍来自另一个宿舍，因此这也意味着玛丽亚背叛了自己的宿舍。她的行为解开了学校内的某种禁锢。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个人特质和个体力量的非凡展示，使得少女镇的整个权力体系受到质疑。锦标赛之后，亚军团队开始抱怨不公平。洛阿·扎瓦拉在报告中记录道：“这大大激怒了很多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她们十分生气，不停地向几个负责的修女抱怨，直到事情捅到了院长那里。”郑修女大为不解，问道：“什么是显灵板？”一些在俗的墨西哥教师解释到，显灵板和墨西哥巫术有关。她们说，显灵板是“恶魔的工具，能够改变人的灵魂，让他们做坏事”。郑修女立马发出指令，禁止在学校任何地方使用显灵板。她还下令惩处把游戏带到学生中间的罪魁祸首。一位修女质问玛丽亚，而她则矢口否认玩过这个游戏，但很快就从她的床铺中搜出了显灵板。这种冒犯行为可能会让她被开除。玛丽亚坚持说她想留下来，外面的世界更加糟糕，她想留下继续学习。郑修女回忆道：“在这所受上帝保佑的房子里，这样的游戏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在少女镇是地震级事件。玛丽亚无视规则、练习黑魔法的事实令许多女孩既害怕又感兴趣。玛丽亚本人也被最终裁定激怒了。为什么其他女孩也玩了显灵板，只有她要被开除呢？郑修女坚持自己的决定，一旦安排妥当，这位初生的女巫就会被驱逐回家。但玛丽亚不愿意走，最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发生了。当玛利亚从自己的宿舍被带走，关在一个远离同学的房间里时，怪事发生了。官方的解释是有“一阵风”刮过房间，但当时没有其他人和玛丽亚在一起，没人能够证明这个故事。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而玛丽亚的手指刚好在门缝里。这或许是场意外，或许不是。不管怎样，根据记录，门夹断了玛丽亚的手指。当她被带走时，鲜血洒满楼梯和大厅。乔维塔回忆说，她亲眼目睹了可怕的后果。她说：“现场到处都是血。”
在往外走时，玛丽亚遇到了一群以前的室友。根据乔维塔和其他一些女孩所说，就在这个时候，玛丽亚施放了诅咒。准确的话已经无法回忆了——玛丽亚很快就被护送走了，近年来寻找她下落的努力都无果而终——但所有人都记得她当时传递的信息。它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整个学校，最后几乎所有女孩都听到了诅咒的某种版本：和我同辈的女孩们，每一个告发我或是对我有过不好想法的人都会患上疾病。你们的腿会患病，你们将无法行走，你们会遭到诅咒。
疾病爆发后，一些学生很难将现实和噩梦、鬼魂和幻觉区分开。乔维塔回忆道，某一个深夜，许多生病的女孩都聚集在同一楼层上。有传闻说当时一位名叫西塔里的修女（Mother Citlali）在女孩的床铺中间走来走去，一个接一个地、无声地按摩她们的腿。乔维塔说自己看到了那个修女：戴着面纱，一言不发。乔维塔回忆道：“那时周围很暗，我只能看到轮廓。而当她走近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修女，一点都不像修女，它是一个白色的东西。”第二天，乔维塔和房间里其他女孩认为，来看她们的是圣母玛利亚。
关于鬼魂和幽灵的故事太多了。洛阿·扎瓦拉回忆道：“它们不断出现。女孩们不时听到孩子的哭声、婴儿的哭声，看到黑暗中漂浮着的身影。”根据她的记录，有时候学生们还看见走廊上“悬浮”着的女孩。在论文中，洛阿·扎瓦拉写到了少女镇里一个尤其真实的传说。她写道：“学校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生病吐血身亡。”她有可能得了肺结核。“自那以后，人们在各种地方看到她的身影。现在学生们腿部患病，那个女孩出现的频率更高了。她身着白衣，四处跑着，有时又突然出现在楼梯上，有时脸上还有血。”不久之后，媒体就听闻了这场神秘的疾病大爆发。摄影组到达了学校所在的查尔科镇。忧心忡忡的家长不顾一切地想去救他们的女儿，他们奔波数百英里将女儿从学校接回家。有些人从遥远的印第安人村庄坐好几天的汽车过来。玛丽修道会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当地报道暗指有人指控学校内部存在虐待行为。尽管大修女在公开声明中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她私下里也觉得很恐慌。郑修女后来说：“我认为我们中间和学校里面存在某些病毒、某些疾病。我不能在未发现问题所在的情况下将女孩送回家，因为她们可能会将疾病带到她们的村庄里。”洛阿·扎瓦拉一直在采访受影响的学生，做了满满的笔记和录音。洛阿·扎瓦拉在住院医生实习期结束后三年内，治疗过各种类型的疾病，但她的工作已经变得专业化了。她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患有身心疾病的青少年身上。有些孩子患有多重人格，有些人则有分裂症。她曾检查的一个女孩经历过歇斯底里地抽搐。但她从未见过像少女镇这样大规模的病例。她越来越怀疑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歇斯底里症的临床概念出现在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他认为某些病人的心理创伤可以“转换”成身体症状——最先是大脑进行想象，然后释放到身体，可以通过具体化被压抑的记忆和创伤，进行强化治疗来治愈。甚至怀疑论者也承认，歇斯底里症是由大脑和“思想”之间不可知的生理桥梁引发的。歇斯底里症确实存在，但自概念提出后一个世纪内，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
欧洲在19世纪前的两千年里一直认为歇斯底里是由于女性子宫扰动、游走或倒错造成的。当时认为怀孕可以消除该症状。在19世纪中晚期，该病主要指性功能障碍，治疗方法是用手或喷水进行生殖器按摩，使患者达到性高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医学界逐渐认识到该病是一种心理疾病，20世纪中期以后，歇斯底里症被细分为许多精神疾病，医学界已逐渐停止使用该词，转而使用更精确的词汇描述不同症状，如转换障碍和分离障碍。 © wikipedia
尽管如此，一直到中世纪晚期，仍有大量众所周知的歇斯底里症案例。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1518年的舞蹈瘟疫。一位名叫特罗菲（Frau Troffea）的女人开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街道上疯狂地跳舞，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接下来的几天又几周内，渐渐有人和她一起跳舞，最后多达数百人加入了这个奇怪的行列，许多人一直跳舞至死。
斯特拉斯堡舞蹈瘟疫现今较为普遍的认定是麦角菌中毒引起的。但亦有人指出，该症可能是压力引起的群体精神病症。© BBC
1962年，在如今的坦桑尼亚，一所由德国传教士开办的女子学校发生了一起集体歇斯底里事件。这场名为坦噶尼喀大笑病（Tanganyika laughter epidemic）的事件始于一间教室，一位学生讲了个笑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大笑开始不断传播，最后学校都被关闭了。数千人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几天。1988年，圣地亚哥军事基地发生了一起事件。在12个小时内，数十名男子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胸痛和头晕。数百名新兵从营房撤离，接受检查和测试。还有一些人被送进了医院。人们对空气和食物都进行了毒素检测，但没有发现任何医学原因，接着群体症状自行缓解了。歇斯底里症的课题对于洛阿·扎瓦拉来说永远具有吸引力，少女镇的案例使得她因为可以进行专业探究而激动不已。她说：“医学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歇斯底里症已经不复存在。但当少女镇的案例出现时我就在想‘歇斯底里症当然存在！这里就有上百个活生生的例子！’”洛阿·扎瓦拉后来说感觉自己和这些小病人们有了某种亲切感。她和少女镇的学生看起来没什么不同：黑发及肩，杏仁色皮肤——这种肤色通常被称为“混血”。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女孩拉回现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通过采访她了解到，少女镇实际上是一种对外界更深层次恐怖的逃离。这些恐怖以某种形式跟随着女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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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阿·扎瓦拉的方法是追溯身体症状的表现，找到她认为的心理诱因——通常是患者不想挖掘、害怕面对的话题。但渐渐地，和洛阿·扎瓦拉呆在一起几个小时后，女孩们开始出现好转。最先开始接受采访的女孩之一齐塔利（采访时说自己见到过血淋淋的婴儿）在和分析师共处时，已经不再出现病症了。洛阿·扎瓦拉回忆道：“帮助到她的是谈话，谈她的梦想、谈婴儿给她带来的恐惧、谈她的继父。我注意到当她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情况就有所好转。第二天，她就可以正常走路了。”洛阿·扎瓦拉解释道，歇斯底里是一种视听传染症。你必须看到听到别人表现出症状，才能发现自己也出现同样的症状。如果看到的足够多，你也就会歇斯底里。这就是歇斯底里症最本质最可怕的威胁：人人都是受害者。洛阿·扎瓦拉每天和这些女孩们一对一坐在简朴的教室里，她开始发现女孩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许多人家庭破裂，经历过虐待。一位被她称为索莱达（Soledad）的16岁女孩向她描述自己母亲在生气时是怎么殴打她的：“（她会用）电线或者鞋子抽打，有一次把我把打出血了。”索莱达在教室里告诉洛阿·扎瓦拉：“没有人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知道我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我也宁愿没有。”据郑修女所知，恶魔已经入侵了她的学校。她的第一步行动是请一个牧师来做驱魔仪式。但这似乎不起作用。修女们还尝试了一种中国传统疗法，将一种植物的粉末撒在女孩的腿上然后点燃，但也没能治好她们。但在洛阿·扎瓦拉的照顾下，索莱达最终好了起来。洛阿·扎瓦拉在报告中写道，索莱达不愿离开教室。“她很难跟我说再见，她想跟我呆的更久一点。”夜晚，在位于墨西哥城中心的家中，洛阿·扎瓦拉也开始做噩梦了。也许这是因为女孩们对离婚和家庭关系破裂的描述。她想到了玛丽亚宿舍的女孩们说她们在梦中看到了玛丽亚，然后尖叫着醒来。她在报告中引用了一个女孩的话：“玛丽亚被火焰包围着，正在熊熊燃烧，她大笑着告诉我们，下一个就轮到我们，这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指控了她。”白天，当洛阿·扎瓦拉坐在教室里和那些被吓坏的女孩聊天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开始感觉到腿部出现症状，尽管她极力克制着。她还描述自己感觉到并不在场的修女们在偷听或是倾听她和女孩们的谈话。她说政府医疗团队里也有人有同样的感觉，但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预感。在描述整个情况的时候，洛阿·扎瓦拉展开双臂，向右手点了点头，说：“这里是健康的，”然后又向左手点点头，“这里是有病的。”然后她把双手合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
© Will Staehle
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6月，有超过500名学生、一位老师以及一些修女都罹患这种传染病。估计有300名女孩被送回家。2007年3月，是病情最严重的高峰期，玛丽修道会试图联系玛丽亚的家人。作为最后的希望，郑修女想看看这一所谓的巫术是否能被逆转。但在玛丽亚被驱逐出去之后，她和家人从图斯特佩克搬到了韦拉克鲁斯（Veracruz）。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追踪的信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相互间失去联系是很正常的，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数百万人穿越沙漠移民到美国。人们也在国内各州之间迁移，寻找工作。在十多年激烈的毒品战争之后，官方统计有数万墨西哥人失踪，但人权工作者认为这一数字可能高得多。洛阿·扎瓦拉说：“我们很多人都想找到她（玛丽亚），在卫生秘书处下达命令之前，我就十分坚持要设法找到这个女孩。”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仍没有找到玛丽亚。她消失了。所有留在学校的学生最终都康复了，腿部不再出现症状。一份由洛阿·扎瓦拉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及医生签署的关于本案的最终联邦报道宣称，2006年和2007年在少女镇发生的集体瘫痪事件被诊断为“与转换障碍一致的运动性神经障碍”。洛阿·扎瓦拉后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他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她们的身体需要说话，因此女孩们其实是在试图通过这些症状表达些什么，试图唤起改变。”虽然少女镇仍在运营，但这场危机改变了郑修女的职业生涯。2007年11月，学生们的症状基本消散，院长被转移回韩国。在釜山发表讲话时，她说，在这场磨难中，一些针对学校的批评至少部分源于对东亚社会严苛规定的文化成见。她笑着说道：“韩国人很严格，我们思想顽固，因此女孩们在受苦。……这对我来说太丢脸了。”【运营这所学校的机构“世界村”（World Villages）拒绝置评。】直到现在，她还相信少女镇学生们出现的歇斯底里是来自上帝的考验。她说自己从未失去信仰。她说：“我知道我真的尽力了，我爱墨西哥，我爱我的女孩们。”疾病大爆发后，乔维塔的母亲集了一点钱来查尔科镇接女儿。当少女镇的守卫让母亲进来时，乔维塔拥抱了母亲，并且说不管疾病有多严重，她都不想离开。她喜欢户外运动，喜欢唱歌。但学校里发生了些奇怪的事，而且对她的母亲来说，她们不能再继续冒险了。乔维塔说，她会带着复杂的感情，永远记住在少女镇的时光。疾病的爆发令人恐惧，少女镇消除贫穷的承诺也未在她身上实现。她在家乡过着简朴的生活，也不再信教了。但她解释说，这所学校是特别的。院长激励了她，而且她从未失去希望。文/Daniel Hernandez
译/Rachel
校对/Amanda
原文/www.vox.com/the-highlight/21242299/outbreak-girlstown-chalco-world-villages-villa-de-las-nina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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